世纪之交的人口问题观和人口治理观——“12亿人口”引发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世纪之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知道，备受瞩目的中国大陆12亿人口日已于1995年2月15日来到。的确，这是一个无法置若罔闻的重要时刻，12亿人口日的到来有着丰富的历史涵义却无法给出简单的评说。曾几何时，中国将12亿确立为世纪末的人口控制目标，如今却提前突破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它至少表明了人口增长的巨大惯性，而在惯性规律面前，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十分有限，人口形势的严峻也由此可见。虽然由于大力推行计划生育，12亿人口日事实上被推迟了9年才到来，但“12亿”毕竟是一个在世界各国中首屈一指的巨大数值，相对于并不发达的社会经济而言，人口的消费需求及就业需求压力之巨大不言而喻。而且，人口增长的严峻性是长期的，非今日始，也非今日终，我们早就意识到了人口增长的压力，并在今后几十年内不得不去面对人口惯性增长的巨大挑战；换言之，13亿、14亿、15亿乃至16亿人口日的到来并不在我们的预料之外。如是种种，皆说明了人口增长形势的严峻性，但承认严峻性并不一定要夸大它。本文的旨意就在于通过尽可能客观的分析，实事求是地对待人口增长形势的严峻性；更进一步，则试图为确立新情势下的科学人口观做些有益的工作。
在现实生活中，夸大人口增长严峻性的倾向由来已久，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有些同志习惯于从“人均指标”或“人均概念”出发去描画中国人口形势，但仅从人口的分母效应或者说消费力效应入笔，那么伴随着难以阻遏的人口增长，问题的逻辑也就变得异乎寻常的简单：这就是人均指标值的下降标示着人口形势的恶化。如此说来，伴随着中国人口跨世纪的惯性增长，我们的未来岂不一片黯淡？所幸，事实不会真的如此糟糕：首先，人口和资源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两者的关系其实是非线性的，其间还有诸如人口分布密度、消费模式以及经济行为等许多中介变量的作用，所以拿“资源总量”和“人口总量”进行对比实际上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至多能够描画某些表象。其次，人口不仅有消费力效应，更重要的还在于有生产力效应；形象地说，那种只见“人口”而不见“人手”的做法显然不够全面。但遗憾的是，多年来将“人口增长”视作“人口问题”或“人口危机”代名词的做法并不鲜见，以致于“少生就是一切”成了一种相当普遍而且强烈的集体意识。
然而细究之余，我们却不难发现：这种貌似正确的人口忧患意识本身却值得忧患！特别是在今天12亿人口大关突破之后，很可能在不少同志中形成一种强烈的倾向，这就是：“少生就是一切”的思想和做法会在人口控制指标化的行政体制中愈演愈烈。然而日积月累，长此以往必有巨大风险。事实上，“少生就是一切”的种种做法已在实践中产生诸多或显或隐的不良后果，譬如，干群关系紧张问题，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统计数据水份问题，妇女生育健康问题以及独生子女问题（包括独生子女成长问题和独生子女家庭的代际交换关系问题）等等。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代价问题恐怕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但这一问题日益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必须指出，这些代价问题与其说是生育率自发下降所必然带来的，倒不如说是在强制力为主导的控制体制中使生育率急遽下降的社会行为所导致的。因此，在12亿人口日到来之际，反思一下计划生育多年来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思路十分必要，否则在新情势下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很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现在急需澄清的一点是，过分放大人口增长的负面效应决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对中国未来高度负责的科学态度。长期以来，不少同志倾向于认为中国多一个人就必然多一份负担，少生一个则多一份胜利的喜悦。人口数量问题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这里指规模和总量）在于问题的显在性和强烈的感觉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痛感“人满之患”（这里有个人口分布密度问题）！而以生育问题为核心的人口增长问题则使已困惑于严峻现实的人们油然而生了份对未来的恐慌。这样，在人口增长危机的氛围中，很容易将中国人口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生多生少的问题，“少生就是一切”似乎也就成了合乎逻辑的选择。人们津津乐道的是“生多生少”问题，怨气冲天的也是“多生少生”的问题。难道我们在生育数量问题上做的文章还少吗？然而问题恰恰在于，中国人口问题不仅仅是个生育的数量问题，而且即便是数量问题也只有结合现实的社会经济运行和资源环境条件才能给出恰当的价值评判。换言之，如果不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那就很难说12亿人口比11亿人口意味着更多的人口问题—人口增长与人口压力、人口问题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因为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具体说，人口问题的产生机制和解决途径都离不开诸多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变量的影响和作用，都要到“发展”的过程中去寻找。
根本的问题是，无论是12亿人口规模本身抑或持续的人口增长前景反映的终究只是人口问题的表象。如果不结合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人口规模或人口增长本身并不能作出任何有意义的价值评价。说到底，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规模大小、增长快慢或者生多生少的数量问题，而是数量—质量—结构三位一体的，而其本质又是中国的发展问题。人口之成为问题应当从相应的社会经济表现中去发现，人口只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撩开人口危机的表象，深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内核，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的人口问题往往只是病象，而非病因。换言之，“人满为患”并非中国人口问题的症结，而计划生育也并非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治本之策。诚然，从现象看，“人满为患”无可置疑，人口增长压力也有目共睹，但这些都只是问题的表层焦点。在既定的制定结构、组织机制和发展模式的框定下，人口资源难以转化成社会财富，适度的人口增长难以转化为文明演进的推动力，而人力资本的低度积累和人力资源的低度开发才是中国人口问题的症结所在。显见，在人口学框架内，无法获知人口问题的真谛，因为人口问题本质上是社会经济问题。同样，从人口学视角出发去寻觅走出人口困境的根本契机也是失于天真的。诚然，计划生育对于缓解中国人口增长的压力功不可没，积20余年旷日持久、艰苦卓绝的计划生育之功，伴随着低生育时代的到来，可以说在宏观上我们已经为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出了相对良好的人口条件和人口环境—如果不全面、大力地推行计划生育，那么今天所迎接的就决不会是“12亿人口日”而很可能是“15亿人口日”。但少生毕竟不等于不生，人口控制也不同于人力的开发和人的发展。
历史告诉我们，人口控制本身解决不了人口问题，至多能缓和一下原本（放任状态下）将更为沉重的人口压力。计划生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而只是有助于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甚至也不能完全解决中国人口的数量问题，这恐怕也正是眼下反复强调要继续抓紧而且要抓好计划生育问题中应有之义。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众所周知，无论我们采取多么严格或者有效的人口控制措施，跨世纪的人口增长趋势无法逆转，而且每年人口增量之巨大也是不争的事实，究其缘由，在根本上是受人口增长惯性和不断膨胀的庞大人口基数所共同制约的，因而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据国内有关专家的测算。我国人口的惯性增长已于1995年拉开序幕，此后将持续40年之久，而在惯性增长时期的人口增量可达3亿之巨！受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目前中国人口的增长潜力十分惊人，全国现有育龄妇女3.2亿，其中处在20-29岁生育旺盛期的妇女达1.2亿之多。然而，这是历史的“遗产”，是目前阶段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的确，在骇人的人口增长浪潮面前，要保持科学的理性殊非易事。但要真正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就必须树立科学的人口问题观和人口治理观，就必须对计划生育的历史功效给以中肯的评价，否则我们很可能陷入没有或不利于发展的人口控制困境。指出这一点，大概是更让我们吃惊的吧？！
“少生不是一切”这一简单的命题其实包含了丰富的涵义：其一，少生并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生育问题并非中国人口问题的全部，所以需要客观看待计划生育的历史作用，尽量减少工作中的失误和隐患。其二，从指导思想来看，“少生就是一切”的工作行为反映的是似是而非、急需摒弃的“人口数量决定论”，少生就是一切的主导思想极易导致工作方法的简单粗暴并带来诸多恶果，这不仅与时下国际社会强调保障妇女权益及其生育健康有严重抵触而且与我国在强调国家利益同时也要充分考虑群众个人利益、家庭利益的初衷相悖。显然，计划生育要真正成为文明、进步的事业，就必须尽快从“少生就是一切”的误区中走出来。其三，在社会大系统的诸多方面均发生转型的变革时代，我们需要怀抱一种广阔的人口问题视野和长远的人口治理观。事实清晰地表明，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指向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经济巨大的结构性变迁正在部分甚至全部重塑人口增长、人口发展的社会经济机制和环境。进入90年代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中国正处在经济起飞的前夜，人口变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呼应将是强烈的、迅疾的，而人口问题对于社会经济生活影响也将是深刻的、全面的、也是持久的，彼此的联系将更加紧密，而彼此的影响也将更加重要。凡此种种，不仅使我们对“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这一划时代的命题有了更深切的体验，而且也体会到了对于在变革中演进的中国人口问题十分需要有一种发展的眼光，一种全面的观点，生育率下降代价问题的提出已多少佐证了“少生不是一切”的命题。我们不仅要继续关注如何控制出生人口这一长期的问题，而且也要把握好人口控制的力度和界度，尽量减少生育率下降的代价以及计划生育的社会成本，以期人口系统长期的健康发展。
正如有识之士开始关注的，伴随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现代人口转变的趋于完成，中国人口问题也在发生转型，这就是中国人口问题的焦点开始从高生育率带来的挑战转向人口老龄化及其它和低生育有关的问题，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在这样的人口问题转型期。“人口转型”命题的提出进一步证明了“少生不是一切”。从人口再生产规律角度看，中国人口控制的目标并非简单地越少生越好，也非生育率越低越好。生育率下降有它自身的界标，生育率转变也有其自身的规律，一时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最终将回复到更替水平，以保证人口的自我更替，也就是实现现代静止人口，换言之，低生育率最终将导致人口零增长。而不顾客观条件，一味追求“少生”则很可能欲速则不达和顾此失彼。
从哲学的层面看，人口问题的产生根源于人口系统内部运行机制的失调以及人口变量和社会经济环境变量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事物的运动性就根源于矛盾性。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人口问题，差别只在于：人们对于自己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能否有科学的人口问题观和人口治理观。对于即将跨入21世纪这个新的全球性时代的中国来说，眼下最需要达成的一个共识或许是：在发展中走出人口困境。唯其如此，“人口问题需要综合治理”这一共识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并大见成效。总之，中国人口控制的目的就在于创造有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条件和人口环境，中国也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中才能逐步走出人口困境。
眼下，中国的人口发展正处在转折点上。一是我国的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已有较大幅度下降，按国际通用标准，我国已进入低出生率（20%以下）国家的行列；但人口增长惯性将影响今后几十年，计划生育工作任重道远。“抓紧抓好”是一项长期的跨世纪的任务，不仅要努力减小出生人口规模，控制人口总量的膨胀，而且要不断提高我们的工作水平和工作质量，保证计划生育不仅要“抓紧”，更要“抓好”。而从长远看，“抓好”的关键在工作思路和工作模式的转变：即从注重生育数量向改善生育健康的转变，从管理型计划生育向服务型计划生育的转变。大而言之，也就是人口工作要适时地实现两大战略重点的转移：一方面，行政部门的人口控制职能要逐步向人口管理和服务的职能转化；另一方面，要从单纯控制人口的数量增长转向保障生育质量、提高人口素质和注重人口结构的调整上来。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城市化问题等也已提上议事日程，世纪之交的人口政策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二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人口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革命性的变迁，人口控制的政府行为或者说社会行为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市场经济运行利弊互见的影响。进入90年代，人口迁移活动更加活跃，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同时市场理性也开始赋予中国农民的生育决策以现代色彩，人口控制机制受到冲击，人口增长或多或少有些失控之虞。三是如何充分、有效、合理地开发利用现有的人口资源、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时所面临的极为重要的现实课题。无疑，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就要尽快走出“少生就是一切”的误区而对人力开发和人的发展予以足够的关注，也就是要千方百计在发展的框架中变人口包袱为社会财富，变人口压力为文明推力，就要高度重视人口作为资源的经济价值问题，就要警惕强调“人口”而忽视“人手”的不良倾向—着眼于现实，人口的生产力效应无疑更值得关注，这也正是我们的信心、力量和希望的源泉。总而言之，这诸多方面须统筹兼顾，方能在新情势下远离“少生就是一切”的偏见，而在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方方面面时取得持久的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