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以战后“联合政府”的弃取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联合政府论文,为例论文,战后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中国，有几个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转折时期，其中之一便是抗日战争。战争的结局，一方面是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所处地位，一方面是改变了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由此造成了中国的国内外环境呈现出一个全新的政治格局，使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展现了一次新的历史机遇。中国共产党把握时代脉搏，主张中国走“联合政府”之路，实现和平统一。与之相反，国民党却作出了背离时代与脱离现实的错误抉择：选择了内战与独裁，抛弃了“联合政府”。结果，以“联合政府”形式发展民主政治的历史机遇在战后很快失去，国民党也随之丧失了对中国命运的主宰地位。本文就此试作探讨。
一
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呈现全新的政治格局，其首要表现是共产党的实力空前壮大，国民党实力相对下降。此一长一消意味着国共力量达到了某种“均衡”，也表明国民党再也无法恢复旧式的一统统治，客观上奠定了中国“联合政府”发展的崭新政治格局。
首先，从军事实力的比较来看，国共军事力量已近达于“均衡”。中共军队创建于20年代末，曾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得到第一次大规模发展之后受到重创，至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主力部队仅剩4万人左右，在该年与国民党谈判合作时，军力尚不足国民党的1/20。然而再经八年的抗日战争洗礼，中共军队重新崛起，实力不断发展，空前壮大。1946年上半年，中共拥有正规军队120万左右，民兵200多万；即使不含民兵，其力量也比抗战之初增长了约30倍，其发展速度可谓空前。尤为重要的是，中共军队在抗战期间开辟敌后战场，扎根于广大的农村根据地，人力物力源源不绝，取得了强大的力量依托。而在长期艰苦作战中，中共军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作战方针与策略，军队素质和作战效率空前提高。反观国民党军队。至1946年中期，它拥有430万军队，其中正规军248个师，计200万人，且有45个师为美械装备，另外还有战后接收的100万投降日军的武器装备。虽然其军队实际数量仍然比中共军队多得多，武器装备也远比中共军队优良，但其实力已经遭到了严重削弱而大大下降。由于国民党军派系林立，相互勾心斗角，官兵等级森严，离心离德，内耗严重，士气低落，战斗力严重下降。无论是在长期的对外抗日作战中，还是在战后的国共两军对垒中，其具体的战役、战斗均可相对证明中共军队的战斗力要远胜于国民党军队。仅以双方作战指导思想而言，中共军队一贯坚持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核心目的，而不以城池得失为依归，这就科学地处理了歼敌与守城的关系；国民党却因其机械地局限在居于统治者的地位，其军队则以攻城掠地为主，最终导致自身战线过长而丧失主动进攻的能力，常常陷自己于全面的被动地位。国共双方军队实力相比较出现的这种此消彼长，其实质正如中共领导人在战后初期所认识到的那样：“目前在军事上虽然仍敌强我弱，但力量对比相差的程度并非内战和抗战时期的悬殊。内战和抗战的时候我可战胜，现在更有战胜的把握。”（注：《东北的形势和任务》（1946年7月7日），《陈云文选》（1926-1949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4页。）应该说，这种认识是符合事实的。
其次，看两党的力量与现状。还在对日抗战进行之际，国民党当局的专制与腐败已日渐发展，军事无能、物价上涨、民不聊生。尤其是在1944年整个中国战区的“东守西攻”战略实施中，其结果虽然“从总体上看是得大于失”（注：详见温锐等著：《重评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但国民党军队在东线出现的大溃败，则引发了国民党当局政治上的空前危机。正如当时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所说：“国民党和委员长的地位与过去十年的情况相比，更加虚弱。”“士气民心低沉。沮丧情绪广为扩散，普遍感到绝望。”（注：〔美〕埃谢里克斯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39、141、147页。）这种“虚弱”至抗战胜利不仅没有什么改观，反而更因“大接收”而益加严重。1948年蒋介石反省道：“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注：宋希濂：《回忆1948年蒋介石在南京召集的最后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实况》，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15页。）此言绝非虚辞。大量史实说明，战后的接收成了国民党人的反复“劫收”，这给国民政府的统治带来了不可预期的严重后果。况且，国民党作为中央政府的执政党，由于对战后日益严重的政治、社会、经济等问题没能较积极地应对解决，损耗了其本来就虚弱的权威和实力；而国民党自建立政权以来，一直就存在的派系斗争也并没有随抗战的进行和结束而消除，政学系、黄埔系军人、CC派分子各自为政，各把一方，标志着国民党组织体系的更加涣散，革命斗志早已不存，加剧了中央权威的流失与党组织力量的下降。正如1949年2月5日司徒雷登所说：“战后，尤其是去年下半年，我们亲眼目睹了传统型的中国政府体制的衰败和没落……它变得如此的腐败无能，如此的不得人心……即使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恐怕也会爆发另一场革命。”（注：《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96页。转引自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180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反观中国共产党，它自1921年宣告诞生，在历经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飞速发展并再度遭受挫折之后，实力大为削弱，至1937年，中共党员仅约4万人；到抗战胜利后，中共党员已攀升至120多万，猛增30倍。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历经八年抗战的锤炼，在克服过去长期影响党发展的“左”、“右”倾错误的同时，逐渐摸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形成了一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空前统一的领导集体。自40年代以来，中共通过延安整风，力行“新政”，大大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力量空前统一。在抗日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共产党，在战后对国民党统治形成强有力的挑战，从而为“联合政府”奠定了政党政治基础。
再次，从双方的政权看，同样显现出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自20年代末以来，国共政争形成了各自独立的政权。抗战后，中国共产党以陕甘宁边区为基地，向广大的华北敌后展开，到抗战结束时在19块抗日根据地内建立了民主政权，拥有土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与抗战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它与原就拥有中国执政地位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并存，形成了中国特定环境下无名有实的“一国两制”格局（中国史学界称为“国统区”和“中共敌后根据地”；抗战胜利前后，后者又被称为“解放区”）。应该说，各有政党领导和军队支撑的国共政权的共存是抗日战争造成的客观现实。从中共政权建设方面观之，自40年代起在抗日根据地内力行“新政”，以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以“三三制”和“简政”推动政权的民主化建设，以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发展根据地经济。其结果是，在军事战争的非常时期，既保证了中共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又发展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中共政权因而赢得了广大敌后根据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取得了最可靠的政权基础：民力、物力源源不绝，连“过去对中共不满的士绅……也满天赞誉”，认为“中央政府与他们差得太远了”。（注：〔美〕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03页。）虽然，中共政权在当时仅为地方政权，只控制全国约23%的城镇，近代工业几近空白，但辖区呈一派方新之气。反观国统区，其政权建设与中共虽有相似之处，战时建立的国民参政会，的确为容纳各阶层抗日人士进入国民党战时政权体制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也曾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政治派别不同程度的支持，从而保证了国民党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然而，总体而言，国民党政权的长处主要在于它占据国家政权的统治与主导地位，拥有75%以上的城市，大部分近代工业、战略交通要道及丰富的资源。但是，国统区阶级矛盾激烈，政权内部矛盾丛生，缺乏广泛而深厚的民力、民心支持。可见，国共两个政权，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无论谁要吞并另一方都决非易事。
对于这一国共政治态势和力量对比状况，中共中央早有洞察。它在1944年12月指出：“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6页。）中间势力代表施复亮也撰文指出：“目前的政局是：国民党既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而国际形势也不许有一个完全右倾的国民党政权或完全左倾的共产党政权。”（注：《时与文》第1卷第5期，1947年4月11日出版。）国共实力几近均衡的政治格局的出现，使国民党无法恢复战前旧有的一统统治，从而形成在战后中国建立“联合政府”政治新格局的历史机遇。
二
在国共实力的消长为中国走向“联合政府”新政局定位的同时，国际上美、苏均势所形成的既合作又对峙的世界新格局对中国政局发展的影响也是具体而巨大的。这个新格局不允许战后中国重建旧式国民党一统政权，而取向新型的联合政府。
以美苏为首的世界两大均势阵营在战后逐渐形成，这是当时世界新政治格局的集中表现。二战结束，德、意、日法西斯政权被彻底摧毁，英、法两个老牌强国受到严重削弱，近代以来持续数世纪的欧洲中心格局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美、苏在战后崛起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众所周知，美国在战争中发了横财，实力大为增强，经济飞速发展，军队数量跃居世界第一，并最先掌握了原子弹，已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苏联也在战争中大大发展了自己的实力，其政治、军事影响越出国界，扩及东欧、中欧，在远东也有很大的影响，威望空前提高，成为欧亚大陆唯一的军事、政治强国。在欧洲，南斯拉夫、阿尔巴尔亚、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捷克、东德意志地区等东欧国家和地区以共产党为领导建立了人民民主国家，英、法、意以及西德意志地区等西欧国家和地区则形成了西方集团，与前者对峙。各自的中心与领导正是苏、美两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雏形依稀可见。在远东，东亚地区除朝鲜分为南北两半分别由美、苏进驻以外，日本除北方四岛外全部由美单独控制。在中国，苏联出兵东北，按照约定，趁机保持自身在东北的优势和利益，同时承认美国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扶持及其对华政策。因此，还在抗战临近尾声之际尤其是战争结束之后，美苏虽然在如何处置战败国以及如何建立新的国际组织与国际关系等问题上，为着各自的全球利益和势力范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的对立和争夺。但审查战后世界形势，基于美、苏两强对峙而形成的世界新“均势”，考虑到各自的利益与安全，两国领导人都明白战火不能重燃，必须沿着合作共存的道路走下去，以共同主宰世界。显然，这种美、苏两强相互对峙而又相互合作的世界新格局，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体现在对华政策上，美、苏都主张中国在战后避免内战，实现和平的统一，统一的方式则是建立以国民党蒋介石为首的、容纳共产党的“联合政府”。
对于中共问题，美国方面还在战时就有清醒的认识：无论从反法西斯战争出发（需中国抗战），还是出于美国在亚洲利益的长期考虑，美国政府都不希望蒋政权用内战的方式解决中共问题，而希望国共合作成立一个以蒋为领袖的国共联合政府。（注：其理由则全部体现在美国对华政策拥有的双重目标，即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近期目标是：中国各党派联合，使美国牺牲少，尽快打败日本，然而，要如此，就要以政治解决的方式发挥中共的长处和克服国民党的腐败，防止内战取代抗战；远期目标是：以政治解决的方式造成统一的西方民主式的、强大的中国，以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据点，遏制苏联在远东的扩张，并为美国提供巨大的产品市场与原料基地。）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就向蒋介石提议：国民党“应该在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就同延安的共产党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注：埃利奥特·罗斯福：《耳闻目睹》，纽约1946年版，第249-250页。）稍后，美国外交官戴维斯也曾主张美国帮助蒋介石组织一个联合政府（注：《美国外交文书》1943年中国卷，第398-399页。）；类似看法，在随同美军观察组到延安的谢伟思等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中都多次正式表达过。如果说，战时美国的上述对华主张还主要在于打败日本的话，那么，战后美国则主要根据国际新形势及中国国内特殊政治情势的变化而强调弃战求和，一统中国。事实上，无论提出联合政府主张的动机或根据如何，战后美国仍然是主张中国不要内战而要和平统一的；继罗斯福为美国总统的杜鲁门也相信：中国各种不同势力是“能够被说服并使这个国家统一起来的”，并且认为，国民党在美国的大力扶助下，能够用非内战的方式取得对共产党的胜利，达到双方之间的全面政治解决。显然，美国的“非战”、“一统”政策也是根据并符合其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及在华的利益考虑。
还在雅尔塔会议结束后不久，苏联即与中国方面召开了两国关系的谈判会议。此次谈判，一开始即引起了美方的高度重视甚至公开出面加以干预，虽未阻止中、苏同盟的照常签订，但却意味着战后中苏关系难以离开美国而独立发展。因而，在维护苏联在华既有利益的前提下，同时受制于国内经济恢复的需要及反战情绪高涨的影响，苏联则将中国重建工作主要交由美国主持。苏联一方面赞同美国关于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由蒋介石统一中国）的主张，另一方面需要美国对其在远东尤其是中国东北地区既得利益的承认与保证。因而，苏联也不希望中国重新发生内战或陷于分裂。事实上，如果说美国看到了国民党“绝对没有能力用军事手段镇压共产党”（注：莱曼·P·范斯莱克：《马歇尔使华》，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0页。）；那么，苏联当局则不相信中共有实力与国民党抗衡，并推翻政府。但不管其具体原因如何，美、苏都认同：中国国内国共双方一时都不存在谁吃掉谁的可能。双方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都寄希望于中国实现和平，试图阻止中国内战的爆发。
为贯彻“非战”、“统一”的对华政策，实现“联合政府”的目标，美、苏两国曾力图插手战后中国政局的发展。其实，抗战结束之前，在美、苏的努力下，雅尔塔会议就确定了参加联合国会议的各国代表原则，即“凡多党制国家，其代表团要包括各政党的成员”。1945年4月25日赴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其成员就是由中国各党派组成的。正如张君劢所称：中国代表之人选极好，象征中国之统一。这种代表分布，既是美苏两强对中国战后政治格局的初步定位，也显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也正是在美苏势力的作用下，中国战后和平进程曾实实在在地迈开了步伐。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马歇尔先后受遣来华调处国共关系，尤其是后者直接参与并努力促成了国共战后一系列谈判。为促成国共重庆谈判的实现，美国特使赫尔利还飞往延安接毛泽东前往重庆；苏联也同样跻身其中。重庆谈判前夕，斯大林曾致电毛泽东说：“蒋介石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注：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于是，美苏促成了重庆谈判的实现。1945年底，苏美英共同发表外长宣言宣称：中国“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争”。（注：《新华日报》，1945年12月30日。）正是在美、苏的努力和影响下，国共双方在签订了“双十”协定之后，又在1946年春天达成了四大协议。这些协议至少曾抑制了中国内战的发生或将中国全面内战的爆发推迟了半年以上。可以说，“联合政府”的目标在战后中国的实现似乎已近在咫尺，确与美苏两国的影响及努力关系至大。
三
战后中国不仅仅身处于国际和平民主潮流的裹挟中，而且国人亦向往和平民主，呼唤重建家园。在这种大背景下，一方面，国内民主党派掀起了参政浪潮，意欲国民党改革政权体制，实行民主政治，此期间欧洲大陆闪现的“联合政府”似乎提供了一种参考；另一方面，今非昔比的国民党及其统治，也到了非有民主力量的冲击与革新就不能再维持其统治的时候了。这些则意味着联合政府在中国的出现存在着另一方面的可能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各国的社会经济与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世界各国经济、社会亟待恢复或发展，人民反战情绪高涨，正义、独立、和平、民族解放成为战后世界政治和舆论的主流。各国各地区人民抓住战后的大好时机，发动新的政治斗争，寻求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之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共产党及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较战前有了更大发展。法西斯侵略者被打败后，一些国家内外矛盾复杂，虽存在爆发内战的危险，但一般地并没有导致战争，相反，进入相对稳定的和平建设时期。如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与资产阶级协商，进行竞选活动，结果一度成立了“联合政府”，使国家免于战火，迅速恢复和平。这意味着，通过成立联合政府，也可以达到和平，避免战争。这种国际背景对中国达成联合政府应是不无影响的。
在战后世界各国趋于和解与合作大背景的影响下，中国人民同样迫切要求有一个重建家园、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强烈期望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变斗争为团结”，携手共建新中国。有人呼吁：“多少黄金时代已经错过……一错再错，还能就此永远耽误下去吗？”第三党提出：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并承认现有的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国共两党停止军事行动，迅速召开政协，成立东北地方自治联合政府，‘国大’召开前成立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注：《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1945年12月16日；《中华论坛》第1卷，第10、11期合刊，1945年12月1日出版。）九三学社提出：国共两党的军队立即无条件停战，一切问题“概以和平方式解决之”。（注：《新华日报》，1946年5月6日。）民盟明确认为，“当前中国第一件事是停止内战，避免内战，消弥内战。谁要用武力来解决党争问题，谁就负战争责任；谁发动内战，谁就是全国人民的公敌”。（注：《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页。）1945年11月18日，成都大学21个团体联合发表《制止内战宣言》；19日，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成立。国内的上述呼声体现了人民向往和平的殷切之情，有利于抑止战后国共内战的爆发，导致“联合政府”的格局。
第三种力量的上升，是抗日战争的结果之一。众所周知，整个抗战期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国共两党实际是各自独立发动抗日民族战争，广大中间势力则常常陷于选择与依赖的困惑之中，游离于国共两党之间。但是，随着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和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中间民主力量借助国民参政会这一政治舞台，议论时政，发表政见，参与国是，逐渐走出选择与依赖的困惑，自身力量逐渐壮大并走向团结。从统一建国同志会到民主政团同盟、再到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从呼吁抗战到两度掀起的民主宪政运动，中间民主力量联合加强，力量凸显，党派意识增强，社会政治影响不断扩大。这是以民族工商业者为代表的中间势力强化“问政”与“联合”的新趋势，体现了民主党派作为国共两党的中间势力，已成为两党无法忽视的力量和民主政治运动的生力军。
随着抗战的胜利，历经民主宪政运动洗礼的中国民主党派，战时发展的“联合”与“问政”的趋向进一步增强。尤其是以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舆论议政和政党活动，逐渐已形成一定规模并走向公开化。据统计，1946年仅在国统区正式登记注册的报刊杂志就有984家，而实际数达到1832家，总发行量为200万份。1945-1946年间就大约有近百个政党和社团在各地宣告成立或公开活动。（注：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82-583页。）战后，不仅涌现了一批新的民主党派，原有党派的力量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其中中国民主同盟（原称民主政团同盟）在战时与战后中国政坛无疑是影响最大、发展最快的中间党派，1945年已拥有3000多名党员，大多为知识界精英，遍布全国主要城市。自称坚持“独立性和中立性”，口号是“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注：《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87页。）民主党派不断发展与壮大，显示了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政治力量在战后国家政治生活中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民主党派为使国共两党实现团结合作、统一建国的确进行过不懈的努力：从抗战后期的“六参政员访问延安”到1946年参与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甚至到国共决战在所难免之时还有民主人士在其中斡旋。无疑，他们也是促成战后中国“联合政府”政治的鼎足力量。
四
战后中国业已形成的国共两党和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势力三大力量系统并立、民主力量与独裁势力处于均衡的政治格局，是八年抗战积累而成的硕果。它与战后美、苏两强及其集团互相对峙与共存的世界政治格局紧密呼应，从而确实为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新发展提供了某种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即建立一种中国人民长期以来谋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共和国制度。“联合政府”则正是适应这一历史性机遇的产物。与此同时，战后中国这一全新的政治格局，也规定了执政的国民党集团可行或可能的选择，就是放弃昔日传统专制的一统模式和由国民党垄断下的所谓由军政、训政达于宪政的思维，正视政治现实，把握时代脉搏，顺应民意与世界潮流，主动选择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
但是，“联合政府”的主张与口号却是由中共在抗战后期率先提出的。1944年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上首次公开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这是中共在经历了多年的武装割据之后，以和平的政治方式首次公开并明确地向自己的政治对手国民党提出重新分配国家政治权力的要求。此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周恩来在《如何解决》的著名演说中都先后对联合政府的方案进行了更为具体详实的阐述。然而，面对中共高举的“联合政府”这一符合潮流、顺应人心的旗帜，国民党蒋介石并不予以正式承认，而力图砍削之。与之对应，共产党人也没有恪守教条，而是灵活地变换战略策略与斗争形式，“以谈对谈，以打对打”、“以战促谈”：即一方面为实现和平民主的联合政府多方努力，与国民党、民主党派等国内外政治势力协商建国，另一方面坚决打击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并准备迎接随时可能爆发的内战。在谈判桌上，中共党人为使和谈不至中断并取得进展，尽可能作出了退让，甚至作出暂不提联合政府、党派会议、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等和军队整编数量上的重大让步；在战后接收胜利果实的战场上，中共军队的以打对打，使国民党军占不到便宜。正是这许多重大而有原则的适时让步与针锋相对的斗争，再加上国内外和平民主力量的共同努力，战后中国和平民主的进程虽然十分艰难，但其成果重大。国共两党继重庆谈判《双十协定》签订之后，又有1946年春天“四大协议”的形成，从而使国民党关于要“共产党交出军队，我才给你民主”盘算落空。尤其重要的是，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等中国主要政治势力或代表共同参与议政，决定中国国是，本身就意义非凡；其讨论的各项协议“都关系到中华民族和国家今后命运大事”，都在不同程度上贯彻了民主的原则与方针；而当年政协议案中有关民主政治的规划，特别是关于国民政府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规定，这可以说是一个没有采用联合政府名义的联合政府。若循此继续向前，则将开辟中国政治历史的新纪元，中华民族也将真正实现民主和复兴。
但是，受对形势错误估计的影响和被传统一统模式定格了的蒋介石无法把握时代脉搏，驾驭时代潮流，其历史性的错误决策使“联合政府”的可行选择瞬间化作了一片幻影。
蒋介石的错误抉择首先来自对中共实力认识不清。它导致其盲目自大，确定所谓的“解决中共”的错误目标，从而轻率的以内战冒险取代了转向和平协商治国的机会。勿庸置疑，国民党已经认识到中共是自己最有力的挑战者，但对这位老对手的力量，国民党蒋介石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在战后中国政治问题的解决中，蒋介石虽曾准备过两套方针，“或者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迫使中共放弃武力，改走合法道路”，或者“放手动员作战”，以消灭中共武装，但他却简单地认定，“这两条道路，任取其一都足以解决中共问题”。（注：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1981年版，第156页。）1946年5月下旬，蒋介石亲赴东北要地视察。他曾召集前线将领，询问在东北与共军作战中，共产党的战术比在江西的时候有什么进步没有？得到的结论是：“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大进步。”就是这些部下的肤浅看法使蒋介石断定：中共“并无什么多大的实力”。（注：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1页。）徐永昌曾请蒋介石斟酌对中共军队进攻一事，蒋竟然预言，中共“一年期可削平之”。（注：《徐永昌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8册，1946年6月17日。）以参谋长陈诚为首的黄埔系军人更是一味迷信武力。还在1945年底，青年党成员李璜劝他说：“国军已疲乏，不适内战。”陈却答道：“李先生不要去信共匪的宣传。国军六个月内便足以消灭共军，请放心！”（注：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下卷），第593页。转引自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180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对战争的这种盲目自信，恰恰是建立在低估共产党军队的力量，同时高估自己的统治实力以及忽略了人心向背等非军事因素的基础上作出的。于是，“联合政府”的政治取向自然难以纳入蒋介石的视野之中。
其次，导致蒋介石错误抉择是其谈判桌上“以强欺弱”，呆板地死守“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与“军令与政令统一”的所谓原则，因小失大，在政治上丧失主动权。重庆谈判，蒋介石发出邀请毛泽东等人赴渝和谈的信函，似乎占据了主动。但他对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敢于来渝谈判却显得应对失据，和谈的准备不足。中共从容赴渝，夺取了政治主动权，蒋介石一厢情愿，片面地抛出了“三条原则”：“不得于现政府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不得分期或局部而“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一切问题解决“必须以政令军令之统一”为中心。（注：〔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4册，台北1977年译印，第19页。）这些死板的原则，不顾及国共两个政党、两支军队、两种政权长期共存的历史事实和世界和平民主的大势，也就抛弃了战后中国鲜活的政治新格局。结果，国民党死守一个政令，却丧失了驾驭战后中国政局与把握时代潮流的机会。
再次，导致蒋介石错误抉择的则在其“以夷制夷”，错误地把国内政治问题解决的宝压在对美苏矛盾的利用上，结果反而成为美苏关系及其全球战略调整的牺牲品。在战后国际格局的大框架下，中美关系、中苏关系都受着美苏关系的制约，可以说，中美苏息息相关。蒋介石意识到了这点，因而采取了对美依赖，对苏则有限依靠的策略，并且在对外关系上试图利用两国矛盾而得利。国民政府这种打两张牌的钢丝外交，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毕竟要受制于美苏关系及其全球战略的大框架；美苏一旦矛盾加剧而调整其远东政策，国民党政权对此则将无可奈何，甚至会成为两强关系调整所引发后果的主要承担者。东北问题的剧变即是例子：本来，东北问题已由中苏协定规划好并可以解决的，苏联也可以维持自身的利益。然而，美国独占日本，引起了苏联政策的变动。考虑到美苏之间存在着根本利害冲突，斯大林基于防止日后美国扶助日本再度威胁苏联远东的考虑，迅速开始调整对中国东北的政策，其直接后果即苏联开始鼓励中共武装大举进入东北。（注：参见杨奎松：《美苏冷战的起源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更加严重的是，9月底，美军在既无国际条约作依据，又没有与苏联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开始在中国华北沿海港口大举登陆，以协助国民党军向东北推进。美军的上述行动更促使斯大林利用与自己意识形态一致的中共军队占据东北以阻挠蒋美势力。于是，美苏关系变动造成的严重后果是：苏联对国民党表示严重不信任，中共获取了苏联强大的实力支持（东北根据地扩大并扎根）和重要的军事援助（注：详见杨奎松：《美苏冷战的起源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这同时意味着国民党对苏关系的失败和战后国内均势局面的开始打破。这时，蒋介石又因盲目自大，冒险以内战来争夺东北，最后导致了蒋介石在战后国共军事较量中的迅速失败，使其丧失了驾驭联合政府政治局势的可能。
1946年底，是蒋介石在中国政治生命中的转折点。是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大会。会议代表共1600人，除青年党、民社党等少量异党人士外，国民党代表占了85%以上。正如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当年所说：“如以一党的政府造成选举的事实，则只能认为是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其他党派及广大人民只在宪法公布以后，始有合法的民主权利，那是一种极不可思议的民主程序。”（注：《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516页，原载《解放日报》1945年6月4日。）国民党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全面撕毁了令人瞩目的政协决议，毁灭了战后中国所取得的和平民主成果。随着国大的强行召开和战后中国和平大门的关闭，内战进一步扩大，国民党蒋介石终于走进了战后政治的死胡同：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等15人由南京返回延安；1947年1月，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宣布调停失败，随即返美；1月29日，美国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2月21日，国民党当局迫使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回延安；3月初，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代表全部撤回延安，重庆《新华日报》被封闭；此后，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也纷纷与国民党决裂。至此，以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为轴心的联合政府运动划上了句号，终结了蒋介石在中国的政治命运。
蒋介石的错误是历史性的。而导致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则是他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抗日战争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对于经历了抗日战争，中国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对比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巨大变化，他都缺少清醒的认识。与之对应，中国共产党在两党关系破裂后很快战胜了对手，也充分显示了抗日战争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至关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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