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与意义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息技术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
1 问题的提出
哲学研究的历史表明，人们对意义问题的提问方式和解决方式尽管千差万别，但更多的场合是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角度展开。本体论的研究结果，一般是把意义问题引向宗教问题和科学问题；认识论的研究结果，一般是把意义问题引向现象学问题或实践论问题；价值论的研究结果，一般是把意义问题引向真、善、美问题。进入新千年以来，信息技术从多个方面改变了人类的精神和物质世界，人们开始关注信息技术引发的意义问题。哲学领域出现弗洛里迪等人的信息哲学，技术哲学领域出现美国技术哲学家阿尔伯特·波哥曼（Albert Borgmann）等人的信息哲学。阿尔伯特·波哥曼是海德格尔的再传弟子，曾亲自得到过海德格尔的指导。因此，波哥曼的技术哲学研究的范式体现为存在主义与现象学的融合。美国技术哲学协会的电子会刊Techne杂志曾专门有一期讨论其关于信息和信息技术的专著《抓住现实——千年之交的信息本质》。Eliseo Fernandez等人讨论了波哥曼关于信息本质的理论[1]。波哥曼在本书中提出“意义的退隐（decline），信息的兴起”思想，他写道：“在现代开始时，语义学的冰河时代就在欧洲开始了，并因此而席卷全球。……在现代，发生了相反的情况，雄辩术（eloquence）和意义（meaning）开始从现实中消退（drain）”[2]。
波哥曼认为，中世纪文化大厦的倒塌起因于科学技术的兴起。从这种观点出发，波哥曼以神学加科学的语境和方法对他的观点进行全面的论述。例如，在书的序言和结论部分他运用了神学隐喻，他讨论了电子计算机的CPU的逻辑结构和集成电路的基本结构，这部分内容又像是出于一位电子工程师手笔[3]。在该书的结尾部分，他认为当信息的轻灵外罩遮盖了人类道德的沉重和物质世界的具体时，人们在轻浮的赛博空间失去了自我的特质和意义。而人类的灵魂只有在神那里才能得到安宁[4]。在这样的语境中，波哥曼提出意义的退隐问题。那么，现实生活的技术化，精神世界的信息化是否产生了意义世界的退隐？下面，我们首先讨论一下意义理论，接着以康德、黑格尔、皮尔士的三分法为讨论问题的理论空间，对波哥曼提出的信息技术引起的意义的退隐问题进行讨论。
2 “意义”的理论解释
意义问题在哲学研究中尽管极其重要，但是，我们又很少见到对于意义概念的全面的研究。中国学者主编的各类辞典中对于意义的解释很少或很简单。例如，1989年版的《辞海》和1992年版的《哲学大辞典》等重要辞书中都没有收录“意义”一词。在几种小型工具书中，对意义这样解释：一是指语言文字或信号的内容，二是指价值和作用。
在哲学领域，古代哲学家曾多方面讨论过意义问题，如，柏拉图提出意义的指称论，提出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该词所指称或所命名的对象。具体地说，他把语言符号能指与语言符号表示功能所指看成一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就是意义。这种观点一直影响了近现代哲学家。如，罗素指出：“所有词语都有意义，即在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意思上：它们是表示不同于它们自身的某个东西的符号。”[5]柏拉图以来的意义理论，比较集中地体现在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的研究之中。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意义理论经常构成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例如，库恩和夏佩尔均讨论了意义问题。库恩认为，概念或概念的意义取决于科学认识主体的主观因素，即所属的范式。库恩否定了意义的客观性。与库恩的观点相左，夏佩尔把意义视为可能被修改或抛弃的关于概念或陈述所指对象的经验事实。例如，他认为，电子这个词的意义就是：由一个推理链条联结在一起的一族标准，这就是以保证有关电子的理论说了关于电子的不同事情。他维护了概念或陈述的客观性，但他抛弃了意义与本质的联系，因此对意义的理解停止在对概念或陈述所指对象及其运动的描述上[6]。
在语言哲学领域，传统的意义理论包括指称论、观念论、行为论、用法论等等。有中国学者对这些理论做过精细的研究，提出“多维结构的意义理论[7]。语言哲学研究中的意义理论，集中讨论词语和句子的意义问题，其核心是讨论语形、语义、语用、语境等问题。例如，维特根斯坦有一句名言：“把语句看成是工具，把含义看成是语句的使用”，这是对用法意义论的经典表述。但是，一些哲学家已经感到意义问题的复杂性，他们意识到应该从多方面去理解意义。例如，戴维森试图建立一个理想的意义理论，提出了与塔尔斯基真理语义学定义几乎完全相同的公式。他认为，真理的定义与意义概念之间存在着确定关系，他认为真理定义通过对于每个句子真实性给出充分必要条件作用，而给出真实性条件也就是给出每个句子意义的方法[8]。他提出对于自然语言的活动方式进行解释，以期获得理想的意义理论。他说：“表明一种语言的说话者能够有效地确定意义或者确定任意的表达式的意义并表明如何可能。[9]他又说：“意义理论的任务不是改变、改进或者改造一种语言，而是描述并理解这种语言。”[10]
实际上，人们对于意义的讨论，早已不限于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经典著作中，经常包括对于意义问题的讨论，只不过这些讨论不是以意义这个概念为主题，但实际上讨论的是意义问题。如，孔子的仁学，老子的道论，墨子的治论等等，其所谈要旨均涉及意义，只不过所谈的意义所指不同罢了。意义概念涉及极广，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中国学者对意义理论进行过一般性的综述性研究，他们指出，我国学术界对于意义理论研究中，关于意义本身，意义与指称，意义与涵义，意义与物质，意义与精神，意义与意义标准等相关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意义与人的所有活动有关，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有意义的，因此应该进行全面的意义分析。有人认为，意义理论为分析哲学所特有，因此，意义主要存在于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命题与问题之中，以及概念和陈述的所指与能指的关系之中。有人认为，存在两类不同的意义研究，一类是分析哲学，一类是分析哲学以外的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等等。总之，对意义问题的研究因哲学旨趣不同而不同[11]。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存在三种类型的意义理论：第一种，概念化的意义理论。这种理论，从概念界定角度研究意义，把意义作为一个词语来研究。第二种，分析哲学中的意义理论，主要是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中的意义理论。第三种，普遍意义上的意义理论，这种意义理论是哲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的交叉领域，在这个复杂的领域中，人文主义传统的意义理论又具有重要影响，展示出巨大的研究价值，向人们昭示出意义理论研究的魅力。我们认为，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意义理论属于第三种意义理论，应该在世界的图景和发展变化的范围内理解意义理论。下面，我们运用哲学史上范畴论的观点，首先讨论如何以三分法理解世界的存在与演化，然后，进一步说明如何理解信息技术引起的意义嬗变问题。
3 作为意义分析理论的“三分法”
众所周知，哲学和科学以不同的方式把握世界的图景和世界的演化过程，因此，哲学和科学以不同的方式理解意义。但是，哲学和科学都是以概念或者范畴来表述和分析意义问题。哲学和科学同样是在对世界图景的分析中实现对意义的把握，于是，如何考察和解释世界的图景便成为理解意义问题的最根本的问题。
对于世界的图景而言，著名学者波普尔提出过三个世界理论，对此有中国学者认为波普尔所言的三个世界是人类的精神活动的产物，而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应该被称为世界4[12]。我们认为，无论是三个世界还是四个世界，都是与人相关联的世界，对于世界的实体性把握和关系性把握，是基本的把握方式，而这种把握又是以范畴的形式进行的，因此，有必要从范畴论角度进行方法论的分析。
范畴是指人对事物的本质和关系的概括。因此，通过范畴论的分析能够理解人们对世界图景的存在论与发展论的分析。范畴论方面，亚里斯多德最早对客观事物的不同方面进行分析归类，他在《范畴篇》中提出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等十个范畴。后来，康德创立先验的十二范畴论，分为四类，每一类又分为三种，因之“三分法”成为康德哲学的一个贡献。黑格尔认为范畴是绝对观念的自我发展，他认为，范畴是我们的表象，是最一般的东西，在辩证法方面，提出正题、反题、合题。黑格尔系统地完成三分法的范畴理论。范畴论中的三分法，实质上是对于世界图景及其演化过程的描述与分析方法。康德和黑格尔发展的三分法，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有重大影响，辩证法中的质、量、度的范畴；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范畴等，都直接源于三分法。但是，与以往的范畴论不同，唯物辩证法认为范畴是主观与客的统一，正如列宁指出的：“思维的范畴不是人的工具，而是自然的和人的规律性的表述”[13]，又说：“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之网的网上纽结[14]。
三分法的意义在于，它是把握世界图景和世界演化过程的一种认识模型，它认为，任何实体或者发展过程，都可以概括为三种不同的实体或关系。19世纪70年代，美国哲学家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研究了康德的三分法，在《信念的确定》（1877）《怎样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1878）两篇文章中深入地研究了意义问题以及确定意义和信念的方法问题。通过对康德的逻辑范畴论的批判，他提出实用主义的三分法。他所言说的三分法，影响了其后的哲学和逻辑学研究。对于皮尔士的三分法，我们只要通过研究一下皮尔士本人的一段话，就可以明了。1898年，皮尔士在剑桥学术讨论会上，在关于康德的一篇演讲中表明他对于康德的范畴论的欣赏与批判。在一篇文章中，他写过下面一段话：“在逻辑学理论的每一个问题上，都会涉及三个概念，在一个完善的系统中，它们以彼此相联系的状态出现。这些概念是如此的广泛又如此的不清晰，以至于它们经常不能为人们所了解并被忽略。我把这类概念称为第一、第二、第三（first，second，third）。第一是指任何独立存在的或在的事物的概念。第二是指任何相关性或相互作用等概念。第三是调停或仲裁（mediation）概念，通过它，第一与第二被纳入到一种关系中”[15]，可见，皮尔士的三分法实际上是以概念方式把握复杂的世界的方法，他从实体和联系的角度，对世界用三分法加以概括。
2003年，美国学者George R.Widmeyer在第九届美国信息系统科学年会上发表了题为《过程的三分法：信息系统的基础》论文。这篇论文把皮尔士的三分法原则（the principle of trichotomy）引入到对于信息系统的分析。这个被用来说明商业信息系统模式的三分法的模型以下图式来表示：
图1 信息系统的三分法的研模式[16]
在这个商业信息系统的研究模式中，要素X相当于皮尔士所说的第一类概念，要素Y相当于第二类概念，要素Z相当于第三类概念。可见三分法不仅有哲学研究的价值，而且在商业分析中有实用价值。这种研究价值和实用价值体现在，这三类概念与世界中的实体和实体之间的关系相对应，因之，它提供了解读世界的方法论模式。
那么，又如何利用三分法的方法论去理解前文波哥曼提出的信息技术引起的意义的退隐问题呢？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地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4 信息技术引起意义的分化与转型
如三分法所揭示，世界的任何实体可以根据它现实存在的状况表现为三种类别的实体，这三种类别的实体又表现为皮尔士所言的三种属性。意义问题实际上体现为三种实体的性质和关系，具体表现为下面几种情况：
第一，作为一个实体的事物，如一个人或者一个电脑，其本身具有内在的规定性，这可以称为第一种意义。这种意义是由事物的性质决定。可以认为，作为一种特殊实体的人（包括了物质的与精神的人）他本身的性质就构成了意义本身，如人能说和理解，人有情感和思想，这就是人的第一种意义。分析哲学中所研究的一部分内容，属于这种意义。第二，作为相互作用的实体之间的意义，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因特网之间的意义。这种意义实际上是一种关系，对于这种关系，人是以感性和理性的方式去体现和发现，而物质世界是以信息的方式表达和体现意义。由于人的思想情感的复杂性，人们在这种关系中表现的意义是多样的和复杂的。一个诗人对月亮可以写出类似李白的诗歌，而一个天体物理学家想的是月亮在宇宙中的地位，两种情况的分别很大，同样是对月亮与人之间的意义的解释，但解释的方向和内容却决然不同。第三，第三实体的意义，这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第一实体与第三实体的关系体现的意义，二是第一实体与第二实体之间因第三实体的出现而体现的意义。实际上，技术产生以后，它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成为一种调停者的角色，因为有了技术，人与他物的关系变得复杂。如，航天器的发明，使得登上月球不再是一个神话般的梦想。又如，因特网使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复杂起来。技术不仅改变了第一、第二、第三实体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这三种实体的关系。
通过以上这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信息技术在三类实体的意义的表达、发现、建构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起着关键的作用。例如，当人类有了书写和绘画工具以后，信息的表达和发现的历史进程就根本地改观了。人们把语言记录下来，并且借助于语言进行思维的创造，人们把看到的东西画下来并借助于画笔进行艺术的想象，这时，人这个第一实体与第二实体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在当代，人类通过信息技术营造了虚拟的时空和虚拟的实体，人与实在与虚在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虚在成为一种意义的对象。
历史地看，最初人所理解的意义局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被当成是神造的或者天生的神秘动物。后来，自然科学的发展，进化论的提出，医学和信息科学对于人本身的科学解释和技术解剖，使得人对于自我的生理和心理的各种信息的了解越来越多，人们发现并且建构了对于人本身的诸多意义。现在，由于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于世界的图景的体现水平和认识能力提高到从未有过的阶段，这时，世界变得似乎澄清起来，模糊性退隐了，那个曾经魅力无比的世界变得祛魅，正如美国神学家和后现代理论家大卫·格里芬指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认为，自然完全是由无生命的物质构成的，它缺乏任何经验、情感、内在关系，缺乏有目的的活动和努力。一句话，它没有任何内在价值。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这种‘世界的祛魅’是现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自然被看作是僵死的东西，它是由无生命的物体构成的，没有有生命的神性在它里面。”[17]
现实地看，信息技术对人类生活图景和世界图景的改变是巨大的，从意义的退隐方面看，的确有些意义开始变得不如以往那么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如，电影和电视发明以后，小说和文学读物中的意义解读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人们更愿意通过图像来了解信息世界，并以图像意义解读取代了文字意义的解读。又如，当数字摄影更容易再现现实时，绘画和艺术的原始表达开始变得电子化，绘画等艺术表达更多的现实内容而淡化了前现代和中世纪的终极关怀的内容。如波哥曼所言：“自从17世纪以来，哲学家们试图在普遍接受的科学现实基础上重建意义，但是时至今日，人们在如何从科学结构转向意义结构问题上；在如何从原子分子这类科学概念转到指导或规范我们生活的范式或标准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18]。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波哥曼所言的意义的退隐问题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一些意义从表面看来退隐了，实际上只是改变了存在的时空条件和表现形态。如信息技术引起的自然信息、文化信息、技术信息的失衡；信息技术使自然的神秘性和人的思维的神秘性丧失等等。第二，出现了一些新的意义，这些意义遮盖了原来的意义。例如，出现了一些从未有过的“信息泛滥”（波哥曼用语），实体性的物质现实被虚拟性的电子化时空所取代，这时出现了新的价值和人文关怀的内容。比如，自然价值和人类中心主义的重新解读问题。
5 结论
通过前文的几个方面的哲学分析与解释，我们认识到：意义退隐问题更主要的是从神学和价值论角度提出的，因而他所指出的意义消退更重要的是指实体间，特别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祛魅过程。意义理论的分析和三分法的方法论解读，使我们看清了意义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基本上能断定，信息技术一方面引起了意义的分化，也就是引起了原有意义的多向的发展，另一方面，信息技术所营造的信息时空向人们显现了新的意义，这种新的意义表现为实体的新的性质，表现为实体间的新关系，表现为通过第三实体而产生的新的关系。所有这些新的性质和关系，体现为人的终极关怀与价值观等方面的意义。简言之，信息技术引发了新的意义，形成意义的分化与转型，因之发生意义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