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愿论文,社会地位论文,大学生就业论文,资本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大学生就业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学者们从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教育体制、就业制度和大学生个体特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陈成文等，2004；陈海平，2005；宛恬伊，2005；郑美群等，2005；胡永远等，2007）。在诸多影响因素中，本文选择家庭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来研究它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其主要考虑有三：第一，中国社会是以“伦理本位”为特征的“乡土社会”（费孝通，1998），社会关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家庭是大学生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对于大学生而言，在走出校园之际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父母拥有的社会网络和资源（郑洁，2004；李黎明等，2008）；第三，家庭对大学生就业的重要性已是学者们的共识。父母的社会地位与收入等对大学生就读的院校、单位选择、毕业去向、就业收入等有着显著影响（文东茅，2005；郑洁，2004；李黎明等，2008）。
在理论层面上，大学生就业属于职业地位获得研究的范畴。本文在梳理地位获得模型的基础之上，综合地位结构观与网络结构观两种理论视角，把就业意愿看做是大学生就业的重要中间环节，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研究目的在于：在理论层面上区分家庭中的地位结构性因素与网络结构性因素，厘清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在经验的层面上，在同一模型检验家庭经济地位与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从而深化大学生就业的研究。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工具
在职业地位获得研究中，最有影响的是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他们具体分析了先赋地位（以父母的地位为操作尺度）和自致地位（指个体经后天努力获得的角色地位，如教育、工作经历等）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布劳－邓肯及其后来者对欧美国家的研究都表明，家庭背景中父母的职业地位（特别是父亲）与教育水平对子女的职业获得（首次工作或当前职业）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对亚洲国家的研究也表明，父亲的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对子女的职业选择（首次工作和当前职业）具有显著性影响(Hsung & Hwang，1992)。
对于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的职业地位、学历）对子女地位获得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李黎明等，2008）。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毕业生更有可能选择继续学习深造以推迟就业，且求职更有信心，初次就业落实单位的概率高（郑洁，2004）。诸多社会调查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结论。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的调查显示：53%的学生和家长认为能力与关系相比，后者对就业的影响更重要。24%的毕业生表示与自己喜爱的工作无缘，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关系。北京师范大学“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课题组的研究也表明：在工作落实的重要原因中，社会关系排在第二位（郑洁，2004）。云南教科院的研究也指出父母的教育水平和职业层次越高的家庭，就业的概率越高（李慧勤，2003）。
社会资本是就业研究中另外一个重要的理论工具。在西方发达国家，尽管个人正式的工作搜寻（如寻访公司、参加招聘会等）是影响个体就业和工资的重要因素，但半数以上的个体往往会利用其拥有的社会资本尤其是社会网络寻找工作。社会资本的运用将促进劳动力市场效率。借助社会资本或网络的工人将获得更高工资，就业概率更高，公司也将获得更高利润(Montgomery，1991)。在中国，随着就业制度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社会资本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作用加大。社会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在大学毕业生就业过程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对大学生就业经验研究证实了社会资本对于大学生的就业有着显著的正面的作用（陈成文，2004；郑晓涛，2006；王革等，2007；胡永远等，2007；李黎明等，2008）。
在理论上，布劳－邓肯的地位观研究和社会资本网络观研究遵循着不同的研究脉络。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研究属于地位结构分析的范畴，社会资本研究属于网络结构分析的范畴。地位结构观分析取向认为人都是按其所具有的某些属性分类的，人们的社会行为（如求职、社会流动）可以用所属的类别差异进行解释（边燕杰，1999）。最基本的假设是：社会成员在等级有序的阶层结构中获得的社会位置，主要由阶级出身和家庭背景所决定。地位结构观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韦伯，两者的阶级和阶层分析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地位结构观的分析方法。后来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地位结构观的分析方法。后来地位获得模型做了一些修正，但仍然没有摆脱地位结构的视角。尽管有很强的解释力，但这一观点考察社会结构具有片面性，有碍于我们把握社会结构的全貌，而且有可能产生错误的理论误导（边燕杰，1999）。
社会资本导向的网络结构观则侧重于不同团体和个人之间形成的网络，强调社会关系的模式，即不同地位成员之间的相互交往，以及群体之间、不同群体的成员之间的相互交往。与地位结构观只重视个体、种属、身份、地位等不同，网络结构更关注个体与个体间的关系、个体行为的“嵌入性”、个体对资源的获取能力(access)和动员能力以及个体在社会网中的位置等。但这两者并不是相互对立和相互替代的研究范式，而是相互补充和相互完善的（张文宏，2006）。
但我国职业地位获得的研究，特别是大学生的就业研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即没有区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社会资本的关系。很多学者把家庭社会资本的指标量化为父亲职业、父亲教育、家庭收入等具体变量（李黎明、张顺国，2008）。如此处理社会资本变量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理论上的脉络不是很清晰，无法区分研究是在遵循何种理论脉络，很难找到自己的研究定位；二是在具体测量上存在偏差。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但毕竟两者存在较大差异。如果用一者取代另一者，会导致较大测量误差。因此，本文把家庭看做是两种理论视角的交汇点，综合地位结构观和网络结构观，把它们放入一个研究框架，比较这两者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北京某高校2007年“金钥匙”思想与学习状况问卷调查。调查总体是全校本科4个年级，19个学院，共计5974名学生。样本量计算公式是：其中，p(1-p)为总体标准差，当p=0.5时，p(1-p)取最大值为1/4，置信度为95%，对应的t值为1.96，抽样误差e规定为3%，样本量n=1067。抽样方法严格按照随机抽样的原则进行。首先通过学生工作部获得全体学生名单并进行列表，然后应用SPSS软件的随机种子程序随机抽取样本，抽取的名单交给校学工部。他们通过各学院的教辅人员通知被抽中的学生，并在同一时间把他们集中在不同的教室来填答问卷。督导人员现场检验问卷填答质量，并当场回收问卷。最后获得有效问卷1029份，有效回收率96.4%，具体样本特征见表1。通过表1可以看出，本次调查所获得样本具有非常强的代表性，性别、年级和专业三个变量的分布与总体高度相似。
表1 样本描述与总体比较(%)
指标样本 总体
男 36.1 37.8
女 63.9 62.2
一年级 29.7 28.9
二年级 28.2 26.6
三年级 22.2 22.7
四年级 19.9 21.8
财经类 47.1 48.8
非财经类52.9 51.2
总计1029 5974
（二）研究变量
1.自变量
(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关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不同的学者出于各自研究需要选择不同的指标。一般来说，它主要包括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父母的职业和家庭收入三个关键性指标(Blau & Duncan，1967)；也有学者把职业划分为六个分数等级作为社会经济指数，后来又加入教育水平和收入指标合成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本文为了研究具有可比较性，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测量为父亲的教育水平、父亲职业和家庭收入。
父亲的教育水平在本研究中被看做是定距变量，具体分为：1小学，2初中，3高中，4大专，5本科及以上。
父亲的职业在本研究中被看做是定距变量，根据职业对各种资源占有的多寡具体分为：1行政官员，2经理，3专业技术，4职员，5技工，6自雇，7农民或下岗失业。
家庭收入在本研究中具体操作化为被调查者家庭每个月的全部收入。
(2)家庭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概念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关系(Portes，1998)、社会网络结构(Coleman，1988；Burt，1992)和社会网络资源(Lin，2001)。本研究延续社会网络资源的观点，将大学生的家庭社会资本界定为“大学生家庭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通过该网络取得的各种社会资源”。在具体的测量中，本文延续边燕杰“春节拜年网”①的测量方法，采用“定位法”从网络规模、网顶、网差和网络构成四个角度测量社会资本。
网络规模：是指构成个体社会网成员的数目，操作化为春节期间与被调查者相互拜年的总人数，包括登门拜访、电话、短信和邮件等等。
网顶：是指个体通过社会网络所能达到最高的社会位置，操作化为春节拜年网中职业声望最高的数值。
网差：具体操作化为春节拜年网中成员所从事的不同职业的数量。
网络结构：是指与官员、经理层和知识层的联系，操作化为在春节拜年网中是否存在官员、经理和知识分子，存在为1，不存在为0。
2.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包括三类：(1)前途选择：根据大学生毕业的去向，本文选择了就业、继续深造（考研究生或出国留学）两类，继续深造为1，选择就业为0。(2)就业意向：本文使用“工作单位性质”作为就业意愿的主要测量指标，主要考察大学生选择“政府机关”和“企业”的情况，选择政府机关或企业为1，不选择为0。(3)预期工资：操作化为就业以后希望得到的月收入。
3.控制变量
在大学生就业的过程中，性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学校是否获得一些政治资本对于大学生的就业也有很大的影响。不同的专业就业率和薪水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本文中，我们把性别、是否是党员和专业作为控制变量。综上所述，本研究的变量如表2所示：
（三）统计模型
本文的数据分析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在“前途选择”和“就业意愿”部分，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其模型可表述为：
三、分析结果与主要发现
（一）前途选择
大学生毕业生未来选择主要有三种：就业、继续深造（包括考研或出国）和迷茫（不知道自己毕业后到底要做什么），但本文只关注前两种情况。从表3的“前途选择”模型，可以看出家庭地位结构性因素中，只有父亲的教育水平显著，随着父亲受教育水平的上升，大学生进一步深造的意愿有一定增加。
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前途选择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复杂性。从网络规模来看，网络规模越大，社会资本越高，大学生就业的意愿会降低且作用显著。从网络的异质性来看，拜年网络中的职业差异越大，大学生继续深造的意愿在增加且作用显著。控制变量作用皆不显著，即大学生选择继续深造还是就业，性别、专业和是否是党员的作用不明显。
（二）预期工资
从“预期工资”模型我们可以看出，家庭结构地位因素中，父亲的教育和职业都不显著。但家庭的收入作用非常显著，家庭收入越高的学生，对自己的预期工资也就越高。在家庭社会资本的变量中，只有网顶和网络结构存在一定的显著作用。网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大学生的预期月薪。从网络结构来看，与知识阶层接触越多的家庭，更可能降低他们的预期工资。控制变量作用不显著，性别、专业与政治资本对于预期工资影响不明显。
（三）就业单位
对于就业单位意愿，我们区分了党政机关和企业两大类。在“党政机关”模型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中父亲的教育、职业和家庭收入作用不显著。而家庭社会资本的作用非常显著，拜年的人数越多，网络规模越大，可以大大提高大学生到“党政机关”工作的意愿；网络结构的作用亦非常显著，拜年网中官员的比例越高，亦可以大大提高大学生到“党政机关”工作的意愿；与此相对应，拜年网中经理层的比例越高，可以降低大学生到“党政机关”工作的意愿。控制变量在该模型中作用比较显著，男生比女生从政意愿更高，党员学生比非党员学生从政意愿高，但专业的差异不是很显著。
在“企业”模型中，父亲的职业和家庭收入对于大学生的“入企”的作用显著。随着父亲职业地位的上升，大学生到企业工作的意愿下降。家庭收入对于大学生到企业工作的影响显著，且作用为正向，家庭收入越高，大学生到企业工作的意愿也随之上升。在控制变量中，专业的作用非常的显著，与非财经类专业的学生相比，财经类学生选择企业的意愿要高很多。
四、简要小结
（一）主要结论
在职业地位获得的研究中，布劳和邓肯经典的地位获得模型对后来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社会资本对于求职的影响又成为研究的热点。本文正是综合了经典的地位结构观和新近的网络结构观两种视角分析了它们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主要的结论有：
第一，在家庭的地位结构因素中，父亲的教育对于大学生继续深造作用显著。父亲教育程度越高，大学生继续深造的意愿就会增加。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大学生就业意愿影响显著，父亲职业地位越高，大学生到企业工作的意愿就越低。家庭收入对大学生的期望月薪和职业选择都有显著影响。家庭收入越高，大学生的期望月薪就越高，也更愿意选择企业去工作。
第二，在家庭网络结构变量中，网络规模的作用显著。网络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大学生进一步深造的意愿。网络规模越大，大学生继续深造的意愿越低。大学生是否“从政”，家庭网络结构因素有着显著的作用。家庭社会资本越高，大学生“从政”意愿越高。具体而言，拜年的人数越多，且在拜年的群体中，官员比例越大，大学生“从政”意愿就会大幅增加。对于大学生是否“入企”，家庭的地位结构因素作用显著。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入企”的意愿就会大幅下降；与此对应，家庭收入越高，大学生“入企”意愿就会增加。
第三，地位结构性因素和网络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对于单位选择有着很大的差异。网络结构性因素对于大学生“从政”有着显著作用，网络规模越大，与官员交往越多，“从政”意愿越高。地位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则不显著。地位结构性因素对于“入企”的作用显著，家庭收入越高，“入企”意愿越高；相反父亲职业地位越高，“入企”意愿降低。网络结构性因素则不显著。
（二）研究贡献与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主要贡献在于厘清了职业地位获得研究中的两大理论脉络，且对各自理论的核心概念进行测量，在同一个模型之中来研究它们对于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在经验层面上的贡献在于采用了“春节拜年网”的研究方法来测量家庭社会资本，避免了以前研究中用父母的社会地位指标来取代社会资本指标的问题，有效地测量了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在结论方面，我们的确发现父母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本对于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差异。父母的社会地位对于大学生是否“入企”有显著影响，而对于是否“从政”则无显著影响；相反，父母的社会资本对于大学生是否“从政”有显著影响，而对于是否“入企”则影响不大。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父母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本会对大学生就业意愿产生影响？它们影响大学生就业意愿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对本研究所延伸出来的这些问题的回答和后续的研究，必将会加深对大学生就业的研究。
注释：
①“春节拜年网”是边燕杰用来测量社会资本的重要工具，现已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促发了大量的后续研究，成为测量中国居民社会资本普遍认可的工具。所谓拜年网，指的是被调查者在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互相拜年的人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具体的调查内容为：(1)拜年者中亲属的人数、亲密朋友的人数、其他人的人数，以及由之推出拜年网的规模；(2)在社会等级结构中从高到低列出了18种职业（包括无业者），询问被调查者的拜年对象中是否有从事这些职业的；(3)列出了8种不同的工作单位类型，询问被调查者的拜年对象中是否有在这些单位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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