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不平等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
——基于对美国公共服务供给经验的分析
文/丁开杰
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出版《21世纪资本论》，引发各界进一步关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问题。皮凯蒂的研究指出，收入不平等在美国显著增加，尤其是在21世纪头10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是最不平等的国家。过去30多年来，美国的经济政策不是缩小了不平等而是扩大了不平等。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经济不平等在美国有什么样的社会影响？本文试图从社会流动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公正性角度来回答以上问题。
美国的社会阶层流动性减弱
美国曾经自称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因为中产阶级在社会结构中一度占到80%以上。但是从20世纪末，尤其是21世纪以来，因为遭遇几次经济危机，很多美国人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流离失所、失去工作，加之养老金减少，美国中产阶级的比重和规模下降。从2000年至2014年，美国229个大都市区中有203个出现中产阶级占成年人口总比例下降的情况，其中纽约、洛杉矶、波士顿、休斯敦等大都市区的中产阶级占总成年人口比例已降至不到一半。中产阶级萎缩成为美国大都市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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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表明，自2000年以来，中产阶层的家庭收入要么没有发生变化，要么大都出现往下流动的情况。其中，在2001年到2003年期间，处于中等偏下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等偏上收入组的美国家庭中，大约44%到49%的家庭没有发生分组的变化，从2004年到2007年，在收入最低组家庭中，有67.4%没有发生分组变化；只有11.5 %的人口在过去2年里发生了收入变化。另外，关于代际间收入流动性的研究表明，美国父母的收入水平与子女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差不多能达到50%左右，比丹麦、法国、瑞典等发达国家更差一些。
其中改进遗传算法于50代左右、80代左右两次增加局部网格密度。由图8和图9可知：改进遗传算法路径适应度在两次增加局部网格密度后进一步升高，最终适应度达到7.6左右，收敛效率有所提高。基本遗传算法在接近最优解时适应度成长速度逐渐降低，适应度值于最优解附近趋于平稳，最终约为5.3。
从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水平看，美国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但是从社会阶级差别来看，美国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平等问题依然突出。在全球化和大数据时代，美国的经济不平等情况呈现出形势恶化、形式多样的特征，尤其体现在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不公上。从制度根源看，如下因素是导致美国不平等加剧从而社会阶层流动性减弱的根本原因：
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对10种酚类物质标准溶液从200～400 nm进行扫描，发现最大紫外吸收波长均在280 nm外，在此波长下测定灵敏度高，峰形好，因此本实验采用检测波长为280 nm。
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状况恶化
以上分析表明，随着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恶化，中产阶级的社会流动减弱。已有不少研究指出了导致美国经济不平等的诸多因素，但是他们讨论较多的是显著因素，比如薪资待遇、种族歧视等，却很少关注到公共服务之类的隐蔽因素。作为一种“虚拟收入”（virtual income），公共服务在个体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重要。研究表明，在OECD国家，对于最穷的群体来讲，公共服务的价值平均占了他们税后收入的76%以上；而对那些最富的群体来讲，公共服务的价值只占其税后收入的14%。由公共服务提供的“虚拟收入”平均意义上可以减少收入不平等的20%左右。
从社会公正层面看，美国公共服务供给存在四个突出的赤字。第一个“公正赤字”是贫富差距扩大、中产阶级缩减以及经济危机对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质量产生影响。在美国，贫富差距扩大，形成了经济分隔的居民区，从而固化了教育和司法体系中的不平等。居民区往往反映了经济社会地位，导致经济分隔。而经济分隔影响了市政府的收入基础和提供服务的水平。结果，公共机构在提供充足的服务时面临着预算约束。比如，在内城，社区提供充足的警力和火警，招募公共学校教师，配置公共设施，以及确定康复中心的服务时间等等，都受制于预算约束。
第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经济增长放缓，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一直在上升。在1968年，美国基尼系数仅为0.386，此后一直在增长，1996年基尼系数为0.455，到2016年已经增长为0.481。与基尼系数上升相伴的另一个事实是，美国所有底层阶级的生活状况在下降。尽管美国失业率从2010年的10%降低到了2016年的5%，但是这些就业往往是低薪水、兼职或临时的，所以，并没有显著地改善总体的不平等状况。
第三，美国的种族、性别因素在不平等上的影响始终突出。一方面，不同的种族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存在不平衡状况。2005年，在低于贫困线的家庭中，美国黑人占22.1%，而白人仅占8%；在非洲裔美国人中，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家庭占81.1%，受教育程度在大学或以上的家庭占73.1%，而在白人美国家庭中，两个同类指标分别为85.7%和78.3%。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上，黑人是73.1岁，而白人是78.3岁，相差了5.2岁。另一方面，不同种族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也不一样。比较来看，黑人家庭的不平等程度高一些，而亚裔家庭的不平等程度低一些。根据最新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全部族裔的基尼系数为0.481，亚裔家庭的基尼系数相对低一些（0.46），黑人家庭或单身黑人家庭的基尼系数则要高一些，达到了0.506。这个结果与美国“内城”的发展一致。随着逆城市化的发展，美国富人白人都逐渐居住郊区化。在底特律、芝加哥、纽约和华盛顿等最大的城市里出现了贫穷黑人聚集区，也就是内城。黑人由于经济分割而居住隔离，能获得的教育资源往往都是低质量的。大多数黑人还生活在单亲家庭。所有这些因素加剧了内城居民的生活低劣程度，导致他们陷入多重剥夺境地。
第三个“公正赤字”是不同族裔获得公共服务资源的机会仍然不公平。美国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中的公正问题很突出，教育机会与教育资源在不同族裔、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中未能得到公平配置。为推进二者的衔接，美国政府、社会和高校已经通过政治调控、经济资助和教育援助等措施进行调节和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仍存在很多有关公正的争议问题，特别是“逆向种族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也就是以牺牲强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给黑人等弱势群体更多的照顾）问题突出。
美国公共服务供给的“公正赤字”突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三个趋势，分别是经济增长下降、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增加、债务增加。作为头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一直都存在经济不平等问题，其时间跨度长达三个世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进入经济繁荣时期，经济不平等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自此之后，美国的贫富差距就一直在不断扩大，至今已经持续了40年。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经济不平等问题日益加剧。以上判断至少可以从三个特征事实中获得证据支持：
随着公共服务数量及其质量对人们福祉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其供给的公正性也越来越影响到经济收入平等状况，从而影响社会阶层的流动。“皮尤经济流动项目”（Pew 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 ）在2012年曾开展过一项调查，结果发现处于20%最低收入阶层、未获得本科学历的孩子，毕业后依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比例为47%，而高于这一阶层的、取得本科学历却依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比例仅为10%。可见，接受高等教育对于改善低社会阶层人群的地位有较显著的作用。
第一，美国处于中等阶层或中下阶层的家庭收入增长在急剧下降，而上层家庭的收入却在继续迅猛增加。从1979年到2007年，最富有的1%家庭的税后真实收入增加了278%，而中产阶级的60%家庭的税后真实收入增长不到40%。按照美国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以2016年的美元为标准计算，自1967年以来，美国高收入组20%家庭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增加，从1967年的43.5%增加到了2016年的51.5%。而低收入组、中等偏下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等偏上收入组家庭的占比都出现了下降，分别从1967年的4.3%、10.6%、17.0%、24.6%下降到了2016年的3.1%、8.3%、14.2%、22.9%。需要注意，美国各阶层在财富收入上的不平等更为严重。扎德·斯通（Chad Stone）等人的研究就指出，占人口3%的收入组拥有的财富收入占比超过了50%。顶层1%的人口拥有的财富在1980年占总财富的22%，而到2014年，他们占总财富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9%，增幅达1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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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公正赤字”是囿于地方财政的约束，区域间的供给并不均衡。尽管美国的州政府在努力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但是各州的公立学校的收入水平存在差距。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和中产及以上阶级的家庭的学生获得的资金是不一样的。另外，美国各州医疗保险的覆盖情况也不一致。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2—2016年美国社区调查所做的5年数据估计，2016年，乔治亚州的健康保险覆盖情况最差，仍有15.8%的人未被健康保险覆盖，其次是俄克拉荷马（15.7%）。健康保险覆盖情况最好的州是麻州，只有3.2%的人未被健康保险覆盖，其次是夏威夷和哥伦比亚特区，均为5.2%。此外，公共服务投入以地方政府为主，限于各州财力，各州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支出存在不均衡。2015年，在美国51个州或特区中，教育支出占比最高的是新泽西州，占37.4%；最低的是阿拉斯加州，占比24%，与最高州相差13.4%；医疗及福利支出占比最高的是密西西比州，占38.7%；最低的也是阿拉斯加州，占20.3%，与最高州相比差18.4%。大部分州，教育支出比都在30%以上，但仍有12个州的教育支出比在30%以下，包括纽约、田纳西、佛罗里达等。
不同族裔的家庭在收入分组上的表现也不一样。从所有族裔来看，2016年处在低收入组的家庭收入上限为24002美元，中等偏上收入组的上限为121018美元。而亚裔家庭的低收入组上限收入达到31345美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上限为160132美元；黑人家庭或有黑人家庭成员的低收入组上限收入仅仅达到14732美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上限为85316美元；单身白人家庭，低收入组上限为25991美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上限为125012美元。
第四个“公正赤字”是囿于两党执政体制，公共服务供给在政策上存在间断性特征，对公众福祉形成扰动。例如，公平一直以来都是美国教育政策的核心要求。2014年初，奥巴马总统在向众议院发表的年度国情咨文曾强调，要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美国公民的就业机会和教育选择。之后当选总统的共和党人特朗普继承和发展了历任总统重视教育公平的态度，并提出教育公正比教育公平更为重要。他从动态的视角发现以公平为目的的政策带来的往往是不公平的结果，甚至造成“逆向种族歧视”。因此，他对“共同核心州立标准”与“平权法案”持否定态度，提出保证公正与保护平等比促进公平更为重要。但是特朗普主张废除“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以维护更多白人族裔的权益，体现了他“白人至上”的保守理念，这种局限性使美国仍然无法做到让所有群体在教育层面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和平等。
指导患者注意个人卫生，每日彻底清洁皮肤，勿用油性强的护肤品及碱性强的肥皂。穿棉制柔软内衣。饮食宜清淡，忌烟酒及辛辣刺激性食物。注意观察其他部位有无痤疮的发生，如有勿挤压、挑破等，应到正规医院看医师，在医师指导下处理。
讨论：美国经济不平等加剧的制度根源
长期以来，绝大多数美国人，无论是上层还是底层的民众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许多美国人对体制的公平性和获得金融支持的机会失去信心，公众对目前的社会流动普遍不看好，认为在过去四十年里的流动性是下降的。来自盖洛普的调查表明美国大众的“中产阶级”意识在下降。2013年盖洛普的调查显示，只有52%的美国人认为拥有很多机会实现向上的流动，而同一指标在15年前还高达81%，下降了差不多整整30%！
第一，在经济制度上，美国是资本家所有制，它过度强调放松管制和累退性的税收制度，使得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的转移支付体系是最为吝啬的，累进性最差，并且越来越累退。一些发达国家，如欧洲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以累退的消费税为累进的转移支付计划融资，从而大大减少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相比之下，在过去50年里，美国最富有的0.01%人口的平均税率却一直在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开始，美国最富有阶层享受来自工资、股票期权、利息和资本所得等方面的更大减税。此后，美国低收入阶层和中产阶层的联邦税率总体呈上升趋势，而最富有的5%人口的联邦税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明显下降，其中最有钱的0.01%人口的联邦税率1990年比1960年下降了一多半。
第二，金钱政治令大众诉求几乎没有影响力，更多政治权力集中于企业和财经精英，使得资本左右选举和公共政策制定，能够直接影响经济运行规则，而贫困者、失业者和普通工薪阶层等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被漠视，长期缺乏话语权又反过来影响了低收入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
第三，经济过度金融化，也是导致美国贫富不均的一个诱因。资本主义金融化是过去三十年的一个重要特征，经济活动的重心从生产甚至服务产业转向了金融。这种转变使得资本的地位更加垄断，形成了金融垄断资本（monopoly-finance capital），即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金融资产在美国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美国金融业占美国经济的比重从1980年的4%上升到7%，虽然这个行业创造的就业仅占4%，但其攫取的利润却高达25%。另外，从1979年到2005年，在最富有的1%家庭中，来自金融部门和不动产部门的富豪比例差不多翻了一番。财富不平等加剧，资本进入了停滞和金融扩张往复的周期。
第四，在美国联邦体制下，各州由不同政党执政并且各地的财政情况不一，导致公共服务的供给存在突出的区域差异。这种联邦和地方两极分化的现象导致很多利益集团长期固化，社会缺乏活力。一方面，由于两党长期对立，美国50个州中有40个州可以完全按照党派来划分，而只有10个州处于中立。另一方面，从根本上看，美国的两党制是服务于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财团的。这些利益集团之间冲突不断，轮流执政的各方缺乏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对策，即便有一些对策也不可持续，从而影响了社会公正的实现和维护。比如，要推行累进资本税，在美国就面临着意识形态的障碍，短时间内难以实现。
第五，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始终是产生不平等的一个根源，由种族歧视带来的社会不公问题是美国社会面临的一大挑战。公共政策实践中存在的种族歧视现象，始终是导致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之一。1960年，在美国人口中，白人占比高达85%，而预测到2060年，白人将仅占43%。美国已经从一个白人和黑人为主的国家变成多种族的“彩虹”国家。在一个更多元化的社会里，种族歧视现象的负面效应不可低估。
“这个和‘折二’、‘折三’一样，是指钱的款式，母钱表示这个是最原版的钱，相当于其他钱的模板。牙样和母钱差不多，但是有些差异，不太好讲清楚。总之因为是模板所以存量非常少，一般都挺值钱。我看看……”老贾迅速用手翻弄了一下‘乾隆通宝’的钱堆。“你这个里面不多，我待会单独指给你认吧。”
总之，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状况在近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更加严重，而公共服务供给在各种族、区域间存在不公现象，进一步恶化了经济不平等现状，导致美国的社会阶层流动性减弱，中产阶级规模在缩小，社会阶级冲突在加剧。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摘自《学海》杂志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