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汉水流域农业和工商业发展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水论文,元代论文,工商业论文,流域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4）11-0104-06
汉水（亦称汉江）发源于陕西行省兴元路沔州（今勉县）以西（今宁强县），自西北向东南流经河南行省的襄阳路（治今湖北襄樊市）而达湖广行省的汉阳府（治今湖北武汉市）。它的两岸还有不少支流和众多的湖泊网络。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汉水自古以来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流域内自然资源丰富，工农业物产众多，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富饶地带之一。历来，对元代经济发展的研究，史学界已作过深入研究，但对元代汉水流域一带经济领域的考察，迄今为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有学者认为，元朝统治期间，破坏性很大，诸多方面（包括经济）不可能发展很快。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笔者认为，元统治期间，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元世祖忽必烈用汉人，行汉法，在进攻南宋时，告诫统帅伯颜不“杀人”，并诏谕士农工商“各安己业”。其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为汉水流域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众安居乐业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本文拟就元代农业和工商业发展情况谈一些粗浅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重农措施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宋元之际，战祸频仍，北方和两淮地区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耕地荒芜，荆棘丛生，饥饿的农民无力耕垦，到处流窜，所幸江南农业生产还没有遭受大的破坏。元朝建立后，开始重视农业，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巩固新政权的紧迫任务，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汉水流域一带的主要作法是：
1.广置屯田。元代屯田规模之大，分布地区之广，在中国古代史上是首屈一指的。在蒙古灭金，元灭南宋之时，屯田起了重要的作用。元人王恽说：“南北之势，我可以取彼，此必然理也。然馈饷转输，古无良法，正有屯田待以岁月，为古今上策耳”（注：王恽：《秋涧集》卷86《论屯田五利事状》。）。蒙金、宋元战争使正常的农业生产无法进行，而只有屯田这种方式才能在战争的条件下从事生产。因此可以说，没有襄阳路和南阳府等地的屯田，伯颜由汉江而下灭亡南宋几乎是不可能的。元朝建国后，广置屯田，对于这些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带来了有利的条件。在屯田中，朝廷经常抽调一些习农之人前往屯田地区指导屯田人员耕种，为那些地方的农业发展输入了技术力量。在经营屯田的同时，朝廷还组织人力、物力进行水利建设，不少地方的水利渠道因屯田而修建起来。
早在定宗贵由时，大将夹谷龙古带行省事于兴元路（治今陕西汉中市）。夹谷龙古带令部下“垦田数千顷，灌以龙江之水”（注：姚燧：《牧庵集》卷16《夹谷龙古带神道碑》。）。宪宗时，忽必烈遣汪德臣、汪良臣等在利州（即广元路，治今四川广元县）附近白水等地辟置屯田（注：《元史》卷3《宪宗纪》；卷155《汪良臣传》。）。利州路治曾一度徙治于南郑（今汉中）。
元朝建立后，广泛屯田。至元六年（1269年），立唐州（河南唐河）、邓州（河南邓县）、申州（即南阳府，治今河南南阳市）、裕州（治今河南方城县）屯田（注：《元史》卷100《兵志》。）。至元十年（1273年）元军攻克襄樊之后，元朝政府充分利用“江淮在宋为边陲，故多闲田”（注：《元史》卷173《燕公楠传》。）。“黄河迤南，大江迤北，汉水东南，两淮地面，在前南北边徼中间，歇闲岁久，膏肥有余，虽有居民耕种，甚是稀少”（注：王恽：《秋涧集》卷91《开垦两淮地土事故》。）。两淮“兵革之余，荆棘蔽野”，若将“上自钧（今钧县）、光（今光化，都临汉水边），下至蔡（今新蔡县）、息（今息县）”的荒地给边民屯种，不数年即可“剪去荒恶，荡为耕野”（注：王恽：《秋涧集》卷86《论屯田五利事状》。）。同年，宋将吕文焕投降后，又于襄阳府（即襄阳路，治今湖北襄樊市）留“熟券军”置屯田（注：《元史》卷5《世祖纪二》。）。至元十八年（1281年），以汉军、新附军兵士及民一万五千余户在德安府（治今湖北安陆县）境立屯（注：《元史》卷100《兵志》。）。大德元年（1297年）十二月，朝廷徙襄阳屯田合刺鲁军于南阳，户受田百五十亩，并授给种子、耕牛等必要生产物资（注：《元史》卷19《成宗纪二》。）。皇庆元年（1312年），遣户部尚书马儿经理河南屯田（注：《元史》卷24《仁宗纪》；卷169《王伯胜传》。）。同时，把武昌等地的人移往西北一带屯田。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签发旧贯鄂州（即武昌路，治今湖北武汉市）、随州（治今湖北随州市）的“降民”一千一百零七户迁往中兴路（即宁夏府路，治今宁夏银川市）居住，“计丁给地，立三屯”（注：《元史》卷170《袁裕传》。）。
2.鼓励垦荒。如何把流亡的农民安置好，使劳动力与土地结合起来，重新生产粮食，繁荣农村，开拓租税来源，从而巩固新政权的经济基础，是元政府的一项当务之急。元政府允许农民开垦荒地。规定：“凡是荒地，俱是在官之数，若有余力，所其再开”（注：《元典章》卷19《户部五·荒田》。）。“凡荒闲之地，悉以付民，先给贫者，次及余户”（注：《元史》卷93《食货志·农桑》。）。把荒闲之地用法令形式规定为封建皇朝所有，只要农民有劳力的都允许报官开垦。大规模的垦荒，使农民缺乏耕地的问题得以缓解。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十一月，朝廷因“以江淮间自襄阳至于东海多荒田，命司农司立屯田法，募人开耕，免其六年租税并一切杂役”（注：《元史》卷13《世祖纪十》。）。政府并从牛、种、农具、衣、粮上资助垦荒农民，从赋税差役上优待垦荒农民，“官授之卷，俾为永业，三年后征租”，从产权上鼓励垦荒农民（注：《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王祯主张开荒，一再强调“坐贾行商，不如开荒”。他谈及汉沔（今湖北汉水流域一带）、淮颖（皖北一带）等地多创开荒地，当年种芝麻，收获良好，有的“盈溢仓箱”以至“速富者”（注：《王祯农书·农桑通诀·垦耕篇》。）。河南在金亡时“民疏土旷”，是时（世祖后期）“民生日集，地窄人稠，与江南无异”（注：许有壬：《至正集》卷74《农桑文册》。）。“汉中之田，辟己十七”（注：姚燧：《兴元行省夹谷公神道碑》，《元文类》卷62。）。优惠的垦荒措施在汉水流域一带得到了施行，不仅有力促进了汉水流域一带的垦荒进程，而且大大扩展了垦荒面积。
3.兴修水利。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灌溉，既能扩大耕地面积，又能防止水旱灾害，促进作物增产。元朝政府认为“农桑之术，以备旱暵为先”（注：《元史》卷93《食货志·农桑》。），把兴修水利摆在重要位置。廉希宪在江汉“泻蓄水于江，得田数万亩，为贫民业”（注：《廉希宪神道碑》，《元文类》卷65。）。游显在襄阳，“复堰铁拘壅湍水为渠，溉稻田千数百顷，人赖其利”（注：姚燧：《牧庵集》卷22《江淮行省游公神道碑》。）。襄阳城濒临汉水，岁有水患。至顺元年（1330年）任襄阳路达鲁花赤的谙都刺率民为筑堤城外，遂以无虞（注：《元史》卷192《谙都刺传》。）。
汉水流域一带土质肥沃。在宋代，知荆州军陆九渊说：“荆襄之间，沿汉沔上下，膏腴之地七百余里，土宜麻麦”（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屯田》。）。七百余里的膏腴之地出产各种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品种极其丰富。苏轼在武昌一带所见的情况是：“对岸武昌，山水极佳，柑橘、椑柿极多，大芋长尺余，不减蜀中”（注：《经事东坡文集事略》卷25《答秦太虚书》。）。欧阳修诗云：襄阳“罗彀纤丽药物珍，枇杷柑橘荐清樽”，“锦苞玉笋味争新，风林花发南山春”（注：《欧文忠公文集》卷7《乐哉襄阳人送刘太尉从广赴襄阳》。）。柑橘、枇杷、芋头、椑柿已是常见之物。
到元代，汉水流域一带，粮食作物和蔬菜果品如马可·波罗所记的兴元路（今汉中）“彼等收获麦稻及其他诸谷，量多而价贱，缘土地肥沃，宜于一切种植也”（注：《马可·波罗行记》第112章《阿黑八里大州》。）。经过夹谷龙古带“垦田数千顷，灌以龙江之水”后，“收皆亩钟，敖庾盈衍”（注：姚燧：《兴元行省夹谷公神道碑》，《元文类》卷62。）。当马氏由华州起程到京兆府城（陕西西安市）见到该地“工商发达，树木园林既美且众，田野桑树遍布，此即蚕食其叶而吐丝之树也”。其注一云：“陕西气候在马可·波罗以后大有变化，天气甚寒，已不复种植桑竹，须至西安府东南三百公里汉水上之老河口，始见有纺丝者也”（注：《马可·波罗行记》第110章《京兆府城》。）。
二、整治和保护政策与工商业的繁荣和发展
元代汉水流域的工商业颇为发达。其重要因素在于，一是流动人口的增加，促进了手工业品和商业服务需求的增长。二是元政府曾把北方一些地区的工匠迁到汉水流域一带。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徙甘、凉御匠五百余户于襄阳”（注：《元史》卷18《成宗纪一》。）。如此多的御匠来到襄阳，对促进当地手工业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三是元代汉水流域交通线路的开发比前代有了新进展，遍及各地的驿站构成了一幅密集的交通网。便利的水陆交通带动了商业贸易的发展（注：王瑞明、雷家宏：《湖北通史·宋元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手工业发展提供了交通工具和商品与市场。元代汉水流域的手工业发展一方面因农业发展为其提供了原材料，同时也是在前代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而不断发展的。
造船业。鄂州、襄阳历来都是造船的重要基地。在武昌，两宋时期，由于造船数量的大幅度增加，船舶体积不断增长增高，可以看出造船工场规模在不断扩大。北宋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赵匡胤为平定江南，曾遣使前往荆湖地区“造大舰及黄黑龙船数千艘”（注：[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8《宋纪八》。）。南宋时，由于鄂州一带造船业发展很快，屯驻于此的军船数以千计。陆游在描述鄂州江面上举行的一次军事演习时，有过这样的精彩描述：“大舰七百艘，皆长二三十丈，上设城壁楼橹，旗帜精明，金鼓鞺鞳，破巨浪往来，捷如飞翔”。船舶规模之宏，航行速度之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可观的。后来虽在庆元六年（1200年）、嘉定十六年（1223年）和嘉定十七年（1224年）的三次暴风中被损毁800多艘，但直至宋末，常驻此地的战船仍达数千艘之多。咸淳十年（1274年），元军在攻拔汉阳的战斗中，一次就焚毁宋军战舰3000艘。当然，这些船舶并不全由鄂州承造，但由鄂州承造一部分完全可能，否则，对于元末陈友谅大造楼船之举，便无法作出圆满的解释。
到元代，鄂州造船具有相当雄厚的基础。贾居贞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即于武昌路“造船百数（十）艘，驾以水军”（注：《元史》卷153《贾居贞传》。）以增强武昌路的社会秩序。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廷欲东征日本，大造海舟，时镇戍鄂州的郑制宜“造楼船何家洲”（注：《元史》卷154《郑鼎传》。）。次年，为利用济州河运粮京师，又命江南三省（指江浙、江西、湖广）造船3000艘。元末，南方红巾军倪文俊在鄂、汉“联巨舟为阵，楼船高十余丈，绵互数十里，望之如山”（注：《明史》卷1《太祖纪一》。）。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建都武昌的陈友谅在江州一战中被朱元璋打败，为与朱元璋决战，大造楼船战舰，加紧训练水师。未及两年，便造成楼船数百艘，练就水军号称60万。
对陈友谅所造战舰，史料中是这样介绍的：陈友谅“大作舟舰，高数丈，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上下人语不相闻，橹箱皆裹以铁。自谓必胜，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兵号六十万，攻南昌”（注：[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太祖平汉》。），船高达数丈，其长至少也在几十丈以上。船的设计也颇见匠心，通船分为三层，而且层层置有走马棚，并有相当坚实的夹层，以便上下层之间，人马各不相扰。为使如此庞大的船体能迅速前进，船上置有几十只橹，并以铁裹之，暗藏船腹之中，装饰也很漂亮，全是丹漆饰之。若以600艘计，每船平均载1000人，包括马匹及各种辎重在内，净载重量大约在1500吨左右。没有相当水平的造船技术和一批精通于设计、绳墨、锻造、油漆等技术的各种造船工匠，要造出如此众多，如此规模的战船，是不可能的。为承造这批战舰，当时汇集于此的造船工匠可能数以万计。
在襄阳，至元十年（1273年），綦公直行荆南等处招讨司事，时元军正进攻襄阳，“枢密院命（綦公直）督造战舰、运舟”（注：《元史》卷165《綦公直传》。）。同年六月，“敕襄阳造战船千艘”（注：《元史》卷8《世祖纪五》。）。就这两次造船来看，第一次命其督造“战舰、运舟”，说明规模不会小，攻下襄阳的当年，元朝又命其“造战船千艘”，可见襄阳路地区其打造船舶的能力及造船作坊的规模都不会小。
丝织业。元代的丝绸生产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元史·立智理威传》记载：“湖广岁织币上供，以省臣领工作，遣使买丝他郡，多为奸利，工官又为刻剥，故匠户日贫，造币益恶。立智理威不遣使，令工视贾人有藏丝者择买之，工不告病，岁省费数万贯。他郡推用之，皆便”（注：《元史》卷120《立智理威传》。）。从元代官手工业所置局院有“鄂州诸色人匠”“提举从五”（官名及品级），又“诸色人匠”中有“武昌”“同提举正七”（注：参见李干《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页。）。说明武昌路有元朝官府经营的丝织业作坊，匠户为数不少。上供织币，本应因地所产，在任贪吏，为了从中渔利，上下其手，使织品质量下降。同时，工官对织工匠户过于“刻剥”，挫伤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所以织币“益恶”。立智理威从大德十年（1306年）调任湖广行省左丞，改善经营管理，择优购买本地所产丝原料，既节约了成本，又提高了织布质量。立智理威堪称封建官吏中之难能可贵者。马可·波罗在南京（今河南开封市）见到该地“有丝甚饶，以织极美金锦及种种绸绢”。抵襄阳，盛赞襄阳是“一种繁盛工商业之中区，……产丝多，而以制造美丽织物”（注：《马可·波罗行记》第145章《襄阳府大城及其被城下炮机夺取之事》。）。棉织业是汉水流域元代新兴的手工业项目。据《元典章》载，至元四年（1267年）七月，樊城的棉布200多匹经过山西运往山东货卖（注：《元典章》卷22《户部·入门不调引者同匿税》。）。王祯说：“非丝非管声咿轧，村南村北响相答”。反映了当时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比较发达。丝棉副业，一方面满足农家全家的衣着之需，另一方面把产品作为赋税交给国家。
瓷器和建筑。元代的瓷器产地遍及全国，无论数量、质量上都很可观。武昌湖泗一带古瓷窑址堆积瓷品渣滓不少。宋、元两代是湖泗民营瓷窑生产和“灵泉古市”（覃庙）最繁盛的时期，这里人烟稠密，聚集着张、沈、邹、李、樊、曾、杜、董等大姓氏，号称灵泉“八大名家”，载入明、清地方志书。至今覃庙还有一个名叫“窑咀”的滨湖地带，想必是昔日与瓷器的运输有关而得名（注：傅钧烈：《灵泉古市》，《武汉春秋》1983年2期。）。兴元（今汉中）经过兵灾之后，夹谷龙古带行省兴元，“官舍居第，皆高榱巨栋，重楶牡瓦，宏壮奇丽，可在承平旧宇之上，亦志不苟然也”（注：姚燧：《兴元行省夹谷公神道碑》，《元文类》卷62。）。
手工业的发展最能反映地方经济的特色。汉水流域手工业以当地资源为原料，发挥各自的优势，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手工业促进了工业繁荣，它不仅提供了交通工具（船、车），还提供了商品与市场。就市场而言，船工需要粮食、薪炭、制船工具，制瓷工人需要粮食、薪柴、铁、木工具等等。各个手工业行业之间互为市场，加上与邻州的经济交流，商品交换必然发达。
2.繁华的港区和便利的水陆交通带动了商贸的繁荣。元代汉水流域的商业是比较繁荣的。这与南北大统一，农业、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水陆交通的发达以及元统治者对发展商业贸易予以重视和保护都有密切的关系。元军攻占襄阳、鄂州等商业城市后，都实行了“通商贩”、“商者就途”政策，禁止军民剽夺商贩，保护商贩正常贸易。另外，元代实行三十税一，甚至四十税一、六十税一的商税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商业的发展（注：王瑞明、雷家宏：《湖北通史·宋元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同时，元代汉水流域的商业也是在宋代工商业发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宋代，鄂州（即今武昌）对岸有汉阳（今武汉市汉阳区）军。当时鄂州港埠在经济、军事上地位都十分重要。这里为“荆襄之肘腋，吴蜀之腰脊，淮南江西为其腹背，四通五达……城内外生齿繁盛……兵民错居，商旅辐辏……”（注：[宋]罗瑞良：《鄂州小集》卷5《鄂州到任五事答劄子》。）。宋时在鄂州设有铸造铜币的宝泉监。南宋时鄂州是长江中游著名的军商合一大港。此时，鄂州，汉阳港区，上起鹦鹉洲、刘公洲，下至阳罗洑、青山矶，码头互相毗邻，已成为港口整体（注：[宋]罗瑞良：《鄂州小集》卷5《鄂州到任五事答劄子》。）。乾道至淳熙年间，港区最为繁华。陆游在此泊舟于税务亭，见到在港船舶“不可胜记”（注：陆游：《入蜀记》卷4。）。范成大在《吴船录》卷下中记述船泊鄂州时的情景：“鹦鹉洲前南市沿江数万家，廛闬甚盛，列肆如栉，……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其盛壮如此……”。
元代初年，南市的繁华商业及众多舟船有一部分向鹦鹉洲上转移，大批船只也有一部分在汉水口集中、转运。元人揭傒斯吟诗说，当时鹦鹉洲“参差连舫出，散漫群鸥远”（注：揭傒斯：《揭文安公文集》卷1《正月十二日寻卢学士至汉口留诗为别》。）。“千帆落山巅，万樯拥舟辑”（注：郝经：《陵川集》卷3《黄鹤楼》。）。这是郝经在登黄鹤楼时所见到的船舶往来的情景。威顺王在武昌“起广乐园，多萃名倡巨贾以网大利，有司莫敢忤”（注：《元史》卷144《星吉传》。）。武昌路在当时繁荣情况可见一斑。如此众多的船，不论是商船，还是客船，都反映了当时武昌路、汉阳府一带商业的繁荣。
襄阳南带长江，汉江自西北斜贯其间，北扼唐、邓，与汴梁相邻；西北溯汉江而上，直抵兴元（汉中）盆地，自古以来即为重地。马可·波罗说：“襄阳府是一极重要之大城，所辖富裕大城十有二所，并为一种繁盛工商业之中区。……凡大城应有之物，此城皆饶有之”（注：《马可·波罗行记》第145章《襄阳府大城及其被城下炮机夺取之事》。）。这说明襄阳在元代是一个较大的工商业城市，这个城市的物资供应和一切生产、生活用品都是极丰富的。大都大护国仁王寺在襄阳、江淮等地有酒馆一百多所以经营酒馆业（注：《雪楼集》卷9《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马可·波罗又说：“从襄阳城发足，向东南骑行十五哩，抵一城，名曰新州，城不甚大，然商业繁盛，舟船往来不绝。……此城商业甚盛，盖世界各州之商货皆由此江往来，故甚富庶，而大汗赖之获有收入甚丰。此江甚长，经过土地城市甚众，其运载之船舶货物财富，虽合基督教民之一切江流海洋之数，尚不逮焉”（注：《马可·波罗行记》第146章《新州城》。）。从本章注中所言之“扬州”、“郢州”、“鄂州”当然都不是。是否为襄阳路附近之“新城”（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河南行省》，中国地图学社1975年版，第34-35页。）。因为：（1）“从襄阳城发足，向东南行十五哩”，从方向、里程有点像。（2）自1235年春窝阔台大举攻宋后，襄阳路一直是处于战争状态，这就给密迩襄阳路附近的地区以发展的机遇。（3）“汉水”，有时人们亦称之谓“汉江”。
兴元路（今汉中），《马可·波罗行记》第112章《蛮子境内之阿黑八里大州》载：阿黑八里“州境全处平原中，辖有环墙之城村甚众，隶属大汗。居民恃工商为活。此地出产生姜甚多，输往契丹全境，此州之人恃此而获大利”。《元史》卷94《食货志》载汉中姜课127锭279两。兴元路的人把姜运往全国各地出售，因此而获利甚丰。
随着城市的繁荣与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商品粮食也在不断增长。若值丰年，“黍禾余及亿秭，仓箱累万千”，“岁计仍有余，牙商许懋迁，补添他郡食，贩入外江船”（注：《王祯农书·农器图谱·围田》。），经过商贾将米粮贩至缺粮地区。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年），安州举子吴某，“自汉江贩米至汉阳，而郡遣县令陈当至汉口私籴”（注：[宋]王明清：《挥鏖三录》卷1。）。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武昌路一带，米价上涨，豪族官僚囤积居奇，米商把米关在仓里不出卖，武昌“城中斗米至万钱”。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董守中“杖其党与七十余人，米大贱”（注：揭傒斯：《揭文安公文集》卷12《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董公神道碑》。）。这一方面说明汉水流域物资贩运活跃，城市居民食粮全靠商贩供应。“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注：《通制条格》卷27《拘滞车船》。）。另一方面也说明粮食商品化的程度加深和商业的日趋繁荣。
值得一提的是，元朝疆域空前扩大，举凡军队的输送，政令的传达，物资的供给，商品的流转，漕粮的北运，以及进一步控制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巩固统一局面，无不迫切需要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元朝水陆交通都有重大的发展，特别是汉水流域的航运和以大都为中心的驿站的建置，构成一个庞大的水陆交通网，为全国大小城镇之间的商品流转、贸通有无以至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结语
1.“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虽然只是一句古语，但也说明了一个真理。至元十一年（1274年）七月，当元军将要对南宋发动全面进攻时，伯颜等陛辞，忽必烈诫道：“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注：《元史》卷8《世祖纪五》。）。九月，伯颜自率主力由襄阳沿汉水而下，郢州（湖北钟祥）、沙洋、复州（湖北沔阳）等地基本未经过大战归降，随之径下鄂、汉，直至灭亡南宋，全国统一。
元政府安民措施是得力的。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诏谕江、黄、鄂、岳、汉阳、安庆等处归附官吏士民军匠僧道人等，令农者就耒，商者就涂，士庶缁黄，各安己业，如或镇守官吏妄有搔扰，诣行中书省陈告”（注：《元史》卷8《世祖纪五》。）。这是一张安民布告，晓谕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当阿里海牙“集鄂民，宣上德惠，禁将士毋侵掠。其下恐惧，无敢取民之菜者，民大悦”（注：《元史》卷128《阿里海牙传》。）。至元十二年春，贾居贞以佥荆湖行省事留鄂，“发仓廪以赈流亡，宋宗室子孙流寓者，廪食之，不变其服，而行其褚币。东南未下州郡，商旅留滞者，给引以归之。免括商税并湖荻禁。造舟百数十艘，驾以水军，不至痛民，一方安之”（注：《元史》卷153《贾居贞传》。）。鄂地兵革之后，民庶流离，人心浮动，贾居贞开仓赈济流亡；宋室子孙流寓鄂州的，给以廪饩；不强制汉人变服；通行宋时褚币；对东南未被元军占领地区的商人滞留鄂州的发给路引使归；免括商税；驰湖泽之禁；派遣水军巡逻，以维治安。不失为利民德政。
2.汉水的乳汁哺育着汉水两岸及其附近地区的人民，同时也促使汉水两岸及其附近地区的城镇迅速地发展起来。汉水流域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由于元代水陆交通发达，汉水流域地区经过元朝政府的屯田、设置驿站和通商往来，直接联系州县各小市镇，间接联系全国各大城市，这些地区在经济上的联系，更有利于全国物资交流与经济的发展。
虞集在《南平楼记》中写道：“令夫襄之为城，额额千里，北出方城，渡沔水，达乎周郑晋卫之交；东出平皋，彷徨乎陈蔡齐宋之野。大车之彭彭，驷马之洋洋，攘攘纷纷，为利禄而往来者尘相及而袂相接，则昔者戈甲之所趋，刍饷之所输也。汤汤汉江之流，布缕漆革禾麻菽麦，衣被乎东南湖海之间者，则又皆昔日竭其民赋、疲于奔命以自救之徒也。原田亩亩、十千其耦、林木邑屋、参差鳞次、比邻婚姻、饱食以嬉、燕息而歌者，则皆前日高城深墉、昼战夕备不能一朝居之地也”（注：虞集：《道园学古录·至元六年南平楼记》。）。此楼原造于至元五年（1268年），当时姚燧为之作序，经过70余年的“风雨旋转，岁久不支”，至元六年（1340年）重修，虞集为之作记。虞集因襄阳形胜，沃野千里，人们能安居乐业，生活稳定，“驷马洋洋”，美衣玉食，只是赖有昔日人们浴血争战，苦心经营。虞集抚今思昔，无限感慨，其用意是唤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珍惜现实。这时，虞集已经退隐归田。
值得指出的是：汉水流域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潜在生产力是很大的，而如何将汉水流域自然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则是我们目前应该关注的问题。当前，旅游业是我国和世界各国兴旺发达的新兴事业。汉水流域山川奇丽，江河多姿，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蕴藏着极为宝贵的旅游资源。汉水流域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生产是促进汉水流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是增进汉水流域人民与全国以至世界各民族交往，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途径。
标签：元史论文; 元朝历史论文; 商业论文; 湖北襄阳论文; 工商论文; 元朝论文; 武昌论文; 马可·波罗论文; 造船论文; 元典章论文; 元文类论文; 手工业论文; 鄂州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