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兼与张一兵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斯特论文,历史唯物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张一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3-0007-05
哲学研究需要问题意识。本文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从李斯特的经济学世界何以能走近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世界？隐含在这一基本问题背后的子问题还有：李斯特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产生了什么影响？进而，李斯特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吗？果真如此，李斯特经济学在什么意义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
这些问题的提出，并非是没有根据的，一方面，这不单是因为李斯特经济学本身在古典经济学中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其一生的经济学——哲学研究中始终伴随着对李斯特经济学的研究。另一方面，这些看似遥远的问题，其背后或许隐藏着解答马克思哲学之谜的新钥匙，也很可能为我们重新认识被马克思化的古典经济学打开一个新视界。
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上述问题，至今仍未能给出很好的回答。但必须指出，张一兵先生在其相关论著特别是《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对上述问题中的某些方面，曾经作过解答。笔者赞成其中的部分观点，但在某些关键性结论上，与张先生存在意见分歧。对此，我会在行文过程中逐一做出说明，并希望藉此与张先生进行学术商榷。
李斯特经济学与马克思哲学在理论渊源上的关系，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以下简称《评李斯特》)这一文本中。1845年2月，马克思被迫从巴黎迁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这使他有机会将自己的理论视界再次聚焦于经济学。在这里，他对包括李斯特在内的30多位古典经济学家的几十部经济学著作进行了深入研究。正是在这些卷帙浩繁的经济学文献中，马克思的思想再一次发生了转变，这就是：他越深入地研究古典经济学，他就越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并最终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这一思想转变过程中，《评李斯特》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语境发生学视角看，《评李斯特》所处的文本环境相当敏感。这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月)——《神圣家族》(1844年9月)——《评李斯特》(1845年3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4月)——《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这是产生在马克思的哲学观不断发生激变，并最终实现格式塔式转换这一关键时期的一组文本群。在这一文本链中，《评李斯特》的出现弥补了在《神圣家族》和《提纲》之间的一个重要文本缺环，其意义自然非同一般。在此意义上，张一兵先生将《评李斯特》称之为“真正离太阳最近的文本”[1]，这样的评价实不为过。
其次，从文本解释学视角看，马克思的哲学观在《评李斯特》中至少在以下三个层面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
第一，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在第一次经济学研究(1844年前后)的基础上，从另一层面开启了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批判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道路。
众所周知，在《莱茵报》时期，青年马克思通过遭遇经济利益问题已经对自己黑格尔式的思辨哲学研究方法产生了怀疑。此后至第一次经济学研究之前，马克思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认识到“市民社会”才是哲学批判的真正出发点，但这时马克思并不很清楚这个“市民社会”被影缩在古典经济学之中，尽管黑格尔在其法哲学中已经通过研究古典经济学来进行哲学研究了，但是马克思并未深刻地认识到这一哲学研究新路径所蕴含的方法论革命因素。到了第一次研究经济学时，马克思涉猎了大量的古典经济学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顶峰，但从其批判逻辑来看，仍带有浓厚的费尔巴哈式人本主义色彩。这说明，马克思对“本真的市民社会”和“影缩的市民社会”(古典经济学)二者关系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至少还隔着一层面纱。
我们说，马克思对二者关系的认识在《评李斯特》中“在另一层面上”达到了新境界，这是有文本为据的。论据之一，在该文本中，马克思曾作过如下评述：李斯特的问题出在不研究“现实的历史”，不了解“像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实际出发点”就是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所以“对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2] 非常明显，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古典经济学与社会现实运动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即对社会现实运动的研究可以“准确地”在“经济学”中加以探讨。这表明，马克思的哲学话语发生了一次重要转换，因为，一方面他在这里已经撇开人本主义逻辑，完全是在现实主义逻辑的基础上谈论经济学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另一方面，他所指的经济学研究，也已不是在人本主义逻辑上的推演，而是以经济学为中介基于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一种新的哲学研究路径。
论据之二，马克思还认为，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这里，笔者不能完全同意张一兵先生的如下解读：“乍一看，这好像是马克思在反对人本主义逻辑，可是从上下文语境来解读，他实际上批判李斯特……抽象的生产力理论。……马克思这里有意识的语言回避恰恰没有造成人本主义逻辑的真正颠倒，倒是在他接近经济现实的分析中，一种新的方法无意识地被呈现了。”[3]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这句话意在批判李斯特离开私有制而谈论一种抽象的生产力理论，而且马克思正在接近“经济现实的分析”。但是，他既不是在“好像”意义上来反对人本主义逻辑，也不是在“无意识”地呈现反人本主义逻辑，更不是在进行“有意识的语言回避”，而是在彻底摆脱人本主义逻辑接近现实经济分析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因为一方面，“论据一”已对此作了文本确证；另一方面，对马克思来说，摆脱人本主义是接近现实经济分析的一种逻辑必然。马克思在这里已经走向一条从社会现实出发的哲学研究道路，即通过“影缩的市民社会”通达“本真的市民社会”的哲学批判道路。
马克思一旦踏上了“经济学——哲学”这条研究道路，也就在哲学方法论上找到了通往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方向。正可谓，他越研究政治经济学，就越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反之亦然，“马克思越是接近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越是深入。”[4]
第二，在这里，马克思通过对李斯特工业理论的批判，真正走上了从资本主义工业实践出发的新的哲学思路，从而在形成自己大工业革命理论，进而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在《评李斯特》中，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大工业是一种与工人相对立的力量，“工业的统治造成的对大多数人的奴役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工厂变成了一位女神，工业力量的女神。工厂主就是这种祭司。”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肯定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进步性，“工业是社会的组织者。工厂所造成的竞争制度是最好的社会联系。工厂制度所造成的社会组织是真正的社会组织。”“在这里人第二次占有他自己的和自然的力量，使自己对象化，为自己创造人的生活条件。”[5]
更重要的是，此时马克思已经开始批判建立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写道：“如果这样看待工业，那就撇开了当前工业从事活动的、工业作为工业所处的环境；那就不是处身于工业时代之中，而是在它之上；那就不是按照工业目前对人来说是什么，而是按照现在的人对人类历史来说是什么，即历史地说他是什么来看待工业；所认识的就不是工业本身，不是它现在的存在，倒不如说是工业意识不到的并违反工业意志而存在于工业中的力量，这种力量消灭工人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6]
这里，“如果这样看待工业”所指认的是：人类在工业实践中将自己对象化并通过工业实践来创造自己的生存条件。显然，马克思已充分认识到工业实践对人类生存的基础性地位，逻辑的继续推演必然是，以工业实践为基础的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的确与《1844年手稿》中所表达的思想逻辑大为不同，因为，这正是马克思在标识其新哲学世界观形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紧接着写道：“消除人类不得不作为奴隶来发展自己的能力的那种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时刻已经到了。因为人们一旦不再把工业看作买卖利益而是看做人的发展，就会把人而不是买卖利益作为原则，并向工业中只有同工业本身相矛盾才能发展的东西提供与应该发展的东西相适应的基础。”在这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达的“共产主义”已不再是一种“理论逻辑要求”(张一兵语)。因为，他不但为之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前景：“工业用符咒招引来(唤起)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工业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对工业的关系完全一样。今天，这些力量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奴隶，……明天它们将砸碎自身的锁链，表明自己是会把资产者连同只有肮脏外壳(资产者把这个外壳看成是工业的本质)的工业一起炸毁的人类发展承担者，这时人类的核心也就赢得了足够的力量来炸毁这个外壳并以它自己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马克思还为这一美好前景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革命道路：“打破工业的羁绊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摆脱工业力量现在借以活动的那种条件、那种金钱的锁链，并考察这种力量本身。这是向人发出的第一个口号：把他们的工业从买卖中解放出来，把目前的工业理解为一个过渡时期。”[7]
的确，在这里“我们已经能看到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桅杆了”，“科学历史认识中的社会客观规律就要被揭示了。”[8] 对于张一兵先生的如是评价，笔者完全同意。但是也许他自己并未意识到，上述评价与他对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评价之间会不自觉地发生矛盾。下文将对此做出解释。
第三，最重要的是，在这里，马克思通过对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批判，对自己生产力理论形成，进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李斯特生产力理论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及其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确证。首先，从概念继承关系看，在李斯特之前，法国重农学派著名代表魁奈是最早使用“生产力”一词的经济学家，他在1775年为百科全书所写的《谷物》一文中说：“和庞大的军队会把田地荒芜相反，大人口和大财富则可以使生产力得到很好的发挥。”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研究了“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9] 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税赋原理》中也使用了“生产力”一词。[10] 但是真正在理论意义上使用“生产力”概念并将其系统化的，李斯特是第一人。他在《国民体系》一书中，从多种意义上使用了生产力概念，如“农业生产力”、“工业生产力”、“自然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科技生产力”、“个人生产力”、“国家生产力”、“国际生产力”、“政治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等。
据前苏联学者考证，恩格斯是在1843年11月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开始使用生产力概念的，马克思大概是在1843年末至1844年初在李斯特著作摘录中第一次使用生产力概念的。[11] 显然，唯物史观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思所使用的“生产力”概念来自李斯特经济学是毫无疑问的。必须给予关注的是，马克思第一次在理论形态上使用生产力概念是在《评李斯特》中，在这里他对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进行了深入批判，并开始把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式区别开来，从而使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探索取得重要进展。[12] 这说明，马克思不仅直接继承了李斯特的“生产力”概念，而且把生产力作为一个理论系统来把握，也是受了李斯特的深刻影响。恩格斯曾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3] 列宁也曾说过：“概念来自本质，而本质来自存在。”[14] 事实上，从前人或现实出发，继承、改造或创新概念，然后用运动的概念来统摄变化的现实，这是哲学发展的基本理路。
学界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主要是与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密切相关的，讨论生产力概念不能离开生产关系概念。这种说法存在三个悖论：其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生产力概念早于生产关系概念，这样，不能离开生产关系概念来谈论生产力概念这一判断，就明显地在时间上陷入悖论；其二，按照上述逻辑，它事实上也否定了生产关系概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作用，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一对姊妹范畴，而且生产关系更加不能离开生产力而存在；其三，在内容上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终极决定作用，而在概念上忽视生产力概念对生产关系概念的制约作用，这本身就是在否定内容与概念的统一性。因而，我们应该正视生产力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的影响，马克思从李斯特生产力理论中继承了“生产力”这一核心概念，并赋予其新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这堪称是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概念演化史上的中心环节之一。
其次，从哲学历程来看，李斯特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的整个哲学思想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对此，张一兵先生曾有过一个深刻评价：青年马克思通过《评李斯特》一文已经开始无意识地摆脱手稿时期那种人本主义逻辑，不自觉地走向一条从客观现实出发的科学思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发生的真正前夜”。[15] 但是，这里还蕴含着另一个至今尚未被解蔽的理论新线索：《评李斯特》一文评论的主题正是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照此逻辑推演，马克思通往“哲学新视界真正前夜”的道路，正是通过对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评判来实现的，事实也正是如此。
然而，与许多国内学者一样，张一兵先生并不认同上述逻辑推演。他认为：“马克思此处谈到的生产力不是像传统研究所理解的那样，好像马克思这里是在发展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生产力概念，其实马克思这里只是在否定意义上确证李斯特的观点。”[16] 在这里，张一兵先生强调了如下两点：
一是他的解读有别于“传统研究”。但据考察，一方面，学界对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传统研究”是相当贫乏的，而迄今为止，张先生的考察也许是最为完备的研究了。另一方面，即使有些这方面的研究，其观点也大都与张先生的结论基本一致，即否定李斯特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影响，进而否定它与历史唯物主义固有的逻辑联系。这种固有联系，除本文的论证之外，笔者在《李斯特生产力理论：唯物史观研究中被遮蔽的视界》(载《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一文中也已有详论，故不再赘述。
二是作为否定二者关系的证明，张一兵先生特别突出了“否定意义上确证”这一事实。但是“否定意义上确证”这一逻辑分析并不能否证二者之间的固有联系。想想看，“否定意义上确证”是马克思对所有古典经济学著作进行批判的惯用逻辑，因为这种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影缩，或者称之为影缩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而如果马克思不能在逻辑上否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他也就不可能否证整个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也正因为如此，就连他最为欣赏的古典劳动价值论，他也不能不无情地予以否证和扬弃。马克思在第一次经济学研究时，通过李斯特经济学开始接触“生产力”概念，在第二次经济学研究中对其进行“否证意义上”批判，这本身就是一个扬弃的过程。
而且，正如前文已提到的，张一兵先生在总体上充分肯定《评李斯特》在马克思科学哲学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却否定这一文本的核心——对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批判——对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影响，或许这在逻辑上也是值得商榷的。另一方面，学界普遍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经由经济学语境“回到马克思”过程中，我们仅是解读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哲学文本，而不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去马克思化”的解读。这样，我们对古典经济学的认知逻辑也就不自觉地被镶嵌在马克思的认知逻辑之中，而马克思的认知逻辑是否完全客观与合理，则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是一个有待确证的命题。因而，要想彻察李斯特生产力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还必须回到李斯特的经济学著作中去发掘解答问题的“元线索”，而不是仅仅关注马克思的表层行文逻辑。事实上，一旦我们这样做了，本文的观点会进一步得到印证，请参见拙文《李斯特生产力理论：唯物史观研究中被遮蔽的视界》。
最后，有必要指出，李斯特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渊源关系，绝非仅仅体现在《评李斯特》中，其他相关文本的存在为解答二者之间的真正联系，也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
比如，马克思在《巴黎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恩格斯在《在爱北斐特的演讲》、《马克思博士关于保护关税主义、自由贸易和工人阶级的演说》、《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反杜林论》、《资本论》第二卷“序言”等文本中，均曾多次论及李斯特经济学。这其中，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细节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一篇最后一章的一个脚注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李斯特说得对：‘大领地制度上盛行的自足的经济，不过是那里还缺少文明、交通工具、国内产业和富裕城市。为了这个理由，所以在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梅克伦堡到处都可以看见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以前，在英国，这种经济也很盛行；但是，跟着商业和工业的勃兴，他们就分成一些中型农场，而以租耕制度作为替代了。’《耕地制度，小农场经营与移民》1842年版第10页。”[17]
众所周知，面对资本主义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此时的晚年马克思正在对自己以前通过经济学研究所得出的哲学结论，进行苦苦反思。他在《资本论》最后一卷最后一部分一个没有写完的章节中，肯定了李斯特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这也是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文本中，马克思第一次以明确肯定的方式来评价李斯特经济学。这说明，直到晚年，马克思还在关注和研究李斯特经济学，且晚年马克思对李斯特经济学有了更为客观的新认识，而这种新认识本身就是对二者关系的一种确证。
至此，针对本文开始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自信地做出一个结论：李斯特经济学对马克思科学哲学观的形成，进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而在李斯特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否认的内在联系。其意义在于：首先，这一基本问题的解答对传统的马哲史研究提出了新挑战，因为，传统研究是不承认李斯特经济学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的，这就不能不引发我们对传统马哲史研究范式的深刻反思。其次，前述问题解答的过程，无疑也就是发现疑难、解决问题、进而回归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而这种“原生态回归”本身，即可被视为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路径的有益尝试。因为，这种对古典经济学“人物原点”式的研究，不但为我们解答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层次问题提供了新钥匙，也为我们重新认识被马克思化的古典经济学打开了一个新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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