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攻击的跨学科研究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3)03－0064－12
攻击(aggression)现象伴随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极端形式的攻击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破坏，在工业文明时期出现的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等挑战了人类的自我生存底线。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攻击行为并不会直接导致受害者丧失生命，但是不同形式的攻击会给受害者带来不同程度的痛苦、适应困难或发展障碍①。近年来，间接攻击、冷暴力、互联网暴力等新的攻击形式给受害者带来的持久心理伤害也日益受到重视。
自心理科学诞生以来，攻击就一直是心理学家十分关注的研究主题②③④⑤。攻击行为作为人的一种重要社会行为，心理学研究者主要关注其表现形式和发生、发展机制，并经常与亲社会行为和其他反社会行为一并考察。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传统心理学单一学科内的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局限日益凸显。进入21世纪，随着遗传学、神经科学、统计学、医学、社会学、应用发展科学等学科的发展，在攻击的发生、发展机制研究和干预研究中，出现了多学科联合攻关的趋势。这一趋势中，作为中间学科的心理学，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攻击的内涵界定与相关研究问题
(一)攻击的内涵界定
攻击是许多物种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它在以高级认知机能为基础的灵长类动物(包括人类)中演化得更为复杂和多样化。攻击行为和攻击性(或攻击倾向)统称为攻击，已有攻击研究并不对二者进行明确地区分。概括来讲，攻击行为是攻击的外显表现，对攻击行为的考察结果可用来推断攻击性的特点；攻击性既指攻击的内在驱动因素，又指个体稳定的行为倾向性。高攻击性个体通常实施高频次或程度严重的攻击行为⑥。截至目前，得到较高认同的攻击定义是Brain在1994年对攻击所作的界定，他认为攻击是个体在一定情绪与生理唤醒状态下有意伤害他人的行为，且该行为遭到受害者的反抗或拒绝⑦。该定义强调三个方面：一是强调从攻击的互动关系来界定攻击，攻击是一种攻击者有意伤害与受害者被动拒绝的对抗关系；二是强调攻击者自身达到了一定的情绪与生理唤醒状态，这种状态可能源自后天的环境挫折，也可能源自先天的不良遗传基础(如大脑执行功能不良)；三是强调攻击者的有意性，攻击者对自身行为及其后果能够进行有意识的认知与调控。该攻击内涵在此后近20年的攻击研究中进一步得到确认。
(二)攻击的相关研究问题
对人类而言，攻击的相关研究问题主要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是什么”的问题：攻击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和发展特征；二是“为什么”的问题：攻击产生与发展变化的原因与机制，攻击表现出差异性特点的原因与机制；三是“怎么办”的问题：如何有效、合理地控制与预防攻击。这三个层面的研究问题长期以来受到了不同学科研究者的重视，并且随着科学与技术的不断进步出现了一系列更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发现。
关于“是什么”的问题，研究者通常从攻击的结构、功能、发展、演化、分类以及分布等六个方面进行系统化考察。研究者对攻击结构的认识已经相对比较一致⑧，完整的攻击包含攻击信念与策略(认知)、攻击情绪(情绪)、生理唤醒(生理基础)、攻击冲动(动机)、伤害或破坏行为，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所侧重关注的结构成分不同。例如，生理学和遗传学较多关注攻击的生理基础，社会学、犯罪学则较多关注伤害或破坏行为。攻击的功能有两种：伤害与破坏、适应与建构。其适应与建构功能是近年来基于物种演化理论所提出来的，并日益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⑨⑩。攻击的发展涉及攻击的跨情境或跨时间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特征。已有研究从两个角度来揭示攻击的发展，一个是整个群体成员的攻击随着年龄增长发生的发展变化，另一个是群内成员或亚群体随着年龄增长表现出的不同发展轨迹(11)。攻击的演化主要涉及不同物种间攻击的异同比较，并基于相关研究结果进一步完善攻击的表现形式，甚至预测可能的变式。攻击的分类主要涉及攻击的不同表现形式。已有实证研究文献中主要涉及身体攻击、言语攻击与关系攻击；直接攻击与间接攻击；敌意性攻击与工具性攻击；主动性攻击与反应性攻击；互联网攻击等。攻击的分布则主要指不同人口学变量(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年龄等)标签下攻击的表现形式、广度和程度等。该部分常常与攻击的发展特征一并研究。
关于“为什么”的问题，研究者主要探究为什么会产生攻击、为什么攻击会发展变化、为什么攻击在不同个体间存在差异。虽然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攻击是什么的回答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但是他们都致力于探究攻击发生、发展的原因与机制问题。已有文献主要从遗传、个体和环境三大方面考察不同因素与攻击的关系。遗传方面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基因(如MAOA基因、COMT基因、5－HTT基因、BDNF基因、DRD4基因等)、神经(如脑执行功能、神经递质特征等)、激素(如睾酮、催产素、皮质醇等)、外显生理指标(如指电、皮电、R－R间期、心率、呼吸率等)。生理学、分子遗传学、认知神经科学、医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从这些影响因素开展的研究较多。个体方面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发育与成熟(如年龄、青春期等)、认知能力(如注意偏向、归因方式等)、情绪特征(如情绪控制、疏离感等)、自我(如自我概念、道德推脱等)、环境适应状况(如亲子冲突、学业成就等)。环境方面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家庭环境(如教养方式、受虐经历等)、同伴环境(如同伴地位、友谊等)、学校环境(如教师训诫、班级规范等)、社区环境(如暴力事件、成人监管等)、社会文化环境(如媒体暴力、宗教信仰等)。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行为科学等学科，尤其是传统的发展心理学研究更多地从个体和环境因素着手考察攻击的发生、发展机制。近年来，随着研究问题不断细化和研究变量的日益多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不同学科开始联合探究攻击发生与发展的遗传、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机制。
关于“怎么办”的问题，研究者主要从如何事先预防和事后控制两个方面开展应用研究。一方面，揭示攻击的发生、发展机制是有效地预防攻击发生、发展的前提，基于对遗传、个体和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机制的探究结果，可以人为地制定预防措施来限制那些促生攻击的因素，扩增那些抑制攻击的因素，如婴幼儿期避开家庭暴力经历等(12)。另一方面，对于攻击性个体需要探究采用何种方法可以更有效地控制或减少攻击行为。例如，对于暴力青少年犯而言，经常采用的方法有军训式矫正(boot camps)、个别治疗、现身试法干预计划(scared straight programs，让学生体验牢狱生活以防犯罪的计划)、团体治疗等(13)。当前的新近趋势是将预防与控制结合进行，对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多个成长情境进行共同干预，并将干预的时间尽可能地提前到个体发育的早期阶段(14)(15)。
以上以问题为中心对攻击相关问题的梳理并不是对攻击研究结果的系统全面综述，而只是点明了攻击研究所涉及问题。显然，很长一段时间内，某个学科的研究者对攻击的研究也并不是探究所有的“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而是基于自身学科优势和感兴趣的具体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二、攻击跨学科研究的基础：单学科研究的推进
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促生了学科的产生、分化和发展，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科学史就是一部学科发展史。随着知识与技术的日益复杂化，研究者逐渐各自采用约定的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来系统研究特定的问题或特定范畴的对象，从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学科(16)。学科发展得越完善，相互之间的界限就越分明。例如，心理学采用科学的方法来探究心理现象与规律，1879年宣告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并与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理学等学科的界限日益明晰。攻击是许多学科的研究者都非常感兴趣的主题，并在许多学科的单学科研究范式中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发现。
(一)心理学的单学科研究推进
传统心理学对攻击的研究通常采用观察法、调查法和实验法来收集所需的数据，并采用描述统计以及简单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方差分析来回答所研究的具体问题。大量的研究专注于考察人类攻击行为的发生、发展过程，并揭示不同类型攻击的发生、发展特点以及个体差异(如性别差异、年龄差异等)。研究发现70％以上的17个月婴儿会表现出身体攻击，14％的高攻击性婴儿在17至30个月间攻击行为出现不断增长的趋势(17)。2至4岁的幼儿中，身体攻击在减少，但是言语攻击在增多(18)。小学儿童的攻击行为逐渐减少，且开始集中在少数几个儿童身上(19)。与此同时，随着儿童的年龄增加，身体攻击行为在减少，关系攻击和社会攻击开始出现并逐渐上升(20)。进入青少年期，个体的攻击行为进一步减少，但是他们中发生的严重暴力行为不断增加，且主要集中在少数人身上(21)(22)。此外，男孩自2岁开始就比女孩参与更多的冲突，且实施更严重的攻击(23)。近年来，攻击纵向发展特点的追踪研究结果陆续出现，并已证实男、女攻击者存在不同数量和类型的亚组发展轨迹(24)(25)。
心理学单学科对攻击发生发展机制的考察主要关注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且大多采用横向设计和简单的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养方式、校园氛围、同伴群体特征、童年受虐经历、气质类型、人格特征、自尊、归因方式、同伴信念、规范信念、道德推脱等与不同类型的攻击行为存在差异性关联。例如，权威型教养与直接攻击和间接攻击均存在负向联系(26)；专制型教养与直接攻击和间接攻击存在正向联系(27)；忽视型教养与直接攻击无关联，但与间接攻击存在正相关(28)。这些结果为进一步揭示环境因素、个体因素对攻击的影响作用提供了充实的科学依据。相比于遗传因素，心理学对攻击发生、发展机制的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的探究更为全面和系统。目前，仍有大量的研究在不断扩展和细化可能影响攻击的环境与个体方面的因素。
(二)遗传学的单学科研究推进
随着遗传学的发展，尤其是行为遗传学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人类攻击行为的遗传基础。已有研究证实，个体的攻击行为存在明显的遗传效应(29)，儿童到青少年期个体攻击行为的稳定性主要由遗传因素所解释(30)。攻击的遗传基础研究始于早期的双生子研究和收养研究。该类研究通过比较同卵双生子、异卵双生子、亲生兄弟姐妹、收养兄弟姐妹四类个体在攻击发生、发展特点上的相似性来推断遗传的效应大小。大量研究结果显示，遗传物质的相似性程度对于攻击的预测力高于教养环境相似性程度对于攻击的预测力，且相同教养环境中同卵双生子的攻击行为最为相似和稳定(31)。近年来，分子遗传学与生物化学的不断发展，使得探究攻击的分子遗传机制成为可能。大量研究发现，MAOA(monoamine oxidase－A，单胺氧化酶A)、DRD4(D4 dopamine receptor，多巴胺D4受体)、COMT(catechol－O－methyltransferase，儿茶酚氧位甲基转移酶)等候选基因与攻击行为的发生存在显著关联(32)(33)。例如，COMT基因rs6267的T等位基因显著降低了男青少年攻击行为发生的概率，但该位点与女青少年的攻击行为无关(34)。目前，该单一学科领域能够继续推进的研究方向有二：一是继续探索与攻击行为可能存在关联的新基因位点；二是尝试考察多基因位点间的整合作用对攻击发生、发展的影响。
(三)神经科学的单学科研究推进
脑是心理与行为发生、发展的核心物质基础。近年来，神经科学(或脑科学)的发展使得研究者日益关注攻击发生、发展的认知神经机制，并发现大脑的执行功能、额叶和颞叶机能缺陷、言语能力等与攻击存在紧密关联。例如，研究发现，攻击与暴力个体的额叶、颞叶区域存在功能缺陷，且其负责言语能力和言语记忆的脑区存在缺陷(35)(36)。神经科学的攻击相关研究通常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采用动物模型进行创伤性攻击实验研究，然后将研究结果推论到人类攻击中，或者改善实验设计后采用特殊人群进行验证。例如，老鼠被人为手术损伤大脑边缘系统的双侧内嗅区后，其攻击行为明显增加(37)；经历社会孤养、日夜颠倒、居住—入侵等实验操控的大鼠会产生更多的暴力行为，并伴随下丘脑腹内侧核和前额皮质BDNF(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表达改变(38)。二是直接针对人类攻击进行无创伤性实验研究。目前通常采用SPECT、PET、ERP、fMRI等无创性技术收集脑功能与结构方面的数据。例如，ERP研究表明，攻击性儿童比普通儿童的P300潜伏期更长，且大脑额叶部分的波幅更小，这表明攻击性儿童的选择性注意与调控机能存在缺陷(39)(40)。近年来约有14个脑成像研究(SPECT、PET和fMRI)表明，攻击性个体的前额叶存在功能障碍(41)。目前，脑功能与攻击行为的关系研究手段和技术日益成熟，但是攻击行为发生、发展的脑机制问题尚未形成系统性认识。
(四)生理学的单学科研究推进
生理学领域的研究者针对人的一般性生理指标与攻击的关系完成了许多研究。较常考察的生理指标包括指温、R－R间期、心率、指脉率、激素等。诸多研究一致性地发现攻击性个体的指温、心率、指脉率显著低于普通学生，其R－R间期显著高于普通学生(42)(43)。然而，众多研究所得的攻击与激素间的关系结果并不一致。就雄性激素而言，一方面，针对动物被试的研究发现，随着雄性激素水平的升高，动物的攻击行为会增加；另一方面，针对45项研究的元分析发现，人类男性雄性激素与攻击行为间的相关在－0.28－0.71之间，即有的研究发现雄性激素水平升高会伴随攻击行为的增加，也有研究发现雄性激素水平升高会伴随攻击行为的降低。有关攻击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的关系研究表明，攻击与肾上腺皮质激素水平存在正相关，与皮质醇水平存在负相关(44)(45)。整体而言，针对一般性生理指标的关系研究能够为深入揭示攻击的遗传机制和脑机制提供重要启示和科学依据。
(五)其他方面的单学科研究推进
减少和预防攻击与暴力的发生是学校教育和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视的问题。基于其他学科的已有研究发现，教育学、社会学、犯罪学等领域的研究者能够在各自的干预实践中进一步探究和构建有效的反暴力干预方案。目前较为有效的干预方案主要依托改善已有的家庭教育方式、学校教育过程、罪犯改造模式、社会影响途径来展开。其中行动研究法、情境讨论法、角色扮演法、人际交往技能训练法在反暴力干预中使用得较多。然而，受已有基础研究结果的局限，目前针对攻击行为的关联性脑功能缺陷、遗传缺陷的预防与干预工作尚未有效展开。
特殊人群是攻击研究中的重要研究对象。精神病理学、发展病理学、医学、心理治疗领域的研究者针对精神病患者、罪犯、孤儿等特殊人群开展了大量研究。已开展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模块：一是探究特殊人群攻击行为的发生、发展机制，如罪犯或孤儿的攻击行为与童年受虐经历的关系(46)；二是探究治疗或改善攻击行为的有效方案或药物，如针对联合无抽搐电休克治疗(47)和利培酮联合丙戊酸钠(48)等开展的临床研究。在日后的研究中，针对特殊人群的研究不仅能够有效弥补动物模型研究的不足和局限，而且能为针对正常人群的实验研究和临床研究提供科学依据与技术保障。
除去以上学科关注攻击行为之外，古人类学、动物学、生物化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等学科也会关注攻击问题，但是它们通常与心理学、神经科学、遗传学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因此很少开展单一学科范式的科学研究。
三、攻击的跨学科研究经验与教训
在现代科学发展史中，日趋精细化的学科分支使得单学科科研的局限越来越突出。跨学科研究则成为近年来有效推进科研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有力途径，并且成为现代科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次重大转变。因为横跨多个现代学科的合作研究并无前车之鉴，所以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只能在具体的合作研究中不断探索有效的合作方式。近十年来，攻击的跨学科研究同样迅速增加，有重要价值的研究发现不断翻新。
(一)涉及的学科各有优势且相互补充
综述2000年至2012年的攻击研究文献发现，攻击跨学科研究主要涉及心理学、生理学、认知神经科学、分子遗传学、病理学、教育学、干预科学、药物学、行为科学、社会学、人类学、应用发展科学等学科。并不是每个研究都涉及以上所有学科，而是根据具体研究问题出现了两个学科或多个学科的合作攻关。这些学科之间之所以能够交叉，是由于它们共同关注攻击的相关研究问题，且单一学科无法解决所提出的问题。具体而言，心理学注重问题研究的整体设计思路、统计分析方法以及不同学科间的协同与整合，在探究攻击问题时更便于提出研究问题，并善于主动与其他学科进行协同研究。生理学、认知神经科学、分子遗传学、病理学则注重探究攻击的生理过程，尤其关注脑与基因在人的攻击发生、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教育学、干预科学、药物学以及应用发展科学则注重如何引导、塑造甚至控制攻击行为朝向符合社会期望的方向改变，这些学科在合作研究中具有较强的应用研究优势。行为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则以提供更宽广时空视角下的证据与新认识见长，通过物种间比较、群体与文化水平变量的考察、演化史的考证等提出或进一步完善攻击研究理论。总之，如果对攻击的所有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那就需要许多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参与。然而，截至目前还没有哪个研究团队或机构能够同时将以上学科的研究者整合到一起。
(二)心理学在跨学科研究中发挥桥梁作用
心理学框架下的攻击研究已经为跨学科研究做好了准备，并开始出现以心理学为前提条件的跨学科研究。正如早在30年前Parke和Slaby(1983)所言，“在本世纪过去的岁月，很少有哪几个课题，像攻击及其控制那样，引起如此之多的理论与实验研究的关注”(49)。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开始，直至近年来的认知神经科学和发展行为遗传学，心理学研究者从攻击的内涵界定、理论构建、发展特点考察、机制探究以及干预与矫正等方面完成了大量的工作。这为攻击跨学科合作研究能够在相对统一的框架内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提供了保障。例如，攻击的认知理论体系中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能够为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行为科学、干预科学等学科的协同研究提供一致性理论基础。再如，发展心理学理论中所提出的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模型启示攻击研究中应该注重基因－脑－行为－社会的跨学科研究(50)。心理学单学科框架中的攻击特点研究在不断推进过程中发现，个体差异以及个体的发展差异特点能够更好地理解攻击的发生、发展机制问题。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除了需要进行跨年龄的横向与纵向研究设计之外，还需要依赖新的数学模型和可靠的多元统计模型，例如，对攻击发展轨迹的分析需要采用基于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和基于亚组的准参数模型分析来实现(51)。当下，心理学能够提出许多攻击研究问题，并形成较为合理的研究设计，但是部分问题的解决已超出了其单学科攻坚的范畴。
(三)需要与关注生物因素的学科进行交叉
生理是心理与行为的基础，生理心理学目前是心理学领域最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进入21世纪，系统探究攻击领域的许多问题不得不同时借助心理学与生理学两个领域的知识体系和技术手段。已有的攻击跨学科研究中，生理学的参与主要涉及四个层面的影响因素：一是外显性生理指标，如指电、皮电、R－R间期、心率、指脉率、呼吸率、睡眠节律等，测量这些指标的手段已十分成熟，所得结果也客观和稳定。二是下丘脑－脑垂体－肾上腺轴和内分泌系统的相关指标，如睾酮、雌二醇、肾上腺素、催产素、皮质醇等，这些激素都与行为的冲动促发或抑制有关，测量手段相对成熟，但是在针对人类被试的研究中会因伦理问题而受到一定限制。三是以脑为中心的神经系统的相关指标，如脑区、神经递质、受体、神经调质、神经功能网络等，目前测量这些指标的技术手段在不断更新，并出现了几种无创性测量技术。其中创伤性的测量技术主要用于动物模型(如老鼠、猕猴等)的相关研究。四是以基因为中心的遗传物质的相关指标，如影响以上三个层面因素的差异性基因型、基因表达、甲基化过程、基因修饰等。目前，对人类进行特定基因的测序和等位基因型的确定已经非常方便，且测序费用已相对比较低廉。然而，控制基因表达和甲基化过程、操纵基因修饰、基因敲除、转基因等相关研究还仍然以动物模型为主。一般而言，前两个层面的指标被称为一般性生理学指标，第三个层面被称为神经科学指标，第四个层面被称为遗传学指标。在攻击研究中，近年来生理学、认知神经科学和分子遗传学领域的研究者与心理学研究者的合作持续增加，下文中将以实例说明具体的合作模式。
(四)需要与关注人发展的学科进行交叉
环境是心理与行为发生、发展的必要条件，近年来，一些注重人的发展与环境关系的学科开始与心理学进行学科交叉。心理学虽然本身十分注重环境的影响作用，并有专门的生态学理论及发展情境论等作指导，但是其关注的侧重点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对攻击研究而言，行为科学、古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自身优势便于与心理学进行学科交叉。行为科学关注所有物种的行为模式和差异特征，它能够从物种演化的角度为攻击的发生、发展及其干预控制提供丰富的佐证资料和有益启示，如狒狒的攻击行为特点及影响因素与人类的攻击存在许多共通之处(52)。此外，针对动物被试更便于开展实验研究，可以进行人为的实验操作和环境控制。因此，许多源自心理学的人类攻击研究假设可以在行为科学领域加以实验或求证。古人类学同样是从物种演化的角度来开展研究，但是其感兴趣的问题主要是围绕人类的演化过程。攻击是伴随人类整个演化史的一种行为现象，因此它与人类环境适应与被淘汰过程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古人类学的研究能够从环境适应的角度为攻击的发生、发展机制及发展特征等方面提供许多有用资料和启示，例如，新近出现的攻击是一种适应性演化行为的研究视角就是古人类学与心理学交叉后的结果。在这一研究视角下，攻击行为与亲社会行为被看做是人类演化过程中适应环境的两种策略(53)。社会学侧重关注人际之间、群体水平、社会层面的问题，攻击是一种发生在社会互动中的人际间伤害，因此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学科交叉也是一种必然趋势，并能够为攻击的发生、发展机制和干预模式提供人际水平、群体水平、社会层面的证据或依据。目前，社会学专注关系数据分析的优势，恰好可以弥补心理学只注重属性数据分析的不足(54)。此外，社会学更为关注社会运行、组织运营、群体舆论与心态、历史变迁等方面的问题，这为以整个社会为背景的攻击环境因素考察提供了便利条件。例如，社会转型中压力的持续上升是否与人的攻击行为存在关联等问题只能在两个学科的合作研究中得以考证。
哲学与心理学也逐渐开始交叉合作。心理学是从近代哲学中逐渐独立出来的，然而由于心理学专注于考察心理与行为的现象与规律问题，且主要采用科学实证的手段来完成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的研究任务，因此在攻击问题的研究中心理学与哲学的交叉较少。但需要指出的是，攻击研究的系列结果或许对于回答或提出某些哲学问题能够提供证据或启示。
(五)已有研究中的不足
跨学科研究需要两个以上学科的研究者针对感兴趣的问题共同设计研究思路、选择研究方法、协作分工来完成一系列科学探索。然而长期以来，学科化人才培养模式使得培养出来的研究者更倾向于在某单一学科内思考和解决问题，这成为跨学科研究的主要障碍之一。此外，由于研究对象或范畴不同，不同学科研究者所感兴趣的问题有时难以存在交叉，从而难以将不同的研究问题整合到同一个研究设计中。对于攻击研究而言，绝大多数心理学研究人员通常没有系统接受遗传学、生物化学或神经生物学的训练，从而较难结合遗传学领域的新进展提出攻击研究的新问题和新解决方案；同样，遗传学研究者也比较难以提出基因与具体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研究设计。因此，进行跨学科性人才培养和学科间的常态性学术交流可能是推进跨学科研究的一个有力途径。
四、攻击的跨学科研究典型实例
(一)心理学与分子遗传学的跨学科研究实例
王美萍和张文新(2010)采用心理学的问卷法与分子遗传学的DNA分型技术，以153名高、低攻击组初中生为被试，考察COMT基因rs6267多态性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性别与负性生活事件在这一关系中的调节作用(55)。这是一项探究攻击行为的发生、发展机制的研究，且采用的研究设计致力于考察攻击的遗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中涉及的环境变量和个体变量为负性生活事件和被试性别，这是心理学中经常研究的变量；涉及的遗传学指标为具体基因COMT的具体基因位点rs6267的多态性特征，这是传统心理学研究中并不涉及的。
该研究中考察的COMT基因，是用来编码儿茶酚胺氧位甲基转移酶的，并且COMT基因的某位点多态性可以导致酶的活性存在3－4倍的差异(56)。儿茶酚胺氧位甲基转移酶是儿茶酚胺(包括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主要代谢酶，而儿茶酚胺可以增强中枢神经系统对外周反应的敏感性，保持觉醒和警觉状态。这些分子遗传学和神经科学的相关科学发现是将COMT基因rs6267纳入考察攻击的发生、发展机制的重要基础条件。除此之外，基于动物模型的研究发现，儿茶酚胺激动剂能够增加动物的攻击行为(57)，且雄性COMT基因敲除鼠会表现出高攻击行为(58)。这为研究人类的攻击行为中考察COMT基因提供了科学依据。由此可见，没有分子遗传学知识背景的研究者不仅难以考虑到基因与攻击可能存在关联，而且难以选出合适的候选考察基因。
本研究的结果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确定了rs6267多态性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发现rs6267多态性与男青少年的攻击行为显著关联，T等位基因显著降低了男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发生概率，但该位点与女青少年的攻击行为无关。二是证实了基因与环境因素交互作用对攻击行为的影响特点，发现rs6267多态性与负性生活事件(环境因素)存在交互作用的趋势，在那些经历高水平负性生活事件的青少年中，GG型基因携带者发生攻击行为的概率高于T等位基因携带者。由研究结果可见，结果中蕴含的几个假设是源自心理学、社会学甚至是人类学等学科的，例如攻击行为的性别差异假设、环境与遗传因素的交互作用假设。同时，研究数据的获得却需要借助心理学(或社会学)和分子遗传学两个学科的技术方法来完成，如问卷法和DNA分型技术。数据的统计分析需要借助数学模型和统计学方法来完成，如Hardy－Weinberg平衡的吻合度检验、列联表分析和逻辑回归分析。可见，该项研究从提出问题到回答问题的整个过程中需要涉及多个学科的专门性知识，且以心理学和分子遗传学的紧密交叉为主要特征。
(二)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实例
Wang等人(2012)采用ERP(Event Related Potential，大脑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和选择反应时范式，以34名普通大学生为被试，考察了自身认为拥有高、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大学生在对暴力、非暴力图像进行反应时所表现出的神经电生理特征，并进一步以N2和P3的特征为依据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与攻击脱敏的关系(59)。这同样是一项揭示攻击发生、发展机制的研究，且采用的研究设计致力于考察攻击发生、发展的环境与脑功能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中涉及的环境变量为社会经济地位和图像刺激(暴力与非暴力两种)，这是心理学研究中经常涉及的变量；涉及的认知神经科学指标为与认知加工过程不同阶段、不同功能对应的电生理学指标(N2、P3)，这些都是传统心理学学科知识体系中并不包含的。
ERP是由感知觉事件、认知事件或运动事件诱发大脑加工时产生的神经元突触后电位，现在主要通过无创伤性的脑电记录器(LL
分类号 B849:C93
1 引言
建言行为(voice behavior)是现在组织行为学领域的新兴课题。建言行为的最早研究可以追溯到Hirschman(1970)，他认为建言行为是忠诚度高的员工在满意度低时倾向做出的行为。后来，Van Dyne和LePine(1998)提出了建言行为的概念，即建言行为是以改善环境为目的，以变化为导向，富有建设性的人际间的交流行为。诸多学者对建言行为的构念进行了深化和扩展，如基于个体建言的反应方式，Hagedoorn,Van Yperen,Van De Vliert和Buunk(1999)将建言划分为关怀型建言(considerate voice)和侵犯型建言(aggressive voice)；基于个体建言的动机，Van Dyne,Ang和Botero(2003)将建言划分为默许型建言(acquiescent voice)、防卫型建言(defensive voice)和亲社会型建言(prosocial voice)，段锦云和凌斌(2011)则将建言行为分为顾全大局式建言(overall-oriented voice)和自我冒进式建言(self-centered voice)；基于建言方向的不同，Liu,Zhu和Yang(2010)将建言行为分为指向上级的建言(speaking up)和指向同级的建言(speaking out)；基于建言内容的性质，Liang和Farh(2012)将建言行为分为促进性建言(promotive voice)和抑制性建言(prohibitive voice)。员工就组织进步与提升以及组织中存在的问题与上级交流对组织有益，如促进组织学习(Edmondson,1999)，提升员工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Tangirala & Ramanujam,2008)，利于绩效评估(Whiting,Podsakoff,& Pierce,2008)，提高员工的绩效(梁建，唐京，2005; Ng & Feldman,2012)等。
现今，随着组织环境复杂性以及竞争激烈度的提高，组织为了提高在商界中的地位，对创新与变革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因此，建言行为作为有利于组织改正错误，拓展新思路，对组织创新和绩效提升具有重要作用的途径之一，备受学者关注。近20年来，国外对建言行为的研究热度持续增长(LePine & Van Dyne,2001; Detert & Edmondson,2006; Chiaburu,Marinova,& Van Dyne,2008; Morrison,Wheeler-Smith,& Kamdar,2011)，国内很多学者(如段锦云，魏秋江，2012；段锦云，2011；段锦云，钟建安，2005；何轩，2009；吕娜，郝兴昌，2009；魏昕，张志学，2010)也逐渐开始关注该课题。国内外对建言行为的研究日益深入，除了对建言行为构念的扩展，以及它的各种前因变量、结果变量的探索，对建言行为的发生机制、建言行为的有效性等也进行了探讨(Liang & Farh,2012; Detert & Trevi
o,2010)。
尽管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建言的美谈，如魏征直言建言与唐太宗的从善如流，但是中国组织中的员工往往对组织中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基于对中国背景下员工不愿意建言现象的思考，笔者试图从中国独特的文化的角度进行解析。
中庸思维、关系、面子和人情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观念，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有着重要影响(杨中芳，2009；黄光国，2006)。此外，根据Hofstede(1993)的文化五维度模型，中国文化表现出强集体主义、高权力距离和长期观念倾向。所以，笔者拟以前人研究为基础，从以下五个方面探讨中国组织中员工不愿意建言的文化根源。
2 中国组织中员工建言匮乏的文化根源
2.1 中庸思维
中庸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中庸”的基本含义及精神是：执两端而允中。实质上，中庸之道包括中与和，中指恰如其分，不走极端；和则是从整全观出发，谋求行动体系的和谐共处(张德胜等，2001)。最早由杨中芳及赵志裕将中庸建构为一套“元认知”的“实践思维模式”，即人们在处理日常生活事件时，用以决定要如何选择、执行及纠正具体行动方案的指导方针(杨中芳，2009)。
高中庸者重视“和”，倾向于以完整的观点看待组织局面，能够兼顾内外，所以能够促进既有利于组织又不伤害他人的建言行为，但是抑制对自己足够有利却可能对别人造成损害的建言行为，如段锦云和凌斌(2011)研究发现，中庸思维与员工的顾全大局式建言(基于全局)正相关，与自我冒进式建言(基于自身)负相关。另外，由于中庸者注重行为前的拿捏过程，所以它注重的不仅仅是是否建言，还有建言行为发生前后的变化，所以中庸可以调节其他变量与建言行为的关系，如何轩(2009)研究表明中庸思维可以显著影响互动公平对员工沉默行为的作用，对于高中庸思维者，提高互动公平可以降低漠视性沉默，而对于低中庸思维者可以降低赞许性沉默。而且，中庸思维这种兼顾内在感受与外在要求的思维体系与西方文化中的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相类似，Premeaux和Bedeian(2003)研究发现在内控、自尊、领导开放和对领导信任的条件下，低自我监控者比高自我监控者做出更多的建言行为，所以在此种条件下低中庸思维可能更利于员工建言行为的表达。
综合已有研究，我们发现中庸思维对基于全局的、促进性的建言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往往抑制基于自身的、抑制性的建言的表达。因此，笔者认为，中庸作为一种独特的思维体系，它的整全观部分，可能是员工不愿意进行易引发冲突的自我冒进式/抑制性建言的文化根源之一。中庸思维倾向差异较大的员工，已有因素与建言行为的关系往往会发生变动。中庸思维对建言行为的影响需要更深刻和细致的探讨。
2.2 关系、面子和人情
中国社会不是个人本位，不是社会本位，而是关系本位，学者通常基于关系基础观或者关系情感观将关系分类，两类划分分析视角不同，本质相通(宝贡敏，史江涛，2008)。在管理学领域，关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影响着组织管理、商业运作，以及下级员工对上级的信任、对组织管理的信任等(Xin & Pearce,1996; Farh,Tsui,Xin,& Cheng,1998; Chen,Chen,& Xin,2004)。
目前，组织内部关系研究的焦点是上下级的关系，中国背景下的领导—下属关系，不同于西方社会中的领导成员交换(LMX)。中国是一个注重“私情”的社会，“私情”需要私人关系来保障，领导—下属关系更是具有强烈的“组织规定外”和“私人情感”色彩的，并且这种关系可以渗透到正常的组织工作中，从而在组织制度的范畴内发挥作用(Law,Wong,Wang,& Wang,2000；刘军，宋继文，吴隆增，2008)。在亲密的上下级关系中，彼此的信任感高，上级也会对下级较多回报，包括工具性资源回报(如晋升机会、任务安排、奖金分配、绩效考评、工作支持等)和情感性资源回报(如接纳、友善、信任、认可、鼓励、关怀、宽容等)(Farh et al.,1998；汪林，储小平，黄嘉欣，陈戈，2010；王忠军，龙立荣，刘丽丹，2011)。汪林等(2010)通过对本土家族企业高层领导及其下属经理人的配对调查发现，与高层领导的亲密关系可以促进下属经理人的建言，究其原因可能是下属经理人被视为“内团体成员”的互惠义务感，经理人对领导更高的信任感以及领导对他们的宽容，使他们的建言风险相对较小。这是高层领导与经理人基于工作之外建立起来的私人情感关系对建言行为的激发作用，这种现象应该是普遍存在于本土家族企业之中的。
另外，按照黄光国(2006)对于关系的分类，组织中的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都属于混合性关系，并且人情和面子在具有混合性关系的双方的互动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员工为了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往往需要考虑双方的面子和人情，尤其在上下级、同事关系一般的情况下，过于考虑面子和人情势必会抑制员工建言行为的表达。
在讲究人际和谐的华人社会中，有所谓“扬善于公堂，归过于暗室”的原则，不论是在上对下还是下对上的关系里，一个善于“做人”的人，通常都会在公开场合给他人添加面子，即使有意见，也会做私底下沟通，表现出顾面子行为(黄光国，2008)。而且为了避免不愉快的后果，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也会给对方留面子。早有研究表明，中层管理者为了给他人留面子或者避免冒犯，而不喜欢去建言(Chow,Harrison,McKinnon,& Wu,1999)。新近研究也表明，员工因害怕被认为是质疑领导者的能力或对领导者地位的挑战，使领导没有面子，造成人际关系损害，而不愿意建言(Detert & Edmondson,2006)。中国是个面子意识更重的社会，甚至认为“人活一张脸”，所以，在中国这种独特的面子意识文化下，员工类似的担忧可能更多，由于担心自己被领导拒绝伤了自己的面子，或者顾及领导的面子、担心损害领导的面子，员工的建言行为，尤其是指向上级的建言(speaking up)将会受到更多抑制。
翟学伟(2004)指出，中国是一个情理社会，中国人所讲的人情，是一种私交状态下的感情，即所谓交情或私交，并且在处理事务时需要做到情理兼顾，甚至“情大于理”。前已述及，组织中的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属于混合性关系，在混合性关系中人们按照“人情法则”行事，不尊重“人情法则”而开罪他人，会使双方在心理上陷入尴尬的境地(黄光国，2006)。Milliken,Morrison和Hewlin(2003)已研究发现，员工不愿意建言的原因之一是：担忧对别人造成负面影响，使别人尴尬或陷入困境。笔者认为，在情理社会的中国，员工类似的担忧可能更多，组织中员工直接指出别人工作中的纰漏、错误，是“不近人情”、不懂“人情世故”的表现，这可能会破坏自己的“人缘”，不利于关系的维持。另外，面子和人情往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互相给面子即是一种人情行为(黄光国，2008)。遵从“人情法则”，可以让互动的双方都有面子。因此，笔者推测，中国组织中员工对“人情法则”的遵循，会抑制员工针对同事的抑制性建言行为，尤其是针对与自己“人情往来”频繁的同事的抑制性建言。
中国组织中上下级关系的亲疏、同事关系的微妙，对员工的建言行为有着复杂的影响。上下级的亲密关系可以促进员工表达对组织有益的想法，但是关系不佳则可能使员工谨言慎行。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与领导关系不佳的员工很难获得领导的工作支持，以及接纳和认同等，员工对领导的信任也不高，因此关系不佳可能不利于建言。而在关系一般的情况下，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面子意识，对人情法则的工具性思考，以及对人际和谐的过度推崇，都可能抑制员工的建言行为的发生。具有潜在冲突性的建言情境，可能激起了员工较低层级的维护自己与对方的面子的动机，从而遵循人情法则，不顾建言行为对组织创新的重要性，保持沉默。总之，员工上下级关系不佳以及过高的面子意识和人情观念可能是中国背景下建言匮乏的又一文化根源，相关假设还需要中国背景下更多实证研究的支持。
2.3 集体主义
Hofstede(1993)的研究表明，中国是具有高集体主义文化特征的国家。中国长期的农耕经济以及儒家文化中的“群体本位”应是集体主义的根源。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人在集体中相互依赖，将集体目标放在首位，按照集体规则行事，具有相对一致的行为方式；他们注重人际关系的维持，会较多做出情境性归因，不喜欢出风头并保持谦逊(Triandis,2001)。
集体主义对建言行为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集体主义者注重集体利益，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时，倾向于做出对集体有利的行为，建言行为由于能够促进组织绩效提升，在此种情境下易发生。这点已由Chow等(1999)研究证实，他们通过对澳大利亚(英美文化)和中国台湾(中国文化)组织中的中层管理者进行访谈，发现中国台湾的中层管理者由于对组织成员的集体责任感，倾向于表达对自己具有潜在不利影响却对组织有利的观点；另一方面，集体主义者又是注重集体成员的利益和集体和谐的，建言行为由于具有直接或者潜在的挑战上级或者危害集体成员的利益的性质，可能破坏组织和谐，此时建言则不易发生。过分重视和谐也可能导致行为的扭曲，黄丽莉(2008)即把中国人的和谐分为实性和谐、虚性和谐，所谓虚性和谐是指表面上维持和谐，台面下却暗藏着不和，其中虚性的“疏离式和谐”、“隐抑式和谐”分别以“形式取向”、“抑制取向”作为接触时的行为法则，前者表现为个体与他人保持表面的礼仪式的行为，后者主要发生在上下级之间，指居下者通常会对居上者隐藏自己的想法以委曲求全。另外，从资源守恒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COR)(Hobfoll,1989)的资源保存的视角来看，我们认为越是重视表面和谐的人，就越害怕与上级关系的破裂带来个人资源的损失，往往不会选择建言。魏昕和张志学(2010)的研究已经证实，员工关注表面和谐，使得他们对建言结果持负面预期，从而导致员工抑制建言行为的表达。正是基于集体主义对建言行为这两方面的作用，Li,Wang,Huang和Chu(2010)提出了高集体主义水平会削弱心理安全感与建言行为之间的积极关系的假设，即注重集体利益不论心理安全感高低都会建言，而注重集体和谐不论心理安全感高低都不会建言。
集体主义对组织中员工的建言行为的作用比较复杂，具有两面性：集体主义者关注组织利益，当组织面临发展困境，迫切需要变革时，员工倾向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想法；集体主义者也是关注组织和谐的，当组织中出现无效率行为、不合时宜的政策时，员工指出问题所在，可能会影响上下级以及同事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员工可能为了和谐而选择闭口不言。笔者推测，集体主义可能是员工不愿意做出抑制性建言行为的文化根源之一，而对于促进性建言有促进作用。
2.4 权力距离
Hofstede(1993)指出中国是一个权力距离很高的国家。从个体层面来看，权力距离是指个体接受机构或者组织内权力被不平等分配的程度(Clugston,Howell,& Dorfman,2000)。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三纲五常”、“尊卑上下、忠孝顺从”是中国权力距离大的根源和表现之一，在这种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人们容易接受集权领导和官僚结构，下级的行为受到上级领导的强烈约束，上级领导的看法和思路对下级有着极大影响(廖建桥，赵君，张永军，2010)。
从领导者角度来看，高权力距离文化中的中级管理者，倾向于独裁统治来维护自身的权力，而不是通过授权或者团队建设进行权力下放，表现为更少与员工进行交流(Offermann & Hellmann,1997)。从员工角度来看，Chou，等人(1999)，通过对澳大利亚和中国台湾组织中的中层管理者进行访谈，发现在高权力距离下(中国台湾)比在低权力距离下(澳大利亚)的中层管理者对等级更加敏感，更少的表达质疑现状的或者相反的观点。Brockner等(2001)的研究也指出，权力距离大的国家(如中国)的员工比权力距离小的国家(如美国)的员工，对自身没有对组织决策建言具有较少的消极反应。新近研究也表明，由于建言行为与文化价值观不一致，高权力距离下的员工通常对建言行为持负面预期，不喜欢质疑和挑战权威，从而保留自己的想法与观念，即权力距离与建言负相关(Botero & Van Dyne,2009; Landau,2009；魏昕，张志学，2010; Gao & Shi,2010)。
传统性是一个更具本土特色的概念，它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要求下个人所具有的认知态度与行为模式，具体而言包括五个方面：遵从权威、孝亲敬祖、安分守成、宿命自保、男性优越(杨国枢，余安邦，叶明华，1989)。其中遵从权威是传统性最典型的表现，Farh,Hackett和Liang(2007)主要关注遵从权威维度，同时考察了权力距离和传统性对组织支持认知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他们发现二者都起到调节作用，但是相比于传统性，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更强。他们解释为权力距离是更具有组织相关性的测量，而传统性则具有背景宽泛性。周浩和龙立荣(2012)研究发现员工的传统性越高，组织心理所有权对建言行为的积极影响越少。这主要是因为在组织情境中，员工的传统性越强，越会恪守“上尊下卑”的角色关系与义务，不会轻易有犯上越矩的举动，甚至更忍耐上级的辱虐管理(吴隆增，刘军，刘刚，2009)。笔者认为，权力距离是遵从权威的传统性在组织环境中的具体化，都根源于中国社会的“伦理纲常”，二者本质上相通。
总之，不论是权力距离还是遵从权威的传统性都不利于组织中建言行为的发生。由于权力距离的具体性、聚焦性，它可以更直接的抑制建言行为的发生。权力距离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对建言行为产生影响，一方面，高权力距离文化下的领导倾向于独裁统治而不是授权，他们不愿意与员工进行交流。另一方面，具有高权力距离的员工，由于下级的角色定位，倾向于被动接受组织中的决策，而不是质疑现状，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传统性由于其背景的宽泛性，往往不是直接对建言行为起作用，而是作为调节变量抑制相关前因变量对建言行为的积极作用。
2.5 长期观念
Hofstede(1993)指出中国具有很强的长期观念倾向。长期观念表示人们对待长期生活的态度。长期观念高的社会，人们倾向于节俭、积累、容忍和传统，追求长期稳定和高水平的生活，人们的目标不仅在现在，更重要的是在未来(郭冠清，2006)。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的长期观念具有容忍、知耻等特征，这些特征会对员工的思想和行为造成影响。长期观念中的“容忍”，意指坚忍、顺从和保守，是中国人处理人际冲突或人际失和时的应对策略，忍的心理机制包括克制、坚心、容受和退让，是指控制自己的情感，承受压力，忍受他人的行为，不与他人争夺(李敏龙，杨国枢，2008)。在组织中，当员工感受到不公时，容忍的传统观念可能使得大多数员工控制自己的冲动情绪，选择忍受、顺从、附和组织的行为，很少选择向组织建言。而知耻的特点，致使员工在质疑组织中的问题即便是提出促进性意见时，也害怕被拒绝，对自身造成负面影响，选择不建言。另外，建言行为由于对人际关系明显或者潜在的负面影响，可能使员工形成对自己的长期发展不利的负面预期，从而受到抑制。
综上考虑，中国背景下员工的长期观念可能是员工不愿意建言的文化根源之一。员工在面对建言情境时，可能因为知耻或者为了个体的资源保存而顾虑重重，一味的忍让和顺从，而不是发表见解。不过，“长期观念是员工不愿意建言的文化根源之一”这一命题还需要未来实证研究的支持。
3 文化因素影响建言行为的发生机制
除了探讨中国文化对建言行为的影响，我们更需要理清具体文化对建言行为的发生机制。Botero和Van Dyne(2009)在美国文化背景下研究发现领导—成员交换与权力距离对建言行为存在交互作用，其中领导—成员交换水平高、权力距离大的员工建言最少，在哥伦比亚背景下则没有发现二者的交互作用。汪林等(2010)探讨了与高层领导的关系对经理人建言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发现了组织自尊与内部人身份认知在两者间的完全中介作用。段锦云和凌斌(2011)是在探讨了中庸思维与顾全大局式、自我冒进式建言的关系之后，进一步探究了授权对中庸思维与两类建言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周浩和龙立荣(2012)则是研究了更具宽泛意义的传统性对变革型领导与下属建言行为的调节作用。
另外，魏昕和张志学(2010)则是从冲突回避(conflict avoidance)的视角研究文化价值观对建言行为的影响。冲突是指当一方感知到另一方对自己所关心的问题产生或即将产生负面影响时开始的一个过程(Thomas & Schmidt,1976)。组织中的抑制性建言行为(prohibitive voice)是指大胆的指出工作中已经存在或潜在的问题，如有害的行为、无效率的程序、规则或政策(Liang & Farh,2012)。由于下级对上级的建言行为(speaking up)，尤其是抑制性建言行为意味着下属对上级或组织的决策、组织的问题行为等持有不同意见或者想法，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包含了隐性冲突的情境，而冲突是否凸显以及是否会影响到社会主体的后续交往，取决于隐性冲突的各方如何对此情境进行感知、解释，以及采取何种行动。因此，他们设计了表面和谐和权力距离文化价值观通过员工的负面预期从而影响具体的抑制性建言行为的研究模型，并最终验证。
中国人的关系本位表明中国人的行为具有情境性。中国人在不同情境下的关系灵活多变，相应的行为方式也会依情境而变化，在具体情境中研究关系对建言行为的影响尤其重要。虽然研究发现与领导关系亲密的下级的建言行为更多，但是他们可能是非正式场合提出的，甚至是一种旁敲侧击的隐晦表达(汪林等，2010)。在正式公开的场合下，他们是否会提出自己的建议，尤其是抑制性的建言值得研究。相比于公开提出，私下提出建议可能不利于问题解决的及时性，以及决策制定的公开公平性，造成时间和资源的浪费，但是公开建言，尤其是抑制性建言，更可能影响关系，挑战面子和人情。因此，员工的上下级关系、面子观念对建言行为的作用比较复杂，在上下级关系亲疏不同、员工的面子意识强弱不同下，员工的建言行为应该有所差别。
魏昕和张志学(2010)的研究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从冲突回避的视角可以进一步研究面子价值观等对抑制性建言行为的影响。陈之昭(2006)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面子需要的满足具有明显的先后层级顺序：相对于“合面子”的下阈要求而言，“求取面子”属于更高层次的动机，维护和保全面子比挣面子更为基础和关键，因此我们认为面子维护对建言行为影响更大，其对建言行为具有抑制作用，而且同样的负面预期在二者之间起中介作用。Ting-Toomey等(1991)基于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 theory)研究已得出：自我面子关切与控制的冲突管理方式显著正相关，他者面子关切与回避的冲突管理方式显著正相关。另外，还可以考虑上下级关系以及管理开放性等对面子价值观与建言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笔者认为，较亲密的上下级关系可以缓和面子维护对建言行为的负向作用，而在关系一般的情况下，面子维护对建言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强，而领导较高的管理开放性应该也可以缓和面子与建言行为之间的负向关系。
中国文化内涵丰富，即便是在经历过剧烈变迁的现代社会，儒家伦理仍旧对人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除了直接影响员工的建言行为外，文化还可能通过间接的方式起作用，如传统性的调节作用。文化对建言行为的作用，以及其具体的发生机制，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发掘。
4 基于中国文化视角的建言行为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以上探讨可知，中国背景下员工建言行为的发生受到文化的制约。从文化的视角来看，中国企业中员工建言行为匮乏的原因如下：中庸思维的整合观念不利于员工的自我冒进式建言；上下级关系不佳员工更可能不建言，强烈的面子意识和人情观念，在混合性关系的互动中，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抑制建言行为的表达；集体主义关注组织和谐的特征抑制员工表达具有冲突性的建言，尤其是员工对表面和谐的关注更加不利于抑制性/自我冒进式建言；权力距离是中国组织中建言行为匮乏的重要文化根源之一；长期观念可能也会抑制建言行为的发生。
鉴于建言行为的发生同特定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文化因素对建言行为的发生具有独特影响。我们认为，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下研究建言行为或者是开展建言行为的本土化研究将是这一领域崭新的方向。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开展建言行为的研究，应充分考虑到中国文化对建言行为的独特影响，验证并阐释文化因素对建言行为的影响机制。如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研究：针对中庸思维，可以研究中庸对于各类建言行为的不同作用，也有必要探讨不同程度的中庸思维下已有因素与建言行为关系的变动；在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一般的情况下，研究面子意识和人情观念对建言行为的抑制需要更多实证研究的支持，也需要探究发生作用的具体机制；由于集体主义对建言行为的复杂作用，未来进行集体主义对建言行为的研究时，可以采用分维度的建言行为的构念，考察集体主义对不同类别的建言行为的影响，如将建言行为分为促进性和抑制性建言(Liang & Farh,2012)，这样集体主义与建言行为的关系可能会更加清晰(如高集体主义降低抑制性建言行为的发生，促进更多的促进性建言行为)；权力距离对建言行为的影响较为清晰，可以进一步探究何种因素能够抑制权力距离对建言行为的消极作用；长期观念可能抑制员工建言，但是尚且缺乏实证研究，围绕长期观念对建言行为的作用，需要开展一系列深入研究。
另外，探索出中国组织中员工建言匮乏的文化根源以及发生机制，可以从文化的视角思考促进建言行为发生的措施。如针对关系不佳则可能更不会建言，可以鼓励上下级、同事多进行工作外的非正式交流，增强私人关系；针对中国文化中员工强烈的面子维护观念、权力距离高的特点，在组织内实行非正式建言机制，避免正面的挑战权威，可能有利于建言行为的发生。
收稿日期：2012-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