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记忆与文化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记忆论文,城市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城市的“集体失忆”
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正在以势不可挡的城市化进程和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宣告着城市社会的来临。然而，中国在跑步进入城市社会并急于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由“城市化急躁症”和“文化短视症”所引发的问题。
一方面，在城市发展的经济大潮中，很多城市片面追求物质文化和城市化率的增长，而忽略了城市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等问题。一些城市在旧城改造和危房拆迁中，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而采用急功近利的商业化运作模式；于是，在轰隆隆的推土机声中，北京的四合院不见了，上海的石库门消失了，成都的明城墙倒塌了……这种大拆大建的城市开发方式直接导致了很多富有地域特色和文化传统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历史文物、地方民居的破坏乃至消失。城市的楼房越来越高了，马路越来越宽了，广场越来越大了，然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惶惑：这还是我们的城市吗？我们的城市为什么变得越来越陌生？原来充满亲切感的城市哪里去了？
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城市规划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很多城市并不去认真分析自己的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传统，而是一味采用“拿来主义”，不仅城市规划方案完全采用欧美的，就连城市住宅区的命名也跟着开起了“洋荤”，诸如“加州花园”、“东方巴黎”、“迈阿密水岸”、“阳光西班牙”、“新西兰文化花园”、“柏林爱乐”、“路易凯旋宫”、“东方威尼斯花苑”随处可见，置身其中的你一时还真不知道自己到底身在何处。也难怪有人戏称中国城市是“万国城镇”。此外，由于城市规划中抄袭、模仿、复制现象十分普遍，城市的“麦当劳化”也日见严重：城市建设完全采用现代商业的标准化生产方式，以形式上的整齐划一来取代现实生活对城市灵活多变的要求，人类的“造城”运动遂沦落为拙劣的“克隆”伎俩，“千城一面”的现象随之出现：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城里城外一个样。①
上述“城市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城市记忆和文化认同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建设中人为地割裂历史文脉和文化空间的做法导致了城市记忆的丧失，而城市记忆的丧失又导致了城市文化认同危机的产生。
二、城市记忆是一种文化记忆
目前，中国学界关于“城市记忆”的研究刚刚起步，学者们对城市记忆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综合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城市记忆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学等学科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城市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城市历史文物等在现代城市建设进程中的保护和再利用问题，其内涵基本上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相等同。
界定城市记忆的前提首先是要弄明白城市记忆究竟说的是谁的记忆，亦即谁是记忆的主体。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城市记忆的主体是城市，即把城市作为一个具有人格特征和记忆功能的有机体；二是认为城市记忆的主体是具有群体特征的人。前者如建筑大师阿尔多·罗西。在罗西看来，城市记忆相当于城市意识，“随着时间的演变，城市逐渐成长，同时也具有本身的意识和记忆”。②不过，阿尔多·罗西的出发点仍是把城市看作是“人造物”或“艺术品”，在罗西的著作中，还可以看到“城市是人们集体记忆的场所”③的相关表述。因此，罗西所说的“城市意识”或“城市记忆”只不过是一种隐喻。后者所谓的城市记忆是指人们对城市历史文化的群体记忆，它更多地与集体记忆、历史记忆、社会记忆交织在一起。如克里斯汀·博耶(M.Christine Boyer)的著作《城市的集体记忆》就是把城市记忆作为一种集体记忆来看待的。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从社会学的角度印证了博耶的观点：“在一种确实多元的都市状况里，文化和历史在空间中互动被赋予空间意义，并依照克里斯汀·博耶(Christine Boyer)的说法，联系上“集体记忆的城市。”④中国建筑师、建筑理论与创作委员会主任布正伟认为，城市的记忆“就是人们对城市环境及其形态要素所具有的美学特征认同后所产生的集体记忆，其中包括了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方面的记忆。也可以说，城市记忆就是城市特色在人们心灵上打下的难以磨灭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烙印”。⑤由此可见，布正伟也是把城市记忆与集体记忆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通常所说的记忆，一般是指作为个体的人的记忆。那么，是否存在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关于这个问题，前人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英国心理学家巴特莱特虽然没有明确肯定社会记忆的存在，但是，从巴特莱特的相关论述中我们不难捕捉到他关于社会记忆的思想：“实际上，个体重复回忆的一切过程与社会习俗化过程具有精确的相似性，这是肯定无疑的。”⑥在日常生活中个体的记忆受到其所属的社会群体的习俗、信仰、制度、思维模式等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社会因素会不断被同化为个体内在的行为标准，并以一个完全习俗化的形式在日常生活中固定下来，从而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大量的经验事实表明：不同的社会群体如家庭、地区、阶级、民族乃至人类整体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保留着他们关于过去生活的历史记录。显然，这些记录并不是纯粹个人意义上的对某些特定事件的记忆和保存，而是向我们昭示着社会记忆的客观存在。
哈拉尔德·韦尔策在《社会记忆》一书中把社会记忆定义为“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⑦，并认为社会记忆的主要范畴包括互动、文字记载、图片和空间、城市建筑群等，它们构成了社会记忆的主要框架、载体和媒介。由此可见，哈拉尔德·韦尔策所说的社会记忆其实就是一种具有群体特征的集体文化记忆。社会并不是单个的人的简单聚集和相加，而是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的有机整体。某一社会群体的风俗、信仰、传统、制度、技术等因素必然会对社会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正是这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因素把某一群体内的社会成员结合并凝聚在一起，并成为这一群体与另一群体的区别性特征。
社会群体中确实存在着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群体成员往往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也就是说，这种并不为社会成员所意识到的记忆只是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而存在。其实当某种文化理念、价值、习俗、传统等渗透到我们的骨子里，成为我们的思维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时，我们的行动就会趋于模式化或无意识化，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那些影响我们思维和行动的东西往往会由于惯性而熟视无睹，以致让它演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实际上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比如受到外族入侵或发生重大的社会事件时，人们就会反过身来仔细审视其共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这时人们就会发现，那些原来看似是集体无意识的东西恰恰是生长在我们骨子里的一种“集体有意识”。
我们知道，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同时也是文化的发生器，城市的产生虽然只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但它却是人类真正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文明史就是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城市不仅是人类文化的产物，而且城市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认为城市绝不是各种物质设施、社会机构和人群的简单聚集，城市是一个具有自身结构和功能的文化复合体。在帕克看来，“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所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的思想和情感所构成的整体。”⑧正是基于对城市社会和文化的观察和体认，帕克才在自己城市生态学理论中提出了人类社区的独特性，并在文化的基础上把人类社会与生物群落区分开来。美国城市历史学家芒福德认为城市的三大基本使命是储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城市通过它集中物质的和文化的力量，加速了人类交往的速度，并将它的产品变成可以储存和复制的形式。通过它的纪念性建筑、文字记载、有序的风俗和交往联系，城市扩大了所有人类活动的范围，并使这些活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城市通过它的许多储存设施(建筑物，保管库，档案，纪念性建筑，石碑，书籍)，能够把它复杂的文化一代一代地往下传，因为它不但集中了传递和扩大这一遗产所需的物质手段，而且也集中了人的智慧和力量。这一点一直是城市给我们的最大力量。”⑨芒福德这段充满人文关怀精神和生态文化意识的文字论述，实际上正是对城市文化功能的突显和强调。
城市记忆随着城市历史的发展而产生，并以自身特有的方式把历史事物、历史事件、历史传统和习俗延续下来；并对城市的现在和未来施加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的每一部分，每个角落都在一定程度上带上了当地居民的特点和品格。城市的各个部分都不可避免地浸染上了当地居民的情感。其效果便是，原来只不过是几何图形的平面划分形式现在转化成了邻里，即是说，转化成了有自身情感、传统，有自身历史的小地区。在这种邻里范围内，历史过程的连续性被保持下来了，往昔的事物迭加到当今来，每一个地区的生活又在发展中形成自身有纪念意义的事物并且同周围环境的生活与利益多少保持自身的独立性。”⑩帕克的这段文字或许恰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城市记忆的产生过程、特点及其社会意义。城市文化是人类共同的创造物，也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它反映了社会群体及其成员共同的理想信念、思想情感、生活经历。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共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经验积淀成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因此，拥有同一种文化或文化记忆的群体更容易形成文化认同感。
城市记忆是在城市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它最终会转化成文化历史记忆，并以特定的形式保存下来。因此城市记忆亦即是城市的文化记忆。扬·阿斯曼在《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一文对文化记忆进行了界定：“它是‘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的全部文字材料、图片和礼仪仪式……的总和。通过对它们的‘呵护’，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巩固和传达着自己的自我形象。它是一种集体使用的，主要是(但不仅仅是)涉及过去的知识，一个群体的认同性和独特性的意识就依靠这种知识。”(11)扬·阿斯曼认为：“每个文化体系中都存在着一种‘凝聚性结构’，它包括两个层面：在时间层面上，它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其方式便是把过去的重要事件和对它们的回忆以某一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并不断使其重现以获得现实意义；在社会层面上，它包含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而这些对所有的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东西又是从对共同的过去的记忆和回忆中剥离出来的。这种凝聚性结构是一个文化体系中最基本的结构之一，它的产生和维护便是‘文化记忆’的职责所在。”(12)从扬·阿斯曼的论述中可以得出，文化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一种形式，文化记忆在时间之维上连接过去和现在，在社会之维上形成集体认同，而且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集体认同正是来源于共同的文化记忆。
城市记忆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精神与城市形象的重要载体，反映了市民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情感、价值意识等群体生存状态和社会心理特征。城市的记忆，不仅存在于富有地域特色的历史建筑和历史古迹中，它还存在于民族习俗中，存在于文献记载中，更重要的是同时存在于城市人的日常生活中。“城市记忆是在历史长河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从文化景观到历史街区，从文物古迹到地方民居，从传统技能到社会习俗等，众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是形成一座城市记忆的有力物证，也是一座城市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13)城市记忆是在历史的延续和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得以体现的，相同的历史境遇和生活经验使本来具有匿名性和异质性的城市呈现出的另一副让人感到亲切和温暖的面孔：这就是内聚性和认同性。
三、文化认同：城市记忆中的自我主体意识
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是当下社会一个十分突出的现代性问题；尤其是在人口异质性和文化多样化的现代城市中，这一问题就更具现实性。
认同(identity)最早是个哲学范畴，意为“同一性”。它可以指事物的同一性，也可以指人的同一性，在传统哲学观念中当具体到人的同一性时，常常将其与具有历史性、整体性和统一性的自我意识联系在一起。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中指出：“人能够具有‘自我’观念，这使人无限地提升到地球上一切其他有生命的存在物之上。因此，他是一个人，并且由于在他可能遇到一切变化上具有意识的统一性，因而他是同一个人”。(14)虽然康德的自我观是一种超验的自我，但是这并不防碍我们对康德进行现代意义上的阐释：人的本质属性在于人具有自我意识，正是这种自我意识把人从动物的层面提升到社会和文化层面，也正是因为人类具有这种自我意识，所以才会产生自我认同、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以及认同危机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追问：人类的自我意识来源于何处？它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人类的记忆。正是因为人具有记忆，所以他才会获得具有历史连续性和统一性的自我意识。最早把自我和记忆联系在一起的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首先，洛克认为自我存在于意识，只有在意识中人类才具有自我同一性，“意识永远是和当下的感觉和思想相伴随的，而且，只有凭借意识，人人才对自己是他所谓自我”。(15)其次，在洛克看来，自我依赖于记忆，正是因为记忆联系着“我们现在是谁”以及“我们过去是谁”，所以人才会有自我与意识。英国社会心理学家威廉·麦独孤在《社会心理学导论》一书中提出，“记忆是心理在时间上的持续，有了记忆，先后的经验才能联系起来，使心理活动成为一个发展的过程，使一个人的心理活动成为统一的过程，并形成他的心理特征。”(16)从麦独孤的以上论述中可以得出，记忆使人的心理活动在时间上获得统一，并使人在心理上获得一个整体的“自我意识”。
“认同”这一概念在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Erikson，E.H.)自我发展理论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有时又被译为“自我认同”、“身份认同”、“同一性”、“自我同一性”等。总之，它的含义非常广泛，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社会与个人的统一，客观历史情境与主观理想愿望的统一；也可理解为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能够进行整体观照的能力，即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全面认识到意识与行动的主体是自己，或者说能做一个“真正的自我”。在埃里克森看来，同一性包含着对过去和未来的互补性，因为它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自我的同一性又是以他人为参照物而建构起来的。“因此自我同一性就其主观性方面而言，乃是对于这一事实的知觉，即自我的进行综合的方法亦即一个人个性的风格存在着一致性和连续性；而且这种风格是与一个人在本社区内在意义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别人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是相符合的。”(17)
文化与自我认同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化就是一种自我认同的方式或表现。王滢在《文化与自我》一书中提出：“自我是文化的产物，一般认为东方亚洲文化培育了互依型的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而西方文化培育了独立型的自我(independent self)。”(18)在王滢看来，互依型的自我就是强调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自我与非自我的界限就是自家人与外人的区分；独立性的自我强调个体的独立性，自我与非自我的界限就是自我与他人的区分。这里实际上是强调了文化对自我形成的重要性，即自我是由文化塑造成的。另外，我们认为，文化本身就内含着一种自我认同意识，因为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信仰、价值体系、行为方式，它们实际上就是某一文化群体的自我表述和确认。因此，我们可以把文化看作是自我的一种表征。人类生活在具有象征性的文化环境中，并通过具有象征性和符号性的社会情境进行社会互动。“人类之间的象征性沟通，以及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在生产(以及与其互补的消费)、经验与权力的基础上，会随着历史而结晶于特定的疆域里，从而产生了文化与集体认同。”(19)
认同可以分为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意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内化并产生归属感，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20)文化认同是人们对某种文化在观念上和心理上持认可和接受的态度，它可以使人们形成共同的信念、理想、价值观，从而在价值取向、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等方面达成一致，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更重要的是文化认同本质上就是一个从理念到心理的选择过程，是一个在特定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和基本理念的影响下，产生的特定心理的选择过程。”(21)由于特定文化模式的影响，现时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有对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对人格统一性的追求以及对某种人生价值、生活理想的趋同。从文化层面上来看，自我认同实际上就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的问题。有了这个自我确认和自我定位的标准，人们在世界中的活动就具有了相对确定的方向和目标，因此文化认同必然包含着一种深刻的自我主体意识。
文化认同是一种集体认同或社会认同，它包括性别、阶级、阶层、民族、政治等多维度的认同。邹威华在《族裔散居语境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一文中认为：“就确定人们的文化身份和社会身份而言，在理论上有民族(nation)、族性(ethnicity)、种族(race)、阶级(class)、性别(gender)、宗教(religion)、职业(profession)、语言(language)等依据或尺度。”(22)阎嘉在《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一文中提出，在当下的文化研究语境中，identity有两种基本的文化内涵：“其一是某个个体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特定社会里之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如性别、阶级、种族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用‘身份’来表示”，其二是当某个个体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证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时，identity可以作为“认同”。(23)也就是说，前者是个寻求并确认自我同一性的结果或产物，后者是个寻求并确认自我同一性的过程或状态。某一文化得到认同之后，必然产生某种与之相应的文化身份，而文化身份的确认过程也必然是一个寻求文化认同的过程，城市记忆的形成过程正是城市文化寻求自我认同的过程。
四、打造具有文化认同感的记忆之城
上文已经提到，人类的自我意识是在与他人的对照中产生的，也就是说，人类的自我意识是以他人为参照系而建构起来的。因此，人们的自我身份一旦遭到他人的质疑和否定，随之就会产生身份焦虑，严重时就是认同危机。当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当我们的本土文化遭遇外来文化的冲击时，文化认同危机、身份认同危机等问题就会突显出来。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所谓身份认同危机，实际上就是指处于社会转型和文化急剧变迁中的人们由于与传统文化割裂而造成身份模糊不清，从而产生一种焦虑感和恐惧感。也就是说，处在文化认同危机中的人们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更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城市认同危机反映了现代城市人的身份焦虑和文化焦虑：在城市建设中，我们不再是城市的主人，而只是一个旁观者或局外人。由于城市的历史传统被切断，我们无法返回过去；由于城市多元文化的“众声喧哗”，我们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于是，城市中的人们集体迷路了。
城市记忆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人对自身及其环境形成历史性认识，正是这种历史性认识使人的行为活动具有了历史性意义。“环境是通过向人们提供线索作用于人们的行为，并使人们理解一定的社会情境和社会脉络。这种提供线索的方式可作为一种记忆方法，提醒人们采取其预期的行为。”(24)“因为要知道，对自己的过去和对自己所属的大我群体的过去的感知和诠释，乃是个人和群体赖以设计自我认同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人们当前——着眼于未来——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的出发点。”(25)萨姆·温伯格在《制造意义：世代之间的回忆是如何形成的？》一文中谈到：“人们在回忆历史时有很高的选择性。实际上，历史事件细节并非随着时间的流逝被逐渐淡忘了，而是无论人们想起或忘记过去的什么，都要通过当今的事件以及对它们的解释，对被回忆或忘记的东西进行一番加工：从国家的回忆政治到电影和小说的情节，直到抛弃过去的某些东西并让某些东西保持待用状态(这是一些无形的社会需要)，无不如此。”(26)这实际上是指出了历史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据社会的现实状况和现实需要而进行生产加工的，它具有选择性和构建性，而对过去的选择或构建恰恰反映出了我们目前所秉持的一种文化价值观或意义观。群体是通过对过去的重新审视和叙述而获得一种集体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并在这个过程中达到一种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精神创伤的“自我治疗”作用。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一个缺乏文化底蕴的城市，即使拥有再多的高楼大厦、再宽的马路、再大的广场都是没有魅力的。城市不仅是人类文明的聚合地，而且还是各种旧文化的存储器和新文化的发生器。当前城市文化的认同危机一方面是由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疏离和拒斥而引起的。我们把城市的“失忆”或“千城一面”现象的出现归因为世界资本体系的影响也好，西方文化的渗透也好，这好像都不足以从根本上说明问题。当一些人意识到“他者”存在之时，就有可能是这些人自我认同发生危机之时。如果我们从深层意义上来挖掘危机产生的原因，就不难发现这实际上是由于我们的“文化自卑症”造成的。正是因为我们对中国乃至东方文化的不自信，甚至是妄自菲薄，所以才会产生在多种文化交融和冲突时我们原有的文化信念和文化价值观发生动摇乃至倾覆，所以才会“言必称希腊”，所以才会盲目崇拜“欧陆风情”、“欧美时尚”，所以才会在城市建设中出现所谓的“洋务运动”，所以才会让我们的城市建设陷入“一边倒”的尴尬境地。
城市记忆的延续实际上就是城市历史文脉的延续和城市人文精神的传承，城市记忆的恢复使得城市重新焕发出了精气神和个性魅力，城市在真正意义上得以复活。沙朗·佐京在《谁的文化？谁的城市？》一文中指出了城市文化和城市记忆对提升城市精神重要性：“但文化也是控制城市的一种有力手段，作为意象与记忆的来源，它象征着‘谁属于’特定的区域。作为一系列的建筑主题，它在基于历史保护或地方‘传统’的市区发展策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7)我们知道，城市是异质群体与多元文化的聚居地，在这样一种现实的城市社会中创造一个具有集体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的城市形象就显得尤其重要。
当然，城市记忆绝不只是一个保存和延续的问题，还是一个自我重构和自我创新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既要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还要让城市的记忆成为城市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或许后者的意义更重大。城市历史和城市记忆的真正意义不在过去，而是在现在。城市记忆实际上就是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在城市空间中的存在与延续。城市的日常生活、市民风尚、城市风情和城市精神，借助时间和空间的流转，把记忆的碎片连缀成章，让本是封闭的城市空间敞开自己的一己情怀来容纳天地万物，于是城市记忆和文化认同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得以生成或拓展。城市不仅是我们的栖身之所，而且还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永远不该忘却的也许就是——只有充满文化记忆的空间，才是具有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空间；只有在记忆与认同的空间里生活，我们才能够找到寄存心灵的寓所，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家。
记得有位土耳其诗人曾经说过，“人生有两件东西不会忘记，那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孔”。然而一旦当城市沦为资本和权力的竞技场，而缺失了文化和艺术之维，我们的城市将不再让人感到熟悉和亲切，城市的面孔会变得斑驳模糊甚至是冷漠难懂；于是人们在由钢筋水泥构成的城市丛林中常常会迷失方向，于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时时会产生逃离城市的冲动。城市的记忆如同城市的皱褶，在读取沧桑岁月留给城市的斑驳痕迹的同时，我们既对人类自身的创造力和诗性智慧充满深深的敬意，又对人类非理性的行为给城市造成的伤害满怀忧虑。雪莱曾在自己的诗篇中呼告：“冬天已经过去了，春天还会远吗？”如果用雪莱这一诗的哲学隐喻我们对城市化的憧憬，那雪莱肯定不会想到，在他的千呼万唤中姗姗来迟的春天，却是一个让人绝望的“寂静的春天”。面对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却又日感陌生的城市，我们不禁再次发问：城市真正的春天到底还有多远？
注释：
①参阅单霁翔：《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第6页，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②Rossi Aldo: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Cambridge:MIT press,1982:1.
③Rossi Aldo: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Cambridge:MIT press,1982:130.
④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久等译，第2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⑤布正伟：《创作视界论：现代建筑创作平台建构的理念与实践》，第227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
⑥[英]弗雷德里克·C·巴特莱特：《记忆：一个实验的和社会的心理学研究》，李炜译，第401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⑦[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等译，第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⑧帕克等：《城市社会学》，宋俊岭等译，第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
⑨[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等译，第580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
⑩帕克等：《城市社会学》，宋俊岭等译，第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
(11)[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等译，第1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12)黄晓晨：《文化记忆》，载《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6期。
(13)单霁翔：《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第5-6页，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
(14)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15)[英]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第3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16)[英]威廉·麦独孤：《社会心理学导论》，第46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17)[美]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第38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18)王滢：《文化与自我》，第4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9)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久等译，第1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20)陈世联：《文化认同、文化和谐与社会和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3期。
(21)吴灿新：《文化认同与和谐社会建设》，《广东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22)邹威华：《族裔散居语境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23)阎嘉：《江西社会科学·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2006年第9期。
(24)[美]阿摩斯·拉普卜特：《建成环境的意义——非言语表达方法》，黄兰谷等译，第32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
(25)[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等译，第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26)[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等译，第14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27)鲍亚明主编：《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第107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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