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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红 译
1988至1994年间，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笔会举行了一系列以第三个千年期前夕文学创作的主题为专题的研讨会。
在文化发展十年规划的框架内，来自南美、非洲、亚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文人墨客们在会上就他们各自地区当前文学创作的主要问题展开了讨论。
拉丁美洲：推崇巴罗克艺术
1988年4月18日至21日，在巴西利亚召开了以“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文学对世界文学的推动作用”为题的讨论会。来自该地区16个国家的几百位作家、文人出席了会议。
与会者深刻地感悟到乡村题材已逐渐被城市题材所取代。蓬勃发展的都市化已给拉美小说在透视角度和感悟力方面带来了变化。城市小说展示的是一幅活生生的市井图，它不像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的“农民小说”那样，以同情而又冷漠的笔触描绘出一群土生土长的众生相。对城市景致的描绘，更确切地说，城市景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再现是这一文学流派的一大成就。
在作品中，大自然散发出强烈的气息，产生出丰富多采的象征意义。在这株文学奇葩下，欧洲的语言显得那样苍白无力。有些人甚至怀疑欧洲语言是否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因为拉美作家丰富了这些语言，并且通过吸收口语和方言中的养份使之适合于自己的世界。因此他们的作品可以融合当地的神话和想象，通过文字抵达了当今世界。
对于其它大陆的读者来说，拉美小说中描绘的新世界显得有些怪异。法国评论家为这类小说刻上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印记，但作家们自己却宁可称之为巴罗克艺术。这个词能更为准确地概括他们在作品中所涉及的社会和文化差异。拉美小说的主人公置身于乌托邦的幻想世界与历史之间，拙劣地模仿他人，受到荒诞人生的无情嘲弄，他们的身上带有某种植根于痛苦与分离中的特性，反映出印第安人的梦想与美洲移民的梦想二者之间的融合、冲突、对立或交融。
非洲：新的表现形式
四年后，于1992年2月10日至13日在津巴布韦的哈拉雷就非洲文学的类似主题展开了讨论。论题涉及神话与自然的作用，在超自然状态下的感受，以及承袭殖民主义的载体语言等问题。
西方语言，由于广泛使用，给作家提供了通往当今世界的通道，使他们有机会面向广大的读者。然而，它也使作家远离使用方言的读者，本身仍带有殖民统治时期的印记。至于民族语言，它们仍难以表达现代观念，依然是传统观念的囚徒，周而复始地表现传统文化中的神话。置身于两种语言的矛盾之中，新的非洲社会感到被剥夺了表现的途径，他们的文学作品大量充斥虚构的英雄，与现实中的人物相去甚远。
在从口头文化向文字文化转变的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同时也播下了新文学的种子，因为殖民主义的印记一旦被确认，新的社会价值终究会融合与表现出来。
讨论不断地涉及作家的责任与责任文学问题。如果作家应当观察并且表现社会冲突，他们也应当在不牺牲其作品的美学价值的前题下向人们传达社会进步的信息。
在他们的结论中，与会者对非洲文学占有的地位感到满意，因为在英国文学、法国文学、葡萄牙文学中，非洲文学已经独树一帜，在口头文化传统中尤显突出，尽管它借用了对方的语言。然而，这种新文学尚未能够协调非洲大陆的古老价值准则与来自西方的文化与美学形式之间的冲突。
亚洲：摒弃现代主义
对于1992年应邀参加汉城研讨会的作家来说，中心议题即为传统问题。这次会议与巴西利亚会议和哈拉雷会议所充满的激情和忧虑截然不同，与会者强调温和适中不仅具有美学、理性价值，而且是一种政治素养；标新立异令人倒胃，甚至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它破坏了文学所应表达的恬静和谐。只有传统和文化、社会及其价值才能解决由于分析探究西方的价值观念，尤其是社会进步这一神话而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如果说殖民主义的幽灵仍然萦绕在作家的心灵与梦幻中，那是因为它对当地的民族与文化特性及其社会生活趋势依然构成威胁。
在巴西利亚会议及哈拉雷会议上讨论的语言问题在亚洲是一大棘手的问题，英美语言正逐渐成为当地的方言。由于他们所过的生活与他们表达生活感受的语言这二者的脱节，使得作家们经历着某种人格危机的煎熬，许多亚洲国家的多种族、多语言的特点，更加深了这一危机。作家们通过恢复某种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和谐，找到了解决这一危机的途径。乡村和家庭是构成个体与集体特征的坚实基础，它从未受到过像在西方世界那样的冲击，如今依然被亚洲人民所珍视。
大自然是心灵平静和谐的隐喻，在亚洲文学中依然是令人喜爱的主题。作家们特别关注对自然界构成威胁、破坏的各种因素。对环境遭受破坏感到悲哀，有时会使人返回宗教中去寻求安慰，在某些国家甚至回到了原教旨主义的老路。由于大多数与会者对人权问题似乎漠然置之，这一问题大有失去吸引力的危险。另一方面，西方意识形态的破灭受到普遍的欢迎，因为它为回归自我、家庭、乡村和传统铺平了道路。
讨论中几乎没有涉及创作思想，重点主要放在摆脱外在环境回归自我方面。
亚历山大·布洛克
阿拉伯文学所面临的挑战
1994年在迦太基（突尼斯）召开的阿拉伯作家专题讨论会着重讨论了民主、言论自由和原教旨主义的威胁问题。由于一些作家被害、另一些作家受到威胁，使会议蒙上了一层阴影。会议讨论了萨尔曼·拉什迪和他受到的宗教死刑判决，这一判决实际上是蒙昧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把上个时代的标准强加于人，迫使文人墨客保持沉默。原教旨主义施加高压，迫使最具独立思想的作家也按其标准自我约束。因此作家们应该提高警惕，防止向图腾文化和清规戒律时代倒退。
正如到会的20名作家中大多数人联名签署的宣言所强调的那样，这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而且是对文明的挑战。如果不能阻止原教旨主义的野蛮行径，灾难将会降临到整个阿拉伯世界。宣言明确指出，在鼎盛时期，伊斯兰教完全能够宽容善待外界人士，而且从未将多元论、多种信仰拒之于门外。只有恢复这些传统价值，才能使伊斯兰文明再度辉煌。
与会者（特别是来自马格里布的作家们）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选择哪种语言表达思想的问题。一些人大声疾呼反对使用外国语，特别是法语。摩洛哥作家塔哈尔·本·杰隆谴责了那些自认为有权决定作品是否能够通过“阿拉伯伦理道德”检查的所谓文化监督们。他的同胞穆罕默德·贝拉德以及突尼斯作家哈比卜·塞勒米指出，阿拉伯语言中存在着不同层次的表达方式，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表现手段。
关于文学的形式与素材的讨论引发了一场有关个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的争论。巴勒斯坦作家埃米尔·哈比比回顾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古典派叙事手法运用于现代文学作品的范例。另外几位作家，其中包括黎巴嫩的萨拉赫·斯泰蒂埃，强调了泛神论神秘主义是现代作品中灵感的源泉。另外一些作家，如埃及的索纳拉·易卜拉欣和黎巴嫩的埃里亚斯·霍里，认为有必要摒弃传统的文学形式，以适合后自然主义记实文学的需要，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够完成文学的使命之一：为各族人民亲身经历的危机与变迁作出历史的鉴证。
黎巴嫩诗人阿东尼斯也许最接近于一种折中的道路。他指出：“在过去，诗人总要迎合王宫贵族或广大民众的要求。如今我要呼吁大家改变这种关系，让我来要求大众伴随我去作一番探险。”
来自其它地区的作家，包括国际笔会主席、英国作家罗纳德·哈伍德，以及说阿拉伯语的以色列作家萨米·马哈伊尔，偶尔也发表一些很有代表性的言论，但他们基本上处于沉默状态。这次会议表明，阿拉伯文学正在徘徊于是退缩到阿拉伯特色的窠臼呢，还是超越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朝着更为自由的世界文学氛围前进呢？当一切都说了、做了之后却仍然还有分歧的话，那么这就是那些固守城池的人与那些甘冒风险、在欢乐与痛苦之中穿越广袤的世界的人之间的分歧。
阿卜杜勒瓦哈卜·迈德卜
亚历山大·布洛克
(Alexandre Blokh)，法国小说家兼文学评论家，国际笔会负责国际事务的秘书。他用让·布洛特为笔名发表了若干小说和故事，包括《四海为家的人》（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1976）和《圣山》（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84）。他最近发表的作品是随笔《弗拉基米尔·纳巴科夫》（巴黎门槛出版社，1995）。
阿卜杜勒瓦哈卜·迈德卜
(Abdelwahab Meddeb)，突尼斯作家，最近发表的作品是《羚羊与儿童》（巴黎阿克特·叙德－帕皮埃斯出版社，1992），并将苏拉瓦底的《西方流亡故事》译成了法文（法塔·莫尔加纳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