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洲“四小”经济发展对我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启示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综观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在同一国际环境条件下，有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有些国家或地区则收效甚微，甚至受到严重挫折。这一事实表明，对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仅有国际环境的因素是不够的，它还主要有赖于该国或地区内在条件的创造和完善。换言之，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在一定的国际环境条件下，充分利用外部提供的机遇，实施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并相应采取富有成效的配套政策和措施，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艰苦努力，才有可能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取得显著成效。战后“四小”的经济发展实践，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鲜明的例证。
不可否认，“四小”的经济发展确实得益于当时世界经济为所提供的种种良机佳遇。但是，它们成功的根本原因却在于：在国际环境顺利时期，能紧紧抓住时机，因势利导，采取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加速自身的经济发展；当国际环境变得困难或趋于恶化时，它们则及时地进行各方面的调整，趋利避害，变压力为动力，在逆境中求得生存和进一步的发展。战后初期，“四小”的经济社会生活普遍恶化，生产滞缓，消费品奇缺，物价飞涨。在这种情形下，它们一方面利用外部的援助，另一方面采取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关税和非关税的保护手段，限制某些特定的外国商品输入，以便在减少和排除外来竞争的条件下，利用自身市场和条件来发展本地同类产业。在选择何种产业作为进口替代突破口的问题上，也充分显示了“四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力求将内部因素和外在条件有机结合起来的这一突出特点。当时，台湾和韩国都把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等轻纺工业部门作为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目标产业。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主要是因为：从内部情况来看，一是这些部门原有的产业基础较好，具有相对优势；二是这些部门均属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资本数量和技术质量的要求不高，适合这两个地区劳动力过剩而资金和技术匮乏的特点；三是这些部门所需要的原材料以农产品为主，可以比较容易地在当地得到解决；四是50年代初，台湾和韩国的纺织和食品加工业的产品严重地供不应求，因此消费潜力很大，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关联效应也较明显。从外部条件来看，当时日本正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急需寻求和扩大对外输出的市场，如果台湾和韩国不能及时有效地保护发展本地区与日本同类的产业部门，那就极有可能被大量涌入的日本产品挤垮。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随着“四小”经济的逐渐恢复和发展，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弊端也开始显露出来，并对“四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制约作用。此时，国际经济环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结束了经济的恢复与初步发展时期之后，转而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黄金时代”；战后科技革命的纵深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国际贸易环境有了较大的改观；在西方跨国公司的操纵下，世界原材料及能源价格大幅度下跌，长期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有鉴于此，亚洲“四小”及时地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从进口替代战略转向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使其外向型经济获得了长足进步，而出口的大量增长又有力地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与此同时，“四小”还抓住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机，运用国家和地区政府的干预力量，积极地推进自身产业结构的升级，先是建立出口导向型的轻纺工业，并为发展进口替代重化工业奠定基础，尔后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的重化工业，使本国和地区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化和高级化。进入80年代中期以来，“四小”在国（区）内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币值增高，劳工短缺等问题，在国（区）外则经受着贸易保护主义加强以及国际市场竞争更趋激烈等压力。为些，“四小”又掀起了一场新的经济调整浪潮，一方面继续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加强科技研究和开发能力，实行贸易多元化，以减少对少数西方国家的依赖；另一方面则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以“迂回拓销战略”来重新占领和扩大国际市场。尽管这场经济调整仍在继续之中，并且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但是它们仍在普遍低落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取得了较好的实绩。“四小”的这一成功经验对我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自80年代中后期起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虽然也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和压力，但是总的来说则是机遇大于挑战，这主要表现在：(1)前苏联的解体和华约组织的解散，标志着冷战时期雅尔塔格局的终结，东西矛盾将让位于西西矛盾和南北矛盾，谋求经济的发展将取代以往的军事性对抗而成为世界的主旋律。这种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将有利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2)我国所在的亚太地区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合作趋势不断加强，从而有利于我国与该地区的经济交流和合作，并为进一步地走向世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3)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亚太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正在加速进行，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如上所述，“四小”的经验表明，只有依靠必要的内部条件，才有可能真正抓住机遇，使良好的外在环境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潜在性变为事实。所以，必须加快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创造和完善自身的发展条件，为内部因素和外在条件的高度结合奠定坚实的物质及人力基础，从而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中谋求最大限度的发展。
二
亚洲“四小”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还表明，一国或地区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把自身的经济活动与整个国际经济活动有机地联系起来，才有可能加速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①。开放对于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功能，是借助外部条件，在保证整个经济系统基本稳定与协调的前提下，促进先进产业的迅速发展，进而刺激国民经济的增长。此外，从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角度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社会化和国际化的趋势也日益加强，全球经济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据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R·蒙代尔的测算，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1880年为10%，1950年为25%，80年代为50%，到本世纪末将达到75%②。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全球经济体系来谋求发展，只有纳入全球经济运行的轨道之中才有可能取得良好的经济实绩。因此，我国从1979年以来，把开放作为与改革相并列的一项基本国策和根本大业来加速进行，无疑是非常正确和明智的一举。但是，如何来选择对外开放的经济战略，还须作进一步的研究。
如所周知，亚洲“四小”主要是通过推行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来实现对外开放的。可以说，没有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就没有亚洲“四小”的今天。但是，对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出口导向并非必定是唯一的战略选择③。因为：第一，从理论上来说，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另一种相对应的发展战略，即进口替代战略之间并无实质上的对立，而是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通过出口产业的增长来带动相关产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可以同时伴随着对国内市场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和进口替代产业的成长。同样，进口替代也并不必然地排斥出口导向，因为出口的增长，可以增加收入和提高购买力，从而有助于扩大国内市场规模，促进新的产品市场的出现，降低劳动成本，使得本国产品同进口产品相比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因此，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两种战略之间实际上是一种相继性、替代性和互补性的关系，两者的同时并存是完全可能的。第二，从亚洲“四小”的实践来看，虽然各个时期选择的战略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出口导向战略与进口替代战略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而是互相交叉在一起的。比如在50年代实施进口替代时期，“四小”（其中主要是韩国、台湾和新加坡）仍采取了一定措施来刺激部分产品的出口；进入60年代转而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之后，一方面促使劳动密集型工业面向出口，另一方面则对资本密集型工业实行部分的进口替代；70年代在加速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同时，又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采取了进口替代的保护性措施。因此，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种战略的并重对亚洲“四小”的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只是不同时期两者的贡献程度各不相同而已。以韩国为例，1955-1963年期间，制造业的产出总值增加了2412亿韩圆，其中出口扩张的贡献度为8.7%，进口替代的贡献度为34.9%；1963-1975年期间，制造业总产值增加了32833亿韩圆，其中出口扩张贡献度和进口替代贡献度分别为38.8%和7.0%④。第三，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实践来看，根据一些西方学者的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在不同国家实施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出了一种不甚明确和确定的关系。比如1950年至1973年期间，在日本、韩国、台湾、以色列、挪威和南斯拉夫等国家或地区，出口导向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于进口替代的贡献。相反，在另外一些国家，如哥伦比亚、土耳其和墨西哥等，则是进口替代的贡献超过了出口导向的贡献⑤。退一步说，即使出口导向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最佳战略选择，那么这也是需要有一定外在条件的。从亚洲“四小”的成功因素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逐步开展，新兴工业部门不断涌现，这一方面加快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同时也加剧了它们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其主要表现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立足困难，西方发达国家迫切希望把这些产业转移到劳动力价格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它们被排挤的产业所空出的市场又等待着廉价产品去填充。但是，此时大多数刚刚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体系长期控制的发展中国家都在驱逐外资，实行国有化。而亚洲“四小”抓住机遇及时地敞开了大门，充分发挥了本国和地区的相对比较优势，大量吸引外国投资搞出口加工，在前无堵截（保护主义不严重）和后无追兵（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尚不激烈）的良好环境下，用廉价产品打入发达国家市场，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70年代中期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它们再一次利用发达国家调整产业结构以及与发达国家之间矛盾尚不尖锐的机会，进一步发展了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结构升级，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现在，这些较为有利的外在条件基本上不复存在了。在目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发达国家利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从而进一步加大传统产品出口困难的情况下，一个国家要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已非易事。美国学者W·克莱恩曾作过一项研究，他认为，在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历史上，亚洲“四小”是一个极个别的特例，因为它们在1976年时的实际出口水平，是它们在正常情况下所应具有的出口水平（即通过横向比较得出的理论值）的4.4倍，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水平比理论值低一半以上。这就是说，其他发展中国家若要赶上亚洲“四小”的出口水平，则要使自己的出口水平增加10倍左右，而这将使发展中国家向7个主要发达国家出口的制成品，增加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7.5倍，使它们在7个主要发达国家制成品进口中的分额从16.7%上升到60%左右，其中仅在美国的分额就要从27%上升到75%左右⑥。这显然会遭到发达国家的强烈反对和限制，因而是不现实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世界银行在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东南亚各国“经济奇迹”的报告中写道：“促进出口政策……不仅是他们干预政策中最成功的选择，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可采用的。但这一战略不得不适应今天的时代。发展中国家再也不希望，在保护他们的幼稚工业不受进口商品破坏的同时，又能为出口提供补贴而又不会招致工业国家的报复。这意味着他们将不得不另寻他途来刺激出口，例如出口信贷或给出口商的特别贸易优先权”⑦。美国学者R·布罗德和J·卡拉那格则直接以“新兴工业化国家不会再有了”为题，表述了他们对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因受国际环境影响而难再行成功的看法⑧。
可见，我国在选择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问题上，应该采取慎重的态度。不无遗憾的是，前些年我国曾出现过一种倾向，即过于偏重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认定经济起飞之路就是外向型经济之路。“国际大循环”理论的提出和一度流行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例。应该说，此论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意欲通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用换回的外汇支援基础工业及基础设备建设，从而渡过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这一关。但是问题在于，在现在的国际经济环境条件下，如果我们盲目、简单地实施此种战略，则很易造成被动。
总之，对亚洲“四小”的成功经验，我国应着重去学习他们那种及时把握世界经济发展脉搏和正确认识自己国（区）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不宜亦步亦趋地重复他们走过的发展道路。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可以采取把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结合起来的“双重发展战略”。因为我国是一个大国，国内市场的规模和潜力都很大，而产品的供给则处于较为严重的短缺状态。从开放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可通过进口商品以增加供给来解决，但是这样做一方面需要花费大量的外汇，另一方面则容易造成对外部的过分依赖性。因此，为从根本上消除产品短缺创造条件，就要求采取进口替代的战略，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扩大和增强我国商品的生产能力。另外，从建立国内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客观要求来说，也有必要这样做，此其一。在另一方面，发展进口替代虽然有助于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善，但在发展初期，进口替代产业的投入多数都还不能完全在国内得到满足，不仅机器设备大部分需要进口，就是不少原材料和半成品也要依赖进口，这就仍然需要支付较大额度的外汇。为了减轻国际收支对开放经济发展的制约，保证进口替代产业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则有必要发展部分面向出口的产业。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剩余国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将有大批的农村劳动力从生产过程中脱离出来，这时通过开放经济，引进外资，发展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某些产品，就可以为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取代初级产品的出口，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此其二。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对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也可以有不同程度的侧重，要依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我国的实际发展情况而定。
在推进开放大业的过程中，我们还应吸取亚洲“四小”的教训，即应本着多层次、全方位的原则来实行对外开放，而不宜将开放的对象只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以免出现过分依赖少数国家并受制于人的局面。
三
引进和利用外资是亚洲“四小”经济发展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于我国的外资引进工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应该努力为外商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如前所述，“四小”为了更好、更多地吸收外国资本，在采取种种优惠条件和实际措施的同时，特别注重改进和完善投资的社会环境，大力发展社会基础设施以及通讯、交通等公用事业的建设。我国从1980年以来，虽然也先后颁布了有关法令条例，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外商享有的多处优惠政策，但是从总的投资环境来看，尚存不足。
第二，在引进外资的结构上应侧重于直接资本的投资。从“四小”的经验来看，尤其新加坡和香港都比较注重引进国外的直接投资。向国外借款虽然不失为一种重要的外资利用形式，并且从短期来看，对外借款容易形成追加的投资财力。填补投资资金缺口，但是从长期来看，对外借款则易加重利息负担，运用不当，还可能导致债务危机的发生。吸收对外直投资则可以避免这种危险。更为重要的是，引进对外直接投资，不仅能起到填补投资资金缺口的效果，而且还可以为引进国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与方法，并为本地培训有关人员。可谓一举两得。但在我国的外资引进实践中，却较多偏向于对外借款。因此，如何引进更多的直接投资而减少因借款而导致的债务累积，仍是我国今后引进外资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三，提高外资的利用效率，增强自身的创汇能力。“四小”在引进外资后，一般都很重视对外资的合理使用，发挥其造血机能。以韩国为例，在引进资本时，一方面根据不同时期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需要，有计划、有重点地投资；另一方面根据不同资金的特点，引导外资投向最合适的部门。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期限长、利息率低，集中用于建设周期长、资金需要量大的社会基础设施和重化工业建设；商业贷款期限短、利息率高、一般不附带条件，主要投向出口创汇的加工业；直接投资带有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重点用于新兴工业部门。在对贷款的使用过程中，大部分都由政府来控制使用，以便政府多承担一些民间公司不愿或不易承担的大型工程和地区性建设项目。这样做了以后，尽管韩国曾一度出现举借新债还旧债的被动局面，并于1985年成为世界上继墨西哥、阿根廷之后的第三大债务国（时年外债总额突破500亿美元）。但是从1986年开始，韩国对外贸易出现了黑字，结束了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转向了用出口创汇偿还外债的良性循环，外债累积额由1986年的755.8亿美元减少到1991年1月的391亿美元，外债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相应从1981年的48.8%下降到1991年的14.4%。而我国对外资的利用效率则不甚明显，在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前喜后忧，即在1985年以前积极作用占主导地位，1985年后，消极影响则明显上升。⑨。因此，我国对外资的利用效率和创汇能力还亟待进一步提高和加强。
第四，把外资的投向与产业结构的升级结合起来。“四小”利用外资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利用外资来加速自身产业结构的升级，即在不同时期制订不同的政策措施，以诱导和鼓励外资投向自己所要发展的重点产业，我国也先后公布了有关法规，鼓励和引导外商直接投资于出口创汇和先进技术企业，并且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和优惠措施，但总的来看效果还不是很理想。有些外商热衷于建楼堂馆所和一些高档娱乐行业，对生产性企业，尤其是现阶段急需发展的行业则投资不多，至于说外资的投向与产业结构的升级相一致则更有一段较大的距离。
第五，必须加强对外国投资的管理。亚洲“四小”在创造条件、大量吸收外资的同时，也很注重对外资的管理。如韩国，自1962年以来，已发布各种法规和政策近600种，藉以对外资进行管理，其体系之完备，执法之严格，奖惩之分明，都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因而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促进了出口贸易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而我国目前在这方面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问题。1991年11月底至1992年底，江苏、天津、福建三省市商检部门共鉴定155批外商作价投资的设备，发现全部虚报价值，比实价多报28.8%，有关专家测算，仅通过高价进口设备和低价出口产品两种手段，“三资”企业的外方就从中国抽走几十亿美元的财富⑩。在管理松驰的情况下，近年来外商竟然也打起了“白条”。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调查，外商投资本金到位率逐年下降，已成为当年利用外资工作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因此，加强对外资（含港资和台资）的管理已是刻不容缓。
总之，吸收和利用外资是我国改革开放大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利用外资的核心问题应以优化产业结构为中心目标，并合理引导外资投向，提高利用效率，对利用外资的产业选择和产业部门都应有明确适当的标准和界限；利用外资的重点是增加投资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利用外资的取向是加速产业和产品的进口替代，同时积极促进和引导外资在出口导向中的潜在作用；最后还须加强对外资的管理，使外资真正能起到它所应有的作用，达到利用外资的初衷。
注释：
①世界银行在198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对世界范围内41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按照政府不同程度的干预政策把它们划分为四种类型，即坚定外向型经济、一般坚定型外向经济、一般内向型经济和坚定内向型经济，其中属于第一类的只有韩国、香港和新加坡三国和地区。据对各国和地区1973-1985年期间主要经济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资本积累率和制成品出口的年均增长率等的考察和比较分析，世界银行得出的结论是：外向型经济在各个方面都要优越于内向型经济。
②〔美〕《福布斯》杂志，1986年5月5日号。
③〔日〕大来佐武郎：《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亚太经济的崛起—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译文集》、土前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④〔美〕E·S·迈森主编：《韩国的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3页。
⑤H·钱纳里：《工业化与出口之间的相互影响》，《美国经济评论》，1980年5月第70卷第2期；K·戴维斯、J·德格洛和S·罗宾逊，《一般均衡模型与发展政策》，1981年英文版。
⑥〔美〕W·克莱恩著：《东亚发展模式可以得到推广吗？》，《世界发展》1982年第10卷第2期。
⑦《经济学消息报》1993年9月30日。
⑧〔美〕《外交政策》季刊1988年秋季号。
⑨《财经研究》，1991年第5期。
⑩《领导科学报》1993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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