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发展理论与我国跨世纪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跨世纪论文,理论论文,我国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虽然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在本世纪社会发展理论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为了增强世界各国环保意识，加强各国环境立法，促进各国环境合作，形成新的资源开发和发展战略而由以G.H.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6年率先正式提出来的，但是我国在“九五”计划和长远规划中郑重地将其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却是由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邓小平的发展思想，因为这里所说的我国跨世纪可持续发展问题，其内涵早超出了环境保护的范围，而涉及到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
一、邓小平发展理论及其特点
邓小平同志历来十分重视发展研究，早在60年代初，他就从全局的观点论述过我国工业如何发展的问题：“制定发展工业的方针和规划，要考虑农业基础，工业基础，科学技术基础，加上管理水平。按照农、轻、重的秩序安排，从长远看会发展得快一些、好一些。……”[①]在提出并不断充实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他的思想更是自始至终围绕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而展开。首先，邓小平思想理论的提出，就是以“世界大战在一定时期内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判断为前提的。其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是从实际出发、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的直接产物，其主要观点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作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目标。因此，邓小平同志更加重视发展问题。我们把他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改革开放的目的正是为了发展。他说：“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②]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点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其实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它既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
十分明显，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和通常所说的发展理论比较，既有相同的和相通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因而具有自己的特色。通常所说的发展理论，指二战结束后适应新独立的贫穷国家和受物质匮乏困扰的工业国家的需要，由研究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政策的发展经济学演变而来的，研究发展动力、发展要素、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发展涉及到的各种社会问题的理论。由于实践的发展变化和各种社会问题的相继出现，这一发展理论已经经历了从追求单纯的经济发展到讲究综合的社会发展，从强调以物为中心的发展到提倡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从只注意穷国的发展到关心全世界的发展，从只考虑一时繁荣的发展到强调可持续发展等几个阶段的变化。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是面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而提出来的，一方面，他的发展理论与通常的发展理论一样碰到了某些相同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这两种发展理论严格说来却又分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邓小平发展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自己的哲学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解决一切发展问题、制定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的唯物主义起点；而为人民谋利益、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让老百姓满意和高兴是发展的目的和归宿；提高生产力水平，把经济基础搞好是一切发展的基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同时，邓小平发展理论也不象西方未来学家那样，把发展的目标说成是含义不清的什么“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环球一村”等，而是明确提出我们的战略目标是建设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是向实现共产主义过渡。
除了上面所说的特定的哲学基础和战略目标之外，邓小平的发展理论还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强调发展的全面性。邓小平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点，但他不象早期的发展理论那样只强调“经济增长”，只知道“把蛋糕做大”，他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其中，他特别重视科学技术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③]毫无疑问，强调科学技术现代化，就涉及发展教育、文化，涉及人的知识和素养。后来，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展，他更全面地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全面发展观，他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④]当然，他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更多地也更彻底地反映在他所提出来的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根本指导方针之中，因为这里的“两手”，既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指建设和法制，指改革开放和惩治腐败，也指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和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样，邓小平发展理论就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全面性。
第二、强调发展的“三个面向”。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说：“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⑤]这里讲的是教育，但邓小平在论述发展问题时也反复强调要“三个面向”。他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革命；……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当然，不论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科学的未来在于青年，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⑥]正是本着“三个面向”的大思路，邓小平发展理论在强调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民主与法制建设、培育“四有”新人等现代课题，提出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观点，提出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设想和直到下世纪中叶的奋斗目标。
以上，就是我们对邓小平发展理论及其特点的理解。这一发展理论，包括并融汇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已经指引着我们在改革和建设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且还将指导我们跨世纪的进一步全面发展。
二、跨世纪目标：社会全面进步与可持续发展
在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关于我国的未来发展，党的十二大首次提出了二十年完整的具体设想：“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一九八0年的七千一百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二万八千亿元左右。”“为了实现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这可以说是邓小平发展思想在80年代初的第一次具体表述。由于邓小平的发展思想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发展思想，因此到1984年5月，他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就在谈话中把发展目标又向前延展数十年：“现在中国还很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三百美元。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八百美元对经济发达国家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中国来说，这是雄心壮志。它意味着到本世纪末，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到那个时候，中国就会对人类有大一点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我们就可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⑦]经过三年的蕴酿，到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正式形成并获准通过。十三大报告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可以说，这一“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就是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思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具体化。
经过近10年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实践，“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进展顺利，原定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已于1995年提前完成。有鉴于此，在1996年3月通过的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纲要》对原来的发展目标作了一些修定和补充，制定了未来十五年的主要奋斗目标。这个奋斗目标是：“九五”期间，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在人口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要取得显著进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上述我国跨世纪发展目标，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并在实践中得到不断的丰富。这一跨世纪发展目标，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思想，内容十分丰富。认真学习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论述，深感这一发展目标中有两个主要之点值得我们认真注意。
第一，这一跨世纪目标的核心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的发展，并以此构成为整个发展目标的基础。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是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我们都应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对于集中精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经济建设，邓小平说：“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⑧]因此，党的基本路线首先就强调通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这一点出发，把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作为整个发展目标的核心和基础，就是必然的、顺理成章的，也才是科学的、正确的。相反，如果忽视生产力的发展，不把经济发展作为整个社会发展的核心和基础，就不但从根本上违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在实践中将使整个发展设想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无法实现。
第二，这一跨世纪目标又不局限于经济发展，而包含有更多的内容和要求。就在正式提出二十年发展目标的党的十二大上，除了强调抓好对实现经济发展目标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农业、能源、交通问题和教育、科学问题之外，还专门论述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到了党的十四大，在继续坚持“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的同时，把改革和建设通盘考虑，明确提出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规定了十个方面关系全局的主要任务：（1）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2）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3）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高度重视农业，加快发展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4）加速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5）充分发挥各地优势，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6）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7）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8）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到新水平；（9）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加强环境保护；（10）加强军队建设，增强国防实力，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无疑，这十点已经把今后我国改革、建设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写得相当全面。其中，关系全局、必须依靠经济发展为保证而又超出经济范围的最主要是自身内容就已经十分广泛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因此，《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高度集中地指出：“在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要取得显著进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总之，我国的跨世纪目标，以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巨额增长为核心，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然结果，但又不局限于只追求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更准确地说是在经济增长、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全面进步。
把社会全面进步作为我国跨世纪目标，在我国的总体发展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首先，社会全面进步是经济继续发展的保证，否则经济发展就要受影响，搞上去了也会掉下来；其次，社会全面进步是整个社会和谐协调、安定团结、有序互补的根本，它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从而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活、工作、学习环境；最后，社会全面进步中明显地涉及到了一系列世界共同面临的热点问题，如人口的计划和控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等，这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课题。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虽然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但我国早在70年代起就把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资源人均占有量低也早已得到公认和重视，因而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可持续发展就是社会全面进步中的应有之义。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长绝对数大，资源浪费突出，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经济组织和管理中短期行为突出，各种社会问题时有发生，是否能做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就突出出来。因此，中共中央的《建议》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推进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规范化、法制化，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显著提高国民经济的技术水平和整体素质，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这样，可持续发展也就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中的一个重大战略。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初步结论：导源于邓小平发展理论并由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我国的跨世纪目标，也就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全面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三、两个根本转变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最初是一个环境学和生态学概念，指的是环境污染的可接受、生态平衡的保持、资源的永续利用，即“不要超过支持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人类进入本世纪60—70年代，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生活的过程中程度不同地忽略了地球的负荷能力，造成人口剧增、资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反过来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威胁。在这种形势下，人们意识到不能再只从环境保护的狭隘角度来看待环境、生态问题，必须把环境、生态问题与人类可否维持的大问题联系起来；不能只从各国局部的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来处理这一问题，而必须全球一体化携起手来，把生态、环境问题和发展问题统一起来思考。这样，可持续发展便升华成为一种发展战略，其基本含义就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发展构成危害。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⑨]如此艰巨、长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当然不能因短期的利益而损害长远的利益，不能因当前的发展而牺牲后几代人的发展。因此，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无可选择地只能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战略，这和邓小平的发展战略思想是一致的。问题在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做到社会全面进步，必须做到使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而在这方面，我们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少，有的还相当严重，亟待解决。
首先，中国历来是一个人口大国，目前的大陆人口数量已超过12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2%，虽然因为实行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明显低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增长率，因而占世界总人口中的比重会不断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净增人口高达数千万人，这就给经济的增长和分配，给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给社会基础设施和保障体系带来不少问题和很大的压力；部分计划生育搞不好的地区，问题更多，压力更大。
其次，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低，社会生产力有待提高，虽然经过十余年建设有了很大发展，但人均占有的经济总量仍处于世界后列；在经济领域内部，基础设施不足，基础产业薄弱，某些组织管理滞后；由于实行行政官员任期制和企业的承包制，经济工作中严重存在某些短期行为，追求眼前利益和一时的宣传效应。这些，既影响经济自身的协调发展，也影响经济在整个社会运行中的基础功能的发挥。
再次，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客观地存在着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的情况，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有待加强，社会保障体制正处在建立的过程中，党风和社会风气还没有根本好转，社会治安也不时会发生一定的问题。这些，不但影响社会自身的和谐协调，还会引发一些不安定因素。
再再次，我国的环境问题不容乐观，环境保护虽早已作为基本国策，但相当一部分人，包括部分企业领导人，环保意识仍然很差，在实践中只顾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部分地区的某些地点三废污染已相当严重，臭气袭人，水黑鱼死，生态平衡受到破坏，政府虽三令五申要求治理，但效果不甚理想，有时还会产生新的污染源。
最后，我国虽然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由于人口多，人均占有资源量并不高，某些不可再生资源因多年开发存量下降；前些年，受“有水快流”思想的影响，管理工作跟不上，某些资源乱挖滥采，破坏现象严重；直到目前，无论在生产环节还是在消费环节，我国都存在程度不同的资源浪费。
为了实现2010年远景目标，实现我国的跨世纪可持续发展，中共中央《建议》从当前的实际出发，进一步充实、丰富了邓小平发展理论，认真分析了在未来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必须妥善解决的一些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它们主要是：农业基础薄弱，不适应人口增加、生活提高和经济发展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要；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多，管理体制和经营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经济快速增长和体制转换过程中，通货膨胀压力大，国家财力不足，宏观调控能力不强；国民经济总体素质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经营粗放，浪费严重，效益不高；人口多，人均资源相对不足，就业压力大，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在全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同时，地区发展差距扩大，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别悬殊；在经济、社会生活中，腐败现象有所滋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面临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不用说，这七个方面存在的问题都直接影响着我们远景目标的实现和跨世纪可持续发展。针对这些问题，《建议》在认真领会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思想和坚持我国的基本国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两个转变”，以作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关键措施。可以说，这在上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发展理论。
《建议》指出：“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实现从传统的计划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转变，就是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这就不但可以改善产业结构，促使企业优化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而且能避免产品积压和资源浪费。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意味着从外延型扩大再生产改变为内涵型扩大再生产，充分利用现有设施和基础，充分挖掘潜力，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靠提高管理水平、提高质量、降低消耗、提高效益来发展生产，这无疑有利于提高国民经济和技术水平和整体素质，有利于减少投入、降低消耗、节约资源、提高生产经营水平，和企业、国家积累资金。十分明显，按这样的理解，实现两个根本转变虽然不能解决跨世纪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但却有利于解决目前我国经济、社会运行过程中的某些棘手难题，有利于人口、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的相互协调，因而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还有其他许多内容，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⑩]综合上述，在世纪之交的新形势下，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各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在邓小平发展思想和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全面进步、可持续发展战略、两个根本性转变等新概念、新命题，既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也的确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发展理论。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1卷334、第335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5—86、91、87、95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9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380页。
⑩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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