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吉庆[1]2000年在《跨国直接投资发展及其效应东亚经验与中国选择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产生欲本世纪70年代的跨国直接投资发展轨迹理论，第一次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一国的跨国直接投资与本国经济结构及发展水平之间的内在联系。该理论认为，各国的经济发展，一般要经过五个阶段，这些阶段可以根据该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不同倾向和程度来划分。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修正和补充，尤为重要的是政府因素的导入，使该理论更加接近实际，因而也更能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而发挥作用。 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与其跨国直接投资活动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深刻的联系，主要表现在跨国直接投资对东亚各国资本形成、技术进步尤其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但是各国的具体情况决定了其作用程度和方式各不相同。与此同时，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及其与跨国直接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相互孤立的现象，相反它们之间呈现一种垂直传递式的跨国直接投资和经济发展形式，东亚各国已经形成一个阶梯式分工的非制度性区域经济集团。维系这个集团存在的基础性因素就是垂直型跨国直接投资以及由此而扩张的区域内贸易。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外资特别是跨国直接投资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总体看来，我国的净对外外直接投资额一直呈现负的并有持续扩大的趋势，这说明在邓宁的跨国直接投资发展轨迹曲线上，我国正处于第二阶段。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的积极作用不完全是自发实现的，而是需要政府从战略高度制定有关政策，使其与本国经济发展更好地融合。
唐志红[2]2005年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产业结构优化》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通过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产业结构开放及互动特征的研究,初步构建了基于经济全球化的一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一般模式。论文基于全球化的新背景,界定了产业结构优化的新内涵、优化的路径,并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产业结构优化评估的指标系统。利用产业结构优化的新内涵,对美国、日本、印度和巴西的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分析。论文针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状况,讨论了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博弈论的基本理论,界定了经济全球化下世界各国产业博弈的协调博弈性质,并展开了对中美、中日、中欧产业博弈的战略分析,提出了基于博弈战略的产业选择及产业政策着力点。结合中国特有的大国优势和后发优势分析,论文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战略基点以及目标展开了讨论。围绕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论文提出新时期的产业政策从发展型向竞争型转变,重视对世界经济规则的应用,考虑与相关产业利益博弈的政策协调,注重利用军用技术的大力发展和民用化,以便在推动安全化战略过程中突破WTO规则的约束,并高度重视技术标准战略对于提升中国国际产业分工地位和优化产业结构的重大意义。在产业结构优化战略实施中,注意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注重本国市场和全球市场的作用的结合。积极运用产业组织政策,实现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韦倩青[3]2014年在《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直接利益及其影响因素》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欧美,面临的贸易壁垒越来越多,出口增速放缓,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又主要依靠出口扩张来带动,因此中国出口的市场需要多元化。东盟是中国越来越重要的出口市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壁垒的拆除,使得双边贸易量持续增长。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作为主要参与经济体的中国、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日益密切,尤其是中间品进出口在双边贸易中的份额增加。但是,中国和东盟贸易中的主要工业制成品存在贸易逆差,如果按照传统贸易利益理论,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意味着国际贸易直接利益损失,那么进一步发展与东盟的贸易是否会扩大中国的直接利益损失?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中国对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直接利益的获得情况和影响因素。通过研究找到促进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增长,同时提高中国获得国际贸易直接利益的对策。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基础,包括第一章导论和第二章文献综述。这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说明了研究方法、思路和论文框架,以及可能的创新点;对现有国内外国际贸易利益理论和衡量方法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在此基础上找到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回顾了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直接利益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找到本文的研究出发点。第二部分是第三章的贸易现状。这一部分说明了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的发展趋势、进出口商品结构、进出口国别分布,以及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逆差的主要商品来源,主要国家来源。此外,该部分还归纳了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的特征。第三部分是国际贸易直接利益的测算,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本文利用贸易附加值的衡量方法,分别计算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获得的制造业贸易附加值、制造业的贸易附加值率,以及在制造业的13个行业上中国获得的行业贸易附加值、行业贸易附加值率;并比较和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金砖国家、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获得的制造业贸易附加值、制造业贸易附加值率的差异,以及中国获得的行业贸易附加值、行业贸易附加值率的差异。第四部分是第六章的国际贸易直接利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这一部分实证检验了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获得的直接利益的影响因素。此外,这一部分还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金砖国家、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贸易中直接利益影响因素的异同。第五部分是第七章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这一部分归纳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中国在和东盟国家工业制成品贸易中获得直接利益的建议,并指出了可进行的后续研究。本文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越南是中国在东盟的主要工业制成品出口市场;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则是主要进口来源地;机械运输设备和化学产品是主要贸易产品而且在这两类产品上存在贸易逆差,其中,机械运输设备类产品中的零部件类电子产品是主要进出口产品;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是逆差主要来源地。2.贸易附加值的结果表明,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获得的直接利益主要来源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从越南获得的直接利益最低。贸易附加值率的结果表明,中国在与东盟六国的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依靠出口规模的扩大获得直接利益的增加,即中国在对东盟六国的贸易中获得直接利益的效率不高。3.贸易附加值的对比表明,中国与东盟国家、金砖国家、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从与日本、韩国、美国、德国的贸易中获得直接利益最多,其次是从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的贸易,最低的是与金砖四国贸易。贸易附加值率的对比表明,中国与日本、韩国、美国、德国的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获得直接利益的效率最高,其次是中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的工业制成品贸易,最低的是中国与金砖国家贸易。4.制造业的分行业贸易附加值表明,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获得的直接利益主要来源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而且与这三个国家贸易中获得直接利益多的行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化学工业,从越南获得的直接利益最低。制造业的分行业贸易附加值率可知,中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的工业制成品贸易的行业贸易附加值率主要是下降趋势,表明中国在这些行业的贸易中获得直接利益的效率比较低,中国主要依靠出口数量扩张来实现直接利益的增长。5.在重点考察的6个行业中,中国-日本、中国-韩国、中国-美国、中国-德国的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的行业贸易附加值大于中国-东盟六国、中国-金砖四国的工业制成品贸易的情况;中国-金砖四国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的行业贸易附加值小于中国和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工业制成品贸易的情况。重点考察的6个行业的贸易附加值率可知,在与日本、韩国、美国、德国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获得直接利益的效率高于中国与东盟六国贸易的情况;而在与金砖四国的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获得直接利益的效率低于中国与东盟六国贸易的情况。6.国际贸易直接利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对于中国与东盟国家、金砖国家、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贸易直接利益而言,价值链上的分工程度、比较优势差异是直接利益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在中国-东盟六国、中国-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贸易中,国际直接投资是影响直接利益的重要因素;在中国-金砖四国、中国-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贸易中,相对规模经济差异是影响直接利益的重要因素。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是:1.采用贸易附加值的衡量方法,计算了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获得的直接利益。贸易附加值的衡量方法符合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的中间产品贸易比例高的特点,更能准确反映中国获得的直接利益。2.利用中国的投入产出表,计算了与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关系密切的13个行业的行业贸易附加值和行业贸易附加值率,并且重点分析了与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中的主要产品化学产品、机械运输设备产品相关的6个行业的贸易附加值和贸易附加值率。这样的分析能够准确知道中国获得的直接利益主要来自于哪些行业。3.本文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比较了中国-东盟六国、中国-金砖四国、中国-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的贸易附加值、贸易附加值率,以及行业贸易附加值、行业贸易附加值率;并且比较了中国-东盟六国、中国-金砖四国、中国-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贸易中直接利益的影响因素。这样的研究有助于知道中国工业制成品对外贸易中,主要从哪一类型的国家中获得更多的直接利益,以及国际贸易直接利益影响因素的差异。
唐乐[4]2016年在《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文中提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与特征,当代产业结构的演进也由过去以自然资源与制造业为基础的国别演进,转变为以信息资源和现代服务业为基础的区域演进。区域产业结构演进在深化国际分工体系的同时,也影响着处于不同分工地位国家的产业升级效应。因此,产业结构的国际化问题已成为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雁行形态”也日渐式微。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不但重新构建了东亚区域的国际分工体系,也使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模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因此,在新形势下,系统分析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与关联机制,把握东亚区域国际分工格局的变迁,正确认识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下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产业结构、产业分工以及国际生产网络理论,利用投入产出方法与计量经济方法,探索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与基本关联机制,衡量东亚区域内贸易价值分配,勾勒东亚区域产业分工格局,揭示中国制造业在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中的升级效应,为中国制造业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提供参考。本文共分7章,具体结构安排与内容如下:第1章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对国内外关于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产业升级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框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并对文中所用数据作出说明。第2章相关理论概述。本章是全文分析的理论基础,分别阐述了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分工以及国际生产网络等相关理论。第3章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分析。本章首先介绍了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相对独立演进过程,比较了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然后,分析了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的变化趋势,揭示了东亚区域产业结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整体演进规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的动因。最后,从贸易与投资两个方面对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了商品贸易与国际投资对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促进作用。第4章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关联性分析。本章从产业关联效应和产业波及效应两个方面,对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关联性进行了动态分析与静态比较。首先,介绍了东亚区域产业关联的分析工具——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并对2013年最新公布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2005)的简化形式与均衡关系加以说明。其次,利用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1995、2000和2005的数据,通过构建中间需求率和中间投入率的指标体系,分别从东亚整体与国别两个层面动态分析了区域产业结构的直接关联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东亚各国和地区间产业结构的直接关联程度不断加深,日本在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中的作用依然较大,但趋势逐渐减弱,中国、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在不断加强,东亚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而逐渐趋于内生化和多元化。随后,从产业后向关联和最终需求的生产诱发两个角度,深入到产业内部,分析和比较了东亚区域的产业波及效应。结果显示,在东亚各国和地区间,中国产业的后向关联效应最大,对东亚区域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最明显;在各产业间,制造业的后向关联效应最大;在制造业内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关联效应增强。区域外美国和区域内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最终需求对东亚区域的生产诱发效应较大,中国最终需求的诱发效应不断追赶美、日,但主要体现在内部的诱发;制造业是最终需求诱发程度最高的产业,其中,轻工业部门突出为内部的生产诱发,重工业部门突出为外部的生产诱发。第5章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国际分工格局变迁。本章以国际分工为切入点,从贸易增加值角度进一步剖析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首先,对产业结构国际化下的贸易价值分配机制进行说明,明确了贸易价值分配对国际分工地位与国际产业结构关联的影响。其次,利用结构分解技术,在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的数据体系下,将东亚区域内主要经济体的出口贸易价值分解为直接国内价值、再进口的国内价值、东亚价值和其他地区中间产品价值四个部分,并分别从整体和产业两个层面比较各经济体的出口贸易价值含量及来源。研究结果表明,东亚各经济体出口创造的国内价值含量普遍下降,转移的东亚价值不断上升。美国、日本仍占据出口贸易价值来源的主导地位,但其份额正逐渐下降,来自中国的中间产品价值含量在不断增加。服务业与制造业成为贸易价值转移的主要产业,服务业已形成区域共享,但制造业却呈现明显的层次分工,发达国家仍占据中、高技术制造业的价值转移,发展中国家仅占据中、低技术制造业的价值转移。随后,在出口贸易价值分解的基础上,借助垂直专业化系数指标,对东亚各经济体及其制造业在区域内的分工地位及变化趋势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日本仍占据东亚区域制造业国际分工体系的顶尖处,专业化于产品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主要从事标准化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东盟四国,主要专业化于一般性中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中国由于参与国际分工起步较晚,在本世纪初期,仅从事产品的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生产环节,虽然近些年有所改善,但仍没有完全摆脱价值链低端的位置。最后,根据域内国际分工格局的变迁,指出在东亚区域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第6章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下的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本章基于国际生产网络的视角,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和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对中国制造业在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下的产业升级效应进行了分析。首先,在明确适度融入和过度融入国际生产网络的基本内涵前提下,通过信任、信息传递与共同问题解决机制三个方面,阐明制造业融入国际生产网络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其次,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和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等相关数据,对中国制造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程度进行了测评,结果表明,2002年至2012年间,中国制造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程度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起伏变化,制造业内部各行业的融入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劳动密集型行业较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较高。然后,利用相关指标和数据对中国制造业在2002年至2012年的产业间与产业内升级状况进行测度,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间升级与产业内升级在这一时期均有明显效果,主要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重大幅度下降,资本密集型与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比重明显上升,大部分制造业的净附加值比率保持上升态势,并且多集中在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实现了产业内由低附加值能力向高附加值能力的跃升。最后,引入计量模型,就融入东亚生产网络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表明,融入东亚生产网络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间升级与整体内部升级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内部升级效果存在明显差异,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显著,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并不显著。第7章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本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归纳,并结合从主要结论获得的启示,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刘才明[5]2003年在《经济利益视角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文中研究说明国际直接投资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年轻的话题其老生常谈在于国际直接投 资迄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也比较丰富如有垄 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产品周期理论折衷理论等等 其年轻则在于20 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如全球FDI区域 分布进一步向发达国家集中全球FDI的产业分布进一步向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 保险等服务业集中FDI的投资主体集团化FDI的投资方式逐渐多样化等等 因而需要理论上的创新来解释这些新特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已 经加入WTO 的背景下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具有越来越重要的 意义 因此 本文的选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除导论之外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渊源从理论 上归纳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说明了从经济利益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是理 论创新的必然第二章对对外直接投资利益作了概述性的描述并且阐述了对外 直接投资利益的前提来源实现方式制约因素等第三章对中国的对外直接 投资问题展开了实证的研究指出了中国当前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产生的根本原 因在于利益目标的定位错误直接原因则是在主体选择行业选择区位选择及 进入方式选择方面的偏差第四章比较分析了美国与日本在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方 面的经验教训以及给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启示第五章对如何发展中国的 对外直接投资给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突破了经济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性的分析 与描述从经济利益的视角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问题较为全面的探讨了对外直 接投资的本质对外直接投资利益的分类前提源泉实现机制和制约因素等 其次 论文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要推动政府与企业共同走出去 第三 本文 提出评判企业能否走出去的标准不是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或企业规模的大小 而应该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根据这一标准我们应推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共同走出去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利益研究的尝试性以及作者能力方面的局限文章仍有 很多的不足之处这些都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张孝锋[6]2006年在《产业转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指出第一章是导言。论述了产业区域转移的概念。介绍了本文研究的背景与意义、主要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和预期价值等。 第二章主要对产业转移的理论来源进行了梳理。把国外对产业转移的研究归纳为古典区位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雁行模式理论及其相关研究、国际投资理论关于区位选择的部分等。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则按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分别描述。大陆对产业转移的研究分为国际产业转移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研究、产业转移中的技术转移、国际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的研究、对国内产业转移的研究四大类进行。从台湾企业转移动机与区位选择、台湾制造业企业进入大陆市场模式等角度对中国台湾地区博硕士论文中与产业转移相关的研究进行了综述。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到雁行模式再到新经济地理理论，都是以产业转移实践的发展过程为背景而不断演化的。在对产业转移规律的探索过程中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复杂，生产要素由土地、资本和人力到科技；市场环境由完全竞争到不完全竞争以致垄断等，这些理论中，着重从产业转移输出方考虑，对承接方的条件、正负面影响研究的不多；随着经济活动外部环境的变化，金融和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过去的理论已经很难圆满地说明现在。从国内的研究看，以FDI的地域分布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多，结合国际，以实证研究为主，深刻阐述产业转移规律与理论的研究尚不多见。而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往往以微观视角、个案研究为特征，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两者结合，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体制、机理、文化等因素的考虑，比较富有特色，但对承接方的条件进行研究的也不多见。为后续的研究开拓了广泛的空间。 第三章主要研究了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首先，从移出地和承接地两个方面对产业转移的动因进行一般分析。对产业移出地而言，产业转移是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途径，也是区域产业竞争优势转换升级的有效方式。产业从转出区转移的动因主要是充分利用承接地的资源，包括土地、人力、资金、环境容量、市场、营销渠道等，具体原因可以归结为市场扩张的需要、产业分工的需要、综合利用资源的需要、企业重组的需要和政策性的产业转移等。产业转移承接地的投资环境可从硬环境、软环境和竞争环境三个方面考察。产业转移对承接地的积极影响包括：吸收先进技术、增加投资需求，促进GDP增长、增加就业、加速承接地工业化进程。产业转移对承接地区的消极影响包括：环境问题、本地工业问题、产业结构失衡等。其次，运用城市化框架对产业转移的宏观机理进行了理论
刘英奎[7]2003年在《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一、问题的提出和选题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引起了我对中国企业“走出去”问题，即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思考。 一是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中国企业应如何应对其机遇和挑战。据统计，2001年全球大约有跨国公司6.5万家，它们拥有约85万家国外分支机构，其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1／3以上，其内部和相互间的贸易已占世界贸易额的60％以上，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90％左右。世界货物、资金、人员、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日益频繁，进而促进了世界各国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可获性大大提高，各国经济发展对本国资源的依赖程度进一步降低。在经济全球化的汹涌浪潮中，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入世和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外商到中国投资的热情进一步高涨，已经成群结队地来到中国。国内企业该怎么办?是在国内市场上偏安一隅被动挨打，还是走出国门主动出击，到国际市场与跨国公司展开竞争?这一问题值得人们深思。 二是生产能力过剩、内需不振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市场开始出现整体供大于求的格局。从1998年以来内贸部公布的中国主要商品的供求平衡情况资料看，其中供过于求的比例分别为：1998年上半年为25.8％；1999年上半年为72.1％，下半年为80.0％；2000年上半年为78.36％，下半年为79.64％。市场供过于求的商品种类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面对这种严重的生产过剩，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非均衡主要是产业结构变化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变化造成的，因此不可能完全依靠国内自我发展来彻底解决，而必须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来实现。 三是自然资源短缺问题成为制约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瓶颈。我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率较低，矿产资源品位较低，尤其是部分战略资源严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据预测，按现有的资源利用方式，预计到2010年国内45种主要矿产资源约有1／2不能满足需要。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国门，通过对外投资方式，获取国外矿产资源以补充国内资源不足，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四是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比例失衡。对外开放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但是，完全意义上的开放应该是双向的开放，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走过了一条以“引进来”为主的发展道路，吸引了大量外资，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截止2002年12月底，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24196个，合同外资8280.60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4479.66亿美元。1994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世界第二大国，200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527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相比较而言，对外投资对我国国民经济却无足轻重。最新国际投资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吸纳国外投资与发展对外投资应形成合理比例。国际投资经验表明，—个成熟的经济体系，引进外资额与对外投资额的比例一般以100∶110为宜。据《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研究，各类国家引进外资与海外投资的比例，发达国家为100∶140，发展中国家为100∶18，而我国仅为100∶8。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企业“走出去”还有不小的差距，这和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很不相称。面对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发展的趋势，我国有必要加快海外投资的步伐，使得国民经济能够长期、健康、协调发展。 五是中国外贸出口深受贸易保护主义的侵害。随着世界生产力的迅速扩张，许多国家商品供过于求的矛盾日益突出，对国际市场的争夺也更加激烈，从而导致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一些国家频繁利用技术和环境壁皇等非关税措施对商品进口设限;有些国家甚至违背世贸组织规则，滥用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韦糙贸易摩擦;不少国家则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组成区域性贸易保护屏障，阻碍外部产品进口。因此，各国之间贸易摩擦此起彼伏。这使得中国出口商品深受其害。据夕阻贸部统计，从1979年至2001年3月底，中国共遭受概起反倾销调查，涉及金额100多亿美刃.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内遭受反倾销指控最多的国家。面对这种贸易格局，通过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越过各种贸易保护壁垒，扩大我国产品国际市场份额，是我国企业新世纪应采取的一项重要战略。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和思考，我选择了“中国企业实施去出去战略研究”作为论文选题，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对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和企业实践有所帮助。 具体地说，论文的选题具有如下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论文的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国内理论界、产业界对于“引进来”的重要性已有充分的认识，“引进来”的实践成绩斐然，“引进来”的理论更是异彩纷呈。然而，我国成功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企业屈指可数，关于“走出去
王达[8]2009年在《中东欧转轨国家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1990年代初期以来中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以及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全球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研究中东欧国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从一般意义上说,产权改革是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必要条件与重要组成部分。从总体上看,中东欧转轨国家在1990年代初期进行的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未能达到预期效果。19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商业银行逐渐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中东欧各国的金融部门于1990年代中期以后引入外国直接投资以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这对各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捷克的Komercni银行与IPB银行,波兰的BSK银行与PKO BP银行以及匈牙利的OTP银行作为中东欧转轨国家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典型代表,有许多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与启示。虽然目前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战略引资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面临新的问题。2008年底至2009年初,境外战略投资者减持中国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股份是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的表现。当前应该思考的是如何更好地执行战略引资战略。中国应当继续稳步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谨慎推行国有商业银行的战略引资;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完善外部市场机制,培育职业经理人市场以及不断加强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李坤[9]2016年在《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直接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内部产能过剩和资本趋于饱和的情况下,加大对东亚、东南亚、中亚、拉美等中低收入水平国家的投资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新趋势,美国在提出实施"新丝绸经济带"计划后,又主导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俄罗斯提出实施"欧亚经济联盟"战略。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和发展战略,作为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利用国际要素资源,转移优势产能和成熟产业,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分工与合作,实现合作共赢的目标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动力,通过投资带动母国和东道国的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随着中国产业整体竞争力和对外投资能力提升,2014年中国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表明中国对外直接进入了新的阶段,面临新的形势;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区域国家在地理特征、资源禀赋、经济实力、收入水平、产业基础、投资环境等方面差异明显,直接投资面临诸多挑战。因此,面对诸多因素,如何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实现既有利于国内产业升级,又符合东道国产业发展需求,这正是本文研究的切入点。论文围绕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这一主题,在结构安排上分为七章。第一章是导论,首先分析"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背景及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面临的形势,明确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论文的研究价值在于深入分析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拓展对"一带一路"直接投资提供可操作性的建议,不足之处在于涉及国家众多,数据获得有限,影响到部分研究结论的精确性;其次是文献研究,详细评述了国内外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产业升级及对"带一路" 一路投资的研究,提出论文研究的切入点;之后提出论文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及实现路径。第二章首先对"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产业选择等研究对象进行明确的界定,其次是介绍了对外直接投资及产业选择相关理论;而后是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中对母国和东道国的产业选择影响因素及机理的分析,为实证分析奠定理论基础。第三章是现状研究,从地区分布、产业结构、投资环境等方面对对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现状、产业基础、投资环境等因素进行分析,并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核心区"、"扩展区"、"辐射区",分析每个区域内产业发展特征及投资产业需求。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实证研究,根据实证研究基本逻辑和思路,第四章检验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选择",基于2003-2014年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的有关时间序列数据和钱纳里提出的"世界发展模型",检验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对" 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规模扩张、对区域内重点国家的投资增长及投资国家区域内地位的提升都将有利于内部产业转移,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的作用显著,但是这种影响效应还受到国内人口、收入水平、吸引外资量、进出口等因素的影响。第五章基于2003-2014年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与东道国市场要素、资源要素、技术要素和战略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市场要素、技术要素和战略要素与母国产业结构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影响程度看,战略要素>技术要素>市场要素,资源要素则不显著。第六章是定性分析,首先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对"一带一路"投资产业选择的基准和原则,其次结合"一带一路"沿线收入因素,建立"收入水平——产业选择"机制,判断东道国投资发展阶段,从而提出投资产业选择的思路。第七章是对策分析,基于实证和定性分析的结论,针对不同的区域的国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思路和建议。
侯高岚[10]2003年在《后发优势理论分析与经济赶超战略研究》文中提出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发展不平衡、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历史，其理论依据是后发优势理论。较早研究后发优势理论的是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但他的研究是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史的延长线上展开的，研究对象仅限于比英国工业化起步时间较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欧洲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历史变迁，尤其是二战后，一批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并实现了工业化赶超，格申克龙“后发优势说”不能完全解释这些现象，亟待发展和完善。本文关于后发优势和经济赶超理论的研究，时间段截取二战后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以先进国家作为对比和参照，目的是为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赶超发达国家提供理论支持。研究对象以实现了工业化赶超的日本和“亚洲四小”为重点，同时涉及前苏联、东欧、拉美、东盟、以及中东、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了保证理论框架的完整性，本文没有采用先阐释理论、再进行案例分析的论证方法，而是将事实和案例揉进理论分析的过程中，使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有机结合起来。 战后发展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对发展中国家如何赶超发达国家，由于时代的限制，讨论得很少。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关于经济赶超的研究也开始增加，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国别研究不胜枚举。然而，对于经济赶超的理论依据——后发优势的确切内涵似乎从未给予过清楚阐释：关于后进国家实施经济赶超的一般规律性研究也并不多见。落后国家要实现对先进国家的赶超，首要条件是克服自身劣势、突破传统社会的束缚。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就提出了“起飞”理论。起飞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国要实现经济起飞，应主要依靠内部资源积累和自身动力。但是，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世界体系中，后进国家如果仅仅依靠自身内部资源的积累而希望尽快实现经济起飞将十分困难。通过对后发优势的概念解析以及经济赶超一般规律的剖析，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快速的经济起飞并最终实现赶超目标，除了主要依靠自身内部积累外，还必须借助外部动力；而借助外力是有风险的，只有将外部动力转化为内部动力，才能在化解风险的同时，为经济追赶提供持续的可靠动力。 本文前三章是关于后发优势的理论分析，通过分析构建起作为经济赶超理论依据的后发优势理论的框架，从而为进一步研究和构建经济赶超理论奠定基础。第四章到第七章是关于经济赶超规律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关于经济赶超一般规律的研究揭示了后进国家进行经济赶超的战略性框架，是对后发优势理论的具体应用。 第一章在后发优势的理论溯源中，着重理论分析。由于后发优势理论是关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首先从发展理论的渊源追溯后发优势理论渊源，比较了“后发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异同；由于后发优势理论还是关于后进国家加快经济增长的问题，在分析增长理论的演进中，比较了“后发优势理论”与“经济趋同假说”；由于本文关注的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用后发优势进行经济赶超的问题，因而，有必要从后发优势视角透视发展经济学的演化，从而把握发展经济学的内涵；最后，关于后发优势理论的溯源和分析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跨越的理论，从中探求后发优势理论的精髓。 第二章通过将后发优势物化到生产要素中，将其具体化为后进国家所拥有的“资源优化”、“技术跨越”和“制度捷径”的有利形势，后发优势内涵得以扩展和精确化，使我们能够全方位、多元化地构建和发掘后发优势，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在经济追赶过程中能够始终把握最为本质和根本的赶超途径和手段。 第三章通过进一步抽象出各生产要素后发优势的共同特征，进一步分析后发优势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具有哪些性质；作为一种动态优势，其演化规律是什么；作为一种系统优势，其作用(实现)机制和构建(构筑)机制是什么。 第四章通过构造“飞船模型”模拟和阐释后进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实施经济赶超的过程。由于赶超概念的基本内涵是“追赶”和“超越”，追赶建立在构筑和利用后发优势的基础上，超越则有赖于不断提升原有的后发优势并创造出新的后发优势;就赶超的基本规律而言，赶超过程也就是后发优势构筑、实现和提升的过程。 第五章通过对经济赶超的行为分析揭示后进国家构筑后发优势的特征。后发优势的构筑过程实质是资本积累的过程。社会资本积累是经济赶超的基础，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赶超的前提，物质资本积累是经济赶超的工具和途径。可见，物质资本积累的过程是经济赶超本身，经济赶超能否得以实现的关键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尤其是作为基础性的社会资本的积累。 第六章通过对经济赶超的制度分析例证实现后发优势的制度保障。重点剖析“苏联模式”的衰退性特征以及‘旧本模式”的追赶性特征;并对拉美、东亚以及苏东国家的市场化过程进行比较分析。案例分析证明，实现后发优势的制度保障是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经济市场化实现后发优势，必须使后发
参考文献：
[1]. 跨国直接投资发展及其效应东亚经验与中国选择的分析[D]. 张吉庆. 东北农业大学. 2000
[2]. 经济全球化下一国产业结构优化[D]. 唐志红. 四川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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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D]. 唐乐. 吉林大学. 2016
[5]. 经济利益视角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D]. 刘才明. 复旦大学. 2003
[6]. 产业转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 张孝锋. 南昌大学. 2006
[7]. 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研究[D]. 刘英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8]. 中东欧转轨国家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研究[D]. 王达. 吉林大学. 2009
[9].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研究[D]. 李坤. 湖北大学. 2016
[10]. 后发优势理论分析与经济赶超战略研究[D]. 侯高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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