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进步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
中国政府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指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国际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种转变已经在许多发达国家或迟或早地完成了。实际过程有三个阶段，这就是从劳动力密集到资本密集再发展到技术密集这样一个过程。
所谓“智力密集”，实质上就是知识生产和生产知识。这就是说，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奈斯比特早在80年代初就正确地强调了这一点。他引用美国著名企业管理学者彼得·德鲁克的话说：“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知识已成为最主要的工业，这个工业向经济提供生产所需要的重要中心资源。”〔1〕
我们强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目前来说，目的是要提高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中国现代化的水平与发达国家水平相比不至于落后得太多；但从长期来说，这种转变则是向信息时代和知识社会迈进的开始。
二 知识社会的兴起
20世纪的社会变革是从哪一件事情或哪一项发明开始的？答案五花八门：“电脑的出现，空间探索，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崛起，合理的劳动组织，……等等，但美国经济理论家德鲁克认为，当代社会的起跑令是二战结束时发表的“美国士兵权力宣言”，因为这项宣言规定向所有战斗归来的士兵提供上大学的经费。德鲁克认为，从此开始了美国和全世界向知识社会的转变。
美国学者德鲁克有一篇《知识社会的兴起》的文章，是他的一本书《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_Capital_ist Society）中的一章。德鲁克在他的文章中认为，自古以来，新知识和新发明从来就是改造人类社会的力量。然而，今天，知识被认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现在，更基本的国家财富不是资本，不是劳动，而是知识。德鲁克认为，知识已经创造了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并且为进一步向全球范围的转变创造了条件。〔2〕
这些看法当然已经不新鲜了。丹尼尔·贝尔、奈斯比特、托夫勒等人早已有了论述。Drucker观点中新鲜的是， 他强调人类随着知识意义的改变而导致三个不同内容的革命：
第一阶段是知识被应用于工具、过程和产品。它创造了工业革命。但它也同时创造了马克思所称的“异化”、新阶级和阶级斗争；
第二阶段大约开始于1880年到第二次大战，知识有了新的意义，它被应用于工作。以Frederick Winslow Taylor为代表，第一次把知识应用于对工作的研究和分析，
这引来了生产力革命（
Productivity Revolution），在75年的时间内， 这次革命把无产阶段级转变成了中等资产阶级，具有几近上层阶级的收入。生产力革命消除了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差距，从而消除了“资本主义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异化”和“贫困化”；
第三阶段是从二次大战以后开始，知识被应用于知识本身，这就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即管理革命（Management Revolution）。 知识很快地成为生产的一个要素，兼含资本和劳动；美国学者保罗·罗默提出的科技优先的“新增长理论”的核心观点也是：在信息时代，生产已不是仅仅由资本和劳动两大要素组成，科技已成为组成生产的第三大要素；邓小平同志则更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这场管理革命，人类走向和谐时代，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贝尔实验室副总裁 A.彭齐亚斯（Amo Penyias）新近出版了专论“和谐”一书。这本书的主调是与Drucker的第三次革命—管理革命是不期而遇的。 彭齐亚斯说：“现在新的现实也正以同样的方式使办公室工作的产量发生相应显著的变化——这个价值我称之为‘和谐’。”〔3〕今年9月，他在上海访问期间为《世界科学》杂志题词中进一步阐述了“和谐”的概念。他写道：“随着技术变得更强有力和更为广泛地应用，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其结果，一个系统或一种服务的价值较少取决于它如何孤立地起作用，而是更多地依赖于它如何与其使用者的方式，与其他技术以及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整体起作用。它种相互依赖构成了我称之为‘和谐’的概念。”
知识社会的兴起与管理革命结伴而行。其结果是“和谐”时代的到来。这可能离我们的论题远了，但它是我们向更高目标前进的牵引力。
三 信息技术的作用
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发展信息技术和信息通信业。发达国家都在大力建设国家信息基础结构，即信息高速公路，以此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提高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能力。这是因为信息技术直接促成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关于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上，还是从国际和国内的现实方面都已是不言而喻了，原国家科委高技术司副司长冀复生总结了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
1.信息技术使人们得以更合理、更充分地利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
2.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为人们不断开创新的市场和机遇；
3.信息技术是现代经济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4 〕
乌家培总结出了信息化对工业化的三种作用：“一是协同作用，信息经济越发展，越能使工业经济的发展有新机会和新途径；二是补充作用，信息经济越发展，越能弥补工业经济的不足，如高消耗、低效益等；三是替代作用，信息经济越发展，越能用信息资源来替代更大一部分的物质资源和能量资源。”〔5〕
随着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进程，信息技术的意义已远远超出经济增长。《美国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行动计划》中说：“国家信息基础结构的好处远远超过经济增长。 诚如公民网络中心（Center for
CivicNetwork）所述：‘一个国家能灵活自如，其政府高效、节俭， 并由识广、明达的社会舆论所引导；能创造优质职位并造就相应人才去担任此等职务；能促进终身学习、社会生活以及社区文化生活。这就是国家信息基础结构的承诺所在’”。〔6〕
可以预料，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信息技术的巨大意义和作用将更加深远和巨大。朱镕基副总理指出，“要实现五中全会提出的两个转变，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捷径就是信息化”。这是这种巨大意义在当前中国发展中体现的最深刻的概括。
四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不在技术而在体制
到目前为止，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基本上还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拼资源，拼劳力，拼设备，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7〕
1.产品结构不适应市场需要，生产出的产品没人要，但为追求产值仍需坚持生产，造成库存积压；
2.劳动生产率低下。现在国有企业约有1／3到1／2的富余人员。我国钢铁工业人均产钢20—400吨，而发达国家则是500—800吨；
3.科技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据统计，全社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而发达国家技术贡献率为60—80%；
4.物耗、能耗高。目前，我国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为美国的3倍，日本的9倍。
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涉及许多其他的因素，尤其是人员素质的提高，和国家对科技资金的投入，等等。在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达48%以上的情况下，企业职工的最低生活要求尚不能保证，更无力投入资金发展科技与加强人员的技术培训了。这样下去，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将成为一句空话。
要使科技成为经济增长因素的关键不在技术本身，而在技术如何进入企业的政策环境，也就是说在机制。而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就是体制问题。
这里涉及到市场体制、管理体制、科技体制等等，需要深入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营造一个加速科技进入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良好环境和体制保证。
改革和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的目的是在动员全民的积极参与，激发广大群众的创造精神，打破陈规旧习和禁锢人们头脑中的精神枷锁，使一大批有知识、有技术的高水平人才快速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