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东莞、温州内外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温州论文,东莞论文,外资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06)05-0032-06
一、引言
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可以根据自身实际，采取多种方式。虽然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有所不同，但作为落后地区要实现经济起飞，首先必须进行一定规模的资本投入，突破发展“瓶颈”，改变社会生产函数，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资本贫乏，解决资本投资不足问题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东莞、温州同属于东部沿海地区，较早实行开放政策，而且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都相对滞后，改革开放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启动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发展。东莞主要利用靠近港澳的地理优势，通过吸收外来资本弥补自身资本形成的不足；而温州则鼓励民间资本积累，促进内部资本形成，主要依靠当地民间私人资本投资，推动当地经济走出贫困陷阱，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东莞、温州虽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但都取得明显成效，改变了当地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了经济的良性发展。
落后地区如何突破贫困陷阱，实现经济发展，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根据拉格纳·纳克斯(Ragnar Narkse,1953)“一国穷是因为它穷”的著名命题，产生“贫困的恶性循环”根本原因是资本缺乏，资本形成不足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和约束条件[1]。纳尔逊(R.R.Nelson,1956)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他认为只有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才能冲出“低水平均衡陷阱”[2]。哈维·莱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1957)提出了经济发展“临界最小努力”理论，也是从资本投资入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实行大规模投资，使投资水平或投资率达到足以使国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的水平，从而产生一个“临界最小努力”，以巨大的投资力量“大力推动”经济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长期而稳定的增长[3]。罗丹(Paul.N.Rosenstein-Rodan)更认为，在贫困的恶性循环中，发展经济不仅需要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而且还需要同时有许多部门进行投资以便相互创造市场并尽快形成一个工业综合体，所以，他主张经济发展的启动要通过大量投资的“大推动”才能实现[4]。从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他们在推动落后地区打破贫困陷阱的具体政策主张等方面存在不同的看法，还存在平衡和不平衡增长方面的区别，但是，他们都一致强调资本投资的重要性。
资本投资作为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已经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明。对于缺乏资本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寻找资本投资成为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东莞和温州作为我国的广东和浙江的地级行政区域，在有关促进资本投资的宏观政策方面没有决定权，它们只能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调整各自策略，以最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促进资本投资、加快经济发展。由于地理区位的差异，东莞和温州在经济发展方面采取了十分不同的道路模式。东莞利用紧邻深圳、靠近港澳的地理优势，在内部资本匮乏的情况下，主要依靠吸引港澳台投资，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迅速实现经济起飞，形成了以外来投资企业为主体的电子信息等产业集群。而温州缺乏大量吸引外来投资的有利条件，发展经济主要依赖内部资本投资推动，虽然起点较低，但在政府大力支持和鼓励下，当地民众激发起广泛的资本参与热情，通过持续不断的民营资本积累，推动专业村专业镇建设，结果形成了低压电器、纺织、服装、鞋革等规模巨大的企业集群，有效地解决了发展过程资本积累不足的困难。经过二十几年的建设和持续不断的资本投资，东莞和温州传统产业已经发展成熟，经济面临转型。本文将主要通过比较两个地区采取的发展模式，检讨不同发展模式对地方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影响，推测不同发展模式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未来潜力。
吸引外来投资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国策，其对我国经济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也促使各级政府都把吸引外来投资作为加快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加以积极利用。在我国，为了吸引外来投资，各级政府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优惠政策，如提供厂房、免费使用土地、减免税收等。但是，并不是所有地区都具备吸引外来投资所需要的条件，各种优惠政策在有些地区作用十分有限，吸引外来投资也只是解决资本不足的一条途径。对东莞和温州地区有关资料的分析表明，外来投资对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一定高于当地的民营资本。在落后地区，如果能够有效调动当地民间投资热情，鼓励民营资本广泛参与经济建设，即使缺乏外来投资的支持，也一样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效。
本文将通过对温州与东莞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发展模式进行实证分析，对以下几个问题作出一定的解释。(1)FDI和国内民营资本对地区经济发展谁的作用更为显著；(2)作为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资本要素的增长，更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对外资的引进，还是依赖于当地内资的发展；(3)社会福利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外资经济的发展，还是内资经济的发展。
二、两地的经济结构特征
东莞和温州两个地区的国有企业数量较少，占当地国民经济的比重很低，如东莞1999年国有工业企业仅占当地工业当年总产值的1.57％，即使在内资企业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也只有5.4％，因此，我们在比较东莞国内资本对当地经济的影响时，主要是指当地的民营资本。温州2000年国有工业企业仅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2.8％，也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而且两地国有企业绝大部分属于中小企业，经过各种形式的改制，基本采用当地民营企业的经营方式，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企，这些企业更多具有国内民营企业的经营特性，所以，我们比较东莞和温州两地区内外资对当地经济的作用与影响，更多反映的是外资和国内民营资本的影响状况。
(一)变量的定义
本文定义以下变量：GDP代表国民生产总值，CZ代表财政收入，CXY代表城乡居民储蓄余额，WZ代表实际利用外资总额，NZ代表实际当地内资总额，NJ代表当地内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WJ代表当地外资经济的工业总产值。
(二)东莞和温州经济结构的特点
东莞与温州的经济结构有着很大的不同，为研究其经济结构的特点，特采用以下模型进行简略分析。选取的数据是温州地区的1985—2000年16组内资和外资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数据，东莞地区的1990—1999年的10组内资与外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数据。解释变量是时间(T)，被解释变量是两地的内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与外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Y)。
模型如下：
Y=C[，I]·T+C[，0](1)
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温州、东莞经济结构回归结果
回归系数
地区 企业类型
R[2]
F检验值
t检验值
对Y的影响
C[，1]的估计值
温州内资 2.50.9370.71 8.40
显著的正影响
外资 0.10.9586.34 9.29
显著的正影响
东莞内资 0.260.8440.86 6.39
显著的正影响
外资 0.460.8032.92 5.74
显著的正影响
注：表1中的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下，t检验、F检验均通过
从回归的整体结果可知，两地回归方程R[2]值都比较大，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从对温州地区经济结构的拟合结果来看，在其每年工业总产值的增加额中，内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增加额大约为2.5个单位，对当年的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约为96.2％；外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增加额大约为0.1个单位，其对当年的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约为3.8％。从对东莞地区的经济结构的拟合结果来看，在其每年工业总产值的增加额中，内资大约为0.26个单位，对当年的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约为36％；外资的增加额大约为0.46个单位，其对当年的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约为64％。
就东莞与温州两地的比较来看，对于东莞地区，虽然在当地经济的增长中，内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有一定位置，但外资企业对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在其每年的全市工业总产值增加总额中，外资企业占了产值增加量将近65％。对于温州地区而言，在每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增加总额中，内资企业的产值占绝大部分，外资企业的产值虽然在逐年增长，但是总量很小，其工业总产值的增加量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增加量的比重不足4％。因此东莞和温州表现出了十分不同的经济结构，温州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内资特别是当地民营资本，而东莞地区的经济发展则主要依赖于外来投资。在这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内民营资本与外资对地区经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产生的效率存在较大的差别，这在下文模型中将得到反映。
三、东莞和温州两地内资与外资对地区经济效率的比较
东莞地区的资本结构与温州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别，外资对东莞经济影响巨大。2004年，外来投资企业占东莞工业总产值70％的比重。而温州地区主要由国内民营企业组成，其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民营资本，2003年民营工业企业占温州工业总产值的91.8％，外商投资企业仅占5.1％，属于典型的以国内民营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肯定，只要能够有效发挥资本的作用，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都能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虽然东莞和温州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都能较快地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然而，不同的发展模式，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和实际结果却存在一定的差别。为比较不同发展模式对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我们通过模型回归，对两地的内资与外资所发挥的实际作用进行解释和比较。
样本：检验选取温州、东莞两个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温州地区选取的样本范围为1985—2000年16组数据，东莞地区选取的样本范围为1980—1999年的20组数据。
变量的选择：由于考虑到对一个地区的经济的基本描述，所以采用了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作为反映当地经济实力的变量，本地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作为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变量，上述三个变量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采用地区每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的量作为描述外资水平的变量，地区每年新增国内资本数量作为描述内资水平的变量，以此两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由于缺乏国内资本的具体数据，我们只好假设储蓄等于投资，采用地区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与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之和减去当年实际利用的FDI作为描述内资的量①)。
模型均采用对数模型，用以反映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以及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的增长率与内资和FDI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一)FDI和内资对地方GDP的影响
投资是我国落后地区加快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也是东莞和温州地区突破“贫困陷阱”，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
模型(2)反映东莞和温州这两个不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内资和外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历年GDP的数据与当地的国内资本总量和当地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进行回归。
和30％的显著性比例。F检验值中，[*]代表通过在5％的显著水平下的检验。DW检验值中，在5％的显著水平下，[*]代表存在自相关，[**]代表不确定是否存在自相关，[***]代表不存在自相关。
根据回归结果，对于温州地区，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内资对GDP的增长表现出较高的贡献率，其贡献弹性为0.6642；即国内资本每增长1％，将会引起GDP相应增长0.6642％；而外资的增长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外资每增长1％，仅引起当地GDP增长0.1085％。对于东莞地区，外来投资对GDP的增长弹性为0.4947，即外资每增长1％，GDP将会增加0.4947％，其对GDP增长的影响效果要大于内资，而内资每增长1％，当地GDP将会增长0.1835％。对两地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温州地区GDP增长更大程度上依赖内资的推动，而东莞地区GDP的增长则更大程度上依赖外来投资，但外来投资对东莞地区GDP增长的影响力却相对小于内资对温州地区GDP增长的影响，这种差别可能与内外资各自在当地经济中所占比重有关。
检验结果与实际情况大体相符。统计资料显示，在温州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中，内资占有很大的比重，而外资只占很小的一部分。2000年，温州地区内资占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总额的96％，而外资仅占4％左右。温州的苍南、乐清、瑞安等主要县市，国内民营资本在固定资本投资中占了将近100％。温州民营资本的广泛投资，产生了大量的产业聚集，在区域内的不同地区，出现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集群。以乐清柳市镇的低压电器产业集群为例，据不完全统计，该镇有1000多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类型的企业和20多家大型电器企业集团，其生产的低压电器占据了全国40％的低压电器市场，规模、品种和产值均居全国第一，是我国最大的低压电器生产和出口基地。另一个典型是瑞安市的制鞋业，它形成了以莘膛镇的仰增大烊底村为中心的“中国休闲鞋生产基地”，2000年产值达10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90％。其他如苍南县的龙港、金乡、钱库等地的印刷包装以及灵溪、湖前等地的塑料编织袋生产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依靠国内民营资本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集群，借助集群优势，形成强大的地区产业竞争力，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温州发展模式。
从东莞地区的社会资本结构看，外资的投资对当地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外资的利用量占社会总资本存量50％左右。在主要工业部门，外资企业发挥主导性的影响。电子是东莞的主导产业，2003年全市约有3300家电子企业，其工业总产值占全市的40％。东莞不仅聚集了大量台资电子企业，而且还吸引了来自欧美等国的大型企业。
(二)FDI和国内资本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
模型(3)用来反映不同地区当地财政收入增长与内资和外资所存在的关系。采用历年地方财政收入数据与当地内资总量和累计实际利用外资总量进行回归。
根据回归结果，内资和外资的增长对两地GDP和财政收入增长的影响效果较为相似。具体而言，对于温州地区，国内资本对财政收入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6020，即本国资本每增长1％，将引起当地的财政收入相应增长0.602％，而外资对当地的财政收入的弹性系数为0.0025，外资每增长1％，仅能引起当地财政收入相应增长0.0025％。对于东莞地区，内资对财政收入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1693，即本国资本每增长1％，将会引起当地财政收入增长0.1693％，而外资的增长弹性却为0.3321，意味着外资每增长1％，当地财政收入将会相应增长0.3321％，其影响效果要大于内资。从两地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温州地区当地财政收入增长更大程度上依赖内资的推动，东莞地区当地财政收入则增长更大程度上依赖外资的推动。虽然东莞外资对当地财政收入的影响巨大，但其影响程度则相对小于内资在推动温州地区财政收入增长方面所产生的作用。
温州地区国内资本的增长之所以与当地财政收入有着很强的正相关性。一方面，是由于当地的内资增长率与当地的GDP的增长有着很大的正相关性。2000年，温州地区的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内资企业上缴的税金约占全市总税金的34％左右。在其所辖的县市中，也存在相似的情况。其中，瑞安市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内资企业上缴的税金约占全市总税金的30％，乐清市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内资企业上缴的税金约占全市总税金的64％，苍南县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内资企业上缴的税金约占全县总税金的37％。另一方面，是由于当地民营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和企业集群规模的不断扩大，强化了温州地区民营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民营中小企业的集聚和地区规模经济的形成，在当地出现了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社会环境，结果形成民营资本发展与当地财政收入增长良性发展。
东莞地区内资和外资与当地财政收入增长率均有显著的正相关性。改革开放以来，以外资为主体的东莞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高速发展，成为当地工业经济的一大支柱，也使东莞成为国内IT产业最大的集聚地。外来投资的增长对东莞地区财政收入的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1999年，东莞地区的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上缴的税金约占全市财政收入的69％。其中，内资企业上交的税金占全市财政收入的29％，外资企业上缴的税金约占全市的财政收入的40％。在总体上，外资企业的税金成为当地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虽然东莞外资和内资对当地财政收入增长率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但如果考虑到外资占东莞工业产业的70％左右，这样的税收贡献率，说明外资对东莞财政收入的贡献明显不如内资企业。
(三)FDI和内资对当地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影响程度
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决于资本的形成和资本量的增加，资本量的增加是与当地城乡居民的存款状况直接相关的。假设储蓄等于投资，那么，居民储蓄的变动，即可以反映当地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以及民间资本积累变动的实际状况[5]。
模型(4)反映不同地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增长与内资和外资的关系。采用当地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数据与当地的内资总量和当地累计所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进行回归。
检验得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温州地区国内资本的增长对城乡居民储蓄的贡献率为0.9496，即国内资本每增长1％，就会引起城乡居民储蓄相应增长0.9496％；而外资对温州地区城乡居民储蓄影响的弹性系数为0.0439，即外资每增加1个单位，当地的城乡居民储蓄总额将仅增长0.0439，影响很小。虽然东莞地区外资对当地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但外资对东莞城乡居民储蓄影响的程度却与当地外资的地位并不对应。东莞的国内资本对居民储蓄的弹性为0.5941，即当地国内资本每增长1％，当地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将会增长0.5941％，而外资对居民储蓄的弹性为0.3253，即外资每增长1％，当地城乡居民储蓄总额将相应增长0.3253％。东莞的外资比重大大超过内资，但内资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却超过了外资。虽然东莞和温州外来资本对两地的城乡居民的储蓄总额也都有一定的正影响，但回归的数据都反映出，温州和东莞地区城乡居民储蓄总额增长都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内资。
(四)内资和外资对当地居民工资收入的影响
内资和外资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可以从它们对当地居民工资收入的影响获得部分的解释。为描述东莞与温州两地工资总额(不包括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与内资和外商投资之间的影响关系，特对两地分别采用以下模型进行分析。
检验得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
回归结果表明，温州地区国内资本的工资收入弹性为0.4399，即内资每增长1％，工资总额将会增长0.4399％，而外资每增长1％，当地工资总额仅能增长0.0571％，外资对当地工资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可以看出，温州地区的工资总额的增长与内资的增长之间的关系十分显著，其当地工资总额的增长更大程度上依赖内资的推动。
东莞地区的回归结果为：
根据回归结果，东莞的内资的增长对工资的影响超过了外资。内资的工资增长弹性为0.4001，即东莞地区内资每增长1％，当地工资总额将会增长0.4001％，而外资的工资的增长弹性为0.2166，即外资每增长1％，当地工资总额将会增长0.2166％。由此也可以看出，东莞地区的工资总额的增长与内资的增长之间的关系十分显著，其当地工资总额的增长更大程度上也是依赖于内资的推动。
城乡居民储蓄的多少，直接取决于居民收入的增长水平。居民收入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劳动者报酬收入、经营性收入以及福利性收入。其中，劳动者报酬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是城乡居民收入来源最主要的两个部分。温州地区城乡居民职工工资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主要来自内资经济的发展，因此，形成了以内资为主的收入来源结构。温州地区1995年职工工资收入占其城镇居民收入的比重为54.05％，个体劳动者收入占其城镇居民收入的比重为8.68％；2000年职工工资收入占其城镇居民收入的比重下降到44.94％，个体劳动者收入占其城镇居民收入的比重上升到12.94％。从当地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来看，1995年，农村居民劳动报酬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41.54％，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为45.89％。2000年劳动报酬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比1995年略有提高，达到44.25％，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下降到37.88％。农村居民劳动收入比重提高，说明了温州地区农村非农产业特别是农村民营中小工业企业的发展，在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于东莞地区来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内外资经济都得到快速的增长，但外资的大量引进，使得当地经济总量快速增加，从1990年到1999年，工业总产值增加了近10倍，外资成为当地经济的主要推动力，1990年外资工业占当地工业总产值的23.5％，到1999年这一比例提高到71.06％。虽然在外资的推动下，当地个体私营经济也获得很快的发展，但从1990到1999年东莞个体私人经济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基本都保持在4％左右，其相对地位变化不大。由于外资在东莞主要投资劳动密集产业，劳动工资水平低下，企业雇佣的主要是外来打工者，因此，外来投资的增加对当地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影响并不显著。1999年，在工资收入方面，东莞地区从内资企业得到的工资占当地城镇居民总收入的58％，从其他类型企业得到的工资收入仅占居民收入6.34％。工资收入的来源结果明显与外资企业在东莞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不成比例。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东莞的外资企业对本地居民缺乏吸引力，当地居民更多受雇于本地内资企业工作，而外资企业更多雇用外来打工人员。
四、结论
东莞和温州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发展模式，它们的发展经验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比较东莞和温州两地经济的发展，由于具体情况的不同，我们实际上难以对某一发展模式进行武断的评判，因为各种模式虽然都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应该承认，两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取得了重大的发展成绩，在给定的条件下，总体上经济发展是成功的。从比较两种模式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发现，不管是在外资推动的东莞，还是在内资推动的温州，国内资本在当地发挥作用的效果都要好于外资。
(一)国内本地资本的增长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明显大于外资
武剑(2002)认为，我国各地资本投资数量上的差别是造成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资本投资可以由内资和外资构成，虽然它们对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6]。内资作为一种本地资本，它的快速发展，不仅促进了当地资本积累，而且，国内资本较强的产业扩散效应，会有力地推动当地企业的发展。但是，就外商投资而言，这样的效果不是很明显。外商投资的增长，对当地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是不及内资的。正如Reis(2001)所认为的，外商直接投资将所得的利润大量转移到了国外，能够留在国内的数量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当地资本的积累速度。同时，外资特别是掌握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在一个地区的投资一般只是作为其安排全球生产的流动节点，缺乏根植性，与当地企业的联系不够密切。技术差距的存在，使外资企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难以在当地迅速扩散，从而相对降低了外资对当地经济的影响。由表2可以看出，1979—1989年这段时间内，温州地区的金融机构存款的平均增长率小于东莞地区。但是，在1989—1999的这一段时间内，温州地区金融机构存款的平均增长率变得大于东莞地区，同时也大于当地实际利用外资的平均增长率。对当地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温州地区内资已逐步超过了东莞地区的外来资本。当地内资由于其本土性的投资优势，与当地及周边地区企业具有较强的经济联系，而且，内资企业的发展在当地容易形成很强的示范效应，因而，有关该产业发展的技术和相关信息容易在当地快速传播，追逐利润的内在动机形成了产业的扩散和企业的聚集，所以一旦产业发展走向正常轨道，内资企业的扩散效应将超过外资，因而也更容易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在温州，构成一双皮鞋的所有原料都有自己的市场：鞋底—乐清白石鞋底生产基地，鞋饰—永嘉黄田鞋饰生产基地，鞋料—河通桥鞋料市场，鞋机—瓯北皮革机械市场。相反，外资的进入为当地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但两头在外的外商企业独特的生产经营方式，使其在产业和技术扩散等方面的作用不及内资企业。我国沿海地区以外向型为主的外来投资企业，主要是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原材料和市场的渠道大多来自国外，所以，外来投资企业无法与当地以及周边地区的企业建立起较强的经济联系性。东莞地区以港澳台资本为主的外资企业，特别是台资企业内部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商圈，它主要针对国际市场。东莞的本地企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出口加工做配套的本地工厂，如运输，包装材料，这类企业被纳入台资加工企业的外包网络中；另一类是面向国内市场的厂商，它和本地的电子产品网络的关系只是单纯的市场交易关系，基本无法从台资企业获得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经验。
表2 温州地区与东莞地区的各经济指标平均增长率 单位：％
资料根据《温州统计年鉴》、《东莞统计年鉴》综合计算而得
(二)国内资本对当地财政收入增长的影响十分显著，其影响程度远远超过外资
就一个地区而言，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主要依赖于当地税收的增加，而且，当地的主导产业往往是税收的主要来源[7]。我国为吸引外商投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不仅有“免二减三”的所得税优惠，而且在税基的确定上，税法也给了外商投资企业更多的灵活性。另外，国内不同地区为争夺外商投资，还对外来投资给予土地、厂房建设等诸多方面的优惠，使得外资的税负相对内资企业要低得多。由此造成外商投资企业对当地财政收入增加的影响并不显著[8]。就东莞地区而言，虽然外资企业的工业产值占总工业产值的比例在70％左右，但是，外商投资企业对当地财政收入的影响显著程度仅稍大于当地内资企业，与其所处地位不成比例。在财政收入方面，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正因为内资企业对财政收入的贡献超过了外资，一旦内资企业能够获得与外商投资企业一样的快速发展，那么，当地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就会明显高于外商投资集中的地区。
(三)随着经济的发展，内资对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影响力逐步超过了外资
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温州地区城乡居民储蓄持续增长，而且增长速度在加快，1979—1988年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36.5％，1989—1999年年均增长率达到41.56％，都超过同期的东莞地区。占据体制和地理优势的东莞地区，虽然起步较温州地区要早，但随着温州地区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市场经济唤醒了当地民众广泛的资本参与意识，经商技巧的传播促进了民营中小企业快速的产业扩散和民营资本的积累，广泛的市场参与带动了城乡经营性收入的持续增长，促使温州地区城乡居民储蓄总额平均增长率明显超过了东莞地区。
温州和东莞储蓄方面的实际变化与我们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究其原因，是因为内资主要由当地居民投资所形成，因此，投资收益能够转化为当地居民的储蓄，而外商投资企业却没有这方面的功能。
通过对东莞和温州内外资实际作用的分析，基本可以断定，国内资本，主要是民营资本的快速增长，对当地地区经济的影响和所作的贡献都大于外资。武剑(2002)对于FDI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研究结果与我们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他认为国内的投资差距是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因素，其中的数量差距的影响因素更加重要，效率的差距次之，并认为FDI的区域差距是形成地区经济差距的次重要因素[6]。武剑虽然指出投资数量对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他忽视了内外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作用的不同。从对东莞和温州这两个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的比较来看，温州虽然缺少外来投资，但当地民营资本的强劲投资，补充了资本的不足，实现了内源型经济增长，控制了经济发展主动性，走出了最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其实际效果更有借鉴意义。
注释：
①当地历年的内资总量采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实际利用外资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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