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与诗：关于散文精神性的探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的散文创作中，精神性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精神的凸现一方面得益于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思想随笔的兴起并风行；另方面也借助于作家人格主体性的强健。散 文抒情性的淡化和精神性的加强，是作家追求散文的深度模式的一种体现，也是散文越 来越迫近人类生命存在的表征。散文创作出现的这种思想艺术指向，无疑应当得到充分 的肯定。因为这不仅丰富了散文的内涵，提高了当代散文的地位，也使散文有更加充分 的资本和实力向其他文类挑战。但也应看到：在呼吁散文精神，仰望思想星空的同时， 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为了思想而牺牲审美和诗性，将精神性等同于说理谈玄或炫 耀学问，结果给本应鲜活、灵动、可亲可爱的散文带上了抽象、枯涩和理念过重的盔甲 。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散文的精神性?散文的精神性与作家的 独创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散文的思考与诗有没有可能达到完美的契合?我想，思考上 述问题或许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散文，使我们更接近散文的本体。
从散文本体的角度看，一篇散文是否有独特的内涵和真正的价值，是否能给读者以强 烈的心灵和思想的震撼，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这篇散文具不具备精神性。所谓散 文的精神性，是指作家内在生命世界的能动性和丰富性，也就是作家对于宇宙万物的感 悟，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注和日常生活的尖锐触及。散文的精神性，不仅强调作家在散文 创作中，要以人为中心、为主体，突出人的作用和价值，以人的存在方式思考和认识客 观世界；而且，它还特别强调作家主体性的最高层次，即精神方面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实 现。因为精神属于内宇宙、内自然的范畴，它具有追求自由和反抗束缚的特征。精神是 作家的意志、能力、创造力的凝聚，是作家整个人格和心灵的表现。一个散文作家，如 果他意识到精神性并为实现这种主体性而努力，那么，他的创造就有可能“视通万里、 思接千载”，使内宇宙与外宇宙相通，让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融合，从而使散文产生质 的飞跃。这里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散文既是精神解放的产物，并且是人类精神生命的最 直接的语言文学形式。由于人类的精神是独立而自由的，因而，散文也应是独立而自由 的。自由是人类精神的本质特征，也是散文旗帜上最耀眼的标记。如果说，我们的散文 曾经丧失了对独立和自由的精神追求，只是臣服于某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或亦步亦趋地 成为现实生活的记录员，那么，在散文的主体意识日渐觉醒，在文学的生态环境相对宽 松的今天，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将以独立和自由为前提的精神追求写进散文的辞典，并逐 渐使其成为散文创作的一个中心词。
散文的精神性，首先体现在精神的个性化方面。散文作为文学的代表的最高范本，作 为人类精神与心灵符号的最自由独立和自然朴素的显现形式，它不仅要求散文作家在创 作中体现出精神性的倾向，而且要求这种精神必须是独特的。因为散文不似小说那样有 人物、情节可以依傍，也不像诗歌那样以跳跃的节奏、奇特的意象组合来打动读者。散 文是以自然的形态呈现生活的“片段”，以“零散”的方式对抗现实世界的集中性和完 整性，以“边缘”的姿态表达对社会和历史的臧否，所以散文作家的精神性追求必须是 与众不同，而且是犀利深刻和富于批判性的，这样散文才有可能对读者的心灵造成巨大 的冲击，并刷新读者以往有关散文的阅读经验。在这方面，我想以王小波作为个案加以 分析。
王小波对于当代散文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的精神探索不仅是自由和独立的，而且打 上了鲜明的个性化烙印。在他的散文随笔中，有许多既具独特性又包孕着强大的精神性 的篇什。如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这篇随笔中，他讲述了他插队时喂过的一只猪。这 是一头特立独行的猪。它不仅可以像猫一样跳上猪圈的房顶，它还会模仿汽车汽笛等声 音，但正是这种特殊的本领给它带来了麻烦。由于它学汽笛叫导致农友们提前收工，于 是，领导将它定为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且由指导员带了二 十多人手拿着五四式手枪对它实行围剿，然而这头猪冷静地瞅个空子逃出了包围圈，而 且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还见到这头“猪兄”，但它已对作为人的我十分冷漠，并保 持着高度的警惕。王小波的这篇随笔表面上是在写猪，而实际上，他批判的锋芒指向“ 对生活作出种种设置”的制度和人，正因为对生活作出了种种设置和规范，所以人失去 了个性，也失去了创造的活力。而“猪兄”则和人不同，当人不敢“无视对生活的设置 ”，或“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时候，它却敢于藐视权威，敢于冲破“生活的设 置”。当然，它也因此遭到了设置生活的人的迫害。这样，我们便看到了现实生活的荒 谬，也感到了王小波对于健全理性的倡扬。王小波的思想随笔基本上都是沿着这样的路 径展开：他一般都是站在平民者的立场上，将农村插队时的感性生活经验和理性思维糅 合在一起；或者，拿古今中外的典故和民间故事与中国现实生活相比附，通过这种比较 来展开他的社会文化批判。这样，王小波散文中的精神性就具有了不同于他人的个性化 。
王小波的思想随笔，常常将理性的严肃思考融于戏谑性的幽默调侃之中，并在歪理歪 推中导引出荒谬的逻辑，达到社会批判的目的，举例说，王小波十分推崇西方以罗素为 代表的“健全的理性”精神，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不仅如此 ，他还认为“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为了 让读者进一步认识到愚蠢和偏执的可恶和缺乏理性精神的可悲，在《智慧与国学》中， 王小波讲述了一个关于傻大姐的故事。傻大姐因智力出现了故障，于是每当她缝完了一 个扣子，总要对我狂嚎一声：“我会缝扣子!”并且她还要我向她学缝扣子。作者由此 想到，假如傻大姐学了一点西洋几何学，一定会跳起来大叫道：“人所以异于禽兽者， 几稀!”再进而想到傻大姐理解中的这种“超级智慧”，即便是罗素和苏格拉底恐怕也 学不会。不仅如此，王小波还从傻大姐“这个知识的放大器”，联系到国人对待国学的 态度与傻大姐亦十分相近：“中国的人文学者弄点学问，就如拉封丹寓言《大山临盆》 中的大山临盆一样壮烈。”这样，就不单批判了迷恋国学者的偏执、盲目和自大，也充 满了戏剧性的幽默效果。在《思想和害臊》中，他独出心裁地将“思想”和“害臊”并 置在一起进行思考，也带有戏谑的意思。而在《椰子树与平等》一文中，更将这种深刻 中的戏谑性幽默推到极端：
人人理应生来平等，但现在不平等了：四川不长椰树，那里的人要靠农耕为生；云南 长满了椰树，这里的人活得很舒服。让四川也长满椰树，这是一种达到公平的方法，但 是限于自然条件，很难。所以，必须把云南的椰树砍掉，这样才公平。假如有不平等， 有两种方式可以拉平：一种是向上拉平，这是最好的，但实行起来有困难；比如，有些 人生来四肢健全、有些人生有残疾，一种平等之道是把所有的残疾人都治成正常人，这 样可不容易做到。另一种是向下拉平，要把所有的正常人都变成残疾人就很容易：只消 用铁棍一敲，一声惨叫，这就变过来了。
这篇作品谈的是平等问题，但作家故意挂羊头卖狗肉，先讲诸葛亮为了改变当地人生 活习惯下令砍椰树的故事，再讲为了平等“向上拉”和“向下拉”的两种方式，最后突 出奇招，竟然想出用铁棍敲击正常的人使其残废，这样平等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从司空 见惯的悖论现象入手，再配之以轻松调侃的口吻，由此推出荒谬绝伦的逻辑，使读者在 会心一笑中体味到“思维的乐趣”，这正是王小波常用的表现手法。
王小波思想随笔中的精神个性，还得益于他的自嘲和反讽。即用“假正经”的文风来 消解貌似庄严实则空洞无稽以及一切违反科学常识的人事。王小波是一个有着清醒而健 全的科学理性意识和批判精神的作家，同时又是一个聪明绝顶的智者。但在他的思想随 笔中，他既没有刻意向读者展示他智力上的优越感，也没有居高临下向读者宣喻他的健 全理性精神，他总是以十足生活化的方式，以散淡的叙事，有时甚至是以漫不经心的口 吻和你一起探讨人生或某个生活道理。例如，在《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中，他一再 说自己从十二岁开始，“就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行货感”。“行货”是《水浒传》中戴 宗骂宋江的一句话，戴宗说宋江“只是俺手里的一个行货”。行货即劣等货物，也可以 说是降价处理品，“行货感”是认定了自己是劣等货物之后的一种心理认同，——一种 既悲惨又无奈的感觉。王小波将自己比喻为“行货”，这样他便将自己与“文化精英” 们区别开来。不过有意思的是，王小波这种自我贬低、故作糊涂的写作姿态，不但没有 降低他作品的精神性，相反却使他的作品获得了思想的独创性。例如，在《极端体验》 中，他反复说着这样的话：“吃饱了比饿着好，健康比有病好，站在粪桶外比跳进去好 。”还有什么“太平年月比乱世要好，这两种时代的区别，比新鲜空气和臭屎的区别还 要大”。正如作者一再声明的那样，表面看起来，这里说的都是一些废话，是典型的庸 人的哲学，但如果我们将这些话与那位一而再再而三倒栽进粪桶里，最后为了获得“极 端体验”而将自己玩死的唐代秀才李赤先生联系起来，再联系到这篇随笔的宗旨，即批 驳某些在海外拿了博士学位和绿卡的学者怀念文化大革命那个极端疯狂的年代，希望能 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以满足他们想像中的那种“极端体验”。总之，假如将上面 的话和作品特定的语境联系起来，我们就能领略到王小波的高明：他的庸常的背后是大 智，糊涂的底下是清醒。而这一切的佯庸无非是指向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价值多元、 秩序混乱的时代里，朴素的常识往往比道德高调更符合生活的逻辑。至于文中的结尾： “我们没有极端体验的瘾，别来折腾我们。真正有这种瘾的人，何妨像李赤先生那样， 自己一头扎向粪坑。”在我看来，这最后的一句不但有自嘲，而且有基于“沉默的大多 数”之上的反讽的意味，它的表达相当随意平易，无须剑拔弩张，然谈笑间却可制敌于 死命。这显示了王小波隐藏于庸常中的机警和犀利。
由于有了个性，于是便有了深刻，有了精神的独创性和精神的硬度。在我看来，这正 是王小波的思想随笔最吸引读者的地方，也是他的散文有别于那些花拳绣腿或卖乖媚俗 的时文的重要标志。同时，还应看到，由于在创作中显示出鲜明的个性和批判性，这样 即便同属于幽默类型的作家，王小波与钱钟书和林语堂均有着极大的不同。诚如有学者 所说，钱钟书的幽默尖锐犀利但有时失之宽容。林语堂的幽默既“议论纵横”又有着“ 诗化自适”的超然，但有时又透出一种牛油味且有掉书袋之嫌，而王小波的幽默虽欠钱 钟书、林语堂的精致和书卷气，却有钱、林所不及的温厚宽容，特别是由平民立场所带 来的生活质感和世俗感。这是从幽静的类型来鉴别写作个性。就散文精神性的层面来考 察，我们发现：由于具备了个性化和独创性，同样是侧重于思想性，崇尚散文的精神性 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也是神采各异各擅胜场的。举例说，史铁生的散文素来以精神性的 探索著称。他一直在思考生与死、人类的困境和宗教关怀等形而上的问题。但由于身体 残疾，加之长年在地坛的老树下荒草边或颓墙旁沉思默想，这样他的精神追求也就格外 地冷静从容和博大深刻。他从地坛、从古园的老树、荒草、鸟虫、颓墙和青苔感受到生 命的纯净与辉煌、万物的永恒与和谐；但另方面，他又认为人很难战胜命运：“就命运 而言，休论公道。”这体现了史铁生散文创作中的重要矛盾，而正是这种矛盾和心灵的 冲突，形成了创作中的精神个性。张承志的散文，虽没有史铁生的宁静澄明，但他的精 神求索同样十分独特。比如在《芳草野草》、《天道立秋》、《渡夜海记》等作品中， 透过那些泼墨般的笔触，那沉重得使人透不过气来的氛围渲染，透过那种愤怒的情绪， 子弹般的文字，我们分明看到作家无比坚韧、决绝、孤傲的内心世界，感受到一颗焦灼 、痛苦而孤独的灵魂。韩少功也是一个酷爱精神的思想者。但由于他是一个既入世又出 世的思辨型作家，所以他的散文一方面毫不留情、入木三分地针砭时下的社会弊端和文 化状况；一方面他又尽量避免极端和偏执，同时对“宗教的救世之道”和“自我中心论 ”保持着足够的警惕。由上述作家的创作，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识：就散文来说，真诚是 基石，思想意味着深度，而个性则代表着独立和自由。个性是一个完整的存在，它既是 精神的也是生命和灵魂的。别尔嘉耶夫说：“个性不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则是个性的 一部分……个性具有社会根本没法到达的深度。”而每一个与众不同的作家，也必定有 着优秀的个性。他的个性既隶属于精神的范畴，与现实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寓于生命 又高于生命。从这一点说，散文内涵的丰富性和独特性，源于个性精神的丰富性和独特 性。精神个性的质量和纯度，决定着散文的质量和纯度。
精神性是一个永恒的存在，是对抗流俗的坚实堡垒，也是一种坚韧不拔的语言现象。 尽管对于中国的当代散文来说，精神似乎来得太迟了一点，但它仍然是一派风光霁月般 的迷人风景。它给当代散文注进了新质，使当代散文开始变得独立、自由、辽阔和厚重。或许因为这个缘故，读者才越来越喜爱新时期以来的散文随笔。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判 断，我们才敢于说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有了新的突破和新的开拓，真正达到了思想和艺 术上的超越。
与精神个性化和独创性相比较，精神的特性即思与诗的契合，对散文同样有着不容低 估的意义。
如众所知，思与诗的问题，过去一直是诗歌或哲学的专利。在一般人看来，散文与思 与诗是无缘的。但散文发展史上的事实证明：那种认为散文与思与诗无缘的观点要么是 盲视要么就是偏见。在这方面，我们不用多费力就可以举出许多佐证。举例说，在先秦 散文中，就有不少散文与诗歌的精神相通。如在《逍遥游》中，庄子采取“逍遥以游” 的方式，诗意地表明了这样的人生哲理：“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 ”(注：《庄子·内篇·逍遥游》。)这是一种个体生命存在的本真境界。在这里，“‘ 游’既是想像性的对现实的情感的否定，又是直觉化的对可能世界的诗意幻想；‘游’ 既是自我肢体借助于物质工具的自由，属于一种‘身游’和‘物游’，又是超越时空而 无所依凭的纯粹心灵的想像活动，属于一种‘心游’和一种‘神游’”。(注：颜祥林 ：《历史与美学的对话》，学林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94页。)总之，从思和诗的角度 讲，这里的“逍遥游”既是生命的存在形式又是对自由精神的向往，正是这两者的契合 构成了庄子散文的诗性品质。再看苏轼的《前赤壁赋》，其叙事音调铿锵，生动有致， 其写景抒情色调鲜明，意象缤纷，其议论感情充沛，形象鲜活，因而《前赤壁赋》从文 类看虽属散文，却比一些诗歌在本质上更属于诗。至于唐宋八大家之后的散文，如明清 的性灵小品，大部分也写得诗情荡漾沁人心脾，这就启示我们：中国历史上那些优秀的 散文大家，他们大抵既是思想者，同时又是学者和诗人。这样，他们的创作也就较好地 达到了思、史、诗三位一体的化境。
中国古代的许多散文具备了诗的品质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外国的情形又如何呢?我 们看到，外国的散文同样欢迎诗的侵入，有的甚至以诗作为散文的灵魂。比如，海涅的 游记，屠格涅夫的抒情散文，包括日本的川端康成、德富芦花、东山魁夷的散文莫不如 是。在这方面，南美大诗人聂鲁达的散文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次，聂 鲁达骑马穿行于南美的丛林，当他看到一个被洪水拔起的大树根，他这样写道：“橡树 倒下时发出天崩地陷般的声音，有如一只巨手在敲大地的门，要敲开一个墓穴。它听凭 风吹雨打和隆冬的肆虐，已过上百年，它伤痕累累的织体，银灰的色调，形成一种粗硬 的、令人心醉的庄严美。它现在来到我的生活里，也许是要把它的沉默传染给我，并揭 示出大地再次给予我的美学教育。”聂鲁达以生命的力度和瑰丽的想像力，展示了大树 根那种“粗硬的、令人心醉的庄严美”。树根是沉默的，但它却在诉说着南美这片大地 上的“百年孤独”，它史诗般地包含着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纷纭的精神心理内涵，并且 给予作者以生存的信念和“美学教育”，这样的描写的确具有一种直接进入事物本质的 诗性。当然，这样的描写绝不是文字经营的结果，只有具备了大胸臆，并将这种大胸臆 投放到无限广阔的精神历史空间的作家，才有可能产生出如此冷峻而壮美的诗性文字。
也许有人会不同意以上的分析，他们会说西方的散文更多的侧重于理性精神，也就是 所谓的“思”。这种看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在我看来，“思”往往离不开生命的 灌注、心灵的顿悟和创作主体的想像，因而“思”实际上也就蕴含了诗的内涵。海德格 尔认为：“艺术的本性是诗。而诗的本性却是真理的建立。”(注：海德格尔：《诗· 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思就是诗，尽管并不就 是诗歌意义上的一种诗……广义和狭义上的所有的诗，从其根基上来看就是“思”。( 注：海德格尔：《林中路》，第303页。)尽管海德格尔在这里讲的是“真理”与诗的关 系，但是，他的思就是诗，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歌，以及思应从存在出发，思把我们 带向的地方并不是对岸，而是一个澄明的境地……所有这些，对我们思考散文创作中精 神的诗性问题，都是极有启发极有帮助的。
循着海德格尔的思想即是诗，诗即是思的思路，考察20世纪的散文，我们看到，在“ 五四”时期，鲁迅是将思与诗结合得最完美的作家。他的《野草》，既是尖锐激烈的社 会批判文字，是深刻的人性洞察和心灵自剖，又是美得令人心醉的诗。在当代特别是上 世纪90年代，在思和诗方面做得比较出色的散文作家有史铁生、韩少功、张炜、张承志 、周涛、林非、王充闾、余秋雨、周国平、何怀宏、于坚、林贤治、金岱、艾云等等， 尤其是在此前名气还不太大的筱敏，她在思和诗的结合上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 绩，值得我们花些笔墨进行重点评析。
筱敏迄今已出版的散文集子有《喑哑群山》、《女性之名》、《理想的荒原》、《风 中行走》、《成年礼》等几部。虽然作品不算太多，但她的作品有着沉甸甸的思想重量 。她的散文，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宏阔的精神空间和历史空间。那里有关于法国大革命的 遥想，有对俄罗斯精神的礼赞，也有对德国法西斯暗影的省察。筱敏坚守人文主义者的 立场，思考自由、平等、信仰、公民的权利、人的尊严的内涵，向往想像中极美丽纯净 的“乌托邦”，同时又感叹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的“理想的荒原”，对于斯大林式的极 权专制主义，她则表现出压抑不住的痛切之恨。毫无疑问，筱敏散文所涉及的命题以及 她所思考的深度，都给她的散文带来了精神性的特征。不过就筱敏的创作来说，更吸引 读者的是那些精致、饱满和结实的诗性表达。比如，在《火焰与碎银》这篇讲述苏联女 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散文中，作者一开篇就写道：
俄罗斯的草原上，站着一株无家可归的白桦。
这是冬季。博大浩渺的俄罗斯冬季。严寒是乌紫色的，如同黄昏缓缓闭合的天空，如 同荒芜深处无法窥见起始的从前和以前。归家的目光温柔，然而游移，然而惶惑，于是 被风撕碎，于是大雪纷纷。纷纷飘落的目光隔断了世界，雪原上颤动一片碎银的声响。
她说：我历来就是撞得粉碎，我所有的诗篇，都是心灵的碎银。
接下来，作者描写呼啸着的饥饿的风，写饥饿的风如何噬咬每一个冻僵了的生命，写 被流放的女诗人如何像一株白桦那样生活于与世隔绝的孤岛，然而，即便是一片裸露 的、脆弱的，任由生活的暴风雪一遍一遍劫掠的孤岛，女诗人的心灵却是充盈的，她的 人格是高贵的。她不仅维护着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而且对未来充满希冀，于是，“这株 白桦点燃了自己”，在荒芜和死寂之中，白桦“以自身的火焰，为自己建构一个现世中 没有的家园”。于是，面对着这株高傲的白桦，面对着布满遍野的心灵碎银，作者的诗 情迸发而出：
这株白桦是一道伤口，在雪野上斜斜划过，以一种青春的鲜活凝固着，尽是尖锐的棱 角。比生命更悠长的伤口，像星星，像玫瑰，生长出诗。
裸露着站立是一种尊严。如伤口一样的裸露，是从无栅栏的，从不愈合的。而暴风雪 不断地在伤口之上切割，不断地拗折细瘦的躯体，不断地践踏和覆盖。那最后的乐章如 此傲岸，如此凄迷，如此顽野，手的潮水狂暴地随处击打的时候，瑟缩的大地边缘，依 然有一根不曾卷曲的琴弦。
站立是一种尊严。裸露着站立更是一种尊严。孤伶伶地裸露着站立是尤其贵重的尊严 。如果天生便是以伤口来歌唱的，那么，为什么拒绝痛苦呢?
她说：作为一个人而生，并且作为一个诗人而死。
像《火焰与碎银》这样富于诗性的思想散文，在“俄罗斯诗篇”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比如，在《山峦》中，筱敏一方面礼赞像“山峦”一般的俄罗斯女性；一方面禁不住 发出感叹：“如果没有经历过苦难，触摸过岩壁的锋利和土地的粗砾，我们凭什么确知 自己的存在呢?如果没有一座灵魂可以攀登的峰峦，如果没有挣扎和重负，只听凭一生 混同于众多的轻尘，随水而逝，随风而舞，我们凭什么识别自己的名字呢?”在《救援 之手》里，高尔基、帕斯捷尔纳克、阿赫拉托玛等俄罗斯作家在碰到风暴灾难时互伸援 手的事例，引起了筱敏心灵的颤动：“每一块土地都生长杂草，每一场风暴都制造流沙 ……但是，一些土地是只配杂草和流沙的。偶有一两株乔木灌木，也很快就矮化或枯死 。而另一些土地，却总有高大的树木站立起来，于是当风暴来袭，这里除了杂草流沙琐 琐碎碎战战兢兢的声音外，还有大树的声音……”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声音?这首先是一种思想者的声音。然而除了思想者留在纸上的踪迹 ，筱敏的“俄罗斯诗篇”包括她的其他同类散文，抓住我们情绪的便是她那种优雅漂亮 的诗性表达。这种诗性的表达在我看来包含着几方面的信息：
其一是诗性语言。筱敏的语言既具有散文语言的清晰准确，又兼具诗语言的优美凝练 。她的行文富于激情，但她又恰到好处地滤去了那些过分情绪化和含混不清的成分；她 的文字以其朴素、简洁的力度撞击着读者的审美触觉，但她又较好地避免了极端和尖锐 。不仅如此，筱敏的语言还有一种内在的诗歌的旋律，正是这旋律使她散文中的词与词 、句子与句子、段落与段落之间乃至整篇作品的结构流转起伏，使之成为富于灵性和生 机的美的篇章。总而言之，筱敏的散文语言是一种高密度的结实饱满的语言。它不同于 诗，却有着诗语言的质地和色泽。这样的语言，在女性写作者中还不多见。这一切都表 明：筱敏的语言已经完全摆脱了冷冰冰的人工语言和计算机语言，而是海德格尔所一再 提倡的“诗化语言”。而这种语言风格的形成又有赖于思与诗，正是思与诗共同把个性 的存在带入语言，使语言成为存在的家园，而人，作为读者的我们，就生活在语言中， 生活在亮光处。
其二，是诗性情思。我在前面分析了筱敏的散文语言，其实，当我们说筱敏的语言是 与思和诗、与存在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事实上也就意味着语言是一种哲学，一种生存状 态和人生态度。优秀的作家，从来都是哲学的思辨、诗歌的感悟、个体的生存状况与对 人类整体的思考化为感知中的诗性语言。这样，语言才有可能达到词与物的融合，思想 与表达的一致，真正做到“存在不仅通过诗进入语言，也在思中形成语言”。(注：刘 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34页。)这是一方面，另一方 面，筱敏散文中的诗性，除了语言的魅力外，诗的情思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诗的 情思可以有多种多样。但在筱敏的散文里，诗性情思就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激情。正是这 种纯真的写作姿态和梦幻般的理想激情，使她执着于天鹅湖的白色的纯美，同时展示了 一个个不曾在世俗中沉沦或平庸化的心灵；同样正是处于这种理想和梦想，它为现实中 的“理想荒凉”感到悲哀。尽管她深知理想国的破灭是必然的，梦醒时分，夜的荒芜愈 加深远，但她仍然坚信：“一个人是由现实和梦境共同创造的，……崇高的理想和圣洁 的心灵似乎总是以破碎告终，然而碎片却始终闪光，终究成为人类历史的珠子”(《理 想的荒凉》)。这是一种古典主义的情怀，也是一种人格气质和精神求索，是源于内心 的对于崇高事物和人类的爱。由于筱敏善于把这种浪漫、理想和诗化的语言结合起来， 于是她的散文也就获得了某种神圣的高贵性。这种以神圣高贵为底色的散文在当下无疑 是十分难得和可贵的。
其三，诗性意象。读筱敏的散文，我们常常惊异于她不仅具有超常的梦幻激情和直觉 思维，又有一种穿透时空的想像力和感悟力。她总能一下子抓住事物的最本质特征，抓 住人与事物的内在相似性，而后以独特的意象加以诗性的呈现。比如在“俄罗斯诗篇” 中，我们读到了星空、山峦、火焰、碎银、白桦等意象，这一系列的意象均是个人性而 非公共性的意象，它们是创作主体思维流程的显现，也是作家想像力的凝聚，同时具有 直觉思维和生命体验的特征。由于这个缘故，因而这些意象和那些追随十二月党人到西 伯利亚受冻受苦的年轻妻子和情人们，便同“所有的诗篇，都是心灵的碎银”，同在荒 原和寒冷中“尊严的”站立着的女诗人形成了一种精神空间和生命的流程的同构。即是 说，筱敏是以诗意的笔调写出了一个个诗意的灵魂，以想像和体验赋予意象以灵性，并借助意象之舟将读者引进一个既悲怆崇高，又浪漫得至纯至美的诗的情景。
当然，应该看到，即便是沉醉于诗的本体和诗的世界营造的时候，筱敏始终没有忘记 自己经营的是散文的园地。文体意识的自觉或者说对散文的感受和表达，使诗的因素始 终被限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并未因追求诗性而出现喧宾夺主的情况。也就是说，尽管筱 敏本质上是诗人，但她的作品从选择题材、立意构思、结构形式到注重细节描写，到叙 事的客观性等等，都是属于散文的。她的散文感情跳跃却是合乎逻辑地循序渐进；她另 一些散文的意象缤纷，却比诗歌的意象要清晰鲜明。由此可见，文学创作中各种体裁虽 可以“破体”，但各体之间又有基本的规定和运作范式。如果不考虑到文学体裁之间的 差别，天马行空、任性胡为，以颠覆文体的基本规范为创作的目的，或以此作为天才的 标志，就有可能写出一些非驴非马的东西。由于筱敏有着清醒的文体意识，加之有着良 好的艺术感觉和修炼，这样她的散文创作自然也就既超越文体规范又符合文体。
我在上面重点分析了筱敏散文中的思与诗的结合，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在思想 散文的创作中思与诗的结合已经成为一种倾向。比如张炜的《融入野地》，作品以其独 特的感受和领悟，给“野地”注进了一种孤独荒凉的诗意。在文中，“野地”代表某种 天然的、朴素的、本源的事物，但张炜没有在存在论的层面上对其作大段的抽象演绎， 而是将整个的感情和灵魂“融入野地”，并用沉思性的感悟语言将一个个鲜活的意象呈 现于读者面前，这样，《融入野地》便不仅有着活泼的生命的涌动，同时也闪烁着诗性 的光芒。再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的第三节，作家由“四季”展开梦想，并在这种梦 想中感悟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美好和大自然的和谐与神秘。整段文字，既可以说是深刻 睿智的哲学冥想，也可以说是天籁般的神秘诗篇。此外，像张承志的《天道立秋》、《 禁锢的火焰色》，余秋雨的《流放者的土地》、《酒公墓》、《这里真安静》，王充闾 的《沧桑无语》、《青山魂》等等作品，也都是集思、诗、史三位一体的圆融和谐的优 秀之作。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幅幅有情有景的“人文山水”，感受到了一 系列以个体生命为核心的文化诗学，我们还听到了被放逐的心灵的沉重吟唱，失血的人 生不可言说的言说。……的确，散文是一种宽容的文体，这种文体可以容纳各式各样的 心灵和精神，因而，散文是心灵和精神的最好的栖居地。
是的，散文是自由和宽容的文体，是人的心灵的符号和精神的外化。散文无论是古典 还是现代，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无论是朴质还是绚丽，说到底，散文面对的是大地和 天空，是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丰富多彩的人性的展示。因此，对于散文来说，仅靠文字的 功夫甚至靠高超的技巧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文化、思想、诗心，尤其是对于精神性的执 着不懈的探求。因为别的东西都可以改变，惟有“精神的事实是不可改变的，哪怕一点 点，就像没有任何山峰能够使地球表面巨大的弧线看起来有所改变”一样，爱默生的这 段名言，既强调了精神的重要性和永恒性，又潜在地预示着这样一个事实：散文的难度 ，根本上就是一种精神的难度，是思与诗达到高度契合的难度。
面对这样的难度，我们的散文何为?我们是像上面分析的王小波、筱敏、韩少功、史铁 生、张承志、张炜等作家那样，沿着精神的峭壁攀援，还是拒绝精神的攀援，排斥作品 的思想含量和诗性表达。当然，那样一来，我们的散文就失去了沉甸甸的分量，也没有 风云激荡、星空满天的辽阔天宇。甚至我们的散文有可能回复到过去的老路：永远徘徊 于狭小和浅层的琐碎生活，或满足于吟风弄月，日复一日地唱着“小桥流水”式的田园 牧歌……这样的局面，当然是每一个热爱中国当代散文的读者和研究者所不愿见到的。
值得庆幸和骄傲的是：思想的火种正在蔓延，精神的坚守越来越深入人心。尽管有屈 从于商业社会的媚俗写作，尽管有大量像浮生物一样的所谓散文随笔入侵散文的领地， 但更多的散文作家仍在坚守个人的精神存在。在他们看来，“散文精神事实上注定了是 一种时代精神……散文精神更应该是一种对抗流俗的精神存在，更应该是一种卓越的语 言现实，更应该是一片辽阔的自由的大陆，栽种着人们的崇高的梦想”。(注：筱敏： 《风中行走》，作家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25—127页。)是的，坚守个人的精神存在 ，就是坚守人类赖以生存的那片辽阔和自由的大陆，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使人感受到人的 尊严和散文的尊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