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近代经济与国家命运——评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鸦片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茶叶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52.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1)03-0120-07
在全球一体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全球史研究成为现今国际史学界尤其是经济史学界的潮流，在国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共鸣。有学者指出，经济史学科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1](P6～9)然而，国内史学界除大量推介之外，身体力行进行研究、探索的成果并不多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全球史研究对学者的学术背景、宏观思维、知识储备、史料把握等个人学养与能力，乃至研究氛围、学术交往等等主客观条件的要求较高。仲伟民教授的新著《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下称《茶叶与鸦片》)即是这一研究的力作，是对国际史学界关于全球史研究的一个呼应。无论从研究方法、视野，还是从研究内容、结论等方面来看，都值得学术界关注。
一、方法的有效：“被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史
根据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1500年前后，人类告别了彼此隔绝、孤立、分散的局面，“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2](P67)世界逐步发展成为密切相连的一个整体，人类文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冲突、转换、融合的历程之中，世界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拼盘，而是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简单地说，即世界进入了真正的全球化时代。但上述看法也许并不全面，因为直至两三个世纪以后，地处东亚、自我绵延发展五千年的中华帝国，才不自觉地被卷入这一开始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化历程之中。《茶叶与鸦片》一书正是以此为切入点，展开自己的论述，以全球化理论和方法阐释19世纪的中国，使人耳目一新。
从大航海时代直至21世纪，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尽管每个时代全球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其最核心的部分却是经济全球化，这一点始终没有本质性的变化。《茶叶与鸦片》一书进而指出，在18-19世纪，经济全球化突出表现为市场的全球化。这个看法确实给人启发。19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关联，此前学术界多注意于政治、主权、赔款等，经济方面则着力较少。其实，西方经济的变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甚巨，西方列强最早也是想借市场这一无形之手叩开中西交往之大门。然而，因中国经济体过于古老与庞大，以及中国对西方的企图向来存有戒心，因此西方列强向中国的市场渗透非常缓慢。
《茶叶与鸦片》体现了全球史研究中最基本的理路，突破了国际上“西方中心论”、“中国中心观”等研究模式，以及国内学者“就中国论中国，以中国论中国”的研究局限，认为不应当以某一国的发展模式来代表全球发展的整体趋势，而应以市场交换、技术进步与传播、不同文明间与日俱增的交流，作为描述全球发展进程的主题。因为无论清政府怎样设法自闭，19世纪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的加快，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市场化速度的加快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些因素对中国的影响程度日渐加深。比如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1871年中西海底电缆联接，尤其是轮船替代帆船而成为主要的海上运输工具等，对全球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引起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巨变。对中国的影响，则在一直以来占中国最大宗出口商品的茶叶贸易中表露无遗，对此本书有详尽的论述。
作者分析，上述1870年前后发生的划时代的几件大事，预示着中西贸易——茶叶贸易将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划时代的事件，“把以前中英商业换了一副新面目，以前所用的商业旧习惯——商业独占——现在是不能用了。运河和电报，造成了商业的革命，商业这样的进步，交通便利，运费减少，市场各业，都有惊人的发展”。[3](P23～24)茶叶贸易是中西贸易的缩影，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在此次经济全球化中地位的沉浮。此前，世界茶叶价格向以中国为风向标，基本决定于上海、福州、汉口等通商口岸茶叶的供应状况，外商一般要通过茶栈以及中国商人才能了解到详细情况；加之路途遥远，运输没有保障，因此伦敦须经常囤积大量存货。而新的通讯技术产生后，伦敦可以随时了解中国的茶叶行情，并派人直接来华采办；苏伊士运河通航后，航程大大缩短，伦敦再没有必要大量囤积茶叶，而完全可以根据国内需求来决定存货多少。这直接导致了茶叶的“贸易革命”。再如，原先中英之间单向航程约需120天时间，往返则需240天，并听命于季风风向的自然安排。不仅如此，原来伦敦的需求信息要带至上海同样需要120天，其实就是一年一个来回的生意。现在，地理航程缩短了三分之一，海底电缆完成了东西方间的即时通讯，航速又从风帆驱动的自然力时代进入到了煤电能驱动的机械力时代，单程时间减少为原先的约三分之一。中西贸易从原来的一年一个来回，一变而为一年多个来回。其结果是伦敦从此不必囤积大量茶叶以备市场之需，需要什么、需要多少、何时需要，伦敦商人发一个电报后，四五十天就能收到来自原本遥远东方的货物，茶叶屯积的地点一变而为上海等中国口岸城市，华茶从卖方市场一变而为买方市场。同时，茶叶等商品的定价权也开始丢失。原先，华茶从产地到达口岸以后坐以待沽；而现在，产品主导一变为市场主导，需要多少、所需规格以及价格多少等，市场的选择余地大大增加，比如“浙江、广东、九江、汉口各处，洋商茶栈林立，轮船信息最速，何处便宜，即向何处收买，故闽茶必恃洋商，而洋商不专恃闽商。”[4](P89)致使茶叶等出口商品的定价权旁落。近代以降，新安商人、龙游商人衰落的主因是市场发生变化，农副土特产品市场向现代工业品市场转变，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转变。“价格方面，也因上海洋行的操纵，一般茶商，大体多受亏折。”[5]另外，众所周知的中国茶叶出口数量骤减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印度和锡兰茶叶种植成功并大量生产，至19世纪后期开始逐步成为华茶的最大竞争者，并且后来居上，成为中国茶叶出口的最大竞争者。
科技进步导致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茶叶贸易的由盛而衰就是一个缩影。然而，中国人对此却极度麻木，没有及时赶上全球化的步伐，其结果是，到头来只能听命世界市场的生杀予夺和外来商人的巧取豪夺。换言之，19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但对除英国列强之外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来说，则是“被全球化”的世纪，中国即是“被全球化”的典型。
二、视角的独特：平凡之中的深刻意蕴
与学界以国家为叙事单元的传统不同，全球史研究打破了国别史的传统，而将对历史产生影响的所有内容都纳入研究视野。比如对农作物、动物等物种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现象的研究就是全球史关注的重要内容，研究者将异质文明间的交流、碰撞、竞争、融汇及其力量消长等互动关系作为推动全球发展的主要动因，将相互依存的小至任意局部、大至全球的区域作为最基本的叙事单元(网络)。《茶叶与鸦片》一书极其巧妙地选择了茶叶与鸦片这两类商品在东西方之间的传播进行研究，通过对这两宗物品在19世纪全球经济关系中作用的剖析，研究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以及全球化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并且，在目前普遍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学术环境中，作者能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用简明的理论和直白的语言揭示其平凡而深刻的内涵。
茶叶与鸦片，分别是19世纪中国出口值和进口值最大的两宗商品(饮品)，其贸易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这些结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来说普遍而重要，学者对这两宗商品的研究也非常熟悉。然而，看到书名的那一刹那，我的眼睛却为之一亮：将两者如此巧妙、恰如其分地联系在一起，虽在我意料之外，但觉得合情合理。其情在于它们最具代表性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国家的曲折命运，其理在于它们最能揭示出近代中国发展的逻辑顺序，因为在19世纪中国被卷入全球经济潮流的过程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这两种物品起到了关键作用。茶叶与鸦片贸易的历史，折射了古老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曲折、苦难与不幸。
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东西相隔万里，但在19世纪的百年间，两大帝国的联系却异常密切，而联系的契机主要就是茶叶和鸦片这两宗特殊商品。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就采取各种手段试图建立同中国商业往来的通畅渠道，因为茶叶在英国已经成为人人必需的日常生活品。而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唯一的茶叶供应国，因此英国对中国茶叶贸易的依赖性非常大。英国人在19世纪人均年消费茶叶5-6磅，是中国人均年消费的5倍左右[4](P190～193)。据后来的国民政府估计，到20世纪英国茶叶人均年消费更是增加到9磅，与其他同类消费品比较，10倍于咖啡，3倍于可可，中国每年都有巨量的茶叶销往英国。[6](P64、38)
在19世纪，英国随着工业化的逐步推进而成为全球霸主，是全球化进程的引导和推进者。本书作者认为，中国在19世纪之所以被卷入全球化大潮之中，背后的主要推动者就是英国，其诱导因素则是中国的茶叶。作者感慨，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如果英国人没有养成饮茶的习惯，那么英国对中国可能就没有如此大的兴趣；如果不是因为英国为得到茶叶而想方设法打开中国大门的话，中国社会还可能会依照惯性继续在原先的轨道上滑行或长或短的时日。这个看法是很有新意的。
作为比较的对象，作者在阐释茶叶贸易的同时，引入了鸦片贸易。通过阅读本书，我们不难体会作者的良苦用心。作者从两宗商品贸易比较的独特视角能使读者能够更深刻、更直观地理解19世纪的中国，指出鸦片在近代中国造成巨大危害，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作者分析，如果当时英国有足够的商品卖到中国用以支付茶叶货款，如果英国的棉纺织品在中国市场没有碰壁，那么英国有可能就不会在印度大量种植罂粟，也就不会有大量鸦片走私到中国，因此国人也就不会遭受如此巨大的侵害。因为鸦片的历史几乎同人类的文明史一样长，但其产生巨大危害却是在19世纪，且发生在过去对鸦片相对比较陌生的中国。从全球来看，其他地方种植和使用鸦片的历史更久，使用范围更广，但基本没有因为鸦片而引起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当然只是作者的推测，可以商讨。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鸦片贸易几与中国近代的悲惨命运紧紧相连，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
本书关于成瘾性消费品与近代社会发展的见解很有新意，而将这些成瘾性消费品放在中国与英国各自的历史进程中进行比较，更是匠心独运。作者认为，与中国人沉迷于鸦片迷雾之中萎靡不振、日趋堕落相反，茶叶成为英国人日常必需消费品，英国人痴迷于茶叶清香、提神的功效。很多学者都指出，茶叶对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了巨大作用，正是中国的茶叶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并对英国的工业革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西敏司认为，在17世纪中期，“西方世界的人们，起初只是那些权势者，接着是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人民，开始购买他们的日常食物。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被频繁购买的是糖和茶叶这样来自地球另一端的商品，之后他们被相互组合利用来满足在世界中逐渐兴起的无产阶级。它们中的一种是由从属于欧洲的热带岛屿上的奴隶劳动所生产，另一种则来自中国。这些产品标志着向一个世界市场的诞生迈进了重大一步。”[7](中文版序言)至少从18世纪开始，饮茶已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表明，茶叶在促进英国的“勤勉革命”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杯甘甜温热的茶可以让人心情舒畅，重新恢复精力。在以人力为中心的工业化时代，一杯美好的茶已经成为人们工作的重要推动力，它的重要性犹如非人力机械时代的蒸汽机。”甚至“如果没有茶叶，大英帝国和英国工业化就不会出现。如果没有茶叶常规供应，英国企业将会倒闭”。[8]在此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中国茶叶就没有英国的工业革命，中国茶叶是将英国推入工业化时代的重要因素之一。
19世纪是全球发生巨变的时代，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时代。令人遗憾的是，在19世纪全球化的链条中，中国处在最脆弱最不利的那个环节。中国主要通过茶叶和鸦片等商品同世界发生经济关联，但最终的结果是成为列强的牺牲品，并导致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中国既未在鸦片贸易问题上躲过灾难，又未在茶叶贸易上抓住机会[4](P310)。而作为世界霸主的英国在19世纪这波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正是非常巧妙地控制了这两宗商品的销售和生产，从古老的东方获取了巨额利润，并成功地成为东方霸主。两相比较，令人唏嘘不止。通过这两宗特殊商品在两个国家的不同命运，对19世纪历史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三、结论的启迪：丰富了对近代国家命运的认识
该书对历史的解释有诸多创新之处，如全球化理论的引入、19世纪中西发展道路的比较以及对近代国家命运的重新认识等。通过茶叶贸易和鸦片贸易的比较，作者认为，英国人接受了来自中国的最为健康的饮料，而他们“回赠”给中国的却是罪恶的毒品——鸦片，致使中国遭受鸦片毒害达百余年，导致中国人成为真正的“东亚病夫”。[4](P9)而对英国而言，“这种近代史上延续最久的有组织的国际性的犯罪活动，为早期英国对中国的侵略输了血。”[9](P229)茶叶之于英国，鸦片之于中国，两种商品与两个国家不同的命运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恰好见证了两个国家不同的发展历程以及截然相反的历史命运。基于中英两国在19世纪因为这两宗商品而发生的特殊关联，因此而进行茶叶与鸦片的比较、中国和英国的比较，就显得意义非凡。
是什么导致中国人在极短的时间内迷恋上鸦片？为什么鸦片唯独给中国带来灾难？作者认为此前往往把这一问题简单化和政治化了，从而妨碍了对历史真相的认识。鸦片在中国的泛滥成灾有内外两个基本的原因，其交互作用和机缘巧合使中国成为鸦片的最大消费国，从而使中国在19世纪全球化浪潮中成为最大的牺牲品和最大的输家。
在早期全球化的进程中，西方列强始终是主动者和推动者。对东方未知世界的好奇，以及对东方财富的贪欲，吸引了无数西方人来到东方，先是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后来则有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等。他们起初用香料和白银换取中国商品，感兴趣的中国商品是丝绸和瓷器，后来则是茶叶。同西方对中国商品的旺盛需求相比，中国对进口商品除少数的几种如钟表外，几乎毫无兴趣。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人只对他们的一样东西感兴趣，那就是白银。有学者估计从明末到19世纪上半期，世界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流入中国，导致欧洲许多地方出现银荒。在获取白银愈来愈困难的情况下，精明的欧洲商人发现中国人对鸦片的特殊兴趣，鸦片在中国很多地方甚至相当于硬通货，这令他们欣喜若狂。于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三角贸易出现了。在坚船利炮的掩护下，鸦片成为英国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利器和实现对印度殖民统治的最有效的工具。[10](序言)在罪恶的鸦片贸易中，受益的是欧洲人，受毒害的是中国人，所以马克思称之为邪恶的三角贸易。照沃勒斯坦的话说，在19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链条中，中国是被剥夺的外围地区。
在暴利的驱动下，西方大量向中国走私和出口鸦片，导致中国人鸦片消费数量大增，吸食人数急速攀升。按照比较保守的估计，到19世纪后期大约有1％的国人吸食鸦片，即至少有400万以上(有人估计超过2000万人)的国人吸食[4](P200)。为什么当时国人那么迷恋鸦片？作者的分析是：首先，18世纪以后，人口增加迅猛，生存压力加大，加之战乱频繁，人们的安全感下降，逃避厌世的情绪迷漫，消极避世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吸食鸦片即为逃避现实的方式之一。其次，政府的无能和无为。清朝表面上仍是一个“无所不有”的强大帝国，但实际统治能力已经十分衰弱。政府虽在主观愿望上想阻断鸦片的来源，但客观上却没有这种能力。再次，中国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人们的行为主要靠自我、家庭(家族)的约束，但这种约束是相当松散的。在清代，很多人认为吸食鸦片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它是否有违道德常引起人们的争论。甚至一些稍有资产的家庭，还有意让子孙学吸鸦片，理由是“抽鸦片的孩子不嫖不赌，能保住家产”。[11](P4)这些解读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此前那种对历史简单的解释是片面的。
历史有很多吊诡之处，其中中国人对鸦片的认知就是一个典型。鸦片对中国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危害，但鸦片战争后鸦片弛禁、罂粟弛种的呼声却越来越高，一大批官僚和学者甚至主张“中国人的鸦片战”，即国人自己种植和生产鸦片来对抗舶来鸦片，以致有的学者戏称为发展“民族鸦片业”。比如，连原来禁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主张以国内鸦片驱逐进口鸦片，读来使人感到极端的无奈和悲伤。可连他们自己也未曾想到的是，其一时之权宜主张竟成为恐怖事实，此举不仅没能禁绝外来鸦片，而且导致了全国范围的鸦片泛滥：从沿海到内地，从内地到边境，从城市到农村，从衙门到皇宫，几成全国皆种、全民皆吸的盛大局面。作者揭示，近代中国与外国的商战，如果一定要说有一项商品竞争是取得成功的，并且是大获全胜，那就是罪恶的鸦片贸易[4](P280)。至19世纪末，国产鸦片驱逐了进口鸦片，中国取代印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罂粟种植国[4](pp.172～173)。鸦片的广泛种植增加了政府税收，抵制了鸦片进口，却带来了更为严重的恶果，即吸食人口增加、粮食减产、国民素质降低，等等。从晚清到民国，政府也深陷怪圈之中：禁种，不仅税收减少，而且会鼓励进口和走私；不禁，禁烟法令则只能流于形式。①对此政府只能采取明禁暗放政策，任凭鸦片泛滥。日军侵华期间，日本人极其卑鄙地鼓励沦陷区种植和吸食鸦片，他们想从灵魂深处彻底解除中国人的武装，目的险恶，手段毒辣！
相对于国产鸦片的繁荣，中国的茶叶贸易则极度萎缩。至1896年，国际茶叶消费总量约为5.4亿磅，其中印度和锡兰茶输出占48.7％，华茶降至42.1％，此后，国际茶叶消费总量不断增加，华茶出口却在逐渐减少②，所占国际市场的份额更是不断下降，至1930年前后就仅占不到10％的份额了。[12](P33～34)以致“昔日华茶独霸世界市场，今日连本国市场亦被外茶侵入，衰落迅速，使国人惊愧不置。”[13](P5)作者对华茶贸易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结论令人信服。从茶叶种植和茶叶贸易的衰败，可以折射出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艰难。
四、研究的延伸：丝茶贸易的简要比较
由于新史料的发掘、新方法的采用、学术视野的拓展，尤其是历史与现实间永不停息的对话，因此学术研究是永无止境的。茶叶和鸦片贸易对19世纪的中国经济影响至巨，但怎样评价这种影响，学界意见不一，关注点也不同。学者关于鸦片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问题着眼较多，关于茶叶则着力较少。其实，在早期全球化过程中，不独茶叶的对外贸易折射出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蚕丝的出口贸易也非常具有代表性。与同样作为中国出口之大宗的蚕丝相较，学界对近代茶叶生产与贸易的研究，则较为薄弱，这也彰显出作者对19世纪茶叶研究的更大价值所在。该著不仅是国内全球史研究的一个范例，作者对19世纪茶叶的研究也可以作为近代中国成为国外原料市场——诸如蚕丝、棉麻等研究的一个经典性范例，中国当时遭受的茶叶危机只是近代社会全面危机的一个侧面。作为佐证，对晚清民国时期的丝茶贸易作一简要比较，同样是很有意义的。
茶叶与蚕丝同为19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两大出口商品。较之于其他地区，明清以来的江南社会相对较为富裕，主要得益于出产的茶叶与蚕丝的大量出口，在坡地种茶，在平地植桑养蚕，丝茶成为江南农村财富积聚、人民生活丰饶的象征。如及至民国时期，“成为浙江富庶的基础的，第一自然是蚕丝”，民初常产丝茧出口一百二三十万担、收入高达六七千万元；“次于丝茧而成为浙江出口的大宗的，便是茶叶”，常年出口百万担、收入达四五千万元。[14](P5～6)尤其是在江南核心区的杭嘉湖苏松地区，蚕丝是该区域农村的经济命脉。“吴兴农村，实以蚕桑之盛衰而定枯荣……蚕桑年岁之丰歉，非但有关事业之盛衰，抑为全县人民生计之所系，关系地方经济之大，可不言而喻。”仅辑里湖丝，就造就了一个庞大的财富集团，小小一个南浔镇创造了一系列财富神话，出现了“四象，八牯牛，七十二只狗”③，从这一财富规模也可发现江浙财阀原始资本的有效积累。
近代丝茶也有其相似的历史命运。与茶叶一样，中国丝绸在西方原先也是作为一种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后来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必需品；近代蚕丝出口也经历了国际市场的竞争之失败。中国一直是蚕丝的最大甚至很长时期里是唯一的出口国，但至1909年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丝输出国。日丝和华丝最初并无明显差别，[15](P95、98)但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丝在生产方式、生产质量、后期加工(机械化程度)等方面都超过华丝，华丝在竞争中处于劣势。除了国外天然丝的竞争之外，国内丝业的衰落还受到近代人造丝的竞争。当然，与茶叶一样，由于庞大的国内市场及内需扩大，近代华丝生产尚不至于彻底崩溃。
与茶叶相较，蚕丝也有其不同之处。及至近代，丝茶两者之产品属性发生变化：丝绸成为了工业产品，茶叶依旧是农副产品，丝绸业逐步登堂入室，步入近代工业化生产的大门，而茶叶的生产方式还徘徊在山坡地头的传统小农经济生产模式之中。除砖茶之外，近代华茶一直维持小农手工加工状态，未能进入较大规模的机器生产，而从1890年代起手缫丝在出口市场上逐渐为机缫丝所取代。机缫丝于1894年首次出现于海关统计之中，至19世纪末占到白丝出口总量的45％，1920年达到80％以上。[14](P90)丝商们完成原始资本的有效积累之后，部分开始向近代产业转化。如清末民初时，上海丝厂近三分之一为湖州丝商创办。南浔富商中“四象”中的庞家，作为“富二代”的庞元济(1864-1949)，创办了一系列纺织企业，如在余杭塘栖镇的大纶丝厂，在杭州的世经缫丝厂、通益公纱厂，在南浔的改良丝厂，在苏州的纱厂、印染厂等。此外，其在上海、杭州、苏州等还投资浙江铁路公司、中国银行、兴业银行、水火保险、造纸、电气，以及医院、典当、收藏、房地产，等等。而刘锦藻(1862-1934)是“四象”之首刘镛的次子，1894年甲午科进士，除继承父业，发展经营盐业、典当业和房地产业之外，他还以极大的热情发起并投资浙江铁路公司、投资兴办兴业银行等，成为近代浙江最著名的民族资本家之一。学者对近代丝业的研究着力较多，与蚕丝在近代中国出口商品中的地位相关，与丝业发展成为近代产业部门相关，也与丝商们转化为近代新式工商业者的转型密切相关。从丝茶的比较中也可以加深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这是作者茶叶与鸦片比较给我们的又一启示。
总之，《茶叶与鸦片》一书不仅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有新颖之处，在很多重要性的结论上也有突破。学术界关于茶叶和鸦片的著作不少，但把两者放在一起研究，的确是本书的高明之处，值得玩味。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二者的比较，我们似乎可以探知中国近代历史更多的秘密，从中使人受到启发。历史研究无止境，看上去极其简单的两宗商品，其实背后隐藏着很多的秘密，需要我们深入挖掘。
注释：
①清末民初，洋烟较土烟成本高，加之迫于国际與论压力，1911年5月中英订立了《禁烟条例》。然而，之后“罂粟仍在陕西、河南、甘肃、湖北、湖南、福建、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种植，中国所有省份都在公开或秘密进行鸦片的贩运和买卖”。参见徐雪筠等译编、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186页。
②华茶年出口量自有海关记录的1869年始至1933年，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1869-1879年间为150万担、1880-1888年间为200万担以上、1889-1917年间尚有150万担、1918-1933年间降为40～90万担间。参见吴觉农、胡浩川《中国茶叶复兴计划》(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73～77页。
③象、牛、狗指南浔以丝商起家资本雄厚者，一般百万以上家财称为象，但四象中刘氏家财高达2000万、庞氏则1200万。参见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编《吴兴农村经济》(上海文瑞印书馆1939年版)第8、123-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