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高层权力的转移：对毛泽东领导权威形成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遵义会议论文,中共中央论文,高层论文,权力论文,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1)01-0072-11
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撤换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重新改组了中共领导机构。然而，按照莫斯科意志改组的中共中央，却接连出现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特别在“立三路线”中，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向忠发不听共产国际劝阻，执意坚持“全国总暴动”的方针，竟然还要苏联出兵配合中国革命。这不能不让莫斯科大为光火。知识分子干部不可靠，工农干部又不堪重用。此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再相信中国党的本土干部，转而寄望于莫斯科培养的一批年青的留苏学生，扶助他们来掌握中共的最高领导权，以便不折不扣地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志。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具体指导下，中共在上海秘密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王明、博古这些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打压了党内的反对派，完成了党中央最高权力向“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转移。9月间，王明去苏联前，推荐博古牵头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临时中央政治局受共产国际领导，并得到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直接指导①。“国际派”中央领导机构的建立，意味着所谓的莫斯科代理人体制的形成。
博古年仅24岁，论经验回国仅一年多，论资历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能在临时中央负总责，这里有当时中央领导机关遭到破坏的紧急情况下安排的因素。但在以后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等元老级领导人也都顺水推舟地认可了他的总书记地位②。这反映了中共高度集权体制的权力合法性来源问题。任何人只要能得到莫斯科的认可，“党的各级干部和组织都会自觉地承认其权威和地位”③。博古们一无资历、二无经验，只能是“挟洋自重”，把莫斯科的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借莫斯科的名头树立自己的权威，打压和排斥本土派干部。这就注定了他们必然成为共产国际传声筒，也必然要再为共产国际充当下一轮替罪羊的结局。
当博古们把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贯彻到底的时候，也就是失败结局到来的时候。在一步一步地把中国革命推向危险境地的过程中，“国际派”的权力资源不断流失，队伍不断分化；本土派的权力资源再度集聚，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严峻的生存危机促使党内权力格局进行重新组合，权力的授受不再来自远方的最高组织，而是看眼下谁最具有挽救危机的权威影响力。
长征途中，中央核心层的权力转移是分阶段进行的。首先是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在长征初期的联手，形成了有别于最高“三人团”的另一个权威中心——“小三人团”，这是权力转移的第一步。湘江惨败后，红军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周恩来倒向了毛泽东这一边，最高“三人团”顿失重心，这是权力转移的第二步。到遵义会议时，撤换了博古的总书记职务，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这是权力转移第三步。这个被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称为“担架上的阴谋”，终于获得了成功。本文试图从人事关系变化的角度，对在遵义会议前中央高层权力转移的情况进行考察。
一、“国际路线”的军事失败和政治困境
1、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国际派”的领导危机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11月，中共临时中央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在江西瑞金建立了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在削平了各路军阀、整合国民党各派系后，加紧了对中共苏维埃政权的军事“围剿”。
1933年9月，南京政府调集重兵，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略，对中共各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仅“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就达50万人。中共苏区各根据地是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发展起来的，所处都是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区域，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战争动员能力极强，可以与地方军阀抗衡，但与南京中央政府拥有的战争资源是无法匹敌的。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周恩来、朱德领导中央红军，抓住国民党“围剿”军骄兵冒进的机会出奇制胜。但不到3个月，南京政府又发起了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可以想见，在这场中央政权对地域政权的战争中，如果不出现其他大的变数，后者纵有局部胜利，最终也是支持不了多久的。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吸收了过去几次“围剿”失利的教训，采取了“涸泽而渔”的方略，军事上实行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经济上对中央苏区严加封锁。中央苏区人口不过二三百万，兵员不过10万，连年战争和苏维埃经济政策造成的财政困难日益严重，本来就胜算无多，“国际派”领导人又在军事上采取了错误的阵地战法，加速了失败的进程。
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不懂军事，又死抱着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地理观念，怕承担丧失国土的责任，不敢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将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方针，使熟悉游击战法的红军不能施展其长技。李德的顶头上司是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弗雷德，在上海遥控指挥。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五次反“围剿”完全体现了国际路线的意志。博古对莫斯科指示的盲目迷信，还可见诸对“福建事变”的处理上。本来博古也赞同与十九路军和福建政府联手反蒋，但因共产国际不同意而放弃，错失了这一有可能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天赐良机④。
李德不了解中国和红军，只有正规战的军事经验。他排斥过去红军将士擅长的运动战法，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战对阵地战，使苏区有限的战争资源很快地消耗殆尽。虽然红军将士战斗英勇，也有些局部小胜，但无法取得扭转战局的战果，仗越打越背，地盘越打越小，人力物力都达到了枯竭的边缘，最后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国际路线”的威信降到低谷，成为各种意见的众矢之的，来自军队的意见最大。在过去的反“围剿”中，都是前线指挥员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临机处置，作战灵活机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的都是便宜仗⑤。而李德的正规战法，严重束缚了前线指挥员的手脚。李德性格急躁，刚愎自用，在独立房子里按照不准确的地图指挥战斗，还经常把自己的指挥失当怪罪到前线指挥员头上，动辄要军法从事，惩办他们。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后期，李德纸上谈兵的瞎指挥和惩办主义，已引起红军将领普遍不满，多次发生冲突。刘伯承因为顶撞李德，被免去了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彭德怀是李德非常欣赏的将领，也曾当面责骂李德是“崽卖爷田不心痛”⑥。将帅离心，是兵家大忌，难有胜算可言。
红军丢失了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在战略转移中又损失重大，将士情绪极为低落，普遍对中央领导不满，出现信任危机。这对身处绝地的红军是致命的瘟疫。因此，重新确立中央的领导权威成为党和红军绝地求生的第一要务。而撤换李德和支持李德的博古，正是重新确立中央领导权威的前提。无论谁上台，他们都必须下台。
2、毛泽东“木菩萨”处境的结束
在中央苏区的领导层中，毛泽东无疑是本土派的头牌人物。毛泽东对创建红军和根据地有开拓之功，与朱德并称朱毛红军，声名远播，是共产国际唯一大力宣传的中共领导人⑦。但毛泽东性格倔犟，脾气暴躁，作风强势，在党内也是出了名的。在井冈山根据地时，连以上干部都怕他。在红四军中，他与朱德、陈毅也多有冲突。另一方面讲，所谓揽权自重，喜以个人为中心，在瞬息万变的游击战争环境中，也就是临危不惧，杀伐决断的意思。许多次危机关头，正是由于毛泽东当机立断而摆脱了险境。如秋收暴动失败后，带领队伍上井冈山；在立三路线时，不执行中央打南昌的指示，改打吉安等等，都是毛泽东审时度势的成功事例。
在开辟根据地中毛泽东并非绝对正确，也有一些错误。特别是中央苏区打AB团事件，误杀了一大批红军将士。对毛泽东固执己见，遇事计较的个性，许多高级干部多有领教。连周恩来这样容忍力极强的人，也感到了毛的难以相处，认为与他商量事情很困难，如不符合他的意愿，往往“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⑧。毛泽东曾先后受过8次处分，与他的倔犟个性不无关系。
平心而论，毛泽东并非有意对抗共产国际的路线。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等“左”倾政策，他开始也是接受的。但毛泽东熟悉中国国情，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切取决于能否保护和发展革命的实力，敢于抗命不从他认为是脱离实际的上级指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所以，在国共破裂后各地群雄并起的一百多次红色暴动中，毛泽东能够拉起一支能征惯战的红军主力队伍，打下最大一片的中央根据地来，绝非侥幸之事。这是毛泽东最大的政治业绩。即使是那些眼高过顶的莫斯科留学生们，也得承认这个事实。
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缺席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及其下设的中央行政机构人民委员会主席⑨。这个职务虽在名义上是国家元首的地位，但在中央核心成员眼里，毛泽东实际上还是地方领袖。就在同月，中共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根据地政策是右倾，并开始排斥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
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时期，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在上海，“天高皇帝远”，对毛泽东我行我素的做法难以直接干预，他可以有在根据地方便行事的条件。而当中央首脑机关迁到瑞金后，就不可能不与毛泽东直接发生冲突了。1932年10月周恩来主持的宁都会议，开展反倾向斗争，集中批评毛泽东，撤销了他的军队职务，要他专管政府工作。毛泽东只得养病去了。
1933年初博古等人一进入中央苏区就立刻感到，他们这套从共产国际搬来的“进攻路线”，当地干部并不买账。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甚至当面对博古说：即使让列宁复活，演说三天三夜，也不能转变群众的情绪⑩。博古们当然不能容忍这些本土干部的桀骜不驯，遂施展斯大林的“路线斗争”手段，以反“罗明路线”为名，打击那些不能听命的根据地干部，以树立中央权威(11)。毛泽东是根据地干部的灵魂人物，反“罗明路线”实质就是反对他的路线。对于这些下车伊始就说三道四的“海归派”领导人，毛泽东是打心眼里瞧不起，讥讽他们是“洋房子先生”。“海归们”则让他足足坐了两年的冷板凳。
博古到瑞金前，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两度叮嘱他，中央书记处是工作机关，不是吵嘴的俱乐部，应该吸收毛泽东参加工作，但必须执行国际路线，并且不得让毛参加领导核心(12)。莫斯科也感到了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矛盾。1933年3月，共产国际致电临时中央，要求“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让他完全能在中央领导下做负责工作。但共产国际的协调，对双方效果都不大。6月上旬，毛泽东在中央局会议上，为自己在前次宁都会议受到的批评提出申诉。但博古坚持认为，宁都会议是正确的，否则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3)。这不能不让毛泽东感到窝火。他在30年后回忆起这两年的光景来，仍是愤愤不已：“这段时间鬼都不上门一个。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14)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把毛泽东选为政治局九名正式委员之一，但地位在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之下，没有给什么实权。在随后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继续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职，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实职则交由张闻天担任了(15)。要把毛供起来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莫斯科希望海归派与本土派能有很好合作，对此举“很不满意”(16)。但博古们之所以这样做，与毛泽东对他们“道不同不相与谋”的不合作态度也大有关系(17)。
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洋军事顾问李德非常蔑视，这与博古奉若神明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毛泽东只参加过李德到苏区后的第一次军事会议，认为没有合作的可能，以后就不再参加会议(18)。李德曾几次想找毛交谈，都是碰了一鼻子灰(19)。毛泽东曾多次向中央提出调兵到外线作战等建议，也均未被采纳。
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后期，中央苏区失守已成定局，博古等人和毛泽东的关系似乎也有了某种转圜的苗头。1934年5、6月份，博古派人到莫斯科，给王明捎口信说：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长征前，他们还让毛泽东给部队撰写关于游击战的小册子，把实地考察红军突围路线这样重大的事情也托付给他(20)。这些都是表达了“国际派”中央对毛泽东的倚重之意，尽管这时还只是从游击战专家角度表达的倚重，但毛泽东坐冷板凳的日子就要结束了——长征的行动意味着正规阵地战的结束和游击运动战的开始，毛泽东惯长的游击战法又可以有用武之地了。
3、“国际派”内部的“博洛矛盾”
随着中央苏区的军事形势日益恶化，“国际派”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中央一、二号人物博古与张闻天之间在反“围剿”的许多问题上多有龃龉，政见分歧越来越大，以至发展到公开化的程度。史称“博洛矛盾”(21)。“国际派”的分化，客观上增加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权重分量。张闻天和毛泽东在反对博古领导上的共同立场，使他们有了相互接近的思想基础。
张闻天与博古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在“教务派”和“支部派”的中国留学生派系斗争中都属于“支部派”。张闻天是在1931年2月17日回到国内的，此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从3月2日起，他即以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身份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9月下旬，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张闻天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主要负责宣传鼓动工作(22)。在政治上，博、洛两人都是积极推行国际进攻路线的。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后，他们又一起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排斥本土派干部。张闻天擅长宣传，在《斗争》上写过《罗明路线在江西》等重头文章，将所谓“罗明路线”的一些本土干部从实际出发的策略主张，批判为“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23)。在五中全会后的高层分工中，博古负责党的工作，张闻天负责政府工作。
但是，在中央苏区的实际工作中，张闻天逐渐意识到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与把共产国际指示奉若神明的博古等人渐生龃龉。如关于“共同抗日三条件”的口号，博只是作为宣传策略，洛则要求有具体行动；关于苏维埃经济政策，洛主张利用私人资本，博则要求与其斗争并强迫他们工作；对待十九路军反蒋的福建事变的处理，洛主张政治上声援、军事上积极配合，博则是政治上诋毁、军事上趁火打劫。
这两位从莫斯科走出的同门弟子，在面对中国革命具体问题时发生的争论，反映了他们年龄、阅历不同和在马列主义学养上的差距。张闻天年长博古7岁，早有文名，到莫斯科前已有到日、美游学的经历，以学识渊博著称，属于“红色教授”的级别，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具有列宁式的通变特点；博古年轻好胜，能言善辩，聪明过人，其政治资本来自党内路线斗争中的“坚定性”。在中大学生的派别斗争、在回国后的反对“立三路线”中，博古都是坚定地维护斯大林的“国际路线”。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博古明显带有斯大林式的僵化特征，动辄以“右倾”的棍子打人。由于博、洛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的认识差距越来越大，政治上也渐行渐远了。博古要张闻天负责政府工作，似有在组织上调整两人关系的意思——既淡化了他在中央决策中的发言权，又在政府工作中排斥了毛泽东。
随着反“围剿”战事的节节失利，“博洛矛盾”由暗到明，冲突公开化了。1934年4月，国民党部队重兵进攻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博古、李德不听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反对意见，集中红军主力固守广昌，终因不敌而放弃。广昌保卫战失败后，在中革军委总结会议上，张闻天与博古发生了激烈争执。张闻天批评他们同敌人死拼，使红军主力遭到不应有的重大损失。博古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讥张闻天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起义那样的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当即反驳，还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这是张闻天在反“围剿”军事方针上，第一次公开亮出了与博古、李德不同的观点。由于这是从莫斯科来的“神仙”打架，与会者没有一人表示意见(24)。
会后，李德通过博古向张闻天转达意见：中国的事情还是由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要他们消除前嫌，很好合作(25)。张闻天并没有争权和拉小圈子的想法，但他是党内公认的理论权威，博古可能没有意识到，向张闻天乱掉书袋、乱扣右倾帽子的举动，对他的伤害可能更大。这场争论使张闻天感到，博古不具备掌握中国革命大局面的能力。在延安整风时，张闻天在谈到他与博古的矛盾时说：自己虽然“从来没有想抢着当总书记”，然而对博古当总书记，“他爬在我上面，我总觉得他‘不配’！（至于爬在别的同志，如毛泽东同志等的头上‘配不配’，我当然没有想）。”(26)此后，张闻天更明确了与博古分道扬镳的反“左”立场，批评分兵把口、堡垒主义等错误军事方针。在他撰写的《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等文章中，尖锐地提出“极左主义是机会主义另一种形式的表现，不敢反对极左主义或对极左主义表示容忍与姑息的同志，不能称为布尔什维克”(27)。这实际上是批判了博古只反“右”，甚至把“左”当作“右”来反的一贯做法。博古对此肯定是不高兴的。
撤离中央苏区前夕，“博洛矛盾”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7月初，中央派张闻天到闽赣地区巡视。这个巡视确无必要，因为项英刚从这个地区巡视回来。但鉴于当时“博洛矛盾”闹的不可开交，这种安排或有便于中央部署撤离工作的意思。但博古在此期间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又使张闻天很恼火。张闻天认为，这是有意的背后攻击，是要把他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把政府工作的实际权力交给他人。8月下旬，张闻天巡视回来后，中央最高“三人团”已经把撤离事情安排得差不多了。张闻天不无失落地感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了，“心里很不满意”(28)。
张闻天与毛泽东过去没有罅隙，到苏区后也没发生重大冲突。他反对“罗明路线”，也并不是冲着毛来的。如他在延安整风笔记中所述：“主观上并未想到这些为了要反对毛泽东同志”，因为毛泽东已经不在其位，“再去反，已经没有什么意义”(29)。他还讲：“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泽东同志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思，也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的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给他在《斗争》报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什么主张与本事，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30)张闻天在与毛泽东政府共事期间，似乎是采取了某种敬而远之态度，关系谈不上密切。张闻天的秘书何方对此评论说：张对毛并无成见，但却并不十分尊重，甚至有点看不大起，认为他理论水平不高、性情粗暴等(31)。随着张闻天与博古的分歧加深，特别是他在一个多月的闽赣巡视中耳闻目睹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使他与毛泽东的观点有了进一步契合。
张闻天在闽赣巡视回来后，多次主动看望毛泽东，关心病情，嘘寒问暖，就当前局势交流看法。在长征前夕，张闻天坦诚地向毛泽东倾诉了对博古、李德等人的不满，进一步沟通了双方的思想认识。双方意见的投契，为新老反对派建立了合作的基础。出发前，最高“三人团”曾决定将政治局成员作为中央代表分散在各军团，张闻天对此不满。毛泽东得知后，向中央建议，将他与张闻天、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安排在一起。建议得到了批准。从后来的情况看，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先着。
李德、博古的“堡垒主义”军事方针的失败，广大红军将士对“瞎指挥”的不满，中央高层领导人“博洛矛盾”激化，使毛泽东东山再起的时机逐渐成熟了。
二、长征行动和毛、洛、王的联手
1、红军长征行动的是与非
红军长征是谋定而后动的战略转移行动。1934年春，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队6路进攻，进入中央苏区腹地。红军分兵6路全线防御，失去了战场主动权。中共中央书记处开始谋划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在向共产国际请示并得到批准后，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负责组织实施。最高“三人团”的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最高“三人团”在撤离前只开过两次会。
1934年7月，中央先后派出第七军团和第六军团两支部队执行探路任务。同时，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准备撤离苏区的各项工作，如调集粮草、收拢部队、布置留守工作等等。据李德翻译伍修权回忆，撤离工作在半年前就进行了(32)。当时，中央公开宣传的是要求红军将士不放弃一寸土地，秘密进行的是全部撤离苏区的各种准备。
长征最初是西征，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根据地。在得知国民党军要提前实行合围的情报后，最高“三人团”将撤离苏区的出发时间提前到了1934年10月10日。应该说，撤离苏区的组织工作还是非常有效率的。红军一个多月接连突破三道封锁线，整个转移行动似乎是比较顺利的。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一役，红军遭到惨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带的坛坛罐罐太多，首脑机关行动极其迟缓，作战部队成了“抬轿子”的“轿夫”，丧失了机动能力。可见，把撤离中央苏区行动说为“逃跑主义”很不准确，确切地说，应是“搬家主义”。
关于“搬家主义”的责任，现有三种说法。遵义会议决议说：这是博古、李德的错误。李德回忆录把主要责任归咎于周恩来，说周起草的撤离计划使红军负担过重，迟缓了前进的速度(33)。最近一本根据博古侄子秦福铨口述整理的新书，则说是毛泽东、张闻天不同意分散机关人员，才给大转移留下“两顶轿子”，拖住了红军的后腿(34)。该书还说，毛泽东原来是坚持要留在中央苏区的，后被周恩来说服了。这些新材料和我们过去的历史认识大不相同，需要进一步考证。
“逃跑主义”的说法虽不确，但也不是空穴来风。撤离中央苏区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由“三人团”秘密进行的，甚至政治局都没有开过会。连张闻天也“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包括李维汉、彭德怀这样的高级干部都不知道干什么去。这种做法，有违于红军在重大行动前必须进行充分政治动员的军事传统。从“不放弃一寸土地”，到放弃整个苏区的大转移，这个弯子转的太大，不能不影响到将士们的信心和情绪。正如后来的遵义会议决议所指出的：“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给人印象不能不是“仓猝的出动”。特别是在湘江战役遭受重大损失之后，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35)。
2、大转移途中新老反对派的联合
在西征途中，毛泽东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动，经常议论中央和红军的重大问题。在其他政治局成员分散各军团的情况下，他们成了除最高“三人团”之外，政治局委员最多的另一个中心。
毛泽东对“国际派”领导人可能构成的权力威胁，博古、李德等人不是毫无察觉。李德在回忆录中提到，在撤离苏区的最后一天，项英与他进行了一夜长谈，告诫他“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李德随后转告给了博古。但博古对他们的疑虑并不以为然。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博古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36)11月4日，红军攻克城口。在城口休整时，随中央纵队行动的博古夫人刘群先也向博古反映了“小三人团”的情况，要博古小心他们结成宗派小团体。博古也没有放在心上(37)。诚然，大敌当前岂容二想，红军的生存危机解决了，中央自然也就没有了领导危机。
在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上海局及其电台被国民党破获，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中断了联系。直到红军到达陕北，与莫斯科才重新恢复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事事须听命于莫斯科的代理人领导体制失效了，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解决一切问题。在解决党和红军的生存危机中，李德、博古等人进退失措，领导权威不断流失，毛泽东以此说服许多高级干部，挑战和撤换错误的领导权威，以便撤换他们。这就是“担架上的‘阴谋’”的意义。
进入湘南以后，毛泽东曾向中央提出建议，可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的时机，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其一部，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彭德怀也提出过相同的建议。张闻天、王稼祥赞成，但李德、博古反对，建议未被采纳(38)。在遵义会议上，李德、博古的这一做法被批评是“避战主义”和“逃跑主义”。但平心而论，红军的整体战力本来明显弱于敌方，转移携带的坛坛罐罐又多，限制了机动能力。同时部队逃亡很多，过了三道封锁线，减员已达四分之一。而此时国民党“围剿”军气焰正盛，急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所以，这一回马枪是否有效也是大可存疑的。因此对李德、博古拒绝建议一事也未可深究。
据文献版毛泽东传谱所述，毛说服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路线图是：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一路同行，进入湘南以后，就对他们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先是王稼祥支持毛泽东意见，提出要改变中央领导。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主张，并且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错误方面的斗争。尔后，毛泽东又同周恩来、朱德等谈话做工作，得到他们的支持。过了湘江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39)。这可能是在延安整风以后，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历史叙述。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得多，应是在大转移初期的3个月里逐渐酝酿成熟的。
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选举的讲话中，曾特别强调了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的作用，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40)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之后再讲这番话，对张、王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支持力度来说，确实作用重大。但是，如果放在当时的历史现场来看，毛泽东此时已经被半边缘化达二三年之久，在中央高层没有足够的说话份量，理论上也不为“国际派”认可，还被讥讽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他说张、王“作用很大”，绝非泛泛而言，确实是要通过他们来实现最高权力的转移。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下属组织，这个权力的转移，首先是，也只能是，在“国际派”内部进行。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把能否争取张闻天的支持看得很重。他在延安时曾对身边工作人员师哲说：“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还有他本身的因素。因此，在长征路上，我以很大的耐心，隐忍着种种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开导他，说服他，陈述自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毛泽东还说，这是因为只要能说服和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通过张闻天再影响、说服别人就容易多了。这个方针果然灵验。从某种程度上说，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召开，就是因为这一方针所取得的实效(41)。
张闻天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张闻天是负责政府工作的最高领导，撤离中央苏区后，已是“空头领导”。当时，权力集中于最高“三人团”，张闻天没有军职，虽然在党内地位还是二把手，但客观上已成了“二线”干部。过去在反“围剿”中形成的“博洛矛盾”，在长征中延续下来了。在每天都在行军打仗的战争环境中，军事是第一位的政治，政治上的发言权首先要取决于军事上的发言权。张闻天在毛泽东那里恶补了一下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课。张闻天后来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42)
张闻天不懂军事，只了解一些军事理论，写写文章，是纸上谈兵。毛泽东则是在游击战争的恶劣环境中历练出来的，实践经验丰富，深谙带兵打仗之道，对红军过去的各次战役、战斗如数家珍，是掌上谈兵。在对付博古、李德的问题上，他们有着理论与实践的互补性。张闻天学养深厚、待人平和、思维慎密，与毛泽东恣肆汪洋、旁征博引、风趣尖刻的交谈，肯定会让双方受益多多。而毛泽东在成为谈话主导者的过程中，也肯定会遇到张闻天较真认理的知识分子性格。毛泽东上述的“以很大的耐心，隐忍着种种痛苦”的情况，可能来源于此。但最终毛泽东与张闻天取得了在军事问题的观点一致。他们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以及张闻天为会议作的总结决议，就是反映了他们共同讨论形成的意见。
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反“围剿”作战中就与李德多有冲突。黎川作战失利后，李德要惩处守将肖劲光，是王稼祥与毛泽东共同把他保了下来。在广昌会战等军事方针上王也与李德相左，而与毛泽东接近(43)。西征途中，他与毛泽东在军事问题上取得一致，应是比较容易的。另外，王稼祥虽然有伤在身，但在军事上有发言权，有着做军队将领工作的方便。
毛泽东做通了张闻天和王稼祥的工作，能够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国际派”的鼎立三足就折了两足，就能够改变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孤掌难鸣的局面，可以形成三票对四票的强悍少数了。
在长征初期，尽管中央层一路上都有争论，但毛泽东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张闻天、王稼祥又都是党性很强、不会搞阴谋活动的书生型领导。如果说，在湘南时他们就私下议论要把博古、李德“轰下来”，恐怕还为时过早。李德、博古虽然感觉到执行命令的阻力越来越大，知道毛泽东常到军队将领那里去，但肯定没有遇到对他们领导权威的公开挑战，没有真的感到有夺权的威胁(44)。这个由反“围剿”失败以来积累下的领导危机，是在湘江惨败之后全面爆发的，其发生有着客观上的必然性。
三、领导信任危机和最高“三人团”的瓦解
1、湘江血战后的领导危机与最高军事指挥权的转移
中央红军8万余人离开根据地初期，部队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军心不稳，一些战士不愿离开家乡，虽没有打什么仗，但已出现大量逃亡的现象，减员达两万余人。1934年11月下旬，红军强渡湘江时，遭到国民党军的夹击，损失极为惨重，锐减为3万余人。部队军心浮动，怨声四起，对最高“三人团”的军事领导能力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博古本人也深感责任重大，十分内疚，心情非常沮丧。
红军许多将领对李德颐指气使的瞎指挥反感已久，对一味庇护李德的博古也早就烦言啧啧，湘江惨败后，更对他们继续领导红军失去信心。最高“三人团”的重心，落到了本是处理具体事务的周恩来身上。
在渡过湘江后，从过老山界起，中央政治局一路开会，讨论红军的行军方向。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开始在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中央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问责博古、李德等人。博古、李德并不认账，反说是因为毛泽东、张闻天的中央纵队行动迟缓，有意拖延，给主力部队造成了重大损失(45)。但是，即便如博古、李德所说，如果真的要追究责任，讲到如何把队伍拖成了不畏鞭锤的疲马，势必要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说起，最后还是要归咎到他们的身上。
此时，国民党“围剿”军已判明红军的行动意图，一面尾追不舍，一面沿途堵截，并在通往湘鄂西的前进路上部署了重兵，准备在这里围歼红军的主力。所以，争论失败责任孰是孰非的问题只能是后话，当务之急是如何让红军迅速脱离险境。
经过渡江后十几天的奔波，1934年12月12日，红军占领了湖南西南的通道县，与尾追敌军暂时拉开了一段距离。中央临时决定召开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讨论进军方向。
关于临时动议召开会议的情况，多年来一直无据可查，一般说法是周恩来主持的通道会议。至于会议发起的过程，据有关材料，大体情况是：红军占领通道后，张闻天到毛泽东处，向他通报了红军的损失情况和敌情动态，商量解救危机的对策。鉴于到湘西的先机已失，毛泽东提出应该改变原定的行军计划，改向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找到周恩来，周恩来又把他们的意见转达博古。博古取决不下，让周恩来召集并主持会议。会议参加者有博古、周恩来、李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朱德等人(46)。
会上，李德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建议：让追击红军的国民党部队赶到前面去，红军从他们背后转向北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赣川三省交界处创建一大片根据地。毛泽东当即予以激烈反对。他说：敌人已清楚中央红军要与贺龙会合的意图，肯定会在这条必经之路设伏。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
关于这次会议上的争论和对毛泽东意见的赞同，相关史书叙述笼统。有张闻天带头支持说(47)，也有朱德首先同意说(48)。会前张闻天已就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与毛泽东取得一致意见(49)，会上他与王稼祥无疑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朱德肯定也是最先支持毛泽东的人之一。而最有利的支持还应是来自红军破译国民党军电台的电报材料。这份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50)!来自国民党军的电报证明了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当时李德托病已提前退出会场，周恩来等多数人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博古不再固执己见。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会议通过了西进贵州的决定。随后，发布了全军继续西进的命令。
通道会议新调整的行军路线是西进贵州，尔后沿黎平、锦屏北上，去会合红二、六军团。显然，这个转兵决定，只是一个避敌锋芒的战术行动，没有放弃到湘西会合贺龙的战略目标。12月13日21时，中革军委急电各部“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的目的”。14日，电令红二、六军团，采取行动，策应中央红军北上(51)。
通道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是一次“飞行会议”，能做出转兵的决定已属不易，很难再有更大调整。但是，会议突破了过去最高“三人团”独断专行的决策方式，可以认为是中央权力转移的最初开端。
通道会议以多数人意见否定了李德的意见，对李德的威信是一次重大打击，他的支持率一落千丈。特别是周恩来态度的变化，让李德很是耿耿于怀。连一向对李德偏听偏信的博古，最后也不得不同意转兵贵州(52)。会上，朱德提议调回刘伯承，恢复军委总参谋长职务，得到与会者同意(53)。
李德与刘伯承是有过节的。1934年9月，时任中革军委参谋长的刘伯承主动向李德提出改进军队工作的建议。李德当面训斥刘伯承“白进了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总参谋长？”博古知道后，立即找刘伯承谈话，要他尊重共产国际军事代表的意见(54)。这件事情，很多人都知道。恢复军委总参谋长，让刘伯承继续担任，这个决定表明：大家对李德已不再相信了，他的军事指挥权威遭到了无情的挑战。
通道会议上，军内无职党内无权的毛泽东破例正式参加了讨论军事问题的最高决策会议，提出了完全否定李德意见的意见，并得到与会多数的支持。这不仅是对毛泽东军事才能的承认，也意味着把他从长期的半边缘化状态中解脱出来了，开始迈出了重新掌握军权的第一步。有研究著作认为：通道会议“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也是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55)。从此，毛、张、王的“小三人团”公开结成了政治局中的反对派。
通道会议也是最高“三人团”分化的开始。周恩来与李德发生分歧，关系开始疏远。李德对周恩来的突然转向很感意外。他说：毛泽东这次“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多年后，李德还记得周恩来当时的态度变化：他请周恩来给他讲会议的详细情况时，周“显得有些激动”，不似往常“镇静自若”(56)。
周恩来立场态度非常关键。周恩来在党内长期居于三把手的地位，不仅资历深，人脉广，组织协调能力强，而且与军队的渊源极深。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就是政治部主任，国共分裂后又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长期担任中央军委书记。到中央苏区以后，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周恩来一直是最高领导核心成员。虽然他与李德多次争论，但政治上是跟从“国际路线”的，最后都是放弃自己的意见。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的丧失，西征路上的损失，特别是湘江一战红军伤亡惨重，作为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感到难脱其咎，非常痛心。血的教训，使他认识到“国际路线”军事方针的错误。现在，红军已经身陷绝地，何去何从，命系一线。
最高“三人团”中，李德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博古不懂军事，又与莫斯科的联系中断，得不到上面指示，大家茫然不知所措。整个担子不得不压到周恩来身上。同时，李德、博古又坚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明显是往敌人布的口袋阵里钻。事关几万红军的生死存亡，周恩来深感肩上的政治责任重大。毛泽东临危不惧的决断力和游击战争的军事才能，这是周恩来所不具备的。所以，关键时刻周恩来毅然决然地走到了毛泽东的一边。在黎平会议上明确表示了与最高“三人团”分道扬镳，支持毛泽东的政治态度。
2、黎平会议与最高“三人团”组织的瓦解
12月15日，红军进入黎平。国民党“追剿”军一时失去方向，使红军获得了宝贵的整休时间。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
通道会议讨论的是红军迂回避敌的战术行动，黎平会议是要解决红军落脚的战略问题。博古等认为，红军绕道贵州已经避开敌人的追击了，应该继续执行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放下行李再去打击敌人。毛泽东马上表示反对，主张根本放弃原定会合计划，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境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积极赞成。他们还举出一个尚方宝剑，即斯大林1930年代初曾有在四川创建根据地的指示，毛泽东的意见是符合这一指示精神的(57)。这个指示确有其事。1930年5月，斯大林与周恩来等人谈话时讲：红军是中国革命希望所在，应视为中心问题，并说吴佩孚还能在四川存在，中国党总不会不如吴，有四川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就有办法(58)。另外，1933年3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电报中，也提出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电报对红四方面军主动转入四川的行动表示赞同，称“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59)。1934年4月13日，中共中央给四川省委的指示信中，又提出了“赤化全四川，争取苏维埃在四川全省的胜利”的任务(60)。
张闻天等以教条对付教条主义的招法，使博古等人难有招架之力。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在湘西创立新的根据地的意见。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即“黎平会议决议”。毛泽东的思想主张，第一次形成了全党全军必须贯彻执行的中央文件。会议还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李德因病没有参加会议，周恩来曾征求过他的意见。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给李德送去，李德看到他的意见被完全否定，大发雷霆，与周争吵。博古得知后劝慰周“不要理他”。
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回忆这段历史说：“从湘贵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61)
周恩来的立场态度完全倒向毛泽东一方，是对已经焦头烂额的最高“三人团”的釜底抽薪，给了博古和李德致命的一击，“顷刻之间瓦解了他们的抵抗意志”。这不仅拆散了最高“三人团”的组合，也使毛泽东为首的小“三人团”具有了掌握全局的能力，完成了从政治上的反对派到政治上的实权派的过渡。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公开活动，联合行动，共同商讨，提出意见。许多重大问题都由他们首先议定，形成意见后提交中央讨论通过并布置执行，实际上形成了小“三人团”执政的非常局面。
黎平会议后，这场关于红军去向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博古、李德对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还没完全死心，沿途争论的很厉害(62)。为此，张闻天和王稼祥感到，必须要进行组织的调整，让毛泽东出来领导军事(63)。
12月下旬，张闻天和王稼祥在行军途中交谈，分析当前形势，感到这样下去不行。张闻天说：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还是要让毛泽东出来。王稼祥把这个意见转达给了彭德怀和毛泽东，并与刘伯承等几位红军将领进行了沟通。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64)。
1935年1月1日，周恩来找毛泽东商量并征得博古同意，在瓮安县猴场镇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黎平会议的继续延伸。
猴场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明确红军渡过乌江后，“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会议还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65)。这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而使没有军职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有了军事上的发言权。
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前的一场过场戏。至此，最高“三人团”的最高决策权已是名存实亡，具体权力被掏空。15天以后，遵义会议召开，名正言顺地宣告了最高“三人团”的结束。
结语
发生在长征路上的这场党内斗争，实质上是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形成的代理人体制的挑战。这个体制，是一个以彻底贯彻莫斯科意志为组织目标的高度集权体制，从六届四中全会、临时中央政治局，到六届五中全会，再到最高“三人团”，一脉相承下来。作为执行莫斯科意志的组织工具，博古们领导下的革命不可能不脱离中国实际。民族主义的革命诉求和国际主义的革命诉求的矛盾，本土的革命资源和外来的革命资源的矛盾，变得越来越不可协调了。所谓“海归派”和“本土派”的矛盾，“左”倾教条主义和“实事求是”的矛盾，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
在东北沦陷的国难当头之际，“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还是机械地听从来自莫斯科的指令，仍然在中国腹地大搞苏维埃革命。这就使苏维埃革命背离了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性质，成了地地道道的移植来的革命，这不能不是政治上的最大失着。实际上，当国民党政府集中全力对各苏区进行“围剿”时，苏维埃政权的处境就变得极为艰难。所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政治上的失败。红军被迫迈上长征一途。在这条求生存的征途上，“国际路线”的灵丹妙药失效了，只能是自己救自己。生存能力体现于变通能力，能变才能通，能通才能生。遵义会议改换了“国际派”领导人，成为中共和红军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历史转折点。
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共和红军的屡遭挫折，是遵义会议改弦更张的前提条件。围绕着这些挫折进行的各种争论，以及正确意见逐渐占据上风，都是一个试错和纠错的过程。这个试错和纠错的过程，既反映在党内高级干部对毛泽东从不认可到认可的变化上，也反映在毛泽东本人不断总结经验和提高协调能力上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领导权威的形成，也是一个党内不同意见相互磨合的互动过程。
在更换“国际派”领导人的权力转移过程中，张闻天和周恩来是把毛泽东重新推上核心决策层的两个关键人物。在党内，张闻天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最高，周恩来组织协调能力最强、人脉关系最广，组织上又分别位居二、三把手的地位。张、周能与毛泽东联手，在中央就形成了集体领导对个人专断的优势。可以说，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毛泽东要进入核心决策层是相当困难的，也很难开得好遵义会议。
所以，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此后的中央高层人事调整，即是反映了这个实际形成的权力格局——张闻天取代博古任党的总书记；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常委，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历史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注释：
①吴葆朴、李志英、朱昱鹏编：《博古文选、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368页。
②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节录）》（1945年5月3日），引自黎辛、朱鸿召主编：《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③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页。
④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
⑤博古在延安整风检查中讲，在李德未来之前，我们对军事既无教条又无经验，一般来说，后方对前方采取提供意见的形式，决心由前方下。参见《秦邦宪（博古）传》，第120页。
⑥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页。
⑦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6页。
⑧《周恩来致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1932年9月24日），参见秦福铨：《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大风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⑩《关于杭永岩情况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1933年1月30日），转引自秦福铨：《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第29页。
(11)参见《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146页。
(12)博古：《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1943年9月），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第424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398、403页。
(14)(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329页。
(15)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相当于政府总理。
(16)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1页。
(17)会前，周恩来曾就洛甫代替毛泽东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事询问博古，提出“似无此必要”。博回答：“因毛泽东不管日常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页。
(18)伍修权：《纪念遵义会议，怀念闻天同志》，遵义会议纪念馆编：《张闻天与遵义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
(19)（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80页。
(21)张闻天的俄文名音译洛甫，秦邦宪的俄文名音译博古，故把两人这一时期的矛盾称“博洛矛盾”。
(22)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
(23)张闻天：《罗明路线在江西》，《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24)(25)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225页。
(26)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转引自何方：《党史笔记》，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27)《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页。
(28)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纪念馆编：《张闻天与遵义会议》，第31页。
(29)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转引自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197页。
(30)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纪念馆编：《张闻天与遵义会议》，第31页。
(31)参见何方：《党史笔记》，第65页。
(32)伍修权：《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33)（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第104页。
(34)秦福铨：《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第97、98页。
(35)(40)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2页。
(36)（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第117、118页。
(37)秦福铨：《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第101页。
(38)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234页；《彭德怀自述》，第193页。
(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438页。
(4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175、176页；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234页。
(42)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第18页。
(43)徐则浩：《王稼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23页。
(44)李德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对每个作战方案都加以非难，特别是我提出来的每个建议，他都表示反对，并在各个军团中游说部队将领接受他的思想。参见（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第119页。
(45)秦福铨：《博古与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第104、105页。
(46)(47)(49)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234-236页。
(48)(51)(5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38、439、438页。
(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337页。
(52)吴葆朴等编：《博古文选、年谱》，第393页。
(54)杨国宇等：《刘伯承军事生涯》，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第72页。
(5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红军长征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
(56)（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第125页。
(57)卢宏：《解谜李德与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58)《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记录》，1930年8月22日。
(59)《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3月19-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53-354页。
(60)《中央给四川省委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61)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11月27日，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遵义会议文献》，第64页。
(62)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10日），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遵义会议文献》，第66页。
(63)对于这个酝酿过程，说法不一。有王稼祥首先提出说，有张闻天首先提出说。笔者认为以《张闻天年谱》所述的黄平橘林商定说，比较贴近历史，因而采信《张闻天年谱》之说。
(64)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236页。
(65)《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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