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直觉及其认知和创造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直觉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直觉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形式，贯穿在人的认知过程的每一层面，延伸于创造活动的各个领域，在科学认识和创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人们不懈地揭示直觉的本质、特征和作用。它已成为哲学、思维科学、心理学、美学、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学科共同研究的对象。
一
关于直觉的研究，先哲们为之付出了辛劳，也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
在西方哲学史上，古希腊的哲学家首先提出了直觉概念，并就此发表了意见。柏拉图阐述了理念的直觉是突然的顿悟的思想。他认为，理念的直觉是直接知识的形式，是作为以智慧的长期准备为前提的突然顿悟而来的。从而把理智的直觉与灵感连在一起。亚里士多德认为，直觉就是对原始真理、原始前提的了解，而科学知识是从原始真理中推演出来的，二者都是真实的，但直觉比推论更可靠，直觉是科学知识的根源。他说：“科学知识和直觉总是真实的；进一步说，除了直觉外，没有任何其他种类的思想比科学知识更加确切。”〔1〕
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神学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哲学形态是经院哲学。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从他们的神学体系出发，也大量地论述了直觉问题。奥古斯丁提出了人类靠直觉认识神圣和观念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应该具有的知识是关于上帝和自我的知识，要得到关于上帝的知识，其来源除了自然知识外，就是要“信仰神圣的启示”。他说：“理性必须首先确定天启是否确实已经降临。当信仰领悟了天启以后，理性就力图了解和解释它”〔2〕。托马斯·阿奎那认为， 人类行动的最高形式是思索或沉思，思索的最高目标是上帝；人的最大幸福在认识上帝的过程中。认识上帝的途径有三条：理性、启示、直觉。而第一条认识上帝不够确实；第二条认识上帝缺乏自明性；只有第三条才能得到“关于上帝的最高级的知识”。当然，在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中也不乏一些向神学冲击的勇士，罗歇尔·培根就是这样的一位佼佼者。培根集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于一身，基本思想是唯物论的唯名论。他对直觉问题也进行了探究。他认为，认识必须依靠经验，但经验是双重的：“一种是经由我们的外部感官获得的”；另一种是“接受内在的启发”而得到的。这里面所讲的“内在的启发”就是直觉。
到了近代，直觉问题受到了自然唯物主义者的重视。像洛克就明确提出了靠直觉可以得到关于我们存在的知识的论断。洛克把知识分为四类：同或异；关系；并存或必然联系；实在的存在。每一类知识又分为三个等级：“直觉的知识”；“证明的知识”；“感性的知识”。洛克认为，在知识的三个等级中，直觉的知识是最高级的一等，“这一类知识是人类脆弱的能力所得到的最清楚、最可靠的知识”，“我们全部知识的可靠性和明确性都依靠这种直觉。”〔3〕不过， 在近代对直觉论述得比较多的仍然是唯心主义哲学家。譬如，笛卡尔认为，直觉是一种理智活动，通过直觉能发现作为推理起点的无可怀疑而清晰明白的概念。他说：“我所理解的直觉的意思，不是对不可靠的感性证据的信念，不是对混乱的想象之靠不住的判断，而是智慧之明确和细致的概念。它是如此的简单和明确，以致于它对于我们所思维的，或者智慧的同样明确和细致的可靠概念不存在任何怀疑。”〔4 〕斯宾诺莎把直觉看作是理解事物本质的最可靠和最重要的认识能力，认为直觉既高于经验，也高于推理，人们可以凭借直觉直接认识事物的本质和把握真理。
直觉问题也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内容。康德明确宣称：感性直观是知识的基本来源之一。康德认为，知识的基本来源是两个：第一是接受观念的能力；第二是借助于这些观念来认识对象的能力。前者指的是直观的能力；后者指的是概念的能力。“因此，直观和概念是构成我们一切知识的要素。”“既没有在某些方式下和直观不相应的概念，也没有和概念无关的直观能产生知识”〔5〕。 费希特认为，“理智的直觉是能动的和绝对的”，人只有在理智自发的活动和自愿的行动即理智直觉中来认识自由和绝对，“最高的自我意识是哲学家的自我意识，是理智的直观。”〔6〕在谢林的哲学体系中， 直觉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甚至认为整个哲学就是“一种持续的自我直观活动”〔7〕，“没有直觉，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是活动。”〔8〕“没有理智直观，一切哲学也都会是绝对不可理解的。”〔9 〕费尔巴哈也十分强调直观（直觉）在认识中的作用。这个“直观的唯物主义者”指出：“哲学的工具和器官就是思维和直观”，“思维是学派和体系的原则，直观是生活的原则”，只有使直观和思维相结合，“才有生活和真理”〔10〕。
在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其中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中，关于直觉的问题倍受重视，但同时也被涂上了更加浓厚的神秘主义和信仰主义色彩。譬如，德国唯意志主义哲学创始人叔本华认为，直觉充满了整个世界，渗透于一切存在物，“只有那种从直觉中产生的东西……自身包含有生长出新颖的、真正的创作的胚芽”。直觉是存在的“自在之物”的纯粹知觉，直觉能力是确定人和他的活动的本质的能力，整个世界是“以直觉世界作为自己基础的”〔11〕。直觉是真理的源泉，通过直觉才能达到绝对真理，这种直觉不要抽象概念和理性思维的支配。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柏格森把神秘的“生命之流”看作是世界的本质，认为世界不过是永动不息而又不知疲惫的“生命冲动”——一种精神性生命的“创造进化过程”。在生命之流面前，理性、科学的理智是软弱无力的，它们不能认识生命之流，只能获得作为假象的自然知识，人们只能靠直觉来认识和把握世界，只有凭借直觉的努力才能获得“绝对真理”〔12〕。现象学奠基者胡塞尔认为，所谓现象就是“纯粹意识内的存有”，这种现象不仅包括事物及其性质，而且包括一切“主观体验”，要认识这种现象，只能通过“本质直观（本质直觉）”。
关于直觉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史中也得到了充分的研究。著名中国哲学史专家张岱年教授说：“中国哲学中，讲直觉的最多。”〔13〕譬如，早在墨子开创的墨家哲学中，就对知识论中的直觉问题进行了研究。宋代大哲学家张载在论及知识时，把知识分为两类：一是“见闻所知”，一是“德性所知”。所谓“见闻所知，即由感官经验得来的知识。德性所知，则是由心的直觉而导致之知识；而此种心的直觉，以尽心功夫或道德修养为基础。”〔14〕当然，在中国哲学史中，还是对直觉的方法论研究见多。有人认为，中国哲学的一般方法主要有六种：“验行”、“体道”、“析物”、“体物”、“尽心”、“两一或辩证”。其中的“体道”与“尽心”就是直觉的方法。具体来讲，墨家哲学将人类认识外界事物的方法分为“唯五路知”和“不以五路知”，这里面的“不以五路知”——不凭五官而直接认知的，就是直觉的方法。老子的“玄览”——“心玄冥之处，览知万物”〔15〕；庄周的“见独”——“丢弃好恶爱憎之感情，忘却生死得失之区别，最后便大彻大悟，如朝阳初启，一切皆明，而后能见绝对之道”〔16〕；孟柯的“尽心”——用思的功夫自省于心，然后便能知天，“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则知天矣”〔17〕；以及邵雍的“观之以心”、“观之以理”，程颐、朱熹的“格物致知”，陆九渊、王守仁的“反而思之”、“求理与吾心”，我国佛教的“禅定”和“顿悟成佛”等等，也是直觉的方法。
黑格尔说：哲学史是“分歧意见之堆积”。纵观古今中外哲学家对直觉问题的论述，真可谓五花八门。但异中有同：他们都承认了直觉的存在，并把它作为一种知识、认识能力、认识过程或认识方法而加以研究。摈弃其糟粕，借鉴其合理之处，并“择其善者而用之”，有助于对直觉问题的研究。
二
直觉究意是什么？《美国哲学百科全书》是这样界定的：直觉这个术语最宽泛的定义是“顿悟”（直接的领悟、理解）。这个定义又可以具体化为下列三种含义：①知觉，作为与关于感性实在的判断能力相区别的认识能力的产物。②普通的感觉，或者（如在康德那里）如空间、时间这样非感性的物件——直觉是我们关于检验真理的直接知识的必要条件。③与上述二种直觉不同的神秘的或无法表达的直觉，对于直觉到的本体无法构成命题真理的可能知识——诸如柏格森的无法表达的绵延的直觉，费希特超越自我的直觉和关于神的神秘直觉。〔18〕这个定义几乎包括了直觉的所有组成成分的表现形态，内容丰富而全面，但显得太芜杂繁琐了。“我们认为，直觉作为现代认识论的范畴，是指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直接领悟和理解。直觉不同于感性与理性，它集感性与理性之作用于一身，直觉既能直接捕捉和感知客观事物的外部现象，又能直接领悟和认识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是由客观事物直接引起的‘顿悟式’的认识飞跃。直觉使人顿开茅塞，豁然开朗，一下子抓住客观事物的真谛。”〔19〕“简言之，直觉就是直接的觉察。广义地说，直觉是包括直接的认识、情感和意志活动在内的一种心理现象；狭义地说，直觉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是非逻辑或超逻辑的、借助于模式化‘智力图象’的思维，是感性和理性、具体和抽象的辩证统一，是认识过程的飞跃和渐进性的中断。直觉是由于思维的高度活动而形成的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比较迅速的直接的综合判断。当这种判断由于在长期沉思之后出现得特别迅速，因而成为一种直觉的闪现或顿悟时，通常也称之为灵感。”〔20〕
直觉作为人们在长久思索某一问题的基础上，以高度省略、简化、浓缩的形式，豁然洞察问题的实质的一种思维，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直觉的判别。这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实体、现象、词语符号及相互关系的一种迅速的识别，直接的理解，综合的判断。人的这种能力，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思维的洞察力。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很难把这种对事物的认识区分为感觉、知觉、表象和概念、判断、推理，因为这个过程往往进行得十分迅速和直接。它具有全方位、全要素的动态有机立体经纬网式的球状结构，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改变固有的关系、重心、组合方式和选择方式，以便产生新的认识功能和结果。它自身表现为一种大脑与整个神经系统有机作用而产生的弥散性的“场力”，凝聚成多功能、高效率的巨大能量，能够把事物各部分引起的刺激在大脑的“场力”中加以相互作用而达到一种有机的融合，从而直接形成对事物的“诸种形式特征、关系、意义、抽象形式和具体事例的洞察和认识”〔21〕。
2.直觉的想象。它是对通过联想而检索出来的有效信息进行加工、改造、创造的过程，是对种种信息进行自觉与不自觉、逻辑与非逻辑的自由组合，是在广阔的自由想象的空间里借助于感知表象和智力图象对材料进行组合、整理、提炼、纯化、选择、判断等思维活动，是一种富有创造力的意象思维活动。这种直觉的想象是思维的灵魂和意义在认识空间中游荡，似一团思维雾在直觉的动态立体结构中流动。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外界提供的信息不够充分，具有很多的空白点，在大脑的原有记忆库中检索不出相应的“块”来，不能作出上述的直觉判断来。这时，就需要借助于直觉的想象，来造成经验事实和逻辑知识中无法直接得到的新的联系，弥补所获信息的空白点和事实链条的不足，形成一种既具体又抽象、既清晰又模糊，既完整又待完善的“矛盾意象”——大致的判断，然后再去寻找证据，以肯定或否定自己的初步判断，推动思维进程的发展。
3.直觉的启发。研究者长期沉思于某一个课题，通过以往的知识和经验，运用逻辑和抽象思维，已经百思不得其解，既没有在脑中搜索到相应的“块”，又没有凭借自己的想象力获得什么有用的结果，甚至达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但是，由于研究者始终把这一问题当作坚定不移的研究目标，长时间地专注于这个问题，便会在大脑皮层建立起一个相应的“优势灶”，从而形成整个心理活动的兴奋中心，无论处于自觉或不自觉的状态下，思维都会围绕这个兴奋中心进行活动。在这期间的某一时刻，如果在他所思考问题的圈子外，甚至是距离遥远之外传来的一个信息起了巨大的启发作用，于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思想中的“障碍物”被冲破了，思路接通了，沉淀在思考者头脑中没有解决的问题突然找到了答案，给人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清新感觉。
直觉作为特殊的思维形式，具有如下特征：
1.表现的突发性。直觉思维产生的突发性主要表现为无意识性和不自觉性。它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对问题的理解和顿悟，人们对其发生既不能预先知道时日，也不能自觉地选择触发方式。正如费尔巴哈所说：“热情和灵感是不为意识所左右的，是不由钟表来调解的，是不会依照预定的日子和钟点迸发出来的。”〔22〕它既可能在连续的思考过程中突然降临，也常常以机遇的形式在多种多样的情况下戏剧性地出现，有时往往发生在无关紧要的一瞬间。其发生的突然性、不可预料性、内容的奇异性，确实表明直觉是无意识和不自觉的思维过程。
2.结构的跳跃性。这主要是指直觉思维的非逻辑性。直觉思维的非逻辑性主要表现在，它不受逻辑规律所制约，能够跳过正常的逻辑程序，进行直接推理和判断。直觉作为一种非逻辑的思维形式，它不是按照仔细规定好的逻辑步骤前进，也不须通过繁琐的论证推理，而是在某种外部条件的诱发下，以凝聚简洁的形式，一下子从起点跳到终点，在瞬间直接获得对问题的解答。因而，思维者获得某个认识既不是通过逻辑的中介，也不着眼于细节的逻辑分析，对所进行的过程又无法作逻辑解释，而是压缩或减少了许多逻辑环节，跳出了逻辑思维的框架。
3.结论的或然性。由于直觉思维是一种无意识的和不自觉的思维过程，它以少量的模糊信息概括和集中复杂多样的客观现象，因而不可能一下子就清晰而精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它一般只是形成一些猜想、揣测或假说，或者说是一些杂乱无章、无法说清楚的美丽的思想火花或各式各样的思维片段，并没有构成一种条理清晰的思维图景，即具有很大的不成熟悉性、模糊性和或然性。所以，直觉成果出现以后，必须善于抓住认识深化的重要依据，进一步进行逻辑的加工和整理，对它的结论加以科学论证和验证，使之臻于完善。
三
直觉并不神秘。它是一种以客观存在为对象、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人认识活动，属于主体意识范畴。但它产生的生理机制与逻辑思维有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它来自于主体的潜意识。潜意识“恰恰是直觉和真正创造的基础”〔23〕。
潜意识的理论是奥地利著名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来的。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分为三个层次：意识——人类特有的心理活动，人类自己觉察到或体验到的一切心理因素；前意识——在意识近旁的心理活动，即那些曾经属于意识而今不在于意识领域内的那些心理因素；潜意识——在意识和前意识背后更深领域内的心理因素，是人自己的意识所不能触及的心理过程或神经状态。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是人类心理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因素，它深藏于人的心理的内层，具有无穷的生命力，为人类精神活动提供了不竭的能源，一切心理现象无非就是潜意识的发展和延伸，也是潜意识的表现。弗洛伊德说：“每一心理历程先存在于潜意识的状态之内，然后发展而变成意识的状态，正如照像先是一张底片，然后成正片，变成图像……每一单独的历程都先属于潜意识的心灵系统；然后在某种条件下，由这个系统更进而为意识系统。”〔24〕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尽管带有不科学的成分，但确实含有不少可取的内容。因此，人们曾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之父——可以说是这个时代人类心理研究领域之中最有创见的大思想家”，“强调下意识的重要性是弗洛伊德最有创造性的贡献之一”。这里说的下意识即潜意识。可遗憾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各种心理学理论总是把简单的、或对身心有害的思维活动称为无意识的作用，这样就否认了下意识的领域具有严肃智力活动的可能性。”〔25〕
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提出，为探索直觉的生理机制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认为，在科学创造中，创造者长期的学习、经验的积累、环境的影响和对创造的强烈追求和思考，虽然当时没有形成直接的可以明确显示出来的结果，但是，它确实会在心灵深处无意识地积累起来，“积淀”为直觉创造的某种深层次的潜在的基础——潜意识。这种潜意识能够储存大量的知识信息，成为为主体认知活动服务的原料仓库。尽管人们获得的知识信息会不断被遗忘的，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知道，忘掉的东西和从未学过的东西不一样。忘掉的知识就象埋起来的珍宝，一复习就会挖掘出来。”〔26〕所以，学到的知识是不会真正忘记的。那些被遗忘了的知识信息实际上都以记忆的方式深浅不等地保留着，储存在潜意识之中，成为认知活动的后备材料。潜意识这座知识信息的“地下仓库”，不仅具有储存知识信息的功能，而且还是主体认知活动的“隐蔽的动力”。它蕴含着一定的心理能量，在更深层次上发挥着驱动主体认知和创造活动的作用。这种内驱力一旦受到外因条件的触发，就会传递到意识中来，并配合协助意识的认知活动，从而表现为某种“灵感”和“顿悟”，即直觉的发生。
直觉不仅有其特殊的生理机制，而且有其产生的客观基础。它同样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依据已有的经验和知识，进行逻辑思维活动的产物。
首先，认识主体的直觉能力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培养和教育形成的。人的直觉能力不是先天就有和与生俱来的，也不是神或上帝赋予的，它是后天实践锻炼、培养和教育的结晶。尽人皆知，爱因斯坦有举世公认的良好的直觉能力，然而透过爱因斯坦的回忆录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这种直觉能力是与他的实践锻炼和受到的良好教育分不开的。
其次，直觉作为一种思维活动，也必须以认识主体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直觉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也不是神秘莫测的玄术，而是建立在信息积累和思维基础之上的。信息是直觉之母，只有平时苦心钻研，积累了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才能水到渠成，触类旁通，产生直觉。而那些知识贫乏、孤陋寡闻的人，是不会有真正的直觉的。正如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所说：“当然灵感也是从实践经验的总结提高得来的，要不是从实践当中来，小孩刚一生下来不就能灵感一番，就能创造了吗？没有这样的事。”〔27〕
最后，直觉还必须以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为前提。进入潜意识中的问题，往往是长期思考而不得其解的问题。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发现新事物，探索新问题，是直觉产生的必要准备。没有坚实而缜密的逻辑思维就不会产生科学的直觉。直觉是对艰苦劳动的奖赏，只有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持久的沉思和反复的探究，对其有了相当的了解和浓厚的兴趣，才能积极地调动头脑中储存的全部知识，建立起许多间接的、暂时的神经联系；才能对有关信息特别敏感，一旦受到某种内部或外在的触引，就好象接通电流一样，心理因素达到最佳结合，心理结构迅速发生选择、同构和建构，一种最佳的内在模式出现，从而放射出直觉的光芒。所以，“长期思索，偶尔得之”是对直觉思维的最清楚而又形象的说明。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说得好：“科学的灵感，决不是坐等可等来的。如果说，科学上发现有什么偶然机遇的话，那么这种‘偶然的机遇’只能给那些学有素养的人，而不会给懒汉。”〔28〕
四
直觉作为人的一种心理现象、脑的机能、思维形式和认识过程，具有明显的认知和创造功能，对于科学认识和科学创造起着巨大的作用。
直觉思维具有很强的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应该说，任何思维都具有认识和创造功能，但与其他思维形式相比，直觉思维具有更大的主动性、灵活性和创造性。因此，有人说直觉是一种动态有机整体性的认识，是一种精神自由的认识，是一种科学性与艺术性有机结合的认识。我们知道，人的认识是积极地、能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在从现象到本质的反映过程中，既有经久的沉思和严格的归纳推理，也有一时的顿悟和飞跃，这后者就是直觉思维。直觉思维可以不受严格的逻辑程序的限制，思考问题具有很大的突破性，它可以从起点一下子升到终点，使问题得到迅速解决，减少了思维的时间和空间，加速了人们对事物认识的进程。即使通过归纳概括、科学抽象把经验认识深化为理论认识时，也同样离不开直觉。因为在归纳中如何选择可供归纳的事实材料，在抽象时如何从大量的感性经验中辨别粗与精，区分真与伪，实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都需要用敏锐的洞察力和科学的鉴赏力去作直觉判断。直觉思维就象催化剂一样，使之迅速上升，完成思想上的飞跃。同时，在科学研究中，人们还可以凭借卓越的直觉能力，超凡地意识到某一问题的意义，决定科学研究的方向和发展战略。可以这样说，直觉思维能够克服其他思维的某些局限，在人们的认识活动中，特别是在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
直觉思维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主体的认识活动中，在科学研究和科学创造中，人们普遍采用的和起主导作用的当然是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如分析与综合、归纳和演绎，从抽象到具体等等。我们承认这些方法是科学的有效的方法。但是，在采用这些方法的同时，有意识地突破逻辑思维的框架而运用一些非逻辑的直觉方法，如模糊估量法、整体把握法、笛卡尔连接法等等，有时会带来新的突破。在大量运用常规思路（逻辑思维）不能使问题得以解决的时候，巧妙地使用反常规思路（直觉思维）往往可以造成问题解决的契机。特别是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兴起的今天，科学技术发展速度之快，发展规模之大，发生作用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面对各门科学知识的信息量急剧增长，人们对付这种“知识信息爆炸”的对策之一，就是要借助于直觉方法，找到密集知识信息的佳境——把证明的知识转变为直觉的。这样，就可以使人们在较少的时间内取得较多的信息，以推动人类的认识和科学研究不断发展。
直觉思维是伟大发现的助推器。在科技发展史上，“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既不是从以前的知识中按严格的逻辑推理得到的，也不是作为经验材料的简单总结、归纳而形成的。科学家常常凭借直觉从大量复杂的经验材料中，直接得出结论，作出新的发现。”〔29〕像阿基米德发现水的浮力定律，达·芬奇预见惯性原理，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达尔文创立进化论，凯库勒获得苯环结构式，门捷列夫写出化学元素周期表，彭加勒发明福克士函数等等，无一不与直觉有关。美国化学家普拉特和贝克曾对创造性思维进行过一种有组织的问卷调查，83%回答问卷的化学家声称，或是经常或是偶然得益于潜意识的直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爱因斯坦明确表示：“我相信直觉和灵感”〔30〕。前苏联科学家科普宁说：“它只有借助于智慧的危险的突然的飞跃，即当出现摆脱严格推论沉重枷锁的能力时（这种能力就叫作想象、直觉、机智），才能完成自己最出色的成果。”〔31〕凯得洛夫则用更鲜明的语言说道：“没有任何一个创造性行为能离开直觉活动。”〔32〕我国科学家对直觉的认知和创造功能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指出：“直觉对于科学创造有何作用呢？它往往使你得到正确的途径和办法”〔33〕。中国科技大学杨纪珂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宣称：“直觉”“对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创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34〕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徐京华研究员说：“直觉是理论科学研究不可少的推动力”，“它经常推动我们去探讨一些问题”〔35〕。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何祚庥研究员认为：“在科学研究中，经常要用到理性阶段的直觉（不是灵机一动的感想），以推进科学工作。离开了这种直觉的猜测，科学工作几乎是不可能。”〔36〕
总之，直觉作为人类的一种意识活动，在科学认识和创造中占有重要地位并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扬弃和借鉴历史上和现代的关于直觉研究的各种理论成果，依据人类科学实践，实事求是地对其作出科学的分析。我们既反对在这个问题上的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和信仰主义，也反对不承认主义。
注释：
〔1〕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6页。
〔2〕郭尼克：《哲学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68页。
〔3〕《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271～283页。
〔4〕《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0卷，第343页。
〔5〕康德：《纯理性批判》，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8～31页。
〔6〕〔8〕梯利：《西方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6～209、224页。
〔7〕〔9 〕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第35、276页。
〔10〕《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第530～531页。
〔11〕[苏]B·P·伊林娜、A·A·诺维柯夫：《在科学直觉的世界》，第35～38页。
〔12〕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7页。
〔13〕〔14〕〔15〕〔16〕〔17〕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558、503～505、529、535、536页。
〔18〕转引自《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2期。
〔19〕宋锦添：《自觉能动性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8页。
〔20〕〔33〕〔34〕〔35〕〔36〕周义澄：《科学创造与直觉》，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3～194、391～395页。
〔21〕苏珊·朗格：《艺术问题》，第62页。
〔22〕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04页。
〔23〕[苏]罗别坚尔格：《现代心理学发展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1页。
〔24〕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
〔25〕芭芭拉·布朗：《超级思维——人的终极能量》。
〔26〕J·O·陆哥、G·L·赫胥勒：《生活心理学》。
〔27〕钱学森：《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载《哲学研究》1980年第4期。
〔28〕引自1980年8月20日《文汇报》。
〔29〕齐振海主编：《认识论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5页。
〔30〕《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84页。
〔31〕[苏]科普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求是出版社1982年版，第198页。
〔32〕转引自B·M·凯德洛夫：《论直觉》，（苏）《科学与宗教》197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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