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近代小说暨陆世谔国际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近代论文,国际研讨会论文,小说论文,暨陆世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10月8日至11日，来自北京、上海、福建、广东、湖北、广西等省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来自日本、韩国的代表六十多人，聚会江南古镇朱家角，参加由华东师范大学、江苏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上海青浦区朱家角镇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上海近代小说暨陆士谔国际研讨会”。郭豫适先生在开幕词中，对上海近代小说和陆士谔研究的现代意义作了精辟的论述；徐中玉先生寄语广大研究者继承前辈作家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将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结合起来；著名华裔学者唐德刚先生也专门给研讨会发来了贺电。与会者提交的学术论文、大会发言，从不同的角度，就近代小说特别是陆士谔研究的若干学术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突破性的学术见解。会议开得热烈紧张而富有成效。研讨会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
一、关于近代小说的研究
就近代小说研究而言，本次研讨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许多研究者运用了新理论、新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近代小说作了新颖独到的研究，发表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有利地推动了近代小说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从总体上来看，研究者将这一时期的小说放在我国小说由古代向现代转型、中外文学思想交汇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探讨其发展、变化与特点，揭示其演变规律的。这其中既有对近代小说类型、小说思想等问题的较为宏观的把握，又有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细致深入的辨析。胡胜先生（辽宁大学）在《近代神魔小说试论》中指出，传统的神魔小说发展到清末民初，有一大部分作品神魔色彩淡化，神魔二元对立逐渐消失，形象的现实寓意越来越强，可以视为新小说类型（科幻）的发端。苗怀明先生（南京大学）的论文《从公案到侦探——论晚清公案小说的终结与近代侦探小说的生成》，通过对公案小说在晚清特定的历史时期演进情况的剖析，揭示晚清中国小说转型的具体过程及其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李舜华女士（复旦大学）的论文《“女性”与“小说”与“近代化”——对明中叶至晚清民初性别书写的重新思考》，从“女性”与“小说”结合的角度来切入中国小说的“近代化”历程。罗嘉慧女士（广州大学）在提交的论文《谈近代小说发展与近代经济社会形态之关系》中，着重指出小说成为特殊的商品之后，其商业性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审美倾向：功利性、通俗性、消遣性，缺乏深刻的人文精神。王进驹先生（南京师范大学）在大会发言中，结合明、清两代“自况体小说”的演进情况，研讨了“自况体小说”在清末民初的发展变化，对徐枕亚、苏曼殊等人的这类小说进行了极具启发意义的解读。韩洪举先生（信阳师范学院）着重比较了晚清与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异同，见解相当深刻。侯忠义先生（北京大学）、张兵先生（复旦大学）、于润琦先生（现代文学馆）分别对近代小说的分类、作家的评价发表了极具启发性的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兴趣与赞誉。来自韩国的年轻学者朴捧淳女士向代表们介绍了谴责小说在韩国研究的情况。日本学者大塚秀高先生对《官场现形记》的海盗版的考据，很具功力。
与会者还对一些重要的近代小说作品、作家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陈文新先生（武汉大学）在与王同舟先生合作的论文《〈新石头记〉的文化解读》中，指出吴趼人以“保全国粹”来救国保种的文化心态，对《新石头记》的叙写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小说的后半部，作家在描绘理想中的“文明境界”时，产生了想象的错位，造成作品主旨与材料、材料与材料间的矛盾。汪叔子（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对刘鹗被捕一案作了详尽的考察，他的《近代史上一大疑狱——刘鹗被捕流放案试析》一文，依据清廷外务部档案等史料来揭示此案之真相，对于刘鹗研究大有帮助。
近代小说家往往同时又是理论批评家，他们在从事小说创作的时候，又常常从理论批评的角度对小说的创作、发展提出自己的主张与见解，指导小说的创作。因而，将小说研究与小说理论批评结合起来，是非常必要的。在这次研讨会上，也有不少的学者提交了这方面的论文。罗书华先生（复旦大学）在题为《晚清文学三界革命比较论》的发言中，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加以比较，围绕“三界之构成”、“革命又的深浅”、“革命之后（成）果”和“政治的意味”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提出了不少见解独到的观点。王意如女士（华东师范大学）的论文《中体西用的一次文学实践——论近代小说创作思想对传统的返归》，对近代小说创作思想作了剖析，指出在甲午战争以后，小说被近代知识分子选出来作为“先进的器物”而被纳入“文以载道”的传统中，是“中体西用”的一次具体的文学实践。潘建国先生（上海师范大学）的论文《由〈申报〉所刊三次小说征文看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从《申报》刊载过的三次小说征文启事，即1877年的照图征小说、1895年传教士傅兰雅的“求著时新小说启”和1904年商务印书馆的小说征文，通过比较研究，考察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把握新小说的成长脉搏、成熟期的面貌。谭帆先生（华东师范大学）《清后期小说评点麈谈》，从“传统小说评点之余波”、“小说评点的‘旧瓶装新酒’”、“小说家的‘自评’及其源流”、“小说评点之批评”四个部分，详细梳理了清代道光年间之后小说评点的发展、演变与特点，对总体把握晚清小说评点意义非小。
二、关于陆士谔研究
陆世谔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小说家，一生创作一百多部小说，是当时最多产的小说家，也是一位渴望国家昌盛、关注现实人生、追求社会进步的小说家。但是，长期以来，对陆士谔及其小说创作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评价偏低。这次研讨会，代表们对陆士谔及其小说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在陆士谔小说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的总结、著作版本考订诸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实事求是地确认了陆士谔小说的价值以及陆士谔在近代小说发展史上应有的地位，可以说是对陆士谔及其小说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许多专家对陆士谔长期遭受冷遇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欧阳健先生（福建师范大学）认为，造成该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是相关资料的缺乏；二是缘于权威的论断。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没有出现陆士谔的名字，对他的小说作品也持贬意，阿英的《晚清小说史》虽多处提及陆士谔，评品却一律取贬抑的态度。两人的观点长期影响着后来的研究者。陈年希先生（上海师范大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陆士谔长期被误认为是民国初年才从事创作的旧派小说家和以医生为职业的业余小说家；以通常对小说评价的标准来看待他的小说，认为艺术价值不高，不值得研究。对此，与会者提议，应先从整理陆士谔的小说作品开始，突破传统观念，大力加强对陆士谔及其小说作品的研究。本次研讨会，在很大程度上为以后的研究确定了方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陆士谔作品的分析、评价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重点。新的理论观念与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又是一个显著的研究特色。纪德君先生（广州大学）《陆士谔社会小说的叙事艺术》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陆士谔社会小说在我国小说叙事艺术由古代向近代过渡、转换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与意义，视角新颖，很有新意。洪涛先生（香港城市大学）认为陆士谔《新水浒》的特点之一是“时代错置”，他的论文《陆士谔〈新水浒〉与近代〈水浒〉新谈：论时代错置问题》对小说以时代错置显示人物变异的时代意义作了别具特色的阐释。吴淳邦先生（韩国崇实大学）在题为《陆士谔的〈新上海〉与〈新中国〉》的大会发言中，对陆士谔小说的构思方法、题材特点、作者现身直叙式写作特点作了探讨。在《实录与评论：陆士谔社会小说论》一文中，王学钧先生（江苏社会科学院）富有创见地将陆士谔定位于“市民职业小说家”，并对他以《最近社会秘密史》为代表的社会小说进行了剖析，认为作品中贯注着陆士谔的基本思想：“生计问题最为重要”。作者指出，这恰是晚清市民职业作家的重要观察点，也体现出了陆士谔社会小说的现代意义：关怀民生。汤哲声先生（苏州大学）对陆士谔与吴趼人一起创立了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文体：故事新编，给又＼予了高度的肯定。徐君慧先生（广西大学）分析了陆士谔在《新水浒》、《新三国》、《血泪黄花》、《新中国》、《新野叟曝言》等几部政见小说所提出的治世之方与对未来的憧憬。叶辉女士（复旦大学）在《从〈新上海〉窥探近代上海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心态》一文中，分析了陆士谔以及当时上海一部分知识分子某些超越同时代的边缘化心态，认为陆士谔在这部小说中以一种边缘化的心态对主流文化中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及精英意识进行了颠覆。
另外，崔溶澈先生（韩国高丽大学）的论文〈陆士谔的著述概况及版本考察〉，对陆士谔的著述情况与版本作了详尽的辨别、分析。田若虹女士（广东潮州韩山师范学院）对陆士谔的小说以及医著、杂文考辨翔实。陈年希先生进一步建议从陆士谔的小说中发掘他的生平思想和著述目录。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必将有助于推动对陆士谔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研讨会上，陆士谔之孙陆贞雄先生对其祖父的生平和家史作了介绍。
三、关于上海近代小说研究
上海近代小说不但是我国近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我国整个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近代小说绝大多数，其创作、出版与发行都集中于上海，研究上海近代小说具有重要的学术、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这次研讨会总体上来说，除对陆士谔研究较为突出外，对上海近代小说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这和上海在我国近代小说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远不相称，亟待加强研究。
如何加强对上海近代小说的研究，与会者各抒已见，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胡晓明先生（华东师范大学）认为，文学研究如果将编年史方式和地域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所得出的结论更具说服力。编年史的研究方式可以全面、细致地梳理和展示文学的实际发展情况，地域文学研究可以在具体的文化、环境之下揭示该地域的文学发展，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可以为文学提供一个相对真切的发展历史。他代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上海近代文学编年史”课题组，向与会的专家、学者介绍了本课题具体的分类情况与进展情况，获得了与会者的广泛兴趣与高度重视。陈美林先生（南京师范大学）在《沪苏一体，推进近代小说研究》的发言中指出，研究上海近代小说，既要考虑西方文明的影响，也要考虑处在不断变革中的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他认为研究上海近代小说，要与江苏、浙江尤其要与苏南、浙西作整体研究。陈大康先生（华东师范大学）在《关于近代小说研究的一点思考》一文中，对上海近代小说的研究发表了三点看法：一要加强基础研究，目前研究的覆盖面明显偏小；二要突出近代小说过渡转换作用的研究；三要重视传播问题研究的重要性。
对传播媒介在近代小说发展中的作用，与会专家、学者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李时人先生（上海师范大学）在《近代小说与报刊杂志》中，对此发表了精辟的见解。袁进先生（上海大学）《试论晚清小说读者的变化》一文，从读者的角度来讨论晚清小说的创作和传播媒介的关系，很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程华平先生（华东师范大学）在题为《传媒发展与小说理论批评形式的近代变革》的发言中，讨论了在近代传播媒介影响下，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形式的近代转化情况。不少代表在发言中指出，研究以报纸、杂志与新型书籍为代表的传播媒介在近代小说发展中的作用，这方面的工作已开展起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做得还远不够，还必须大力加强。
萧相恺先生（江苏社会科学院）在闭幕会上对本次研讨会作了总结。本次研讨会的代表，有老一辈著名的学者，也有一批中年学术骨干，更有一大批充满活力的年轻的后起之秀，既有近代文学研究的专家，也有古代小说、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各有优势；所研讨的问题涉及的面广，许多专家的发言，视角新颖，分析细致，见解深刻，很具有突破性。特别是对陆士谔的研究，使这一领域的科研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次研讨会，将在小说的研究界产生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