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法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回顾与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法论文,探析论文,基本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不仅面临着基础比较薄弱的困境，而且正处于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快速变革过程之中。同时，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日益深入人 心，依法行政、政府依法理财，也必然会逐步成为新世纪的时代潮流和人民群众的强烈 愿望。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我国财政法基本问题研究状况的回顾，探讨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我国财政法制建设应当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为此将首先阐明作者对财政概念的认 识，以作为探讨其他财政法制基本问题的前提，然后将依次回顾和分析我国法学界对财 政法的内容体系、地位和基本原则等问题的研究状况，以期对我国财政法学研究的深入 和财政法制建设有所裨益。
一、财政的概念问题
从词源和语词形式方面来看，据前苏联学者考证，财政一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fintio 一词，13—14世纪时意大利使用这个词表示按期义务缴款；16世纪时法国把义务缴纳国 税称为财政，以后逐步被各国使用，成了国家为完成其职能而动员起来的一切基金的总 称。我国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财政被称为“国计”，意为国家财赋的计算和收支； 英文中的财政一词即public finance，是由日本学者采用汉语财与政的词义，将其译为 财政，20世纪初传入中国；应当说，财政这个词翻译得很成功，它把财和政结合起来， 准确地表现了财政作为政治和经济连接点的基本特征。
在我国财政学界，对财政的本质主要有以下六种不同的界说，即国家分配说、价值分 配说、资金运动说、社会共同需要说、公经济说和剩余产品说。近年来公共财政轮在理 论界和实务界都逐渐占了上风。从论题的一般框架和论证的需要来看，本文也有必要首 先表明作者对财政概念的一般看法，以作为探讨财政法基本问题的出发点。
财政概念常常被人们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因而被赋予多种意义。首先，财政可以 是指一种活动，即政府代表国家或凭借其社会代表身份，基于国家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 配的行为。作为活动或活动过程来看的财政，强调了国家的特殊主体地位和财政的意志 性特点。现代西方财政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其主要特点就是把财政作为政府有意识的 甚至经济人性质的选择活动加以研究。活动或行为意义上的财政，是财政法规范的对象 。
其次，财政可以是指一种制度，即财政活动据以运行的机构和规则体系；作为制度来 看的财政，突出了财政活动的规范性和有序性，构成了财政法的主要内容。
再次，财政还可以是指一种社会关系。作为社会关系来看的财政，既可能是指从过程 来看的国家机关之间以及它们与财政行政相对人之间，在财政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相互制 约的或管理性质的社会关系，即财政行政关系；也可能是指从财政分配结果来看的各种 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即财政经济关系；还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本文认为， 无论是哪一种财政关系，都是财政法规范或调整的对象。
最后，在日常使用中，财政关系有时也可能不太严谨地用来指财政法律关系；严格地 说来，财政法律关系应当是法律对财政关系调整的结果。
从内涵方面来看，如果把财政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来考察，那么，在最一般的意义上， 可以把财政视为一定社会的代表机构为满足一般社会需要，以社会名义进行收入或财富 支配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主体一方的社会代表性和目的的公共性，是财政最重要的特征 。近年来逐渐占上风的公共财政论，也正是强调了财政的这一本质特点。
人类自诞生以来，虽可能有些象孤岛上的鲁滨逊那样的例外，但就长时期和大范围而 言，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体之内进行生产活动。马克思说：“在任何社会生产……中 ，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消 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 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当出现了剩余产品以后，在其成员或多或少分化了的社会组织体 之内，是否存在某种稳定或不稳定的、正规或非正规的代表机构，以及它如何为其全体 成员的共同需要来执行这种代表职能，目前只有一些零散的、片断的材料，难以确知其 整体图景。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在未来“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 社会”中，对社会成员的劳动产品也要进行六个方面的扣除，尽管他没有也不可能详细 地描述由何种机构以何种具体方式来进行这种扣除，并用这种扣除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 要。
如果说我们对早期原始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形还不甚了了的话，那么，有文 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则可以使我们确信，自从国家诞生以来，国家就一无例外地充当了这 种社会代表的角色，承担起了用社会剩余产品中的一部分满足一般社会需要的职能，尽 管掌握着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总是会利用这种便利来谋取一己私利，并且总是会将其私 利置于社会的一般需要之上。因此，一部王朝和国家兴替的历史，就不能不充满着捐税 、俸禄和军费一类的字眼；在中国历史上，财政的崩溃更是一个个封建王朝灭亡的重要 原因之一。的确，如果一个王朝的财政不能最低限度地满足一般社会需要，那这个王朝 本身也就必然会被社会所抛弃。反之，能被大多数社会成员在较长时期内接受或容忍的 稳固平衡的财政，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必要条件。为此，作为本文以后分析的起点 ，在此可以给财政作一个更为严格、因此可能也更少争议的定义：财政是国家政权机关 基于国家权力并以社会名义所进行的收入、支出和国有资产及资源的管理活动；从法律 调整的角度来看，财政也可以是指国家政权机关以社会名义进行此类活动时所发生的各 种社会关系。至于在早期原始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代表机构为其全体成员 利益进行的剩余产品分配是否属于财政的问题，本文限于论题存而不论。
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国家政权机关所进行的收入和支出活动，主要采用劳 役和实物形式。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魔力，自然而然地使国家 逐步但却坚定地最终选择了货币形式。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前苏联和我国的一些财 政学文献甚至认为，财政是和商品经济相联系的范畴。这种观点夸大了收支形式的意义 ，忽视了一切阶级社会中国家收支行为的共同特征，因而也难以被财政学界广为接受。 从客观现实情况来看，即使在我国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地方基层政府要求农民出义务工 ，本质上也属于一种政府对劳动力资源的支配，与古代的劳役至少在形式上并无多少差 别。
在财政的物质形式随着经济生活的变化而发展的同时，财政活动的主体、即国家政权机关的形态也在逐步演化。然而，无论其采用国王、皇帝、君主立宪还是总统制或内阁 制的民主共和政府形态，任何国家政权机关都不能不为其自身、并同时为社会进行某种 形式的收入和支出活动。国家政权机关的形式越是精巧，它进行收支活动所形成的社会 关系及财政关系就越是复杂，从而用法律手段来规范这些关系就显得更为必要。同时， 不仅国家政权机关内部的不同部门之间在财政分配上存在着利益冲突，国家政权机关自 身的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之间，也是既有交叉、重合的部分，又各有其自身的独立性 ，因而也有相互冲突和矛盾之处。正是国家政权机关的内部及其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 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从根本上决定了对财政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必要性。于是， 在人类法律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也就逐步形成了一条明晰 的支流。在中国，远在夏商周三代，就有组织财政收入的“贡、助、彻”制度，在财政 支出方面则形成了“量入以为出”的思想，后世各朝代更有日益完备的财政收支制度。 在西方，早在古罗马王政时代，也已产生了由军伍大会(comitia centuriata)选任税务 官和决定纳税事项的制度。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又确立了财政民主、预算平衡等一 系列法律原则。在前苏联的法律体系之中，财政法更取得了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
总之，财政是与国家政权机关相联系的概念，以其社会公共性为重要特征，这就要求 财政法必须把对国家政权机关自身收支行为的规范放在重要地位。
二、关于财政法的内容和体系问题
对财政法的内容和体系问题，前苏联学者们就曾发生过争论。一般认为，财政体系从 经济属性上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集中性的国家财政，另一部分是非集中性的部门 财务(相当于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财务)。一部分前苏联学者认为，这两部分都属 于国家财政；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只有国家机构进行的集中性财务，才属于国家财政的 范畴。由此出发，他们对财政法的内容范围和体系认识也发生了分歧。例如，前苏联财 政法教科书作者M.A.古尔维奇就认为，“国家预算、税收、信贷、保险以及国营企业和 组织的财务等结合起来构成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财政体系，苏维埃国家利用这种财政 体系进行财政活动。”相应地，财政法的体系也就包括国家的财政活动(即国家的财政 体制和财政职权划分)、预算法、税法、国家信贷、国营保险、国家支出、信贷和结算 、货币流通、以及财政监督等。
在我国，八十年代的文献与当时刚刚开始受到改革触动的计划财政体制相适应，倾向 于采用较广义的财政法概念。例如，西南政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1983年4月编印的《<财 政法概论>教学大纲》，内容体系上主要由财政管理体制，预算法、税法、国营企业财 务、预算外资金管理和财政监督法构成；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经济法教研室1987年8月 编印的校内用书《财政金融法教学大纲》(试用本上下册)，其中上册财政法原理部分也 采用了广义的财政法概念，其体系由财政法的基本原则、财政权制度(与财政管理体制 内容部分相同——引者注)、预算法、税法、财政支出制度、基建投资法、财政监督制 度和财务管理权(单位财务管理——引者注)等部分构成。发行数量较大的罗玉珍教授主 编的《财政法教程》，在内容体系上与上述两本大纲基本相同。然而，与前苏联的大财 政法观点不同的是，保险、信贷、结算和货币流通等，从未被我国学者视为财政法的内 容。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当时的公有化程度和经济集中控制程度不如前苏联高，财政在我 国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也不象前苏联那样突出和高高在上。与前苏联一度把银行、保险等 行业的业务都视为财政的工具或分支不同，我国的银行和保险业从建国时起对财政就有 更多的独立性。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主要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法学之中会计法、审计法与 基建投资法等的独立化，财政法学文献转而开始采用较狭义的财政法概念，而且主要由 于法律法规和规范数量的增加，税法有日显重要、并逐步分化、甚至单独成为一门学科 的趋势。例如，刘剑文教授主编的“九五”规划高校法学教材《财政税收法》一书，一 方面在书名上突出了税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其内容体系只包括了财政管理体制、预算 、国债、税收和税收争讼几个部分。潘静成、刘文华教授主编的《经济法》则主张，“ 我国财政法的基本内容一般包括财政法总则、国家预算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税收法和 财政监督法等。”同时，在章节体系的安排上，该书也把税法作为与财政法并列的一章 。杨紫烜教授主编的《经济法》从财政收入和支出的角度入手，认为广义的 财政法的体系由预算法、税法、国债法、政府采购法和转移支付法等构成，狭义的财政 法体系则不包括税法，作者称“这是从税法的诸多特殊性，以及税法在保障财政收入和 宏观调控等方面的重要地位考虑的”。相应地，该书在章节体系的安排方面也将税法作 为与财政法并列的一章。杨萍、靳万军、窦清红所著《财政法新论》一书，虽然认为财 政法的体系除公认的几个部分之外，还包括财务管理法、国有资产管理法、会计法及财 政监督法等，但该书的内容体系实际上只包括了财政管理体制、预算法、税法、公债法 、财政收支平衡法和财政监督管理法。蔺翠牌教授主编的《中国财政法学研究》一书， 在体制和内容体系上则仍然坚持广义财政法概念的思路，包括了财政体制、预算法、预 算外资金管理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税法、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法、会计 法、基建投资法和公债管理法等。
综上所述，从总体上来看，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狭义的财政法观念似乎占了主 导地位。与此相适应的是，税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社会保障法、国有企业财务等等， 已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专著或教材，表明了这些领域日 益增加的重要性和相对独立的趋势。
最后有必要提一下所谓涉外财政、国际财政或国际税收问题。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东欧 阵营的全盛时期，主要由于经互会国家的政府之间经济联系比较密切，前苏联财政法学 界提出了国际财政关系的概念，并认为有必要建立“国际财政法科学”。我国新近的一 些有影响的财政学著作，对开放经济下的财政问题或国际财政问题，如国际税收、关税 、外债等问题，一般也列出专章进行论述。但目前在法学界，涉外税收一般由国际经济 法学科研究，财政法学文献对此似尚未涉及。
笔者倾向于认为，广义的财政法观念，经过适当的限定，可能更适合于我国财政关系 的统一法律调整。从本质上来看，财政管理体制、预决算、税收、国有资产管理、支出 管理(政府采购、转移支付、政府投资、临时性支出等)、国家信用(国家公债、政府借 、贷款)、预算外资金管理、社会保障、财政监督、国家对国有企业财务的管理和监督 ，以及财政诉讼等，都属于国家收支活动的范畴或领域，或与国家收支活动密切相关， 因而都应当属于财政法规范的对象，对这些领域应当适用统一的财政法基本原则。当然 这并不排除某一个别领域有其自身的特殊原则，或者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至 于所谓国际财政或涉外财政，在当前其主要内容属于税法的范畴，尚不足已构成财政关 系中一个独立的领域，故可在税法中进行研究，无须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财政法律制度 。
三、关于财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
自国家和财政产生以来，也就同时产生了以法律手段调整财政关系的主、客观需要。 然而，在中国和外国的古代法上，虽有大量的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但主要由于当 时的财政所依附的国家的专制性质，以及法律体系自身演化的历史局限性，诸法合体的 古代法上不可能有财政法的独立地位。
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掀开了财政关系变革的新篇章。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是新型的 资本主义式的财政关系的确立。然而，在近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确立这种新型财政 关系的法律规范主要是集中在宪法和行政法之中。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前苏联的一些法学工作者们首次提出苏维埃财政法 是苏联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独立法律部门。按照前苏联一些学者的看法，“资产阶级 国家的财政法关系主要是税法关系……资产阶级学者们认为税法关系是一种行政法关系 或国家法关系”。而在前苏联，按照学者们当时的看法，一方面财政关系就其阶级性质 而言不再具有剥削性，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单位、银行 和保险机关都由私人掌握，因而不受国家的直接调整；而在前苏联国有制条件下，上述 这些单位间的经济往来具有了国家财务活动的性质，这就需要有一个独立的、或相对独 立的法律部门来规范。在前苏联，财政法虽然也是以一般的宪法规范作为基础，但是它 所调整的只是苏维埃国家多方面活动的一个方面，即财政活动。”“苏联财政部系统中 所包括的各种财政信贷机关间的关系，如果不直接与这些机关执行其职能——动员和分 配货币资金，拨款，贷款，监督各单位遵守专款专用和节约国家资金的制度——相联系 ，则建立在国家管理的一般原则上，受行政法的调整……如果财政信贷机关作为一种进 行财政活动的机关，作为一种受国家委托征集货币资金，对有关权力机关所批准的发展 国民经济、教育和保健事业等措施进行拨款和贷款的机关，那么它们的活动以及因其活 动而发生的各种关系，都由财政法调整。”至于财政法与民法的区别，一般主要是强调 民事关系主体的非国家性质，民事关系内容的对等性，民事关系发生的平等性。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前苏联，对财政法的地位问题也存在着认识分歧。除了占主导 地位的独立部门法观点之外，还有认为财政法是“相对独立的部门法”、“行政法的一 部分”或者“综合部门法”的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财政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法律体系的结构中是否包括综合部门法等问题上。从发展过程来看，苏联在列宁领导下 制定的第一部宪法的第五章就是预算法，从那时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预算法的研究 ；1926年，库特利亚列夫斯基教授的《财政法》一书问世，“走出了第一步”；1928年 佐格拉科夫教授的《行政财政法》一书出版，认为财政法是行政法的一部分；经1938— 1940年的大讨论，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公布了《苏联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研究提纲》， 指出应按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划分不同法律部门，财政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地 位得以确立，并为高等学校决定了教学提纲和教科书。
我国建国之后到1957年，由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处于初创时期，受前苏联法学界影响较 大；同时由于建国时间短，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所以这一时期我国自己的法理学和 财政法学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因而我国法律体系的结构以及财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问题，尚未得到认真的讨论。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学者自行编撰的第一部《中 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之中，专列了比较详尽的“财政法”词条，并且在体例编排上独 立于行政法和经济法，反映了当时我国法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依然还受着前苏联法 学界的影响。然而，随着经济法学的发展和日益成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几 乎所有的经济法学教科书中，财政法都被列为专门的一章；教育部主持制定的《全国高 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之中，也把财政法列为经济法学的教学内容。 可见，把财政法作为我国经济法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法学界目前的主流观 点。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文献认为，财政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因为“经济法调整生 产全过程中、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上各经济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 而财政法则调整局限于分配和再分配这个媒介于生产和交换之间的环节上的各财政主体 所发生的财政关系，即以国家为主体参予的分配关系。因此，可以说，财政法所调整的 是带有行政色彩的或具有行政性质的特殊经济关系，所以财政法又有别于行政法……财 政法和经济法的区别还在于……财政法当然也不存在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任务。”直到 前不久，仍有学者认为，财政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特定的调整方法和较完整的法律体 系，是一个“介于经济法与行政法之间，并主要运用行政的方法来调整财政经济关系和 财政行政关系的独立的法律部门”。但这些学者同时又认为，“经济法是财政法的基础 ，经济法有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均可适用于财政法”，没有试图使财政法与经济法 比较彻底地“脱钩”。还有些文献认为，财政法是居于第三层次的独立部门法，内容包 括财政体制、预算、税收、财政支出、基建投资、财务管理(单位财会)。
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主流派观点的主张似乎更适合中国的实际。财政法之依附于经 济法，犹如婚姻家庭法之依附于民商法一样，乃是现实条件下的客观使然。尽管财政关 系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我们不可能将调整每一种特殊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都作为一个 独立的法律部门；同时，财政关系毕竟仍然属于社会性经济关系的大范畴，因此，将财 政法作为经济法体系中一个相对独立的亚部门，不仅不存在根本性的体系冲突，反而可 能更有利于其发展和与其他经济法律制度的协调。此外，这样做也并不妨碍学者们将财 政法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李鹏委员长所做的《全国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关于法律部门，法学界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常委会 根据立法工作的实际需要，初步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 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 法”，并把“完善财政税收方面的法律”作为完备经济法方面的一项任务。由此可见， 目前主流派的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官方的采纳。
四、关于财政法的基本原则
明确提出并阐述我国财政法基本原则问题的文献之中，较早且影响较大的，有罗玉珍 教授1985年主编的《财政法教程》。该书第一章第四节认为，我国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有 五项，即保持财政收支平衡的原则、开源节流的原则、区别对待，合理负担的原则、统 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原则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同一节还对这些原则的内容作 了扼要阐述。中国人民大学原法律系经济法教研室1987年编印的《财政金融法教学大纲 》上册财政法部分，除以上五项原则之外，又加上了社会主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正确 处理三者利益关系两项原则，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尤其是财政体制的改革，学者们对财政法及其基本 原则问题的研究也不断深化。蔺翠牌教授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的 《中国财政法学研究》，是这方面的一部力作。该书第六章以整个一章的篇幅，首先说 明财政法原则的概念、涵义、分类、特征和确立依据，然后将财政法原则分为基本原则 和特有原则两大类，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该书作者认为，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 穿于一切财政法规之中，在调整财政关系中具有普遍的规律性，始终起指导作用”的原 则；这类原则包括民主理财、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正确处理物质利 益关系、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依法治财等五项；而财政法的特有原则则是指“ 贯穿于部分财政法律之中，在调整某些方面的财政关系具有普遍的规律性，在某些领域 起着指导作用”的原则，主要有普遍缴纳与公平负担、合理分配财政资金与优化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三项原则。该书第一次在财政法学著作中以整个一章 的篇幅比较详尽的论述财政法原则问题，突出了财政法原则的重要地位，使这一问题在 此后的财政法学文献中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它还首次明确提出了民主理财、依法 治财的基本原则，代表了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即使在今天，这些见解也依然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并且首次明确区分了财政法基本原则和只适用于某些财政关系 领域的特有原则，表明了对财政法原则问题认识的深入和创新。当然，在今天看来，该 书的一些提法还不能令人满意或者值得商榷；同时，对不少问题，该书只是有所触及， 未能深入探讨。尽管如此，此书对财政法原则问题的研究在当时仍称得上达到了领先水 平。
需要提及的是，在财政法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对税法原则进行了专门探讨。谢怀孃教授的论文“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是我国较早介绍资本主义 国家税法原则的文献，发表后曾被广泛引用。刘隆亨教授的《中国税法概论》，严振生 教授的《税法新论》，张守文教授所著《税法原理》，徐孟洲教授主编《税法》，以及 杨萍、靳万军、窦清红所著《财政法新论》中的税法部分等文献，都对税法的原则问题 作了探讨。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税法在财政法中的重要地位，但另一 方面，税法的基本原则，毕竟只能适用于以税收形式组织财政收入这个领域，既不可能 充分考虑对财政支出加以规范的要求，也不能解决对政府以其他形式组织财政收入进行 规范的问题，因此不能把税法的原则等同于财政法的原则。
从总体上看，我国财政法基本原则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产生时间晚。建国之后，由于长时期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财政法学的研究起 步较晚。相应地，对财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见于法学文献。
第二，历史印痕较深。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财政制度也 经历了多次变化，而每一次变化的重点，在当时研究财政法基本原则的文献中都得到了 反映或强调；这种状况虽反映了我国财政法学研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不断地逐步 深入，但无异也影响了基本的财政法律观念的稳定和确立，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助长 那种认为财政是一个可以由政府“任性”的领域的错误观念。
第三，对财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几乎只见于教科书，迄今尚无专题研究文献，反映 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还没有投入应有的关注和精力。
第四，对财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比较注意党或政府的政策文件，也比较注意从经济 学和财政学的成果中吸取养分，但从总体上看，对财政法基本原则的一般规范性及其与 具体财政法律制度的有机联系，还缺乏深入具体的研究，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研究 成果的意义和指导作用。
第五，对财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各种文献认识和表述都有较大差异，法学界的认识 还远没有统一。
上述情况表明，在完备我国财政法制的过程中，仍需对财政法的基本原则进行深入地 研究。
五、关于外国财政法学文献的译介问题
我国的财政法学研究，是从引进、翻译和介绍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财政法起步的。从 现有资料来看，[苏]M.A.古尔维奇著、刘家辉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 《苏维埃财政法》，是出版较早、较有影响的一部译著。该书根据苏联国立法律出版社 1954年版本译出，中文27.3万字，虽是一本大学教科书，因而对研究者难免有深度不够 的遗憾，但却又有能较全面反映苏联当时财政法学研究定型成果的好处，故在五十年代 的中国，当为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法和建立中国财政法学体系难得的参考资料。该书 在正文第1页就写道：“国家权力机关和包括财政机关及信贷机关在内的国家管理机关 ……所进行的旨在使国家能掌握货币资金的活动，就是苏维埃国家的财政活动。”这一 财政活动的定义在今天看来虽已显得过时，但的确反应了苏联当时计划经济财政的特点 和一般范围。该书没有采用财政法基本原则的提法，而是使用了“财政活动的原则”这 一概念。作者认为，“苏维埃国家进行财政活动所依据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苏维埃 民主、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计划性、社会主义法制。”能在20世纪50年代倡导社会主 义国家财政法律制度的民主原则和法制原则，并照顾到苏联作为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的 特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些原则所体现的内在精神至今仍有其意义，尽管其时代内 容将不得不随社会的变迁而改变。
在改革开放之后，李建英编译的《苏联财政法》一书是值得一提的外国财政法文献。 该书系根据前苏联1978年和1982年两本作者不同的大学教科书编译的，由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1985年出版，全书共18万余字，介绍了前苏联在财政法学研究方面的各种不同意 见。除了前苏联的财政法学之外，对其他国家的财政法，我们多是只鳞片爪地在经济法 学文献中十分简略地一带而过，少有系统详实的译介。这里应当提及的文献主要有两本 。一是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编著的《日本经济法》(地质出版社1982年9月版)一书中， 对日本财政法有较多的介绍；尤其是书中关于日本战后财政重建的内容比较详实。另一 本是由郭庆云翻译、法律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罗马尼亚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法、罗马 尼亚财政法》。这两个法是由原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1972年通过，1979年7月6日修改和 补充的。其中的《财政法》共有十一章，两个附件，调整几乎所有的资金运动，是典型 的计划财政模式的规则化和法律化。
近年来，随着财政改革深化的需要，财政部组织了对国外财政情况的系统考察，并将 考察报告结集出版。如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由财政部国际合作司编写的《 国外财政考察与借鉴′96年集》，介绍了几十个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情况；由财政部财政 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编著的《外国财政制度丛书》，已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9 月和1999年11月分两批出版了12本，分别介绍了美、德、日、法、英、荷兰、加拿大、 俄罗斯、埃及、印度、新加坡、匈牙利等十二个国家的财政制度。但可能由于目的和篇 幅的限制，这些著述主要偏重于财政工作实务和财政学角度的介绍，对各国财政立法涉 猎不多，对其财政法学研究情况则基本上没有涉及。例如，该丛书中的《俄罗斯联邦财 政制度》分册，虽提及俄预算体系形成的原则包括统一性原则、完整性原则、公开性原 则、正式性原则和独立性原则，但并未提及俄联邦现时财政法的地位及其基本原则等问 题。
在西方国家财政法学文献的译介方面，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现代以来在财政法学的研究 方面未见有重大进展，但他们在财政学领域的一些研究成果，为财政法律制度的构建提 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由布坎南(James M.Buchanan)和塔洛克(
Gordon Tullock)所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布坎南主要因这项理论获1986年诺贝尔经济 学奖。布坎南在其《民主财政论——财政制度和个人选择》一书中指出，传统财政理论 的不足在于忽视个体公民的选择对财政决策的影响，“如果假定政治制度是切实民主的 ，那就必须假定个人以各种方式参与做出财政选择。当然，他们可能是相当间接地、有 时几乎是没有意识地参与做出财政选择，但他们的行为却是进行科学探讨的适当题目。 在这方面，我们的知识中的可畏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个人在集体 决策过程中的行为。我们也需要更多地了解把个人的偏好传递并转化为集体结果的制度 的运行情况。”为此，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定、成本收益分析等概念和 方法，应用到政治和财政决策领域，指出政治家和选民一样，作为理性和自利的人，在 政治选择和决策时，也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因此，财政制度的设计，对公民个人和 政治家们的财政选择影响重大。布坎南和塔洛克早期的合著《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 的逻辑基础》一书，对两院制、简单多数表决和合格多数表决等政治决策制度，进行了 深入的经济学分析，奠定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坚实基础。公共选择理论虽然主要关注个人 偏好转化为社会决策的现有机制是否有效和有效率，迄今并未将重点放在财政法律制度 的构建上，但却为此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除了公共选择理论之外，西方财政学方面的其他一些理论进展，如关于财政收支的效 率分析、关于政府开支膨胀的原因等，我国的财政学界有不少译介；我国宪法学和行政 法学文献中，也零星地涉及外国财政法律制度。
总的来看，一方面由于法学界投入财政法的研究力量较少，加之我国财政自身的特点 和中外宪政体制框架的差异，使得我国财政法学的研究难以更多更好地借鉴外国的经验 和教训，有必要在今后对此进行专门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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