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娟[1]2003年在《传递与诉求》文中提出艺术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而设计却有章法可循。本文以接受主义美学、符号学和格式塔心理学作为文章理论的框架，提出在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当下，城市景观情感在发生、发展、变化过程中与城市物质构建体系发展对比而体现出由于城市景观情感缺失导致的社会公众精神匮乏的问题。然而，社会精神文化的覆盖面极广，内容涵盖诸多方面，本文仅从艺术的角度，以城市景观为切入口，讨论由城市景观产生的情感和由此情感带来精神上的诉求。目前我国城市公共艺术发展日新月异，在物质层面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物质层面的量的不断更新却没有带来精神层面的质的突破，人们对于城市景观的认知和意识仍停留在落后的阶段，急剧的物质增长与相对滞后的精神审美之间产生了较大的矛盾。一方面，人们在物质丰裕阶段有对精神文化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落后的审美意识与观念无法满足当下人们对于自我精神追求的欲望。而城市景观作为城市情感塑造的重要方面，它所表达的情感从侧面引导了城市情感的发展方向，它对于情感方面的诉求也正是城市中人对于自我认同、内心需求、价值追求的重要表现方面。本文试图从情感的角度去探讨环境、人、情感叁者关系。对于城市景观，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美学意义，在它身上必须附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这些内涵不仅仅是肤浅的娱乐功能，而应该是当下人自身在处理内心情绪与活动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真实反应。单纯的娱乐性景观是城市不可缺少的调节剂，但不代表它的娱乐功能是最重要的，城市景观应该在满足其娱乐性的同时承载了一定的思考价值和社会意义。每个时代有它自身的特点，每一个地域又有其特征，这些烙印停留在时间的长河中，反映在景观作品里，体现在人的情感中，传递信息，启发思考，这才是城市景观应该有的态度和价值。同时，在城市景观情感中作为起决定作用—人。人对城市景观的欣赏与思考就是对城市景观的二次创造，人们把自己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审美情趣等加入其中，使其意义得到完整和升华。既然人的因素如此的重要，作为解读着和剖析者的人头脑里不能是一片空白，否则再好的景观作品我们停留在它上面的情感仅仅是单纯的娱乐。所以就要求解读者有一定的思想、道德、文化、审美等方面的修养，有一颗承担责任，敢于思考和反思的心，在忙绿的世俗生活中勇于寻找自我，探究人生，思考生命，尊重自然的生活态度和生存准则。因此现代城市景观情感的意义就在于人对于自我、他人、生命和自然的思考与反思，这就是城市景观所表达和诉求的初衷和结果。
赵颖[2]2012年在《山东民间艺术符号在城市景观设计中的应用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主要研究山东民间艺术符号在城市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我国民间传统艺术起源于各个阶段的民间,其艺术风格的塑造是整个社会群体智慧和灵感的结晶,具有纯朴的本土气息与浓厚的地域特色,是民众主观意识在物质世界的延伸。民间艺术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础,唤醒了人们对地方文化重要性的认识,当前社会各个地区出现了城市建设“大一统”的趋势,雷同的建筑、平庸的景观加剧了对景观地域性发展的担忧。但是,植根于民间、来源于生活、具有丰富内涵的民间艺术以其独具特色的本土性与大众性正契合着现代城市景观设计发展的这一需求。民间艺术对现代景观设计有着深刻的启迪和借鉴作用,将它融入现代景观设计,用现代手段盘活它,使其独特的民族风采和现实功能为现代景观设计增添色彩。以期在推动现代景观设计发展的基础上,传承和发扬光大中国的传统民间艺术文化。本文准备从现代城市景观设计的本质内涵和方式方法出发,探讨民间艺术符号在现代城市景观设计中运用的可能性,为现代景观提供更多设计思路的同时,传承民间文化,发扬景观地域特色。山东是东方文化的最古老发源地之一,漫长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中,齐鲁大地的人民创造了中华文化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加剧,尤其是广播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西方思潮的冲击,一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正随着一些老艺人的相继离去,慢慢地失传。整个文化生态系统的变革,导致民间艺术由于缺乏创新而生命活力逐渐萎缩,甚至有消亡的危险,因此,保护好民间艺术对文明的传承进步具有重大意义。山东民间艺术拥有丰富的文化传统和资源,通过元素剥离、创意整合和情感传达,特别是与新技术巧妙融合,如果在城市景观中巧妙运用,会展现出特色鲜明的地域性文化。城市景观承担着体现城市特色、延续城市文脉的重要作用。在城市化水平飞速发展的今天,将会有更多的人涌向城市,人们将越来越追求更高、更好的生活质量和居住环境,城市景观的价值逐渐开始被人们认识和提出。而当前在城市景观文化建设中人们对民俗文化、民间艺术较为忽视,并在地域特色上有所欠缺,表达上存在造型类似、风格相同等若干问题。针对现状,本文从读解民间艺术与城市景观的内涵入手,着重从民间艺术符号的应用价值角度,论述了民间艺术符号在城市景观中表达的可能性与现实意义,以及城市景观设计问题的解决方案和解决途径,并以此为基础总结出可遵循的设计原则。文章的主体部分,围绕着如何恰当的表达山东民间艺术、营造民间传统意境展开。通过对民间艺术起源的阐述和对民间艺术形态的识读,从多个方面分析了山东民间艺术的符号化特征,并提炼出了民间艺术中丰富的符号,作为城市景观设计的元素。同时针对这些元素,结合具体的例证分析,从造型、功能和艺术等多个角度探讨了民间艺术符号表达的思路和设计手法,重点论述了城市景观设计如何对这种民间传统艺术的精髓进行合理的运用与发展,从而丰富了城市景观的设计题材,实现了当代社会追求艺术性、实用性、文化性城市景观的目标。
薛威[3]2017年在《城镇建成遗产的文化叙事策略研究》文中认为城镇建成遗产是人类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经过长期的发展与积淀,才形成了现在的形态和精神内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建成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丰富成果与宝贵经验,形成了名城、街区、文保建筑的叁级保护体系。但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建成遗产或由于对其价值认识不足而遭破坏,或由于看似“积极保护”的建设性破坏而使其价值丧失,走向文化断层与衰亡,忽视创造独特城市文化的主体——人,造成“全国古城一个样”,城镇建成遗产存续的现实日益紧迫,引起了广泛了社会舆论关注。随着国际遗产领域的理论不断成熟,对文化遗产中的“文化”认识日益深化与全面,遗产保护实践也逐渐从传统的建筑物质空间的保护转变到从人类学、文化地理学等其他人文社科层面考察建成遗产的文化整体性、多样性以及面向发展的可持续性层面,遗产的地方性或者对遗产生成的具体语境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遗产保护关注的层面从简单提出保护方法日益走向对遗产保护背后的话语权力与利益机制层面,并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遗产管理走向可持续。本文在解读国际国内遗产理论发展脉络的前提下,剖析我国在城建建成遗产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提出城镇建成遗产应从过度的消费叙事回归到面向生活的文化叙事中来。理解城镇建成遗产必须首先要把建成遗产置于“人时空关联”的视角,而城镇建成遗产的人文社会性特征,空间多元性特征与时间演进性特征反映出城镇建成遗产即是“人时空”的关联复合体,从而建立起城镇建成遗产文化叙事的基本认知理念,以此为基础,解读城镇建成遗产的价值构成与价值的评价要点以及遗产真实性存续。本文积极从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人文社科知识体系如哲学对社会空间的批判性研究,人类学民族志以及文化地理学对城镇社区的地方性研究,特别是文化研究等学科理论中吸收养分,从叙事学中提炼研究框架,建立以“文本-语境”为核心的文化叙事策略。“叙事”在本文即作为一个对事物认知的基本立足点,同时也作为一种操作性策略。借鉴经典叙事学的思路把城镇建成遗产作为文本从而理解遗产文本的结构性。用经典叙事学的论述体系解读遗产文本的同时,更需要强调的是借助后经典叙事学关注语境在意义编织作用的思维方式,认识到只有在地方的语境中城镇建成遗产才有理解存在价值的可能;在此基础上更应该看到的是只有在权力语境中探讨城镇建成遗产延续才真正成为可能,进而形成基于时-空的层积关联、人-地的互文关联、人-人的场域关联的叁个层面较为全面的策略。
初冬[4]2012年在《复归“山水”》文中研究表明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工业文明的进步，现代科学为设计者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模型与研究手段，由此不断衍生出的逻辑化的数理体系也的确促进了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为我们规避了许多设计实践中的缺憾。然而，面对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片面的追求科学认知途径指引下的逻辑思维模式，致使设计逐渐演变成科学量化的过程，盲目追求技术的现代化，严重缺乏文化维度的思考，导致城市“千城一面”、“一病百病”。同时，这种“见物不见人”的设计思路，严重忽视了精神文化层面的人的价值实现功能，缺乏对人心理的探索与人性的理解，也导致了人的“异化”。面对传统文化的崩溃，外来文化的攻击所带来崭新的生活方式，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却无法找到自身的文化认同，造成日渐迷茫与挣扎。中国人终将以何种生活方式存在于世成为时代讨论的重要议题。故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内在逻辑出发，以本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加以理解，转而以不同的认知途径，即艺术认知途径，衍生出相应的景观设计理念，而不是试图运用某种机械的自然科学模式去套用当代景观设计。通过对中国传统山水画认知媒介的参照，以现代的分析方法复归传统山水画中对自然的认知过程，实现古代山水画价值的现代性传承，及其结合现实景观营造的认知可能性探索。进而提出基于“山水”概念的中国当代城市景观营造，建立一种符合中国文化脉络的人文平台，使设计回归到民族文化的根系上，提出对钱学森的“山水城市”理念的发展。其根本目的在于探索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人居理念和环境观念，从传统中吸取一些目前仍然有生存力的内容，为工业城市带来更好的景观、更理想的秩序。这实质上是对一种中国式生态栖居的追求，营造一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中国式“逸境”栖居。这并不是一种普适性的设计模式，更不是表面的遁迹山林，而是一次针对中国城市化道路上设计思维方式的反思过程。它不是一种古老风格的映射，也不是要堆山理水的特定发展机制或规范导则。它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一种不以城市为必然结果的探索，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诗意表达。通过回归本体的哲学思考过程，以期以艺术认知途径成为科学认知途径的有力补充，达到二者之间的互动，求得对城市环境的另一种理解作为设计思维的出发点。
安平[5]2010年在《城市色彩景观规划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社会经济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色彩景观规划对展现城市风貌,提升城市品质,丰富城市内涵,形成城市特色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旨在进一步完善城市色彩景观规划的理论方法,为城市色彩景观规划的体系化研究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研究中,以文献检索和走访学术机构的方式,对国内外城市色彩景观规划的研究成果及发展动态进行收集、整理,经整合后,针对具体案例制定切实可行的技术路线。以天津市中心城区为例,运用色彩地理学理论对城市色彩景观的自然、人文因素进行研究,得出背景分析结论;以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区域内建筑色彩现状进行数据采集、分析,得出基于色彩信息采集定量化方法的建筑色彩现状结论;以社会统计学方法对市民进行城市色彩景观总体印象的问卷调查,得出市民色彩心理取向;以“语义差别分析法”进行建筑色彩心理评价实验,结合因子分析得出建筑类型与色彩间的关系,使建筑基本类型与色彩倾向间的联系得以表达;以计算机模拟人工光环境方式进行色光情感评价实验,初步得出人工色光情感与建筑色彩间的相互关系;综合以上结论,得出本次研究主要成果:确立城市建筑主色调,建立建筑色彩数据库,形成建筑色彩规划控制导则,提出城市色彩景观规划管理建议。本研究综合既往研究成果,提出系统的城市色彩景观规划研究方法,并付诸于实践,为城市色彩景观规划成果的准确性和前瞻性提供科学有效的理论依据。本文创新点:1、通过采用色彩信息采集定量化的综合研究手段,使科学严谨的定量研究方法在非定量要素的确定中得到具体应用,表现出科学的方法论和现实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完善了城市色彩景观规划的研究体系。2、以社会统计学的问卷调查与基于人情感因素的心理评价实验相结合的综合因子迭加法,进一步整合了城市色彩景观规划的评价体系。3、从人工色光情感角度,对城市色彩景观的影响因子进行探索,进一步拓展了城市色彩景观规划的研究外延。
于冰沁[6]2012年在《寻踪—生态主义思想在西方近现代风景园林中的产生、发展与实践》文中认为本文对生态主义思想在西方近现代风景园林领域产生的思想源流、发展历程、对现代风景园林设计的影响、未来发展趋势等进行了分析与归纳,并对生态主义思想影响下的西方近现代风景园林设计理论、方法及实践案例进行了回顾和评价,目的在于认清生态危机影响下的生态主义设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明确风景园林师的责任与义务,明晰生态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预测生态主义设计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并希冀从中获得可借鉴的宝贵经验和指导国内风景园林生态设计实践的启示。通过文献研究与案例研究的方法,本文对国内外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案例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通过类比分析的方法,研究不同学科、不同地域、不同风景园林师之间的思想差异性与相互渗透性,以探寻时代、社会、文化背景与生态主义设计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性,从而广泛地汲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并从多个角度来分析、论证本文的研究主题。基于上述研究方法,本文将西方近现代风景园林设计领域的生态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划分为6个阶段,并分别就每个发展时期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设计思想、设计理论和技术进行了深入地剖析,以总结归纳出生态主义思想在西方现代风景园林中的发展框架,理清其发展脉络。同时,通过对国内一些地区进行的生态主义设计的实践情况的现场踏勘,了解我国在生态设计理论研究与实践过程中的优势和问题,认识生态主义的设计思想对我国可持续景观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而使本文的研究对于国内的景观生态建设起到一定的现实作用。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3个部分：首先,介绍了生态主义思想和现代风景园林的相关概念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并就其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伦理思考；其次,探究了生态主义思想在西方近现代风景园林领域的发展历程,分为萌芽阶段(16至18世纪)、产生阶段(19世纪)、发展阶段(20世纪初至80年代)、兴盛阶段(20世纪90年代)、成熟阶段(21世纪初至今)及后成熟阶段等6个时期,并就其各个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相关学科的影响及具有代表性的设计思想、研究理论、规划方法和相关实践进行了剖析,揭示了生态主义思想与风景园林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对生态主义思想引导下的现代风景园林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最后,总结并归纳生态主义思想对西方近现代风景园林设计的影响、生态主义设计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多样化倾向和实践过程中遵循的具体的实践原则。研究结果表明生态主义思想在西方近现代风景园林领域起源于16、17世纪文艺复兴园林中的丛林和林园景观,萌芽于18世纪的自然风致园,产生于19世纪现代主义园林,因相关学科的渗透和分析技术的进步而迅猛发展于20世纪60、70年代,促进了设计师生态主义意识的嬗变和生态规划理论的完善,并于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生态设计原则、再生设计原理、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和生态材料与技术的创新逐步走向兴盛,21世纪初因景观及生态都市主义思潮的出现而日臻成熟。生态意识的出现曾一度造成了风景园林学科内部的分裂局面,而生态思想的发展与成熟逐渐融合了生态性、艺术性和社会性等属性,消解了审美与科学、设计与规划、艺术与生态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其发展与变化深深地影响了风景园林设计的自然观、价值观、研究范畴、设计思维、理论方法和实践技术。在生态主义思想的引导下,西方现代风景园林从单纯地美学设计逐渐走向了科学规划的道路,也将由科学走向伦理学的思考。纵观国内外关于风景园林学、生态学和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生态主义思想的研究均呈现为局部的、片段式的、破碎化的状态,尚未形成完整的、系统的理论研究,对于生态主义思想在风景园林设计领域的产生缘由、发展轨迹、表达与实践均没有清晰的脉络呈现。因此,本文所做的研究和探索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和创新性,具体表现为以下5点：(1)尝试在风景园林设计领域对生态主义思想重新加以理解；(2)探寻了生态主义思想在风景园林领域的产生根源,构建了生态主义思想的发展框架,理清了生态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揭示了生态主义思想对风景园林的影响；(3)以客观性和辩证性的视角对风景园林先驱的设计思想、理论方法和实践作品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回顾风景园林生态设计的历史,并进行反思与再认识,以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现代风景园林生态设计的实践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4)总结生态主义思想在西方近现代风景园林中的各个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归纳影响生态主义思想变化的主导因子,并在其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划分了生态主义设计的5种主要倾向,明确了生态主义设计的实践原则；(5)提出了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生态性、艺术性、科学性与社会性多元融合的生态设计理念,展望了风景园林学与生态伦理学和伦理美学相结合的未来发展趋势。
邱天怡[7]2014年在《审美体验下的当代西方景观叙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人类物质活动与文化的有效载体，景观环境在承载人们现实需要的同时，也在默默地向置身其中的人们传递着历史与文化的信息。而此时的景观也恰如一篇小说，用自己特有的话语方式，向人们叙述着其间发生的故事与曾经的过往。20世纪60至70年代，伴随着当代西方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一种被称为“后经典叙事学”的理论逐渐进入当代文艺研究领域，而此刻的景观学科也正在经历一个既有理念转变、思潮迭起的所谓后现代时期。可以讲，在当代西方景观的创造实践中，对于景观所具有的故事言说特征即景观的叙事表达，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设计师的自觉行为。对于当代景观创作而言，叙事理论的介入使得景观设计师不仅可以利用各种形式语言塑造出更加具有时代特征与人文内涵的景观作品，同时也将人们对景观作品的关注从既往“如画”般的场景呈现转向了更具人文内涵和文化价值的“如话”场所建构。作为对当代景观这一重要转变现实的理论回应，本文以当代西方景观理论的叙事研究为切入点，借助后经典叙事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景观设计发展特征的历史解析，探究当代西方景观叙事所呈现出的独特话语特征与美学内涵。其最终目的在于结合当代西方景观叙事的深入思考与理论阐述，为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之下的景观建设与文化建构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策略。作为论文的理论基础与逻辑起点，本文结合叙事及叙事理论的经典文献解读，探讨与解析了景观与叙事理论的相互作用关系、历史渊源及当代发展。同时，论文通过对景观类语言特征的相关阐释，界定了景观叙事的概念内涵，即将景观视为一种承载人类现实生活与精神理想的独特话语系统，进而将景观环境的创作与感知看成是对某种特定叙事情节的审美体验进程。可以讲，借由西方景观叙事特征的当代美学阐释，不仅为景观理论研究的跨学科发展开拓了全新的研究视野，同时也为当代景观文化的建构提供了更具人文内涵的理论范式。在论文主体研究内容的建构中，本文以当代西方景观叙事的审美体验进程为技术路线，从叙事话语表征、结构呈现与时间流程叁个方面，阐述了当代西方景观的叙事特征及美学要旨。其中，话语表征即阐释当代景观作为类语言系统，其基本话语组成及言语表达的时代特征。可以讲，在多元审美观念与科技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当代景观已然实现了其基本话语组成的时代转换，进而呈现出更具文艺内涵的景观话语表征与叙事特质。而所谓的景观叙事结构呈现，即是将景观空间语汇结为整体进而构筑意义的叙事方式。在景观叙事结构的编排与组合之下，诸多空间话语单元整合成为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景观叙事世界。而对景观叙事时间特质的当代解析，也使得论文对西方景观叙事问题的思考不仅限于其空间实体的叙事表达，而是探究与实体环境共存并具有历史维度与时代跨度的时间叙事进程。可以讲，在景观叙事结构呈现与时间流程的共同作用之下，当代景观不仅建构出具有时空复合特质的景观叙事进程，同时也呈现出独特的美学特质与文化内涵。此外，如果说本文有关景观叙事话语表征、结构呈现与时间流程的阐述，回答了当代景观如何借由具有时代特质的景观语言来讲述呈现多元审美旨趣的“时代故事”（即景观如何“讲故事”），那么景观叙事的意蕴探讨则将人们的关注重点引向了对景观叙事话语主体与叙事主旨的深入思考。或者换句话来讲，对于当代景观叙事表达的审美进程而言，人们更为关注由“什么人”来讲“什么故事”。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当代后经典叙事理论的相关研究中，对于叙事作品本身以外诸如叙述者与叙事视角等内容的解析，已然成为了其相关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可以讲，本文有关当代景观叙事意蕴的相关研究，不仅将人们对当代景观叙事议题的审美感知，从具有实体外显特征“表象”体验转向对景观叙事内涵与意义的时代运思，同时也实现了后经典叙事学与当代景观叙事的理论映射。通过对当代西方景观叙事理论建构研究，本文认为，借助景观叙事主体的审美体验与审美感知呈现的多元述求，当代西方景观不仅实现了从“宏大叙事”向“民间叙事”的时代演绎，同时也建构起其特有的话语内涵。在这一当代西方景观叙事表达的时代进程中，对生命的感悟以及对景观人文内涵的时代表达，成为了当代西方景观叙事的核心要旨。可以讲，在景观叙事内涵的时代言说中，当代西方景观不仅呈现出具有情节特征的“如话”场所意象，而且也用其特定的话语特征实现了景观学科发展的当代拓展。
周晖晖[8]2017年在《基于艺术学角度的新中式景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全面转型期。景观,作为新兴行业以迅猛的态势融入城市建设进程中,并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强势发展。当代中国的景观行业在经历了一段相对繁乱与本体价值缺失的时期之后,逐渐寻找到一种与本土文化相契合的新的景观形式——新中式景观。新中式景观是现代景观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域,它是在吸收西方现代景观设计学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与其他相关学科相互交流和渗透,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用现代的设计手法来诠释传统,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汇聚在当代的设计中,并表达出“将来”的设计方向。近年来,受到传统园林文化和外来景观思想的混杂碰撞和行业规范的争议等方面影响,新中式景观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又暴露出实践目标混乱、本体价值缺失、创新能力低下等诸多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对思想与创作方面的实践历程缺乏系统性研宄。鉴于新中式景观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论文运用艺术学理论的研究成果,整体宏观地将其与艺术学的相关学科紧密结合,并系统地研究新中式景观设计的创作实践,认识新中式景观设计包含的相关理论内容,为今后进一步的实践创作提供切实的理论保障。本论文从艺术学的角度来研究新中式景观,这是因为新中式景观的研究涉及多学科知识,具有边缘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同时由于景观学科尺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增加了新中式景观的研究难度。因此论文构建了新中式景观的艺术渊源——艺术创作——艺术价值的研究框架,首先对于新中式景观的语义、范畴、风格来源与产生原因进行了全面厘清和阐述,在此基础上,对新中式景观近叁十年来的叁个发展阶段进行归纳和总结,从文化感知与审美意境的角度,结合实例对新中式景观的艺术创作过程中传统文化再建构及审美意境的整体生成进行深入探讨,并运用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分析新中式景观的艺术传播过程,结合中国古典园林的美学价值探讨了新时期新中式景观的美学价值与生态价值,进一步研究新中式景观的审美文化心理,并尝试提出新中式景观的美学评价体系。论文从艺术学视角着手,首先在视野上超越了只研究一种艺术门类的设计学,这为景观学科及行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指导,同时为进一步的相关研宄搭建了初步的框架平台。通过对演进历程与实践内容的全面研宄和深入反思,以及相应策略与方法的提出,对提高中国景观设计的理论研宄水平,保障和提升创作实践的整体品质有着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能够使当代中国的景观设计行业摆脱日趋盲目化、西方化的发展困境,进一步的增强新中式景观以及中国现代景观在世界景观的作用与影响力。
齐钢[9]2016年在《文化视阈中的台湾青春成长电影（1982～2012）》文中提出台湾电影从1980年代开始衰退,青释成长电影却在低迷的台湾电影市场一技独秀,长期受到观众欢迎,这与台湾电影年轻的创作群体、以年轻人为主的人口结构、不够健全的电影工业和文化怀旧的社会心理相关。在分析青春成长电影流行台湾社会原因的基础上,论文从1982年新电影的青春成长片切入,以台湾电影叁十年历史发展为纵轴,把台湾青春成长电影按时间顺序依次归类为80年代新电影、90年代新新电影和新世纪后新电影,研究台湾青春成长电影与社会的关系,以文化视角挖掘青春成长电影隐含的文化现象,分析台湾地区在不同世代社会政治体制、意识形态语境下影片的文化意蕴以及电影对社会的引导作用。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下新电影借用青少年个体的自我成长以及伴随自我意识觉醒而崛起的女性主义暗示了80年代台湾社会正在形成的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追求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体性。这种不断生成的社会主体性让台湾民众开始刘国民党宣传的大中华身份认同表示怀疑,本土意识和反对美日新殖民的民族主义有所显现。由于独立的主体意识的追求和反感西方新殖民主义,新电影有意与现代文化保持距离,这使它在审美旨趣上偏向于传统的东方主义美学,然而难以回避的现代文明又让新电影徘徊于现代与传统的矛盾之间。1980年代末期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一方而现代负而文化颠覆了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伦理观念,社会变得唯利是图、世风日下；另一方面台湾解严后政治体制的转变使台湾社会的秩序遭到破坏,社会陷入政经混乱。新新电影着重表现乱象纷呈下的台湾都市青少年的犯罪、暴力等越轨行为,关注他们在威权崩溃、家国解体的语境中青少年个体颓废、迷茫的精神世界以及无处逃遁的囚徒困境。新新电影的这种“反成长”叙事虽然终结了经典成长电影给人的正面引导,但并不意味教育意义的消亡。影片中时间的压缩停滞、空间的变形以及青少年被社会机器撕裂的命运昭示了影片在哲学层而叩问了人的存在本质和生命的本真,赋予影片另一层面的成长意义。然而新新电影缺少对青少年越轨等偏差行为背后人性方面的深入剖析,留下艺术缺陷,而且它过度的自我重复和强烈的作者论风格把自己带入了死胡同。新世纪后本土主义势力不断强大,台湾社会表现出“去中国化”迹象。本土主义抬头与台湾民众盲目热爱本土岛屿影响了后新电影的创作。后新电影通过影片画面木土符号(地理、人文景观)视觉元素的呈现、切割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和塑造标志台湾在地人身份的“台客’人物,寄寓意欲政治独立的意识形态。此外后新电影通过叙述青年人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的自强不息、奋发拼搏,再次把青年人的成长与在地意识的台湾精神联系起来,这种排斥大陆强调本土的台湾意识与台独主张不无耦合。同时以多元文化为借口,后新电影描写台湾社会的亲日媚日以及原住民、同性恋等亚文化现象,其实质前者恰好反映了台湾的后殖民心结和企图在政治上拉拢日本对抗中国的目的,后者因为回避了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抗,使亚文化只成了多元文化的补充；或者把亚文化转化成消费元素,让亚文化难以充分传达出颠覆与解构的力量,青少年的成长意味有所淡化。总之,台湾青春成长电影一方面和现实社会、意识形态保持了联结,另一方而却回避一些社会敏感问题,不敢直面现实矛盾,而且越往后越丧失残酷青春物语,导致电影由轻浅滑向浪漫唯美。台湾电影应放下形塑“国家”形象的政治文化包袱,放宽视野制作更多类型、更多题材面向大陆、东南亚国家的影片,而不是充满本上主义倾向的在地化电影,这才是台湾电影的未来之路。
韦小波[10]2012年在《中国主流商业电影的审美与叙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6年的《云水谣》、2007年的《集结号》开启了中国电影的“主流商业电影”时代。此后,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和商业电影主旋律化成为国产电影市场化的两种最为重要的路径,而它们都与“主旋律”有着密切的关系。主流商业电影的受众群体是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它们意欲表达代表了“新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在主流商业电影中的中产阶级及其价值的显影也越来越清晰。但是,中国新中产阶层的突发性和对国家意识形态的依附性决定了在主流影像中的“主流价值”是脆弱的、表象性的。本文上篇作了几个文本细读,中产阶级所崇尚的个体、民主、人性、女性关怀等最终并未在叙事文本实现,而是被旧意识形态招安。他们的价值表象只不过为传统意识形态的当代显形作了修饰和掩护。主流商业电影仍然不脱其对主旋律——传统意识形态的诉求惯性。本文正文部分首先论述主流商业电影如何以一套行之有效的美学修辞手法来武装官方意识形态,使它们以一种合时代的、审美的样态呈现出来。这是正文中篇的内容。除了受官方意识形态、中产价值诉求的牵引,主流商业电影的叙事必然受消费主义的塑形。本文下篇论述消费主义诉求如何使主流商业电影呈现出景观化的面貌。本文认为,主流商业电影这一主流媒介叙事并没有能够成功代言主流价值,而是为传统意识形态或新的消费意识形态所洗心革面,而这,正是由新中产阶层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同一性及其本身的保守性和依附性决定的。
参考文献：
[1]. 传递与诉求[D]. 孙文娟. 江西师范大学. 2003
[2]. 山东民间艺术符号在城市景观设计中的应用研究[D]. 赵颖. 山东建筑大学. 2012
[3]. 城镇建成遗产的文化叙事策略研究[D]. 薛威. 重庆大学. 2017
[4]. 复归“山水”[D]. 初冬. 天津大学. 2012
[5]. 城市色彩景观规划研究[D]. 安平. 天津大学. 2010
[6]. 寻踪—生态主义思想在西方近现代风景园林中的产生、发展与实践[D]. 于冰沁. 北京林业大学. 2012
[7]. 审美体验下的当代西方景观叙事研究[D]. 邱天怡.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4
[8]. 基于艺术学角度的新中式景观研究[D]. 周晖晖. 东南大学. 2017
[9]. 文化视阈中的台湾青春成长电影（1982～2012）[D]. 齐钢. 上海大学. 2016
[10]. 中国主流商业电影的审美与叙事研究[D]. 韦小波. 浙江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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