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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09)05-0047-06
在社会学教科书中，观察通常被认定为确立研究内容、对象与方法之后的行动，著名社会学研究方法专家艾尔·巴比在其《社会研究方法基础》一书中写道：“决定了研究内容、对象和方法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观察了，即搜集实证资料。”[1]86而且，在这段话前两页的一个图表中，他将“观察”放在“研究兴趣”、“想法”、“理论”的下方，放在“资料处理”、“分析”以及“应用”的上方，并明确标示，观察是中间过程行动，其作用是为分析和解释搜集资料。[1]84林聚任、刘玉安等人主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表达了相同主张，他们首先陈述了自己的观点：“观察法……是常见的定性研究收集资料的方法。”随后又转引英国社会学家莫塞(Moser)的原话来印证其主张：“观察可称为社会探究第一等的方法”[2]179，袁方所主编的《社会研究方法教程》一书中有关观察的表述与此亦基本类同，只是就观察的含义而言所指略显宽泛。
事实是，观察绝不只是中间过程的行动，其功能也绝不仅仅只在于搜集资料，从广义上说，观察始终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它甚至先于研究的过程本身。在研究的每一个阶段，观察都或明或暗地施展着其重要的效能，而且从一开始，它就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观察既框定研究领域，又影响着对研究对象的确认，且对研究方法的择取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一种新的角度，对观察的属性、特征与价值进行认定，用一种新的眼光，对观察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重新加以探究和考量。
一、观察的复杂结构
观察，即用心的观看，拥有着其自身复杂的结构，它由观看者、被看对象、观看行动以及观看行动发生的时空场所构成。作为过程，观看是观看者的眼光抵达被看对象的过程，作为行动，观看是观看者与被看对象建立关系的行动。观看者看到的对象并不是客观对象本身，而是进入视线之中的对象，经由观看者视觉化过程，这一对象是观看者融入其间的对象。观看结果所体现出的是观看者与被观看对象的关系，是被观看对象在观看者视觉域界之中的呈现形式。无论是作为过程，还是作为行动，观察都必然在一定时间和地点发生。“你见到什么，取决于你在何时何地。”[3]13观察的结构、观察过程、观察行动与观察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为时间与空间方位所限定。
观察始终注定是观看者本人(而不是他者)的观察，从绝对的意义上讲，每一个观看者都是独具个性的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认知图式与知识背景，在观察的过程中，皆有其个人的观看视域、观察视角与观看方式，同一个被观看的对象(假定其存在)，在每一个观察者的视界中，会显现出带有其个人特征的形态。也就是说，被观看对象以何种形态呈现，与每一个观看者的个性特征、观察视角、观看视域、观看方式、认知图式、知识背景、出身、社会地位、社会角色、文化地域所属、民族属性、时代精神、社会风尚、生命信仰、人生态度有着紧密的关联。
埃米尔·迪尔凯姆与马克斯·韦伯，同为现代社会学的创立者和社会学研究的一代宗师，但在二人眼中社会却呈现为不同的形态。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先于个体的生命而存在，其存在比个体的生命更持久。它的存在并不取决于个人，而是由先行的社会事实造就而成。社会事实以外在的形式强制并作用于人，对人的意识进行塑造。他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社会现象，即具有客观性、集体性及强制性的社会事实，强调必须用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并提出一整套的研究方法，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学唯实论理论。
然而，在韦伯看来，社会本身只不过就是用来称谓一群人的名称，唯有个人以及他们的行动才是真切的实在。离开了构成群体的个人及他们的行动，社会根本就不存在。真正重要的是包含着人的主观意义的人的社会行动。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现象得以构成的人本身有意义的行动，而要研究人的行动，就必须使用他所倡导的“投入理解”的方法，这样才能够发现主导行动者行动的内部逻辑，并对其做出合理的解释。他以此为本确立了自己的方法论，撰写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创立了具有社会唯名论特征的理解社会学，他的学说成为现代与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另一个源头。
由此可见，同为被研究对象的社会，在不同的观看者看来，却呈现出彼此殊异的形态、属性与特征，观看者会依据自己的观看，来对其进行认定、分析和解释。观看的重要性在此不言而喻。
二、观看者与被观看对象
在观察的结构之中，观看者与被观看对象是最为重要的构成要素。没有观看者，就不会有观看行动的发生，而没有了被观看对象，观看行动就无法对象化。不过，在两者的关系中，观看者却具有某种主动性或曰能动性，因为观看者毕竟是观看的主体，是观看行动的主导者、实践者与完成者，言称观看者是主体抑或主导者，并不是说观看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被观看对象，而只是说，在观看行动过程之中，观看者必然处于一种主动地位，或不得不处于这种状态，他注定不可能摆脱自身，从观察中抽身而去，完全置身于被观看对象之外，成为客观之镜，纯粹客观地将观看对象一丝不差地映照出来。
没有人能够像机器一样机械地面对世界，也没有任何人的内心会像约翰·洛克所形容的那样如同一块白板，能够以一种全然无知的状态来接纳、观察和认识世界。人的精神世界作为先辈的原始经验模式与精神特质的载体，在进化过程之中所获取的精神智能的结构，必然影响着人的观看活动和认识活动。法国科学家雅克·莫诺在其《必然性与偶然性》一书中写道：“每一个活着的生物也是一种化石。在每一个生物体内，所有的结构，包括蛋白质的微观结构，都带有它祖先遗留下来的痕迹，如果不是烙印。同其他动物物种相比，人类更是依赖物质的和观念的双重进化的力量，人就是这种双重进化过程的继承人。”[4]119他告诉世人，后世的来者是先辈精神和智慧的承载者和获益者。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观察者的人，是与生俱来的能动者，他必然以能动的方式而非机械的方式来观察世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无论他是否愿意，他都不得不注定要以这种方式来面对世界。这就是卡尔·马克思提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和自觉的活动”[5]96这一命题以及让—保罗·萨特宣称“自由是人的宿命”所要表达的一种意涵。
以全然无知的方式接近研究对象，奉行价值中立原则，进而达到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研究对象的目的。这是一种理想的原则，从绝对的意义上说，没有一个研究者能够做到这一点。社会学研究者理论主张上的诸多差异表明，观察研究对象的方式不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就各不一样。马克斯·韦伯极为看重新教的功能，认为新教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进而写出了颇具影响力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可无论是法兰西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还是美国的法人社会学理论家詹姆斯·科尔曼，皆不认可他的主张，他们认为，韦伯的主张既缺乏坚实充分的依据，又缺少方法论的适当性。[6]
与观看者相比，被观看对象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因为它总是在被观看之中，它为观察者的观看所“塑造”，被观察者的观看所重新建构。中国始终是中国，但在不同的观察者眼里却是不一样的，在一些人看来，中国目前的发展为整个世界创造了巨大的市场，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在另一些人眼中，中国的发展却变成了巨大的威胁。法兰西巴黎政治研究所教授多米尼克·莫伊西在一篇谈论中国的文章中指出：“世人既仰慕中国的活力，又贪恋中国的市场，同时又对中国的竞争力感到担忧。”[7]世人对于中国具有如此复杂的态度表明，人们无法真正做到纯粹的客观的观看，不涉及功利，不涉及价值本身。
一般人如此，研究者也是一样，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经济学家看重经济的价值，习惯用经济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更有一些经济学家视经济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提倡经济主义，试图用经济的方式来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在社会学家看来，奉行经济主义会使人走向灾难。法国科学家、社会活动家阿尔贝·雅尔卡在《我控诉霸道的经济》一书中指出：“要是我们执意往经济主义的道上走，准保回到野蛮的状态去，就像A·赫胥黎在《人之杰》或乔治·奥维尔在《1984》中所描写的那样”。[8]96接着，他用不容质疑的语气写道：“重归野蛮是我们接受经济主义的必然结果。”[8]94
三、观察视角与观看方式
观察是在观看者与被观看对象之间建立的一种关系，观察行动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观看者在观看时必定处于某一方位，此一方位限定了观看者的视域，也构成了观看者的观察视角。从不同空间方位观察到的结果必然不一样。不过，这里所说的时间与空间有着双重的含义，既指实在领域之中的物理时间与空间，也指符号领域中的时间与空间。虽然观察是在现实的世界中进行的，但是观察活动是精神—现实活动，符号世界里的时空同样可以成为主导或限定观看者的要素。过去的经验、生活的积淀、以往获取的知识、文化传统、先见、学科体系等等，都可能成为构成观看者观察视角的关键性成分。人的观察视角和观看方式多种多样。
以赛亚·柏林在其著述《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一书中写道：“每个时代、每一群人乃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而且这些视角并非固定的，而是在变化……不仅如此，每一种过去的视角本身，从各个前后相继的观察者的视角来看都是不一样的。文艺复兴时看待事物的观点或生活方式(为那个时代内部各种观点和特性等共有)是一种视角，亦即独特的见解模式；也有譬如18世纪的观点，就像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所看到的文艺复兴的景象，而这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思想家、20世纪共产主义者或新托马斯主义者眼里又是另一番情形。存在着种种视角和视角的视角，就像看阿尔卑斯山远近高低各有不同，如果要问哪种看法是真，哪种看法是假，那是没有意义的。”[9]27-28伯林的这段话既指出不仅人人皆有其观察视角，而且断定存在着类同的观察视角，为不同类型的群体所拥有，时代精神对生活在其时代的人的观察视角起着关键的限定作用。而他最后那一观看阿尔卑斯山的比喻表明，同一对象的不同形态的呈现取决于不同方位的视角观看。
观察视角在观看活动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首先，在观看活动中，观察视角规定了观看者的视域抑或视场，从而决定了观看者能够看到什么，不能看到什么。它在照亮一个视域的同时，也让所有其他可能存在的视域陷于黑暗之中。其次，观察视角规定着被观看对象出现在观看者视野中的角度，仰视、俯视、平视、侧视、回望等等视角，让观看者看到了事物在其视角之中被限定的模样，而远观与近观这类与距离相关的视角(即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则或是让人看到事物完整但失去细节的景观，或是让人看到事物的局部但不见整体的形象。
与观察视角紧密相关的是观看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观看视角并不能完全对于观看者构成完全的制约。虽然它规定了观看者的视域，但是在同一视域之中，观看者将目光投向被观看对象的何种维度、以何种方式去观看事物，却仍然是观看者本人可以做出的选择，如何观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看者采取的方式，而不完全是取决于观看视角的限定。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观看的过程之中，观看方式最能让观看者发挥其能动性与自主性，可是他们并不能完全听凭自己的意愿，任意地去对待观看对象，这不仅是因为，被观看对象的属性对观看者构成了既定的限制，而且也因为，观看者的心智结构和精神世界也对其观看活动产生着制约性的影响。“我们观看事物的方式，受知识与信仰的影响”[3]2，约翰·伯格(John Berger)如是说。实际上，影响我们观看事物方式的，不仅仅是知识与信仰，还有着其它众多的要素，诸如民族传统、地缘文化、教育模式、习俗时尚、性格、偏好、社会地位、出身、性别、知觉定势、意识形态等等。这些要素对人的观看方式产生着重要的作用。
尽管受到内外双重要素的制约，但观看者在观看活动中始终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拥有一种选择的能力。正是他本人决定在观看活动之中将目光投注在某一方位，将这一方位当作观看中心。这种既是命定的自由，又是自主的选择能力，让观察者本人以其独特的方式，观看作为对象的存在本身，进而形成属于自己的观看方式，建构自己眼中的对象世界，形成自己的世界观。
四、观看—选择与研究方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始于观看。观看行动为研究工作奠定了初始的基础，而如何观看，则直接影响着研究者采用何种研究方法。观看的方式决定着世界在观看者眼中呈现的方式，决定着观看者对于事实的认定。社会学界迄今所以会有如此之多的理论，研究者们所以会采用各不相同的方法来从事研究，关键在于他们观看社会、认识社会皆有其自己异于他人的观看视角与观看方式。每个社会学家皆用自己的方式、从自身的视角来观看研究对象，社会事实以不同的形态呈现在他们面前，他们据此来判断社会事实的性质与特征，确立研究对象，提出研究命题，选择他们认为适当的研究方法，运用他们认为合理的概念工具，来检视、探索、分析、研究社会，得出属于自己的研究结论和研究成果，建立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体系。
从另一方面看，人们在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之中使用的诸种不同的方法，反过来也表明，它们与研究者观看研究对象的不同视角与不同方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演绎法与归纳法、证实法与证伪法、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个量分析与总量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就其本身而言，皆有其适用的研究领域与研究对象，不过这种所谓的适用性，原本是不同的研究者自身认定的适用性。使用演绎方法的研究者相信，复杂的社会现象可以还原为简单现象，通过对于简单现象的研究，而后加以推演，即可认识整个社会；运用归纳的方法的研究者则认为，复杂现象不能还原，必须对复杂多样的现象逐一进行认识甄别，进而做出归纳，才能了解事实真相；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人认定，社会现象具有同质性，用量化分析方法可使人科学准确地把握社会现象，而运用定性分析的研究者则认为，社会现象本质上是异质性的存在，因而不能用量化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只能使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不然研究者就只能歪曲社会事实，得出背离社会真相的错误的研究结论；结构功能学派的社会学家之所以青睐均衡分析方法，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方法适用于研究他们所理解的社会系统；相反，冲突学派的社会学研究者则趋向于择取非均衡分析方法，原因在于这种方法适合用来研究他们所认识的社会，即社会是一个充满冲突与变迁的动态过程。
无疑，在社会事实的认定与用来研究社会事实的适当方法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对应性，而这一点归根到底又会回到研究者对于社会的初始观看视角与观看方式上面来，回到观看者对于社会事实的形态、性质与特征的认识和理解上来。最初的观看框定了继后的研究活动的方向，主导着社会学探索者选择探索社会、研究社会的方法，规定着其分析和解释社会现象的活动与实践的诸种可能性。
五、观看与分析释义
社会学的分析与解释基于观看到的社会事实的认定。而社会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观看者建构出来的。被建构的社会事实建立在观看之上，观看者根据自己看到的现象来确认社会事实的形态、性质和特征，选择自己的研究、分析和解释的对象。
“我们只看见我们注视的东西，注视是一种选择行为。”[10]3约翰·伯格的这种表述说明，观看与选择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观看的过程事实上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从何处观看，即是选择从何种方位进行观看。这意味着当观看者在某一观看位置上现身的同时，他必然在所有其它的观看位置上缺席。在场与缺席同时发生。选择在一处观看，意味着同时放弃在其它方位的观看。
我们的观看始终是从某一观看视角进行的观看，是选择的观看视角限定了的观看。而我们看到的中心，事实上也只是从我们的视角上呈现在我们的视域内的中心。换一种视角，中心就会发生移位。同样，面对同一社会，从不同视角的观看，会让人看到不同的社会景观。自上而下的观看与自下而上的观看，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看方式，人们运用这两种视角方式观看，所看到的中心完全不在同一位置上。
建立良好的和谐社会，是许多学者的共同愿望。但就如何建立这一社会，他们的主张却各不相同。他们所关注的中心也各不一样。这首先在于他们的观看视角和观看方式彼此殊异。
一些学者从自上而下的视角观看，他们看到的是中产阶级的核心价值与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认为，中产阶级出于对社会与自身利益的关系的考虑，趋向于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保卫法制和民主，其成员是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因此要建立和谐社会，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是关键。所以要把研究重点放在中产阶级上，分析他们的产生、发展的社会基础，为他们的迅速生长壮大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和环境。
然而，从自下而上的视角观看，另一些学者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观。在他们看来，建立和谐社会，应该首先找出造成社会不和谐的要素，如三农问题、贫富的两极分化、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制度性缺陷、地域歧视、政策性歧视、国有资产流失、官员腐败、失业与社会保障体系存在严重缺陷等一系列实质性的问题，只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从制度的建构上彻底消除滋生这些社会问题的土壤，找到实施社会正义的途径，在面对社会问题时，人们才能够较容易地达成共识，和谐社会的建立才有可能。因此，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不是要发展壮大中产阶级的队伍，而是要关注弱势群体，分析造成诸种社会矛盾的原因，解决一系列不合理的社会问题，重视社会资源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维护社会正义，致力于公平合理的制度建设，为未来和谐社会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
观看为分析与释义奠定了基础，并为分析与释义提供了对象与依据，因此对于分析与释义来说，观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有关组织的研究为例，组织是社会得以运行的基本功能单位，因而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由于观看视角与观看方式的不同，英美学派与法兰西学派有着彼此殊异的组织观，他们对于组织有着不同的界定，而其随后的分析与释义迥然相异。
显然，研究对象一旦进入观看者的视域，其存在本身就无法与观看者主体分离开来，观看者的视角和观看方式将不可避免地对其存在形式进行塑造和定义，进而对其性质、特征和作用做出限定，观看者据此来理解和分析研究对象，并随后对研究对象做出与其观看视角相对应、与其观看方式的逻辑相符的释义。
六、观看者身后的世界
社会学乃至所有学科的研究活动皆从观看开始，研究者首先是观看者，而观看者是具体的、独具个性的、活生生的人。表面而言，观看似乎只是眼睛单纯的视觉活动，但事实上观看却是一种错综复杂的身心活动，研究者虽用眼睛观看，可主导眼睛在何处观看、以何种方式观看的，则是观看者背后的整个世界。构成这一世界的主要因素有与生俱来的生命特质、出身、生长环境、个体经验、知识背景、领悟能力、认知习惯、概念框架、行为规范、社会地位、角色、习俗、惯例、先见、信仰、人生态度、文化地域、民族属性、语言、文化传统、国家制度、意识形态、时代精神等，这一切都对观看活动产生着制约、限定，对观看活动发挥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观看视角与观看方式的形成常常与观看者的出身、出生地、与其生活在其间的环境紧密关联，环境是生活在其间的人们获得属于自身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也是他们认识世界的依据，他们在其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认知习惯、行为规范、人生态度、生命信仰以及社会意识形态，这一切对他们选择观看世界的视角与观看世界的方式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政治、国家制度、意识形态对观看方式、研究路径择取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有时社会学与意识形态会重合，雷蒙·阿隆曾经明确地指出：“综合的、历史的社会学，实际上只是一种意识形态。”[11]3他还援引B·巴伯的话，来说明国家制度与意识形态对社会学家的塑造能力与作用：“苏联的社会学家对自己的社会的满意甚于对科学的满意，相反，美国的社会学家对科学的满意甚于对他们社会的满意。”[12]4
社会地位与社会角色制约着观看视角与观看方式的择取，其功能机制要求观看者在特定的位置上与特定的方式来进行观看。当然，一个人可能有众多的社会角色，会采用多重的观看视角与观看方式，不过在其每一具体的观看过程中，始终有一种观看视角与观看方式会占据主导地位。
每位研究者皆有其文化根基与民族所属，皆拥有其自身的民族传统、地域特征、习俗、惯例、价值观、观念图式与表达世界的语言，所有这些都会在其观看和随后的研究活动中不由自主地发生作用，渗透到其研究结果之中。语言更是人们在世的一种方式，在语言背后，是民族、文化与传统，是其民族、文化与传统塑造的人，其被塑造的智能系统、认知图式、概念框架、理解机制必然成为其精神与智能的先在结构，影响着、制约着、塑造着其观看与研究的活动、方式及结果。
人无法超越其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与时代，研究者也不可能例外，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精神不可避免地会对研究者的世界发生深远的影响。随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日趋深化，研究者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现代性理论主张所允诺的美丽的新世界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并发现后现代理论主张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人类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知识者不再可能充当社会、世界的立法者，而仅能成为社会、世界的阐述者，研究者只能建立诸种有限的理论，从有限的角度来解释世界，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某种可能性和参照系统。研究者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任何一种唯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人们只能找到从不同视角观看获取的、运用诸种观看方式获得的、对于具体情境有解释效力的观点，没有任何一种观点比另一种观点显得更为正确，人们也不能对诸种不同的观点人为地划定等级。
这样的一种认识为研究者带来了观念上的革命，促使研究者重新思索他们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开始运用新的方式来观看世界、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这种革命让人们领悟到他们看到的世界是自己的观看活动作用于世界本身的结果，社会学家所谈论的社会事实“也始终是由客体提供的一个部分和由主体构成的另一个部分之间组合的产物”[12]11。主体不再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它与客体一起构成了人们要加以研究、解释与说明的社会事实。社会事实的获取始于每一位独具个性的社会学家的观看活动，在其观看活动背后，活跃着的是作为观看者的主体，是对其观看视角与观看方式产生重要影响的主体的整个生命世界。
以上六个方面是理解观看活动的路径，意在凸现观看活动在社会学研究与人的生命活动中应有的地位、重要性与意义，让人们真正关注观看活动本身原本拥有的价值，用一种新的眼光来重新认识观看活动，认识观看者眼睛后面的世界，认识观看主体在观看活动之中发挥的重要功能，真正理解观看活动是观看者主体从事的活动，观看视角与观看方式是从事观看活动的主体选择的视角与观看方式。
这意味着我们对作为观看活动主体的观察者应给予高度关注，要求我们对被观看活动重新加以认识，高度重视从事观看活动的人背后的世界。重视观看活动中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提醒人们注意，观看者内在于观看活动过程本身，观看者是观看结果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马克斯·韦伯的观看方式与研究方式，从最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属于韦伯，由韦伯身后的世界作为支撑，其支撑并非公共群体身后的世界。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穿过似是而非的表象世界，深入到存在的内部，使社会学研究能够从根本上得以深化、细化和精确化，将研究者置于其自身有限的合理地位之上，并据此来理解其理论的真意所在。
有限而能动的个体通过有限的观察，获得有限的认识，建构其有限的理论。丰富多样的社会学理论就是一代一代这样的个体创造出来的。理论观点的差异与研究表述的差异，归根结底是主体之间存在的差异，而主体之间的差异集中表现在主体在观看世界的过程之中显示出的独特性。构成这种独特性的是一位研究者区分另一位研究者的诸种综合要素。理论以何种方式得以建构，取决于主体以何种方式来理解他所认识的世界，而他对世界的认识，最为直接地建立在他对世界的观看活动之上。如何理解世界在于如何观看世界，因此从何种角度观看世界、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观看世界，必然成为人们不得不加以关注的研究课题。只有认识到观看的重要性，人们才能对决定理论以何种方式建构的观看活动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才能看清楚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属性与关系形态，才能从根本上理解和解释不同的研究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把握造成这种差异的关键所在。而只有回到研究者与研究成果的关系(建立在观看基础之上的关系)上面，人们才有可能真正找到造成研究者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研究过程与研究结论差异的关键所在，最终从最为合理的角度来理解理论家的观点与主张，认识他所要表现与解释的世界。
从全新的角度来理解观看活动，首先意味着一种观念的更新，意味着认知领域与认知对象的更新，意味着研究课题在从根本上发生着改变。这一切要求人们对研究者具有宿命意义的能动性而非完美机械的反映能力给予高度的关注，要求对研究者与对象世界的关系重新做出界定和重新加以释义。或许这将最终带来研究范式的根本性的变革，并从真正的意义上将社会学的研究向前推进关键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