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三大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中国论文,模式论文,县域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0)03-0136-04
一、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自此，具有过渡性、系统性、开放性和边缘性特征的县域经济备受关注。总的来看，中国的县域经济发展势头较好，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县域经济的发展对本地区的贡献越来越大。如2007年，山东省122个县(市、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1882 48亿元，年均递增20.5％，占全省的比重由81.4％增至84.3％；实现地方财政收入829.15亿元，对全省地方财政的贡献由47％增加到49.5％。2008年，安徽省县域经济增长速度比全省高1.2个百分点，湖北省县域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省1个百分点，辽宁省县域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省5个百分点，陕西省县域经济增长速度(当年价比)高于全省279个百分点。
第二，县域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亮点，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主力军。中国县域经济以95％的国土面积，3/4的人口贡献了全国60％的GDP，1/4的财政收入。全国县域经济强县(包括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西部百强县、中部百强县和东北十强县)地区生产总值约为6 7638万亿，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2.50％；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632万元，占全国平均水平的160.42％。此外，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向度较大的中心城市经济首先受到冲击，大量的农民工返回县域，县域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缓冲区域。县域经济强县表现突出，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如下图1所示：
图1 全国县域经济强县与全国发展水平对比图
第三，涌现出一批县域经济发展的创新模式。如在东部沿海省份，县域经济呈现出高度集聚、高度专业化、张扬优势、突出特色、跨越式发展的态势，出现了新苏南模式、顺德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等。新苏南模式是以混合型经济为主体，以规模经济和外向型经济为支撑，以鲜明特色和优势产业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顺德模式是以集体经济转制形成民营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模式；温州模式是以个体户、私营企业、家庭工业为主的私营经济模式；晋江模式的特点是开放性，形成了以侨资侨力为依托，具有侨乡特色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珠江模式就是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三资”企业的发展带动县域经济发展。
二、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国县域经济的发展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1.全国县域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不平衡性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特征与区域发展总体格局相一致，即发达县(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落后县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其分布特征为：
首先，从数量上看，根据第九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与科学发展评价报告的统计数据，浙江、山东、江苏等东部地区7个省(市、区)有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95个，占总数的76.61％；中西部8个省(市、区)有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22个，中西部最高排名为四川省双流县，排名第3位，东北地区吉林省延吉市首次进入百强县(市)，排名第98位。
其次，从发展水平来看，东北地区排名最靠前的辽宁省瓦房店市的综合经济实力与位于百强县之首的江苏省江阴市相比有不小的差距，中西部地区排名最靠前的四川省双流县与之相比则差距更大。2008年，江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30亿元，比上年增长14.9％，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1975元，比上年增长12.54％；双流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37.62亿元，比上年增长15.2％，农民人均纯收入7129元，增长17.3％；瓦房店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13亿元，比上年增长45.9％。
再者，从省内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以江苏省为例，近年来，省内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但存在苏南、苏中、苏北发展的不平衡。2006年，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五市的14个县(市)共完成GDP 6022.54亿元，占江苏省县域GDP总量的54.73％，县(市)均430.18亿元；苏中的扬州、泰州、南通三市的15个县(市)完成GDP2806.73亿元，占江苏省的25.27％，县(市)均120.44亿元；而江苏苏北的徐州、连云港、淮安、宿迁、盐城五市23个县(市)共完成GDP2174.68亿元，占江苏省的20％，县均94.55亿元。2006年，江苏最强县人均GDP141064元，是最差县人均GDP5263元的26.8倍。
2.产业结构层次偏低，缺乏支撑性的特色产业
中国县域经济的整体运行状况不佳，产业结构层次低，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目前全国县域经济第一产业的比重约25％，而2007年全国GDP中第一产业的比重已达11.7％，这表明县域经济在整体上仍未摆脱“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县域经济结构水平不高，结构单一现象日益凸显。如中阳县是资源大县与工业大县，但一直以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和水泥业为主导产业，这种单一的产业结构使中阳县的经济处于被动局面，呈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象。中阳县经济的90％是靠钢铁等重工业和煤炭等初级产品，而中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贡献又占了这些产业的80％，也就是说，中阳县经济的70％要靠中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来支撑。这种严重的结构失衡使得中阳县域经济的竞争力非常脆弱，经不起市场变化和政策变动的冲击，呈现出“不堪一击”的弱势形象。此外，发展县域经济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但是，中国县域经济产业发展“小而全”的现象严重，缺乏具有地域优势的支撑性特色产业。
3.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存在盲目性，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及对“三农”利益的损害
全国大多数地区县改市及市带县的进程过急过快，尤其是相当一部分不具备非农产业发展基础和城镇基础设施条件的县匆忙改市，造成城市化的“大跃进”。此外，很多县级地方政府脱离实际发展经济，一哄而上，单纯地把发展工业化理解为上项目、建工厂、建开发区，把发展城镇化理解为上广场、建楼房。由于县、乡政府招商引资的愿望迫切，随着近年来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一批低端制造业项目向县域转移，其中不少是能耗偏高、污染较重、单位土地投资强度偏低的项目，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及对“三农”利益的损害。如陕西省神木县大柳塔镇的大柳塔煤矿采用综合机械化开采技术，煤炭资源的开发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也诱发了水资源破坏、土地沙漠化等一系列矿山环境地质问题。1986年、1996年和2005年的遥感影像解译和实地调查表明，地表水水域面积(包括湖泊、河流、水库、泉域)分别为7.96
、4.32和3.99，十九年间地表水域面积缩减了3.97。
4.县域经济发展基本要素供应不足
目前，金融、土地、人才、技术等产业要素日益向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集聚，县域经济做大做强所需的要素支撑更显不足。比如，在金融支持上，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偏向于城市发展，而对县与乡镇的发展重视不够，直接导致县域金融发展滞后，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偏向经营战略转移，县及县以下机构存款上存，信贷授信权限减少，直接减少了其对农村信贷资金的投放。在用地供应上，很多省份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配到县的指标不足总量的10％。在人才资本上，农民的受教育年限、层次、水平远远低于城市人口。据统计，目前城镇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乡村的314倍、611倍、1313倍、4318倍、6811倍。知识的贫乏，大大制约了县域农村的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的推广，不利于县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以及转移劳动力的生活状况。
5.县、乡财政困难问题仍然突出，农民增收困难
中国财政体制还不顺畅，尚存在一些不利于县域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首先，中国政府层次过多，机构臃肿，各级政府之间财权与事权严重不对称、不明晰，财力在逐渐向省、市两级集中，而基本事权在逐步向县、乡转移。这就直接导致县、乡可用财力的绝大部分用于发放工资和维持政府机构运转，致使用于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的经费严重不足，难以承担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等公共支出的需要。其次，中央、省、市、县(区、市)、乡五级政府在税种标准、税率标准和税收收入的划分上不够合理，导致县、乡预算内收入不足，财政困难。一方面，取消农业税等农民减负政策使得财源结构单一的县域地方财政形势不容乐观；另一方面，分税制导致省以下尤其是县、乡财政连年收入下降。
此外，农民增收比较困难。一方面，目前中国有2.15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从事非农就业十分困难，收入增长也长期没有固定的稳定来源；另一方面，尽管国家取消了农业税，但中西部、东北地区的县域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经济产值附加值低，加之近年粮食价格徘徊不前，而农业生产的成本费用，如种子、化肥、农药等价格上涨过快，导致农民收入增长受挫。
三、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主要模式分析
中国地域辽阔，县情各异，东、中、西部乃至同一地区的不同县域在区位、资源禀赋、经济基础等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上存在着巨大差异。经济社会发展较好的县域基本上都是在认清自身发展条件和特点的基础上，发挥优势，打造特色产业，走出适合自身的发展之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可分为三大类：
1.资源主导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该模式是指通过充分利用当地所特有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促进和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资源主导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又有三种主要类型：
第一种是某些县域因其特殊的气候和地形条件而物种繁多，具有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的资源优势。这些县多是传统的农业大县，工业基础薄弱，在发展中走农业产业化道路，把农业当工业来抓，积极实施农业产业化、标准化、国际化，不断增强农业竞争力，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以此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如浙江省山区的新昌县，因地制宜，发展以茶叶为重点的经济作物，使“大佛龙井”的知名度直追“西湖龙井”，建起茶园10万亩，完成产值3亿元，获国际金奖十几个，创出“新昌模式”。再如山东省寿光市，依托其独特的地质条件和适宜的气候，建成了全国“菜园子”，并依靠蔬菜产业一直跻身于全国百强县榜单，成为老牌“农字号”百强县。
第二种是某些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依托矿产资源发展资源型工业。如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和新疆库尔勒市就是对当地丰富的煤炭及石油资源进行开发，以资源型经济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伊金霍洛旗在2006年第六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进入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行列，名列第86位，成为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提升速度最快的县(市)之一。伊金霍洛旗为西部地区资源开发型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思路和范例。
第三种是一些县域第一、第二产业相对薄弱，但拥有丰富的自然风光、历史古迹、民俗文化等旅游资源，据此大力发展旅游业，通过旅游业带动诸如交通运输业、宾馆服务业、旅游商品生产等部门的发展。如广东省恩平市凭借得天独厚的热矿水资源和富有特色的温泉旅游，建成了一个大规模、高品位的“中国温泉之乡”，是中国目前唯一的“地热国家地质公园”。
2.产业主导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该模式是指县域集中发展某一产业，通过其横向、纵向的拉动作用来带动整个县域经济的发展。其中一种模式是通过特色产业和产业集聚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如浙江义乌围绕商品流通这一特色产业，大力发展服装、针织、彩印、文具、小五金、饰品、毛纺、拉链等在全国具有较高市场占有率的优势第二产业，其饰品产量约占全国的70％，衬衫产量约占全国的25％，拉链产量约占全国的25％。再如河北辛集和山东寿光的县域经济也是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在当地形成全省、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批发市场，由批发市场带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引领县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依托一个或几个大型企业，进而带动整个县域经济发展，是产业发展型的另一种模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总有一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这些企业的经营产值往往占整个县域GDP的相当比重，是地方经济的航空母舰。四川省双流县民营经济增长迅猛，逐渐成为经济建设中一支非常重要的队伍，为实现将双流建设成为空港大城市的奋斗目标作出了突出贡献。截至2009年10月25日，双流县共有私营企业6173户，注册资金达65.8亿元，比2004年年末分别增长136.41％和142.79％。仅2008年，全县非公有制经济就实现增加值达197.95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58.6％。再如广东省的顺德模式也是以民营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为了解决“产权不明，责权不清”的问题，顺德市自1995年率先在全国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企业全部转制为民营。2009年，顺德市家电产业总产值为1500多亿元，占全国家电20％左右的份额，其规模家电企业及配件企业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0％以上，拥有科龙、容声、美的、万家乐、格兰仕等五大中国驰名商标，是“中国家电之都”。
3.综合发展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该模式是指县域经济是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发展起来的，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日趋成熟，县域拥有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基础设施、科技、文化等事业全面发展，县域经济整体竞争力较高，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如广东省增城市是广州、东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群和广深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也是全国闻名的荔枝之乡、牛仔服装名城、新兴的汽车产业基地和生态旅游示范区。从2003年开始，增城市摒弃急功近利和片面追求GDP的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将全市从南到北划分为三大主体功能区，使该市的发展踏上一条工业发展与生态保护良性融合的科学发展之路，全国县域基本竞争力评比从1999年的第58位跃升至2009年的第9位。在连续八年领跑广东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增城市还先后摘得“联合国世界和谐城市提名奖”、“中国和谐之城”、“全国绿色小康县(市)”、“全国科技先进市”等多个荣誉称号。江苏省昆山市地处“长三角”地区，紧邻国际大都市上海，区位优势明显，具有优越的地形、气候条件和丰富的旅游资源，既有湖光山色的自然资源，又有众多的历史人文资源，以周庄为龙头的旅游业蓬勃发展。昆山市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高达88.13％，电子信息、精细化工、精密机械行业为优势行业和领先行业，民营经济快速增长，科技与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经济外向度高，已成为在综合因素作用下具有较强综合实力的大县(市)、强县(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