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托洛茨基与布哈林方案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洛茨基论文,建设社会主义论文,哈林论文,方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苏联历史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理论论争，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则是这场争论的焦点之一。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比较成型的方案有三个：即托洛茨基 方案、布哈林方案和斯大林方案。历史选择了斯大林。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人们的脑海 里，当年那场争论的是是非非似乎早已不太重要了。但历史之所以是历史，就在于它常 说常新，就在于它能给人以启迪。
一、把革命奉若神明：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方案
从不断革命的立场出发，强调限制和消灭私有经济，从根本上否定新经济政策所确定 的社会发展道路，是托洛茨基的理论和政策基础。对于以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 ，托洛茨基是赞成和支持的，即使在同斯大林和布哈林发生严重分歧时，他也没有否定 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探索逐步深化之后，新经济政策已明显地 由一种策略手段发展为一种社会发展战略，托洛茨基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没有继续 前进。他始终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暂时的退却，是一种权宜之计。他更多地看到的是新经 济政策的消极后果，把新经济政策时期成长起来的较富裕的农民等同于富农，提出要在 农村展开一场新的阶级斗争，进行所谓的“第三次革命”。
强调发展国营工业和超高速实现工业化，是托洛茨基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托洛茨基强 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一切以工业为中心，严格服从国营工业的利益，实行所谓的 “工业专政”。早在1923年秋“销售危机”发生后，托洛茨基就提出了限制私人资本、 实行“工业专政”，加强经济的计划性等要求。在联共(布)中央提出工业化方针之后， 托洛茨基等反对派又提出了“超工业化”的要求，他们把高速发展工业同战胜资本主义 相联系，反复强调工业落后的危险性，要求坚决实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以保障工业化 的高速度。(注：《“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 130、286页。)他们认为，只有当工业化的发展速度不是落后于整个经济运动，而是带 动其他经济部门，并不断地使国家技术水平更加接近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时，向社会 主义发展才有保障。为了得到这个保障，一切都必须服从这个无论对无产阶级还是对农 民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目标。只有在工业获得了很大发展的情况下，才能使工人得到较 高的工资，使农民得到廉价的工业品。托洛茨基认为，苏联之所以总是出现粮食收购危 机，归根结底还是工业化实行得不够，从而浪费了时间，因此，最终的解决办法不在农 业本身，而是必须进一步加强工业化，在超过现在所做的一切基础上加强工业化。(注 ：参见《布哈林文选》中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0—281页。)那么，如何解决 超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呢?托洛茨基等人认为，每年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 能保证整个工业的最大发展速度。具体地说，国家财政投资大力支持工业；提高工业品 的价格，对农民课以高额赋税。
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托洛茨基方案明显地带有冒险主义的急进色彩。运用 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加速工业化战略，实际上是托洛茨基当初所提出的、受到列宁 批判的“兵营式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个翻版，只不过在新的形势下做了些许涂抹而已。 列宁在临终前《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托洛茨基“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表 现出的担心显然不是没有理由的。(注：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339 页。)从不断革命论出发到所谓“第三次革命”论，从新经济政策实施前夕提出所谓的 “把螺丝拧紧”、“整刷工会”的劳动军事化主张到超工业化理论的提出，无一不反映 出托洛茨基思想中的军事化、行政化思维的强大惯性。这一思维惯性是在长期的革命战 争年代形成的，它习惯于简单明快，习惯于大刀阔斧、势如破竹、雷厉风行，而对于“ 枯燥乏味”的建设任务却缺少足够的心理准备，不愿意也不知道如何进行艰苦细致的工 作，总是希望打几个冲锋、搞几次运动就能解决问题。这种思维模式广泛地存在于从革 命战争年代刚刚转入建设年代的一大批人的头脑中，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理论不过是这 种思维惯性的一种极端形态罢了。但是，这种思维模式对于建设事业是有害的，它往往 不能对社会的当前发展阶段、当前的现实作出客观分析，往往急于跨越当前的状态而进 到理想的社会中去，它往往借用一种极为简单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粗暴的手段去处理 所面临的复杂的建设问题。而欲速则不达，当革命的思维惯性遇到繁杂的建设课题的时 候，常常会遭遇挫折。在革命时期基本结束，建设时期已经来临的关键的转折点，列宁 曾经这样提醒他的战友们：“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惟 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适用革命的方法的限度和条件。 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 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 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 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毁灭。”(注：《列宁选集》 第4卷，中文第3版，第612页。)革命胜利后，列宁及时指出，必须用另一种方式进行更 加艰苦的社会建设，而不可能再用高举红旗前进的方式、用高喊“乌拉”的方式达到目 的了。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发展战略的转变。从整体上说，托洛茨基没能完成 这一思想的转变和观念的更新，因此，在心理上难以适应从急风暴雨式的革命进攻向和 平渐进的经济建设的转轨。在大转折的年代，托洛茨基是时代的落伍者。托洛茨基方案 不是苏联社会发展的最佳选择。这一方案如果付诸实施，即便不像布哈林所批判的那样 即刻给苏联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也会像后来斯大林的准托洛茨基方案的实践所证明的那 样，造成苏联社会更加畸型的发展，留下较之斯大林模式更大的后遗症。
二、“以乌龟速度爬行”：布哈林的“长入”社会主义方案
转入新经济政策之后，布哈林在认真分析俄国国情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俄国“正在建 设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是一种社会主义建设的落后的形式”。这种“落后型社会主义 ”的显著特点是发展速度缓慢，过渡时期较长。在这里，急于求成是有害的。布哈林认 识到，在苏联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将会面临许多复杂、新颖、 独特和困难的建设任务，企图沿袭过去战争的经验、阶级斗争的经验，企图“仅仅通过 法令、通过纯粹的暴力措施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任务”。“这是一个长时期的有机的过程
，严格地说，是真正长入社会主义的过程”，“向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通过进化的 道路而不可能通过其他的道路”。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布哈林提出了他的“乌龟速度” 理论：“我们不会由于国内的阶级差距和我们的技术落后而灭亡，甚至在低下的技术基 础上我们也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这种发展将非常缓慢，我们将以乌龟速度爬 行，但我们终究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我们定将建成它。”(注：《布哈林文选》上册 ，第474—476、63页；郑异凡：《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2 29页。)
布哈林进一步发挥和发展了列宁晚年的思想，更加突出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把市场关 系的存在看成是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确定新经济政策实质的最重要的标准。而有 了市场关系，就可以把过渡时期存在着的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它们相互 促进，共同繁荣。他认为，在市场机制下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应当通过“进化”和“改良 ”的办法，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他强调，“私人资本不能用一道命令予以没收，也不能 用革命的宝剑机械地一挥来砍倒。只有在我们的国家机构和合作社成长壮大的基础上， 在经济斗争的过程中才能战胜它”。(注：《布哈林文选》下册，第392页；上册，第35 7、296页。)
布哈林认为，在苏俄这样一个落后的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把广大的农民群 众吸引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而要吸引农民，首要的任务是把 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鼓励农民富裕起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布哈林提出了那个 给他带来极大麻烦的“发财吧”的著名口号。与那种从农民的富裕中看到的只是农村资 本主义发展的观点不同，布哈林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更为重要的东西：“农业积累就意味 着对我国工业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这种需求能引起我国工业的巨大发展，而这种发展反 过来又能使我国工业对农业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布哈林进一步阐述并发展了列宁的 合作社思想，认为合作社道路是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他强调，列宁“遗 嘱中的重要之点是，可以不再对农民使用暴力而达到社会主义”。(注：《布哈林文选 》上册，第368—369、349—350页；郑异凡：《布哈林论稿》第244页。)
布哈林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相当大的部分要取自农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 问题是如何取。他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不能把农村视为殖民地，用牺牲农业 的办法发展工业，而应当把它看成是工业赖以发展的市场。“无产阶级工业只有依靠农 民市场，才能起经济上的领导作用。如果没有农民经济中的积累，社会主义工业中的积 累是无法长期进行的”。(注：《布哈林文选》上册，第422、299—300页。)社会主义 工业化资金积累问题应当通过不断扩大农村市场容量的办法来解决。这种办法在开始的 时候固然走得慢一点，但是，随着农民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和资本周转的不断加快，最 终会获得一个比较高甚至是最高的积累速度。这才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资金积累的健康之 路。正确处理工业化过程中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是布哈林始终关注的问题。 在工农业关系上，布哈林既反对托洛茨基派经济学家提出的每年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 业抽调到工业中去的主张，也反对那种要求取消用于工业的一切扣款以保护农业的主张 。前一种做法是采取剥夺、剥削的手段，强迫农民“纳贡”，是杀鸡取卵的办法，而后 一办法则忽略了农业对工业的依赖性。“工业要发展，需要农业取得成就；反之，农业 要取得成就，也需要工业得到发展。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是最根本的东西，它本身应当 决定领导党的正确政策；领导党的责任首先就在于，使局部的和暂时的，眼前的、短期 的、次要的和从属的利益服从长远的、最共同的、最根本和基本的利益”。布哈林认为 ，不仅工农业之间存在着平衡问题，而且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 积累和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和个人消费)之间都有一个平衡问题，处理不好这些平衡， 最终会影响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质量。(注：《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79—280页；上 册，第423页。)
列宁在临终前谈到布哈林时说：“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 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注：《列宁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339 页。)应该说，布哈林是无愧于列宁的这一评价的。在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 策过渡的实践探索中，在对战时共产主义深刻的理论反思中，布哈林逐渐把握了列宁关 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脉络，最终成为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忠实的捍卫者和最接近列 宁本人想法的理论阐释者，并在列宁之后推动了新经济政策战略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从而凸显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战时共产主义模式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的雏型。在列宁 去世前后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布哈林积极参与了理论方面的论争，对托洛茨基等“左 ”倾反对派的观点给予了毫不妥协的抨击。从俄国落后的现实出发，布哈林强调了新经 济政策的长期性和必要性，提出了“落后型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之后，应当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文化经济建设，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向社会 主义的过渡应当是一种有机的长入过程；应当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以经济利益吸引农民 参加合作社，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高速度关键不是牺牲农民的利益，强制推进工 业化，而首先应当是加速农民经济的发展，迅速扩大国内农民市场的容量，为工业的持 续、高速和健康发展创造前提条件；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发挥多种经济成分的互 相繁荣、互相促进作用，运用价值规律、市场机制实施经济管理，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 会主义，这是新经济政策的真义。历史地看，布哈林所阐述的社会发展方案是更接近列 宁晚年思想的方案，是朝着市场经济方向发展的方案，也是国民经济较为均衡发展的方 案。
但是，要保证布哈林方案的顺利实施，也就是说，要保证苏联沿着新经济政策的道路 继续走下去，在当时的苏联却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在比较好的情况下，它需要，第 一，能够保证这一方案得以贯彻的相对健全的制度；第二，能够保证这一方案得以贯彻 的领袖或领袖群体；第三，能够保证这一方案得以顺利贯彻的干部基础或者更广泛的群 众基础。即使在不太好的情况下，它至少也应该拥有能够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娴熟地 驾驭苏联这艘巨型航船的领袖和一批能够保驾护航的干部队伍。但苏联当时的情况却不 容乐观。首先，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轨，实际上是一次大的社会发展战略 调整，而这种调整并没有得到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有机配合，也就是说，从 制度保障的层面上，社会发展战略的转轨首先就缺乏有效的支撑物。列宁确曾注意到了 苏维埃政权正在和已经“成为地道的‘寡头政治’”的危险，并做过一些改革的努力。 但在去世前，他也不得不承认：“在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方面，我们已经瞎忙了五年， 但只不过是瞎忙而已。”有鉴于此，列宁在致代表大会的信中希望能够“对我们的政治 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注：《列宁全集》第39卷，中文第2版，第27页；第43卷，第 380、337页。)但列宁的建议没有得到其继任者们应有的重视。结果，经济改革不仅得 不到政治改革的积极配合和支持，相反常常受到旧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阻挠和 干扰。这无疑加大了新经济政策前进过程的难度和风险。其次，在列宁去世之后的联共
(布)的高层领导群体中，能够像布哈林那样深刻而全面地把握新经济政策的内涵者可谓 凤毛麟角，而像托洛茨基那样积极反对这场经济变革的人却大有人在，更不用说还存在 着一大批对这一政策持怀疑观望态度的人了。倘若列宁在世，以他的威望、才学和远见 卓识，以及他高超的领导艺术，或许可以把新经济政策这条航船驶出激流浅滩，而他的 后继者中却没有一人具备这种才能。又倘若列宁去世之后，其继任者们能够从大局出发 ，能够群策群力，能够容忍不同意见之间的正常辩论，或许依靠集体的力量也能够在不 断试错和校正中拨正航向。但是，托洛茨基的自负、斯大林的心胸狭窄和粗暴任性，季 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目光短浅及关键时刻在重大问题上的摇摆不定，布哈林的书生气 及其对政治斗争的厌恶心理，加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诸人问鼎 最高权力的野心以及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动辄使用行政和组织处理手段，所有这一切都 使得党内的正常争论日益走向激烈的权力斗争而无法得到有效的遏止。结果，这些领导 人之间通力合作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并最终彻底消失，胜利者的思想也随之上升为党的 路线。而深谙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布哈林却恰恰是这场斗争的牺牲品。最后，20世 纪20年代，苏维埃政权的各级干部大多数来自国内战争前线，他们对于行政命令和军事 方式习以为常，而对新经济政策所要求的经济管理方法却极端地陌生和不适应。布哈林 曾援引一位德国教授评论布尔什维克的话说：“他们是最优秀的第一流的政治家，卓越 的政治战略家，出色的鼓动家，卓越的改造人的教师；但是他们缺乏经济训练，缺乏经 济修养。别看经济战线上一两万布尔什维克在埋头工作，弄得疲惫不堪，但他们缺乏足 够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训练……这种说法离真实情况并不远。”(注：转引自郑异凡《 布哈林论稿》第348—349页。)列宁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商业，学习管理，学会做生 意是有其深刻的背景的。面临着一支文化水平不高、经济管理素质较差的干部队伍，新 经济政策推行的难度可想而知。而对当时俄国的广大人民群众而言，他们虽然从新经济 政策的实施中得到了实惠，但对于一个文盲占70%的小农国家而言，在政治空气日益紧 张的情势下，要寻求人民对新经济政策的理性的、自觉的支持也并非易事。此外，在当 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虽然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但仍然是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 中的一个“孤岛”，时刻存在着的外部压力以及对苏联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判断必然会折 射到领导人的思想中来，并对苏联高层关于社会发展战略的争论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新经济政策就是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艰难地前进着。
1927年底，布哈林与斯大林之间就粮食收购危机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逐 渐演化为一场中止还是继续新经济政策的严重的路线分歧。布哈林及其支持者批评斯大 林的理论和做法是在“转向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而斯大林则指责布哈林及其支持者“ 右倾”。伴随着斯大林的胜利，新经济政策被中止了，布哈林方案被斥为“印花布工业 化”和“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而被抛弃。苏联没有沿着列宁晚年的设想继续探索下去 ，而是采取了另一种社会发展战略，走上了另一条建设道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苏 联，布哈林的方案不再为人们所了解。只是在数十年之后，这一方案的深层蕴意才重新 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反思。
三、余论：重新认识斯大林建设方案的历史合理性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案是在同托洛茨基等左倾反对派和布哈林派的论战和斗争中 逐渐形成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主要是按照斯大林的设计进行 的。反过头来看，应该承认，斯大林的方案更接近于托洛茨基而不是列宁。倒是布哈林 方案更忠实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路。人们在斯大林的“贡税论”中不难看出普列奥布 拉任斯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影子，他的全盘集体化运动则是托洛茨基所谓在 农村进行第三次革命理论的再版，而高速度工业化理论也不过是“超工业化”计划的翻 新……就个性而言，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一样，都“喜欢采取行政措施”，对他们的这种 “癖好”，列宁是不满意的。(注：《列宁全集》第43卷，第339、350页。)就其方案而 言，在总体上，斯大林与托洛茨基所坚持的都是一种激进的工业化路线，都希望用国家 强力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所不同的只是在于托洛茨基的强制更带有军营化的色彩，而 斯大林的强制则更具有行政命令的特征。如同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一样，布尔什维克 革命胜利之初，革命中所爆发出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一时间尚难完全消退，激情和幻 想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在这种强大的惯性的冲击下，冷静的思 索往往受不到重视，甚至还会常常受到嘲笑、打击和唾弃。激进政策就是这种革命惯性 力和革命英雄主义、革命浪漫主义激情在政治决策上的一种反映。布哈林方案之所以被 抛弃，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试图在一个尚处于革命狂热的社会氛围里高扬起理智和科 学的旗帜，而理智和科学的力量在这里却显得极其渺小和微不足道。于是，布哈林成了 “右倾路线”的代表，成了“革命意志衰退”的象征。在由革命时代向经济建设转折的 时期，布哈林的思想本来预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他是失 败者和牺牲品，他成了他所代表的那种社会发展道路的先驱者和殉道者。他没有成功。 托洛茨基方案也没有被公开地、全面接受，除了他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失势这一重要原 因之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他完全无视社会已经处于革命时期向建设时期转轨的 事实，他不仅不希望已经开足马力运转的革命机器停下来，甚至还要使这架机器加速、 再加速。这很可能是一条走向毁灭的路。斯大林的优势在于，他抓住了苏联社会必须由 革命转向建设这个纲，但他没有像布哈林那样走得那样远，以致于忽视了社会的革命狂 热氛围。斯大林成功地利用了他出色的组织才能，较好地驾驭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惯性 力，把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牺牲精神、急于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心理引导到了工业化建 设的轨道。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总前提下，斯大林激励苏联人民相信：他们是自己 命运的主人，他们不必依靠外国力量，而是依靠自身的成就，就可以向西方和全世界指 明人类前进的道路。这里，斯大林不仅鼓舞和再次激发了苏联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而 且也唤起了深深扎根于俄国人历史中的民族自豪感和宗教救世主义的使命感。他使苏联 人民相信，美好生活的远景在向他们招手，为了这个远景，他们还得忍受相当大的苦难 和牺牲；但是，他们的苦干和发奋一定会给他们带来胜利、安全和福祉。在列宁去世后 至3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里，在党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在各种思想、设计的斗 争中，斯大林成了胜利者，斯大林的建设方案也随之成了苏联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现实道 路。在斯大林的旗帜下，苏联人民以前所未有的热忱、献身精神和群众英雄主义展开了 一场气势恢宏、规模浩大的工业化建设运动。在这场建设热潮中，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群 众承受着巨大的牺牲，却真诚地相信他们自己是共产主义未来的真正的创造者和建设者 ，相信他们的忘我献身不仅对于他们自身的命运，而且对于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和全人 类的命运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苏联的工业化运动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工业化使第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由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变成了工业强国，取得了不依附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上 的独立地位；工业化建立了苏联强大的国防力量，为打败法西斯入侵准备了物质条件； 工业化为苏联社会科学技术进步创立了强大基地，使苏联高科技方面得以站在世界的前 列；工业化成为苏联社会进步的基础和推动力，它不仅是苏联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改善 所依赖的力量，而且也是苏联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的坚强后盾。这些成就主要来自于苏联 人民的创造力，但这些成就也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取得的。承认斯大林工业化的巨大成 就，并不是说斯大林的方案就是绝对合理的。斯大林依靠其出色的组织能力把苏联人民 的革命热情再次激发起来，用于宏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工程，但是，用直接进攻的办法、 短促突击的办法搞建设，毕竟不是一种正常的和健康的途径。群众的热情不可能持久， 人民对牺牲的承受力也是有限的。依靠强制的办法，以人民群众付出较大牺牲和代价的 办法进行工业化，在一段时间内，在某些主要领域也可能创造奇迹，但是，一个社会的 整体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不可能依靠短促突击的方法完成的，而各生产部类的增长长期 失调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长期失衡的状态终于无法持久地维持下去。因此，时间越久，斯 大林方案的弊病便越明显，这种弊病持续的时间越长，其危害性也就越大。
无论是托洛茨基方案、布哈林方案，还是斯大林方案，都已成了历史。在当时的条件 下，苏联选择了斯大林方案，这是各种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但是，即便是选择了斯大 林方案，更多地吸收布哈林方案中的合理成份，而不是简单地抛弃它，并不是不可能的 。列宁时期，党内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结果总是得到一个相对较好的、大 家都比较能够接受的方案。而斯大林没有这样做。他没有列宁的胸襟和胆识，他用组织 的手段把反对自己的人一个个地清除掉，对他们的思想也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办法。从 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历史的选择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囿于一时一地的条件，人 们在作出某种选择的时候往往不一定能够得到一种最佳的方案。但是，这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能不能建立起一种机制来保证及时地、不断地校正自己的选择。也许列宁晚年要 求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子上换下来并要求对苏维埃政权机制进行一系列的变革的更深 层的意义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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