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1]2003年在《中国政府形象管理构想及其策略选择》文中研究说明良好的政府形象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是鼓舞中国公众战胜困难的精神支柱，也是政府自身廉洁勤政的重要条件。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政府形象这一宝贵财富和无形资产实施有效管理，意义十分重大。 目前，在政府改革的理论探讨和改革实践中，中国大多数学者、专家乃至政府本身主要从精简机构、转变职能出发，探讨政府改革的途径，制定相应的政策，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从政府形象的角度对政府改革进行探讨的文章以及相应的举措却是凤毛麟角。 政府形象的建立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加强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呈现出百废待兴的大好局面，政府关心人民，人民拥戴政府，真正体现了政府与人民的鱼水情谊，良好的政府形象高高地矗立于中国大地。然而“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同时也使政府形象遭受重创。动乱过后党和政府能够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拨乱反正，重塑政府形象，使全国人民投身到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洪流中去，良好的政府形象再一次在人民心中高大起来。由此观之，良好的政府形象关乎民心向背和国家前程。因此，我们提出了如何对中国政府形象实施有效管理的构想，并展开论述。 塑造政府形象难，维护和管理好这一无形资产更难。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涌现，中国政府形象管理也面临新的难题。目前主要存在几大问题：一是腐败现象突出，主要体现在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腐败和作风上的腐败，尤以经济上的腐败为甚。二是政风行风不正，它破坏了政府与公众的鱼水关系，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叁是信⑥焦誓氯息化时代政府与公众之间构筑的信息平台不充分，不能形成有效的良性互动关系。四是与世界其它国家比较，中国政府在形象管理上还存在较大差距，机构臃肿，政出多头，办事效率低下。 问题勿用回避，应以积极进取的方式寻求诊治的办法。中国政府形象管理可从七个方面着手:拟定管理目标;倡导绩效管理:重建信仰体系;策动形象传播;提炼政府理念;策划公关活动;实施危机控制。 政府形象是公众对政府客观实在的主观能动反映;它不是一成不变由，良好政府形象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进行形象的系统管理是政府工作实践的客观要求，是现代系统管理、科学管理、行为管理、人本管理等理论在信息时代的应用，是政府由封闭走向开放的体现。它是一项长期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只有政府的客观实在确实改善和提高了，政府的良好形象才会真正树立起来。
甘小虎[2]2011年在《县级政府形象建设整体化研究》文中指出政府形象是直接关系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因素,是政府公信力高低的重要标志。在各级政府中,县级政府处于一个特殊的重要地位,其形象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直接关系到一个政党或国家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但在现实中,县级政府形象建设整体性严重缺失,成为县级政府形象建设的重大问题。本文据此提出了“县级政府形象建设整体化研究”这一论题。本文采用文献分析为主,个案研究为辅的方法,将政府形象的一般理论同县级政府这一特殊对象相结合,既从理论角度深入分析了县级政府形象建设的特性,又从现实角度总结了县级政府形象建设的经验教训,认为整体性是县级政府形象建设的内在要求,但在现实中整体性缺失却成为制约县级政府形象建设的关键因素,因此县级政府形象建设亟待整体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县级政府形象建设整体化的原则、框架和实现的具体路径。一方面,本文从县级政府的特性入手,结合政府形象的有关理论,层层推进,逐步推论出县级政府形象的特性,县级政府形象建设的特性,并得出结论:整体性是县级政府形象建设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本文对县级政府形象建设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纵向梳理了县级政府形象建设的历史脉络,横向比较了县级政府形象建设同其他各级政府的异同,总结出县级政府形象建设的合理之处与不合理之处,得出结论:在现实中,整体性缺失是制约县级政府形象建设的关键因素。在此分析的基础之上,笔者提出“县级政府形象建设整体化”的具体构想,首先从理念目标、工作内容、运行规则、保障机制四个方面构建起县级政府形象建设的整体,并针对县级政府特点作了若干原则性规定;而后在原则和框架之下设计出县级政府形象建设整体化的实施路径,并借鉴CIS的思路,提出了形象建设整体化的具体的实施步骤。
俞丽华[3]2014年在《基于危机管理的地方政府形象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深水期,各类矛盾呈现多发态势,相对于中央政府,作为直接面对矛盾的地方政府,由于在执政理念、可动用的资源、觉悟意识、人员素质等方面存在天然不足,在危机应对方面还存在意识欠缺、手段有限、应急能力不强等等弊端。危机管理应对不力让政府形象受到严重的影响,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政府形象的好坏可以直接影响到危机管理的成效。从中央层面来说,地方政府是具体政策执行者,与社会接触面广,所作所为在其接触的群众眼里就代表了整个政府的形象。地方政府是整个政治体系的重要承载者,其作为“基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目前我国危机管理体系中,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和政府形象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当前地方政府遭遇的危机主要有自然灾害危机、人为事故危机、突发性危机及经济危机等类型,从根源分析,主要由自然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道德领域等因素造成,面对的危机环境异常复杂。危机本身就具有破坏性、突发性、传导性等特点,近些年来,随着自媒体快速发展,出来一些新的特点：公共危机引爆点越来越小、突发事件与转型时期凸显的矛盾契合度提高等。地方政府如何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化“危”为“机”,抓住契机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进而提高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和美誉度,是地方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值得公共管理学者研究的一个课题。本文认为,当前危机事件的发生呈现多元化、常态化的趋势,影响面日益广泛,这对地方政府执来说,其执政能力、形象构建受到严峻考验。首先,从价值取向上来说,地方政府应该打造“民本政府”、“责任政府”形象,强化依法行政理念,提升危机意识、自我形象塑造意识。其次,从长远来说,危机管理体系的建设是应对危机管理的重点及关键点,该体系包括完善法制建设、完善危机管理财政保障机制、完善地方政府危机预警反应机制、建立科学考核问责机制四大方面。最后,从当前地方政府实际现状来说,提高地方政府的危机公关能力是最紧迫的举措,本文认为要从完善地方政府信息公开、提升地方政府信息沟通能力、提高地方政府利用媒体公关的能力、实施严格的新闻发布机制四方面来打造。另外,地方政府需要从实践中吸取教训,才能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从而实现地方政府对本区域的有效治理。
肖泽平[4]2009年在《重庆北部新区政府形象传播调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府形象反映政府的执政能力,影响政府的威信、凝聚力、感召力。传播是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桥梁,是传播政府良好形象的媒介。然而,当前政府形象传播的实践还存在一定问题。本研究在总结国内外有关政府形象传播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政府形象传播界定为政府为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而与其相关的公众进行的信息交流行为。它是联系政府形象主体与政府形象客体的桥梁和纽带。也就是说,政府形象传播的构成要素包括政府形象传播的主体、政府形象传播的客体、政府形象传播的内容、政府形象传播的媒介和政府形象传播的效果。在此基础上,从政府理念、政府行为、有形载体、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传播效果七个维度,对政府形象传播进行了探索。本研究以重庆北部新区为例,共发放300份问卷,回收254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4.3%。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等,本研究得到以下结果:1.政府形象传播的主体对北部新区的政府形象传播具有较高的评价。其中对有形载体的评价最高,对人际传播的评价最低。不同性别、年龄、学历、收入水平的传播主体对政府形象传播的评价的影响并不明显。2.政府形象传播的客体对北部新区的政府形象传播也具有较高的评价。其中对有形载体的评价最高,对传播效果的评价得分最低。不同性别的传播客体对政府形象传播的评价差异不大,而不同年龄、学历、收入水平的传播客体对政府形象传播的评价的影响特别明显。3.政府形象传播内容总体评价较高。其中,有形载体得分最高,最低为政府行为。性别对政府形象传播的评价影响不明显,而年龄、学历、收入水平对政府形象传播的内容有明显的影响。4.政府形象传播媒介的得分比较高。其中,大众传播为最,其次为人际传播,最后是组织传播。年龄、职业、学历、收入水平对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都有胶明显的影响。5.政府形象传播的效果总体评价不高。不同性别、年龄、职业、学历、收入水平对传播的效果影响比较大。6.政府形象传播的主体与客体对政府形象传播的评价具有一定的差距,政府形象传播的主体对政府形象传播的评价要高于政府形象传播客体的评价。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本研究从公共关系的角度提出了提升政府形象传播的几点建议:一是构建公众服务政府,作为政府形象传播指南;二是实施政府形象战略,调整政府传播内容;叁是融合多元传媒渠道,打造北部新区大众传播力;四是挖掘传统媒介内涵,提升北部新区人际传播力;五是以多样活动为平台,扩展北部新区组织传播力;六是畅通多种反馈渠道,增强政府形象传播效果。
王欢[5]2009年在《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形象塑造》文中提出公共危机事件处理不好会危及政府形象,乃至政权的稳定；而处理得当,将变危机为契机,从而博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因此,如何在危机中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已成为现阶段考验我国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将政府形象置于公共危机的特定环境下进行研究,结合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对公共危机、公共危机管理和政府形象的基本概念、分类及特征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形象的现状、影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形象的因素,论述了公共危机管理塑造政府形象的必要性。最后,文章就如何塑造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形象的对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文章提出,政府形象塑造根本上取决于政府公务人员的素质提高,强化政府的公关职能有助于提升政府形象。
陈世阳[6]2010年在《国家形象战略研究》文中提出国家形象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具有重要战略作用。它既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又是追求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中,国家形象的战略地位日益凸现出来,各国纷纷从战略高度对国家形象重新定位,竞相调整或重塑国家形象。在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过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掌握的强大国际传播力量,把歪曲和丑化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形象作为其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认同,有效避免被包围遏制,从而为国家的和平发展争取更为稳定、友好、合作的外部环境,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目前国内外国家形象战略研究中存在的宏观和理论研究不足,视角方法单一的现状不能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因此,开展和加强对国家形象战略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搭建国家形象战略框架,以此为依据分析、总结新中国60年来国家形象战略思想和实践的历史演变,最终落脚于对中国国家形象战略的思索和设计。因此,本文在逻辑上分叁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部分,包括前五章的内容。这一部分是全文的理论基础,主要集中回答国家形象战略的概念、国家形象的战略作用,国家形象战略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等问题,并结合国际政治学、战略学、形象学、传播学等相关理论提出国家形象战略框架。国家形象战略是国家调动一切力量与资源以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的艺术与科学。国家形象战略的要素包括:国家形象战略资源、国家形象战略环境、国家形象战略定位和国家形象战略的实施。这些要素构成了国家形象战略框架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战略谋划和战略实施。前者集中于观念层面,包含对国家形象战略资源的分析、战略环境的判断、战略目标的确定以及国家形象的定位;后者主要涉及实践层面,主要包含国家形象塑造和危机管理,其中国家形象战略实施涉及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危机管理。第二部分包括第六章,在国家形象战略框架指导下,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新中国60年来在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时期、冷战后时期国家形象战略的思想和实践,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挖掘中国国家形象的特点和内核,指导未来的国家形象战略设计。新中国成立的60年是中国不懈努力探索和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期间形成了一些特点,成为中国国家形象战略的珍贵启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领导人树立和形成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国家形象战略目标,并结合时代特征和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着这个目标的内涵;尽管不同时期,对国家形象的具体定位由于受中国实际情况、领导者个人、国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变化,但社会主义、大国、和平是贯穿建国后中国国家形象不变的特色;发展综合国力、对外宣传和外交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第叁部分包括第七章,主要是分析中国国家形象现状,结合国家形象战略框架以及中外经验教训,提出未来10年中国国家形象战略设计。在战略谋划上,未来的国家形象战略应坚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坚持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追求;在尊重历史、现状基础上,结合国家形象战略的目标,应从多个方面对未来中国国家形象进行定位:改革开放的经济形象、民主进步的政治形象、和谐文明的社会形象、和平发展合作的大国外交形象、和平透明的军事形象。在战略实践上,应进一步加强改革开放,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尤其要注意的几个关键领域是: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政府危机应对能力,树立政府新形象;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国民的大国心态、国际意识和形象意识;培育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企业和品牌,加强国家品牌形象建设。进一步推进国家形象外交,坚持和完善政府外交,发挥民间外交在塑造国家形象中的独特作用;大力发展公共外交,尤其是加强文化外交和国际公关。进一步加强媒体建设,提高国际传播力:推进对外传播事业的改革和建设,转变传播观念,提高传播技巧,增强对外传播的国际影响力。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力图融合多种研究方法,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方法论上,注重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历史分析、实证研究等方法的结合。在理论层面,以国际政治学和战略学的理论为基础,同时注意借鉴吸收形象学、心理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成果。在实践层面,以理论为基础,总结中外实践经验,提出对策建议。
张恩韶[7]2011年在《网络舆论危机下的当代中国政府形象塑造》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府形象是政府综合能力的体现,由社会公众根据其呈现的外在特征予以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形象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政府组织系统作为有内在结构功能与行为机制的体系在运行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客观的总体效应；另一方面是政府所服务的社会公众在对政府组织系统的客观总体效应进行评价时所产生出来的综合印象。因而,政府形象的提升不仅意味着政府效能的改进,也意味着政府赢得了社会公众更大的心理认同。网络舆论危机是现代政府在网络技术条件下面临的一种危机形式。政府负面信息经由网络的即时、大范围传播,引起了社会公众通过网络舆论对政府权威的质疑和挑战。政府对此如果不能采取及时、正确的回应措施,便会降低政府自身在社会公众中的支持度和认同感,从而引发以行政权力为实质内容的政府形象危机。但是对于政府形象而言,危机不只意味着一种消极的破坏力量,它还可以是政府重塑自身形象的良机。通过网络舆论危机的有效管理,政府可以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和认同。而以此为契机建立起来的良好政府形象,也将成为提高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管理的有效资源。二者这种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奠定了网络舆论危机背景下政府形象塑造问题的可行性基础。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整个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革,因经济体制转轨和政治体制变革产生的利益分化、利益冲突现象日益增多,社会公众迫切希望政府在提高行政效能的同时,能够兼顾社会公平。为此,公众积极寻求利益表达渠道以向政府输入愿望和要求。但是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我国现有的体制内参与渠道尚不能充分满足公众的利益表达需求。网络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它具有匿名性、快捷性等特征,使得公众更愿意运用这种平台进行利益表达。从这个意义来说,它在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方面的作用是应当值得肯定的。然而,我国公众的参与能力、素质均不是特别理想,而网络舆论本身又是一个充满理性和非理性表达的矛盾体,加之政府在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中的确存在问题,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网络舆论危机得以爆发,并对政府形象塑造过程中的两大核心因素——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性造成了严峻的挑战。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之下,中国政府形象的塑造问题便显得尤为紧迫。从现实状况来看,我国政府采取了相关的措施,使得网络舆论危机得到了初步的治理,但是由于网络舆论危机还是一种新生事物,政府对这种危机的内在规律和发生机理尚未完全掌握,其治理措施的实施效果并不令人满意。除此之外,政府在网络舆论危机管理过程中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政府诚信亟待加强、政府行为规范尚需完善、政府应急财政制度亟待建立、政府危机决策与管理机制尚需优化。而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问题,从根源上讲,可以归结为：政府网络舆论危机意识淡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道德失范、政府网络公关能力亟待提升、网络舆论危机管理机制变革的动力不足。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中国政府形象的塑造表现出诸多不足。针对上述网络舆论危机下中国政府形象塑造的问题与不足,政府如欲完成良好形象塑造的艰巨任务,需要重塑自身的价值理念,以责任理念、民本理念和绩效理念引领网络舆论危机的管理过程。同时,政府还要采取具体的策略,例如：强化网络舆论危机管理意识、健全网络舆论危机管理法制体系、建立网络舆论危机管理财力保障机制、构建网络舆论危机协调治理机制、完善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管理信息发布机制。
牛萌萌[8]2012年在《邓小平政府形象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政府形象是一个综合体，是政府这一巨型组织系统在自身的活动与行为中产生出来的总体表现与客观效应，以及公众对这种总体表现与客观效应所作的较为稳定与公认的综合印象与评价。政府形象反映了政府执政的能力，决定着政府的凝聚力、号召力和影响力。因此，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府都十分重视树立并打造自身的形象，以期在社会公众中具有较高的威信和公信力。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政府形象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并为之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求索和大胆的实践开拓，由此形成了内涵丰富的邓小平政府形象思想。本文紧紧围绕政府形象思想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主要回答了“邓小平为什么会形成如此丰富的政府形象思想”、“邓小平政府形象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邓小平政府形象思想是通过何种途径塑造起来的”、“如何评价邓小平政府形象思想”这四个主要问题。具体而言，本文认为，政府形象自身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启迪，改革开放新时期对良好政府形象的强烈呼唤，以及邓小平本人对良好的政府形象的不懈追求，共同推动了邓小平政府形象思想的形成。出于对上述问题的回应和探索，邓小平政府形象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邓小平政府形象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效率优先是邓小平政府形象思想的核心内容和鲜明特色；为民、廉洁、模范、创新是邓小平对个体领导者形象提出的基本要求；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独立自主的国际新形象是新时期政府形象在国际社会上的放大和集中展现。在邓小平政府形象思想实现路径的问题上，本文主要围绕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和邓小平推进政府形象建设的实践活动，结合政府形象塑造的内在逻辑结构展开论述。即主要从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民主法制建设、对外开放战略这几个方面来分析邓小平政府形象思想的塑造途径。最后，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府形象理论中国化的研究视阈，对邓小平政府形象思想的历史地位、理论价值和实践得失进行了分析评述，探讨了邓小平政府形象思想对当下中国政府形象建设的有益启示。
雷霆[9]2016年在《征地行为中地方政府形象差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自媒体环境中,面对多源信息的符号幻象性、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的颠覆性,以及“E社会传播”所带来的信息现代传播方式等新的变化,地方政府经受着多重考验和严峻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在征地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形象差异化问题,即地方政府的形象会因主体的意识判断、舆论影响、价值取向等差异,而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刻画”结果。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不仅为当前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提供了宏观性指导,也为在自媒体时代下被多重“刻画”的地方政府形象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促使地方政府对大众传媒与网络传媒下的信息深入关注、主动使用、全面认知与反馈采取新的应对措施。基于此,本研究着眼于失地农民、网民、公众的不同视角,构建了地方政府的叁类形象分层,即地方政府的实体形象、虚拟形象以及公众形象;两路传播机理,即信息的人际传播和网络传播。并通过内容分析法,实证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形象差异的五个假设。研究表明失地农民、网民和公众叁个群体在利益补偿、权益维护、社会保障、就业安置等维度,对地方政府形象形成了不同的认知。基于此,本文遵循现代治理重在修复较大差异的原则,针对人际传播机理中的信息扭曲问题,提出了构建“沟通—协商—反馈”的互动模式建议;针对网络传播机理中的信息扭曲问题,提出了“地方政府—农民—社会”多元参与的建议;针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和价值观念等问题,提出了“国家—社会—个人”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从而形成地方政府形象的认知共识。
董健玮[10]2016年在《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策略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政府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逐步推进了包括部门预算、国库单一账户制度、政府采购以及政府收支等在内的一系列具体改革措施,改革的过程和结果均为反映政府经济活动的政府会计信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纵观这些年的实践结果,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际和国内政府会计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行预算会计体系逐渐产生和显露诸多问题和局限性,阻碍了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因此,我国现行预算会计体系亟待进行更进一步的改革。本文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基础,构建一个政府会计改革的分析框架,分析美国政府会计改革的深层逻辑和特征,为我国政府会计改革提供借鉴。同时依据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对我国政府会计改革提出策略建议。本文共分为全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阐述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和不足。第二部分(第二、叁章)归纳相关研究成果和介绍相关理论,为论文奠定理论基础。第叁部分(第四章)回顾美国政府会计发展历程,分析其政府会计改革的制度环境,为我国政府会计改革提供借鉴。第四部分(第五、六章)描述我国政府会计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我国现阶段政府会计的制度环境。第五部分(第七章)在借鉴美国政府会计变迁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选择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路径,并进一步提出政府会计改革的具体策略建议。
参考文献：
[1]. 中国政府形象管理构想及其策略选择[D]. 黎明. 华中师范大学. 2003
[2]. 县级政府形象建设整体化研究[D]. 甘小虎. 电子科技大学. 2011
[3]. 基于危机管理的地方政府形象研究[D]. 俞丽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4
[4]. 重庆北部新区政府形象传播调查研究[D]. 肖泽平. 西南大学. 2009
[5].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形象塑造[D]. 王欢. 东北大学. 2009
[6]. 国家形象战略研究[D]. 陈世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7]. 网络舆论危机下的当代中国政府形象塑造[D]. 张恩韶.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8]. 邓小平政府形象思想研究[D]. 牛萌萌. 浙江财经学院. 2012
[9]. 征地行为中地方政府形象差异研究[D]. 雷霆. 兰州大学. 2016
[10]. 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策略选择[D]. 董健玮. 苏州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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