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性的社会心理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学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要求的思想道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态度的转变过程，即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教育者有意识地向受教育者传递经过考虑设计的教育信息，借以影响和改变受教育者的态度或行为的过程。受教育者对教育信息的认同及在态度或行为方面的改变过程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过程。受教育者对教育信息的认同及态度或行为改变的程度越大，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性就越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就越好。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性问题作一分析。
一、通过提高教育者的可信度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性
思想政治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系统中的关键要素。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担负着发送教育、引起受教育者心灵的震动、使受教育者的思想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的重任。因而，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早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就对劝导者有无可信度，以及可信度与目标对象的态度改变关系做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劝导者有无可信度会极大地影响到目标对象改变态度的程度。而劝导者的可信度又主要决定于两个方面的特性，即专业性(也称权威性)与可靠性。专业性是指劝导者的身份特点，如劝导者所受的教育与专业训练、社会经验、社会背景、年龄等。专业性越强，劝导者的可信度就越大，目标对象态度改变的程度也就越高。而与劝导者可靠性直接有关的因素，主要是劝导者的人格特征，道德情操等方面。劝导者本人是否具有权威性固然重要，但如果他在人格、道德品质方面出了问题，他的可靠性就会大打折扣，他的可信度就会大大下降，对目标对象态度的影响也会降低甚至会使之产生逆反心理。
思想政治教育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者、设计者和实施者，实际上也属于劝导者的范畴。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受教育者往往先接受教育者，然后才接受他们所传递的教育信息。教育者的理论水平、知识结构、业务素质、道德修养、责任心、教育态度、人格魅力，以及由这些因素所产生的感召力、亲和力都会直接影响到受教育者对教育者及教育本身的信任度，影响到受教育者的心理、思想和行为的改变。
从专业性(权威性)上讲，在现代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专业知识与专业训练将成为影响其权威性的主要因素。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加强自身的智能修养。一方面，要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实践中，丰富社会经验与人生阅历，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还要丰富自身的知识结构。作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者，首先应该具备非常广博的政治理论知识；其次，还应该具有方法论方面的知识①；再次，思想政治教育者还应该具备心理学、伦理学、法学等方面的知识。最后，随着社会开放度的加大，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化影响的加深，思想政治教育者还应具备政治学、经济学知识，了解某些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总而言之，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是具有丰富知识的通才，同时还应该是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专才。
从可靠性方面来讲，在教育引导过程中，不仅要使受教育者感到教育者所言在行(专业性)，更要使受教育者感到教育者所言中肯可靠、勿庸置疑。这样才能使受教育者“自觉并自愿”地认同教育信息，改变自己的态度与行为。实践证明，德才兼备的思想政治教育者才更具可信度和影响力。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影响是以整个身心进行的，教育者对自己所传递信息内容的坚定信念，尤其是对道德规范、规章制度的躬身践行，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倾注与奉献，对生活的乐观积极，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都将对受教育者产生强烈的人格感召力，进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性。②
二、有针对性地组织和传递教育信息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性
首先，应根据受教育者原有的知识结构和态度倾向组织和传递教育信息。
1967年社会心理学家因斯科对说服信息影响态度改变的诸多实验作了如下总结性论述：说服信息影响态度改变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说服信息的立场(外在定锚点)与信息接收者原来态度(内在定锚点)的差距。如果信息内容所主张的立场与接收者的原来态度相距不是很大，就会产生同化效果。如果信息内容所主张的立场与接收者的原来态度不同甚至差距很大，就会产生对比效果，接收者的态度或者不受所传递信息的影响，或者产生更加顽固的态度。
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在白纸上作画，受教育者在接受任何一种教育信息时，原有的立场、观点、态度就构成了他们对现行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评价、筛选的“定锚点”即参照系，这一参照系直接影响他们对教育信息的选择和接受教育的深刻程度。因此，若想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性，就必须针对受教育者原有观点和态度的特点，组织和传递教育信息。
有针对性地组织和传递教育信息，需要合理使用单方面论据信息传递和双方面论据信息传递。所谓单方面论据信息传递，是指在安排所要传递信息的内容时，教育者仅安排叙述有利于所主张的立场、观点的言论，对不同的立场、观点绝口不谈，或者一味强调其毛病和缺点。而双方面论据信息传递则是指教育者可以安排含有正反不同立场的信息内容，甚至承认对立言论也有可取之处，但又巧妙委婉地表示其缺点超过优点，让受教育者感到教育者所主张的立场、观点是比较有道理的。
那么，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什么情况下使用单方面论据信息传递？什么情况下使用双方面论据信息传递？一般而言，当受教育者原有态度、立场与教育者所主张的态度、立场有差异时，最好使用双方面论据信息传递。因为，在世界一体化潮流的影响下，受教育者的态度、价值观念也出现了多元化、复杂化的现象；而信息网络化的发展，又使受教育者非常容易获取支持自身立场的信息。因此，单方面论据信息传递就容易令受教育者认为教育者的观点片面偏激，视野狭窄，有意隐瞒信息，不公平不诚恳，从而会降低教育者及其信息的可信度。这有可能加剧受教育者对信息的“对比效果”，加剧其对教育信息的拒斥和对抗。而双方面论据信息传递由于有承认对立观点合理性的一面，避免了上述的“激烈的心理拒斥”，缩小了彼此的心理距离。这种信息组织传递方式可以引导受教育者与教育者一起对对立的观点进行辨析和判断。在此过程中，受教育者有可能逐渐认同教育信息并改变自己的态度或行为。
当然，如果受教育者与教育者的立场、观点相近或相同，则可采取单方面论据信息传递，使受教育者感到社会认同与社会支持带来的自信和心理平衡，强化其“同化效果”。
其次，要根据受教育者的个性心理组织传递教育信息。
心理学家们认为，个性心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需要动机等方面的个性倾向性，一是气质、能力、性格方面的个性特征。就需要动机来而言，每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动机。这些差异就决定了人们对同一信息的接受方向和程度上的不同。就个性特征来看，人们在气质、能力、性格类型上也不尽相同。这些不同往往使人们在智力水平、独立性程度及自尊心等方面大不一样，进而会影响人们对同一信息的感受与理解。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根据受教育者的个性心理合理安排教育信息的内容及传递方法。
在教育内容上，应综合考虑受教育者对教育信息的求真、求善、求美、求新等方面的多种需要来组织信息内容。第一，信息内容要具有真实性。第二，信息内容要具有一定的价值性，能够反映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的要求。第三，信息内容要具有时代感，反映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第四，信息内容的组织要情理交融。
在信息传递方式上，则应该针对受教育者的个性特征，采取灵活变通、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如参与法，即组织受教育者在实践活动中印证教育信息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宣传法，即借助于各种宣传媒介如报纸、杂志、网络、电台、电视等传送教育信息；规范法，即利用群体规范的约束力使教育对象了解信息内容。不过，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必须针对受教育者的个性心理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具有具体性、层次性和可操作性。
三、通过避免逆反心理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性
社会心理学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逆反心理是态度引导的结果。在态度引导中，诱发目标对象产生逆反心理的原因可能是其障碍，如偏执型人格。但最直接的诱因则可能是由于引导者、引导内容和形式以及引导情境的某些特征引起的。从态度转变的过程来看，常见的逆反心理主要有以下几种，这也恰恰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加以注意的。
一是超限逆反，指同样的刺激物因刺激强度过大、刺激时间过长使目标对象产生的逆反心理。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超限逆反是最容易诱发的一种逆反心理。如宣传教育中的同类信息反复灌输，缺乏吸引力与感染力的教育方式等都极易引起受教育者的反感。
二是信度逆反，指由经验积累而产生的对信息及信息传递者的怀疑，使目标对象产生的逆反心理。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造成“信度逆反”的原因比较复杂。历史上，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思想政治教育曾经有过的失误，至今仍影响着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信誉度的认知与评价。从巨变中的社会环境方面看，社会现实的不完善、社会矛盾的凸显、腐败现象的滋生等，均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正面宣传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反差，使许多人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怀疑与抵触。③ 而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滞后，教育内容与社会现实脱节，尤其是教育者的知识缺乏、言行不一、人格形象与教育要求相去甚远等就更容易诱发受教育者的信度逆反。
三是情境逆反，指不适当的引导时机与场合使目标对象产生的逆反心理。情境是从认知的角度说明行为者与环境、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行为者在行动之前对环境(客体的总和)的认知，不是纯客观的，而是多少加进了主观的成分，从主观上给予规定和把握。④
从教育信息传递与受教育者的关系方面看，教育接受的氛围不同，受教育者的情感体验、心理需求会有所差异。如果受教育者在某种氛围中有不良情绪，就有可能产生“你不说还可以相信，越说越不听”的非常规的心理反应。因此，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必须针对具体的情境，不同的目标对象，灵活地选择教育方式与手段。
四是自主逆反。心理学家认为，个体存在着一种趋向自主，并摆脱外部控制的倾向。当外界付诸压力，使个体感到其自主地位受到触动时，则可能产生逆反心理。当然，自主逆反的诱发与个体的人格特质有关。对于“自我防御机制”突出、自尊心过强的人来说，更容易产生自主逆反心理。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万不可有自以为是、强为人师、咄咄逼人的教育态度与方式。一定要在尊重人、理解人的基础上去塑造人；一定要具体对象具体对待，坚持双向互动的教育模式，采用启发式、参与式、渗透式等多种教育方法，以避免自主逆反的形成，提高教育接受的效果。
五是禁果逆反。诱发禁果逆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诱因是无充足理由的禁止。禁止本身往往就提示人们注意某种对象。而当禁止的同时又未说明充足理由时，就反而会激发人的好奇心理而产生与禁止相悖的意向。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对待“禁果”，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行为作风，绝不可简单地否定和排斥，一定要做合乎逻辑的分析与反驳。不仅要阐明“是什么、怎么样”，更要揭示“为什么”；不仅要说明“不该怎样”，更应指明“应该怎样”；不仅要“晓之以理”，更要“动之以情”地去做教育引导工作。
需要申明的是，虽然逆反心理是由教育引导的特征而诱发的负效果，但并不能因此而认为教育引导是无用无益的。逆反心理不是教育引导的必然结果，而只是一种可能的倾向。只要消除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等方面可能出现的消极特征，就会避免产生逆反心理，消除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性的削弱与抑制。
注释：
①芮明杰、孙远：《思想·心理·行为》，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36页。
②王勤：《思想政治教育学新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页。
③同上书，第298页。
④沙莲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