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赋的散乱特征与形成_苏轼论文

苏轼赋的散乱特征与形成_苏轼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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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 1207.22

一、苏赋的散体特征

赋,是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较早而绵延久远的文学形式。它肇始于屈(原)、宋(玉),兴盛于汉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发展嬗变过程中,经历了由辞赋(含骈赋、律赋)向散文赋发展的阶段。在向散文赋的演进过程中,宋代欧阳修,特别是苏轼作出了重大贡献,使赋完成了由辞赋向散文赋的转关。

作为具有全面文学成就的文学大家苏轼,在赋体文学史上确乎占有重要地位。他的30多篇赋作,与他篇帙繁富的诗词文论相比,微乎其微,但与汉魏以来著名赋家相比,数量已够可观。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赋作体现出赋体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和革新精神。苏轼在“以文为诗”的同时,亦“以文为赋”。现存30多篇苏赋,按文体可为3类:骚体赋、杂言赋、散文赋。这3类赋作都以散文化倾向为主要特征。

散文赋约占苏赋总数的1/3,前后《赤壁赋》等名篇多属此类。这类赋作形式活泼自由,句式参差错落,手法灵活多变,笔力豪健姿肆,与他诗文行云流水风格同趣。与汉魏以来的辞赋相比,苏轼的散文赋在形式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1.散句的增多

《赤壁赋》共93句,散句约50句。《后赤壁赋》共68句,散句多达56句。《秋阳赋》共91句,而散句就有55句。《滟滪堆赋》约40句,骈句仅4句。《黠鼠赋》则全是散句。这些赋里,句式参差,少则一字二字,多则十一二字,这在辞赋中绝难找到,即使在唐人散体赋中也属罕见。散句的大量切入,不仅打破了整齐的句式,松活了板重的句式结构,且动摇了辞赋的语言根基。句式的变化不单是个语言形式问题,它与文体密切相关,文学史上大量事实说明了这一点。散句的增多,由量变到质变,形成了赋体以散句为主的语言新格局。使赋更便于状物抒情、叙事言理,充分显示出散体的优势。在散体苏赋里散句占全篇半数以上,即使在骚体苏赋和杂言体苏赋里,真正讲求属对的骈句也并不多,只不过保留着骈句的字数,其实亦可视为散体赋。

2.句式多变

苏轼的散文赋在句法上摆脱了辞赋的格套,因而在句型建构方面获得了适应表达内容的充分自由,不仅词序变换自由,且可用若干单句排列组合,大大增强了句子的弹性,比起五言加助词的辞赋和以四六言为主的骈赋灵活自如得多。唯其以散句为主,故便于自如驾驭各种句式,对陈述、感叹、疑问和反问、排比、对偶等多种句式及句间的承转变换灵活掌握。

《秋阳赋》为越王之孙赵令畤而作,用来讽谕学问、知事之难。此赋句式参差,二三五六七八九言兼用,陈述、感叹、问句、排比、对偶灵活转换。开篇4句用四六句式介绍赵令畤身份行事:“越王之孙,有贤公子,宅于不土之里,而咏无言之诗。”继以“以告东坡居士曰”散句过渡后引其心志表白曰:“吾心皎然如秋阳之明;吾气肃然如秋阳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阳之坚百谷;吾恶(读wù音)恶而欲刑之,如秋阳之陨群禾。夫是以乐而赋之,子以为何如?”这里有大致整齐的排比陈述,又有问句。接着用“居士笑曰”引出答语。先以问句领起:“公子何自知秋阳哉?”下以骈散相间之句紧承:“生于华屋之下,而游于朝廷之上,出拥大盖,入侍帏幄,暑至于温,塞至于凉而已矣,何由知秋阳哉!”从叙述越王之孙所处的优裕环境入手,指出其对秋阳并无切身体会。“何由知秋阳哉”与“何自知秋阳哉”语意相同而语气相异。“若予者乃真知之。”由评公子转向述己,骈句中间(读jiàn)以散句,于排偶中见流走之势,在陈述中夹杂感叹、化用、比喻、夸张、渲染,各尽其妙:“夏潦之方淫也,云蒸雨泄,雷电发越,江湖为一,后土冒没,舟行城郭,鱼龙入室。……夜违湿而五迁,昼燎衣而三易:是犹未足病也。耕于三秦,有田一廛,禾已实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计无食其几何,矧有衣于穷年。……曾未转盼,而倒景飞于屋梁矣。方是时也,如醉而醒,如喑而鸣,如痿而行,如还乡初见父兄。公子亦有此乐乎?”此段于叙写淫雨苦况中见秋阳之可亲可喜。居士以亲身体验坐实了“若予者乃真知之”之语,说明公子无由知秋阳的道理。“如醉而醒”四句排比设谕,但四五七字不等,现出句式变化的灵活性。“公子曰:‘善哉!吾虽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于天,南北宜异。赫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温非其慈。……吾侪小人,轻愠易喜。彼冬夏之畏爱,乃群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无憾,居不障户,出不御笠,暑不言病,以无忘秋阳之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此段为适应言理的需要,采用散句,陈述、反问、排比、使事兼用而文气畅达,了无滞感。“居不障户”三句四言排比,末缀一散句。便有流动感。

与韩愈的散体赋《进学解》相比,显而易见,《进学解》以散句入赋,打破骈俪过密而造成的板滞,增强文势的流走,但基本做法是融骈入散,末如《秋阳赋》句式多变、转换自如。苏轼的散文赋,运用多变的句式、错综的句型,自如转换,变板重为轻灵,变拘谨为活泼,且“随物赋形”(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57《文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校刊本(下引苏轼文均此本)。),不拘一格,恰到好处地阐发了义理。

3.笔法自如

“随物赋形”,不拘常格,而尽“求物之妙”,(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46《答谢民师书》。)体现出苏轼的文学主张和美学趣尚,无论叙事言理、咏物抒怀、吊古记游的苏赋,都不主故常,不落窠臼。为适应表情达意的需要,苏赋笔法多样而和谐统一。《赤壁赋》熔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此不赘述。《后赤壁赋》于叙事、写景中抒情言理,亦人所乐道者。即以议论言理的《天庆观乳泉赋》而言,亦是说明、叙事相济,笔法多样。此赋开篇8句议论,而以“此阴阳之理也”暂结。继以“吾何以知之?盖尝求于身而得其说”转入说明,共14句。说明之后又14句议论。尔后以“岂不然哉”一句提顿,导入叙事,文末又自然归于言理:“信飞仙之有药,中无主而何依?眇松乔之安在?犹想像于庶几。”此赋杂说明、叙事等笔法,以济其议,使言理主旨更为透辟。

内容不同的苏赋如此,即使是内容差近的赋作,笔法亦富于变化,运用自如。主旨大略相同的前后《赤壁赋》亦因所写季节不同而呈现出不同风貌:前赋“字字秋色”,后赋“句句冬景”(注:王水照:《宋代散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前赋“是立意往游”,后赋则“先以不想再游,步步写来”;前赋写“万顷茫然”,后赋写“断岸千尺”;前赋写“未出舟中一步”,后赋写“摄衣攀跻,无奇不探”;前赋写“舟中与客其游”,后赋写“舍舟客而上岸独游”;前赋写“兴举而更酌”、“枕藉乎舟中”,后赋写“兴尽而登舟”、“就睡户内”、“醒时见孤鹤、梦中见道士幻想作结。”虽均记赤壁之游,而“变换皆非文人意想所及。”(注:以上均见胡怀琛:《古文百篇笔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苏赋笔法多变,转换自如,纯是散文写法。正因为灵活自如地运用了散文笔法,变单调为丰赡,才显示出散文赋的崭新面目。

苏轼的散文赋如此。骚体苏赋亦体现出“以文为赋”的特色。《屈原庙赋》系嘉祐6年(1061)丁父酉溯江归蜀时所作。赋以交代作者行迹入手,由过“遗宫”(秭归县屈庙)引出对屈原被放逐的悲悼;联想其“生无所归,而死无以为坟”的遭际;用叙事实起,引出“人固有一死兮,处死之为难”的论点。论点引出后,又不即论,仍继之以叙:“徘徊江头欲去而未决兮,嗟子独何以为心。忽终章之惨烈兮,逝将去此而沉吟。”以上6句夹叙夹议。以下14句揣想屈原当时心境,作屈子口吻,揭示其崇高内心,笔法一变。接着由屈庙景物描写转入慨叹:“峡山高兮崔嵬,故居废兮行人哀。子孙散兮安在?况复见兮高台。”又由屈子口吻转为作者口吻,于人称变换的同时句式亦随之变化,将助词“兮”字由句末移至句中。感叹屈原之高节,正为感伤高节之无继:“贤者畏讥而改度兮,随俗变化斲方以为圆。……变丹青于玉莹兮,彼乃谓子为非智。惟高节之不可及兮,宜夫人之不吾与。”述俗子就“易”之行,以反衬屈子就“难”之节。随着内容的不同,文笔由叙转议,句式又将“兮”字移于句末。悲悼屈原既毕,文末议论作结印证论点。结构手法和轻灵跳脱的笔致,突破了辞赋的程式,应视之为散文手法在赋体文学领域中创造性的运用。

以散句为主、多变的句式句法、灵活多样的笔法和结构手段,加上题材的广泛,不拘一格的形式;而又都围绕着一条明显的线索,紧扣题义而“随物赋形”,真正做到了形散神聚,是构成苏轼散文赋的文体特征。

二、苏赋散体特征形成的客观因素和内在基因

形成苏赋散体特征有诸多因素,如时代氛围、个人艺术修养、文学主张及美学趣尚等,因篇幅所限不多涉及,仅从继承革新方面作一论析,这对文体发展规律的探讨更为有益。

苏赋呈现出赋体文学以散为主的新格局。但散体赋的出现并不自苏轼始,它是苏轼在继承汉魏以来赋体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前人经验,革新创造的结果。

较重叙事、带有散文化倾向之赋源头久远。它滥觞于屈、宋。屈原的《卜居》、《渔父》、宋玉的《对楚王问》、《登徒子好色》、《高唐》、《神女》诸赋,已露散文化苗头。汉末铺陈扬厉的大赋由鼎盛趋于衰落,带有散文化趋势的叙事赋体发展起来;仅摹拟《高唐赋》和《神女赋》的就有杨修、王粲、陈琳、应玚等人的《神女赋》和曹植的《洛神赋》;曹植另有《鹞雀赋》。同时,言涉恢谐嘲戏的俳谐文也在魏晋南北朝大量产生。不少赋作,实具小说的一些特征,可视为古代小说的一体。为适应叙写人物对话和人物服饰、动作、情态描写的需要,一些赋作不可避免地使整齐划一的句式出现了失控现象,而间之以较为自由的杂言散句。曹植《洛神赋》的首段、潘岳《西征赋》的第22段、第27段,这种情形尤为明显。唐代,伴随着文学的全面繁荣,赋作的数量和类型都超过前代。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新的散文赋,仅在敦煌遗书中就保留了10余篇此类赋作,既有文士之作,又有民间之作。民间诸作如《韩朋赋》、《晏子赋》、杂言体《燕子赋》、《茶酒论》等篇散句大增、句式参差、语言通俗、搀和口语、俗语,形式活泼。文士之作,受俗赋影响,叙事性增强,间以杂言散句。此外,唐人别集中的赋作也多表现出散文化倾向,韩愈的《进学解》、柳宗元的《愈膏盲疾赋》即是典型之例。《进学解》151句中,散句已逾半数,且散句的伸缩性也相应增大,少则一字三字,多则十一二字。《愈膏盲疾赋》中散句近40句,占该赋的1/3。这些赋作中,作者有意识地融骈入散,以参差错落的句式增强文气和表达效果。早于韩、柳的李华也为散文赋体的形成做出了努力。他的《吊古战场文》虽受骈赋影响,多四言句式,但真正属于骈偶者不多,仅占全文的1/3。该文的笔法明显体现出散文特征,作者从古战场荒凉悲惨景象的描写入手,引出亭长“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的说明,作为全篇总纲。继以“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总吊一笔,纵括上下千年。中间以夹叙夹议之笔极写秦汉以来战场的厮杀、战争的残酷,指出用非其人、劳民伤财的弊端,并从死者及其家属诸方面写出战争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最后,照应“常覆三军”,结出主旨:“守在四夷。”全篇围绕“常覆三军”的立意组织结构,交织时空,做到了形散神聚。以上诸赋,该是古文运动的成果。古文运动的功绩在于文体的解放,不仅对传奇小说的发展有所推动,亦促进了赋体文学的革新。晚唐,古文衰落,骈文回潮,“大气侯”的影响也反映到文人的赋作里,但散句的切入和散文手法的运用却作为一种基因在赋体文学中积淀下来。杜牧的《阿房宫赋》于大量骈句中,间以散句,仍有流走之势,而其末段,则全系散句。

宋代,诗文革新的大潮亦波及到赋体领域。欧阳修的《秋声赋》85句中散句多达58句。“这是一种以散句为主,杂以骈偶、韵语的变体,别称为文赋。”(注: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4页。)它奠定了散体文赋的格局。苏轼正是在此基础上革新创造,使散文赋更为成熟和完美,他的赋体杰作从数量和质量上稳住了散文赋的阵脚。为适应叙事、言理的需要,苏轼已不满足于前人融骈入散的格局,而采用以散为主,兼收骈偶、韵语之长,用写散文的手法写赋,形成了亦文亦赋的新格局。

散文赋是适应叙事言理的需要而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唐宋古文运动推动了它的发展。但这只是苏赋散体特征形成的客观因素。苏赋散体特征的形成还有其主观的因素,这就是苏轼善于借鉴前人的成功经验,和他个人的创造精神。

苏轼借鉴前人特显著,属韩、柳、欧公诸家。《赤壁赋》以散为主,间以骈偶,句式多变,文笔洒脱,熔情景、事理于一炉,是典型的散文赋。但与欧公《秋声赋》并读,至少有以下相同点:首先,二赋都以叙事为骨架,融汇描写、抒情、问答对话。《秋声赋》(以下简称《秋》)以欧阳子秋夜读书,闻秋声威烈,使童子出看开端,中叙欧阳子与童子对话,多层面多角度地展开对秋声秋容秋性的描写和议论,从而抒发了“因人事忧劳、形神日渐衰老的悲感。”(注: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4页。)文末又以叙作结。《赤壁赋》(以下简称《赤》)以苏子秋夜泛舟赤壁,于清风明月、水光接天的江中饮酒赋诗的描写启篇,将景、情、事交融一体。然后由客吹洞箫的悲声引出苏子与客的对答,由水与月就地设喻,形象地阐发了“变”与“不变”的哲理,从而表现出不以失意为怀的胸襟。末尾亦以主客共喜而醉的叙事作结。其次,二赋都用比拟、夸张手法渲染气氛。《秋》写秋声曰:“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赤》写箫声曰:“如怨如慕,如泣如诉;馀音嫋嫋,不绝如缕,……”再次,二赋句式多样,富于变化。《秋》仅第二段前4句就有4种句式:“余曰”是陈述,“噫嘻悲哉”是感叹,“此秋声也”是提顿,“胡为乎来哉”是设问,赋中多用“者”、“也”构成句式,与《醉翁亭记》同趣,体现出欧公散文的特色。《赤》中,陈述、设问、判断、感叹诸句式互济并用,其中“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与《秋》中“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句式颇似。当然,与《秋》相比,《赤》的语言更富圆转流走之势,更少形容,特别是熔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为一炉是《赤》的创造性之所在。

《黠鼠赋》是一篇近似寓言而又非寓言的故事赋。赋中穿插苏子与童子的对话,虽旨在言理,但仍是欧公《秋》的格局。今比列二赋首尾二段如下:

欧阳子方夜读,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余谓童子曰:“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秋声赋》首段

苏子夜坐,有鼠方啮,拊床而止之,既止复作。使童子烛之,……曰:“嘻!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发而视之,寂无所有……童子惊曰:“是方啮也,而遽死耶?……”覆而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

——《黠鼠赋》首段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余之叹息。

——《秋声赋》结尾

余俯而笑,仰而觉。使童子执笔,记余之作。

——《黠鼠赋》结尾

《黠鼠赋》固然采取《秋》之格局,而在运用寓言故事的形式上又受到柳宗元《愈膏盲疾赋》和《哀溺文》的影响。《愈膏盲疾赋》敷衍《左传》故事,通过晋景公、医生、忠臣的对话,谈论治国之理。《哀溺文》叙写一个游泳本领高强者一旦船破落水,因不愿丢舍腰缠之钱财而被溺死的故事,用来讽刺在“世涛”“风涌”中“不让禄”、“辞富”,“更揽取无时休”、“终负祸而怀雠”,有点像《蝜蝂传》中的“蝜蝂”。《黠鼠赋》不只是在指事托意方面受《哀溺文》的影响,就在联类比衬手法的运用方面亦颇似。

苏轼的《服胡麻赋》亦颇似柳宗元的《辨伏神文》。一服胡麻,一服伏神,一因梦道士相告良方而久服益于身,一因不善辨识真伪而误用,使“病加甚”;一讥“道在迩而求诸远者”之“怪迂”,一戒应辨别真假,“愿悟来者”,此其作意之同点。所不同者《辩伏神文》举反例发论,《服胡麻赋》举正例言理。比照二赋,既见《辨伏神文》对《服胡麻赋》的影响,又见《服胡麻赋》的创新。此外,比析柳宗元的《吊屈原文》与苏轼的《屈原庙赋》,也可见出苏轼对柳赋的既继承又革新的迹象。苏轼的那些带有讽刺规谏意味的赋作,得力于柳宗元指事托谕的赋作,甚至颇受其寓言、小品的影响。而他那些记游的赋,也不无柳氏山水游记的影子。《后赤壁赋》在写景叙事中曲透心境、寓寄感慨,以及清幽峻练的笔致都颇似柳宗元的山水游记。这种现象绝非偶合,亦非表层意义上的摹习,而应看作是深层意义上的契合。柳氏被斥蛮荒,“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注:《柳河东集》卷43《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的遭际和心境自与苏轼屡遭播迁的心境相通。他贬谪岭南,唯携陶柳之集不正说明了这点吗?

至于苏轼对韩愈赋作的因革,仅举《后杞菊赋》、《秋阳赋》与《进学解》作一比析,即可了然。《后杞菊赋》与韩愈的《进学解》颇多同点。《进学解》借弟子之口,说身为国子监博士的韩愈“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于业“勤”,于儒“有劳”,于文“闳其中而肆其外”,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却不被重用,处境拮据:“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后杞菊赋》叙身为密州知州的苏轼“朝衙达午,夕坐过酉。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频蹙,举箸噎呕。”二赋都以自身景况为题材,均叙自身的蹭蹬勤苦,曲透仕途失意之感。所不同者,韩赋多用排比和成语、讽刺反语,于滔滔肆辩中泄愤懑,苏赋多用比衬、俗语,于恢谐幽默中见理趣;韩赋是传统的驳难对话体,苏赋中没有“客”方出现,自嘲自解,属于辩难对话体的变格。

如果从《后杞菊赋》中见出苏轼对《进学解》较多继承的话,则在《秋阳赋》中可见出继承同时的创新。《进学解》借弟子之口,从“先生之业”、“先生之于儒”、“先生之于文”、“先生之于为人”4方面评价韩愈,为其不被重用衬跌,下文的辩驳即紧扣这4方面。尽管意在用反语自嘲,采用的却是逐层驳辩的写法。《秋阳赋》也采用驳论的写法,引叙越王之孙“吾心”、“吾气”、“吾好善”、“吾恶(读wù)恶”等心志表白作为靶子,下文以东坡居士对秋阳有切身体验的实例说明生活优裕的王孙公子未必深知秋阳的道理。此二赋所不同者,韩赋逐层驳辩,虽系反语,写法却较拘谨;苏赋以叙代论,于亲切饶趣的叙述中寓托“以讽公子学问、知世之难之义。”(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2引晁补之语。)在立意和义理上较《进学解》更胜一筹。为适应叙事议论的需要,更多散句。即如引叙越王之孙心志表白的排比语句也较韩赋富于变化。此赋文笔洒脱,充分体现出苏赋笔法自如的特色。苏轼那些带有辩难对答的赋作,是在吸取韩赋和韩愈杂说笔法,以及韩文逻辑严密等长处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性劳动而制作的,从而把赋体文学的散文化进程推进了一大步。当然,苏轼的师韩,亦与师柳、师欧公一样,亦绝非表层意义上的摹习。

由以上论析可见,苏轼在吸收前人赋作成功经验的同时,以其创造革新精神奠定了赋体文学的散体格局。他在继承中创新,正体现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60《书吴道子画后》。)的美学追求,洒脱不羁、不主故常的艺术个性,以及“随物赋形”、“文理自然,瓷态横生”的文学主张,正是他在赋体文学领域中卓有建树的内在基因。

苏轼把“以文为诗”的作风带入赋体领域,充分发挥了“文”的优势,在继承赋体传统形式的同时,进一步散文化,使其成为亦赋亦文的新体文赋。他在这个领域里的尝试远较诗歌领域成功得多。赋虽“古诗之流”,(注:班固:《汉书·艺文志》。)但因其兼具散文特点,擅长铺陈言事,所以以文为赋有利于打破板重的句式,使其更富于自然流走之势,更便于描写、叙事、抒情和议论,因而更有效地发挥着功能。

总之,散文赋是在适应叙事言理需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唐宋古文运动推动了它的发展。苏轼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把“以文为诗”的创造精神带入赋体领域,用写散文的手法写赋,完成了由辞赋向散文赋的转关,使源远流长的赋体文学嬗变出新的格局,放射出新的光彩。

“惟正有惭衰,故变能启盛。”(注:叶燮:《原诗·内篇》(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苏轼在赋体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所做的努力,不正证明了这一文学发展的规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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