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成长三维机制与家族企业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家论文,机制论文,家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企业家理论的梳理
虽然主流经济学中没有企业家的地位，但经济学家特别是非主流经济学家从来没有放弃对 企 业家的研究。自法国经济学家康替龙(Cantiuon)1755年将“企业家”这一术语首次引入经济 学理论以来，在200多年的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史中，“企业家”角色沉浮变迁，“企业家” 理论不断丰富发展。在古典经济理论体系中，法国19世纪初期的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萨伊(Say )，最早强调企业家的重要地位，并赋予企业家以企业组织“协调者”(Coordinator)的角色 。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在其论著中，从企业家作为企业组织的领导协调者、中间商、创新者和 不确定性承担者等多方面对企业家的职能进行了全面论述。随后的企业家理论中，熊彼特的 理论独树一帜，他将企业家看作均衡的破坏者。虽然他看到了均衡理论的缺陷，但并没有把 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力量归于市场中的不均衡因素，而是将其凌驾于市场结构之上，所以他 并没有抛弃均衡观点。在熊彼特看来，如果没有企业家的创新，市场（经济）将处于均衡状态 ，也不会产生利润。正是企业家通过创新，打破旧的均衡，实现创新利润。
与熊彼特的观点相反，又有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家是均衡的恢复者。奈特(Knignt)、科兹纳( Kirzner)、利本斯坦(Leibenstein)、卡森(Casson)等经济学家都是遵循市场非均衡观点的 。在他们看来，由于信息不完全等因素，市场经常处于一个不均衡的状态。企业家就是为了 获得税金对资源的重新配置将市场带回到均衡状态。美国芝加哥学派奠基人奈特教授在他的 理论中引入了不确定性，并对企业家职能，即进行商业决策和承担不确定性进行了较系统的 研 究。柯兹纳视企业家为“经纪人”，他们不但能感觉到机会，还能捕捉住机会并创造利润。 他强调，使企业家与旁人相区别的是他的“悟性”和他的特殊“知识”。利本斯坦认为，企 业家的职责在于克服组织中的X低效率，企业家就是避免别人或他们所属的组织易于出现的 低效率，从而取得成功的人。卡森的企业家“判断性决策者”角色理论，则把这些企业家的 概念给予综合和扩展。他的定义是：“企业家是擅长于对稀缺资源的协调利用作出明智决断 的人。”他强调说，企业家是一个“市场的制造者”。
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利用信息经济学的原理，对个人财富在企业家形成中的作用做了系统 的论述。张维迎(1995)在中国尚属先驱的规范的企业家理论研究，为中国经济学提供了一个 系统的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回到实践检验的研究模式。他在《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 论》中，给出了一个企业的企业家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微观基础是非合作博奕和讨价还价理 论，他从一组参数化的假设出发，推导出在个体理性选择下的均衡条件，然后对所有的参数 做“比较静态分析”，得到一组可检验的命题。在均衡状态下，个人将被划分为四种职业： 经营能力高、个人财富多的人成为企业家；经营能力低、个人财富多的人成为纯粹的资本所 有者；经营能力高、个人财富少的人成为管理者；经营能力低、个人财富少的成为工人。 其论证基于如下的假设：(1)非负消费假定。由于非负消费的约束，做企业家机会成本对富 人比对穷人高，因此，给定经营能力，穷人比富人有更强的做企业家的动因。(2)信息不对 称假定。经营能力是私人信息，个人财富则是公共信息。在企业家能力不易观测的情况下， 资本可以作为一种信号手段显示当事人的企业家才能；换句话说，具有较多财富的人，一般 具有较强的经营能力。
作者可能为了数学上的方便，以至于明显地背离新奥地利学派和老芝加哥学派的企业家理 论。其局限性在于：(1)他的模型都是静态模型，人们的这些选择取决于生产技术和监督技 术参数，取决于企业家能力的分布特征。这个结论的严格论证需要一般均衡模型。然而作者 在将这类局部均衡结果推广到一般均衡时会遇到极大的困难。一个问题，人们如何从观测到 的信息（除财富外）修正对企业家能力的判断问题。(2)这是一个“先天”决定的模型。在他 的模型中，经营能力和个人资产似乎都是先天决定的，是个人天生的能力和继承积累的财产 ，因为在模型中，经营能力和个人资产被处理为静态的不变量。(3)其理论的假设前提在现 实中也难以站住脚。首先，作者将资本特指货币资本，如果将资本概念扩展到人力资本和社 会资本 范畴，“穷人”和“富人”本身就会发生了改变。其次，只要不是静态地考察，个人能力并 非完全是私人信息，当然，如果时间不是足够长，也不可能是完全的公共信息。做为 反映个人能力的信号，财富对能力的显示功能只有在静态的情况下才具有，而在动态情形下 ，它并不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一个理论家的思想总是连贯的。所有的经济学家，除卡森外，并非是为研究企业家而研究 企业家角色，之所以赋予企业家某种角色，是为了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熊彼特研究企业 家，是为了构建其经济发展理论；利本斯坦的企业家角色是服务于其X效率理论的；张维迎 也不例外，他的企业理论和他早年提出的“为钱正名”的思想一脉相承，他研究的背景是中 国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张维迎，1986）。如此说来，他们的理论存在着局限便不足为 奇。
二、企业家是一个动态成长的过程
一个人如何才能成为企业家？很显然，企业家必须具备很强的企业家才能。企业家才能是个 “ 框”，已有的企业家理论中，经济学家赋予企业家的各种角色和能力都装于其中。但理论界 在此问题上仍存在两个主要的分歧。
分歧之一，市场是均衡还是不均衡。如前所述，熊彼特与其他经济学家在这点上出现分歧 。卡森(1992)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的“企业家”辞条中指出：“只有在 完全公平地对待结构的复杂性和发展性的经济模型中，才能正确地理解企业家。在此类模型 中，‘均衡’的概念仍是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但它与实际情况的相关性却是有限的。”企 业家就是为了获得租金通过对资源的重新配置将市场带回到均衡状态。我们认为，利润本身 就 是一种不均衡的现象，它必须产生于市场的不均衡之中，市场的不均衡程度决定了利润的大 小。因此，在均衡的市场中，是没有获利机会的。如要获得超额利润，要么是打破原有的均 衡，要么是利用原有的不均衡。前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创造不均衡，这主要靠一些重大的创新 。而后者则是利用不均衡，即需要寻找具有最大不均衡的市场。这有赖于企业家的“洞察力 ”。因此，企业家既可能是均衡的破坏者，也可能是均衡的恢复者。总之，企业家主观上寻 求利润时，客观上起着市场推动者的作用。
分歧之二，企业家是否必须拥有个人财富。一种观点认为（萨伊、柯斯纳、熊彼特），企业 家并不是资本家，企业家不必要拥有个人财富。因为二者的职能是根本不同的。资本家提供 资本，企业家进行经营。另一种观点认为（霍勒、张维迎等），企业家应该是资本家。企业家 必须拥有个人财富，因为企业家必须要运营资本，让资本家作为企业家会避免由于信息不对 称 而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也就是说，拥有个人财富是成为企业家的必要条件。在 我看来，前者是基于资本市场充分发达、信贷双方信息对称且监督可行的假设而得出的一般 性结论。后者虽然看到了上述假设条件缺乏现实性，但他们将货币的获取和经营能力假定为 静态的、先天性的，而且在他们看来，资本仅局限于货币，正如周其仁(1996)所指出的： “‘资本雇佣劳动’的命题是由含糊的资本概念支持着的”。本文将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 、社会资本三方面对企业家进行考察。
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企业家在其完整的资本函数（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中 ，先天的成分部分地在初始状态中得以体现，表现为或具有“想象力”、“判断力”、“机 敏”等企业家素质，或继承一定的财产数量，或因血缘、亲缘甚至地缘关系而拥有的社交网 络等，但主要体现在推动市场结构的过程中，由于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而不断地获取知识 、经验和经营能力，创造物质财富，建立扩大的社会网络的成长过程。一句话，企业家通过 成长以区分自己，而显示作为企业家的优势。
三、企业家成长过程中的三维机制
从一定意义上讲，企业家是多种角色的复合。理解这一点对廓清已有的形形色色的企业家 角色是至关重要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熊彼特赋予企业家先我的“创新” 精神；奈特将企业家看作是不确定性的承担者；柯兹纳强调企业家的特殊“悟性”和“才能 ”；在张维迎看来，企业家必须手里拿着“钞票”，口中喊“有能力”的口号。在此，我们 将企业家视作三维机制上的一个成长过程。基本假定是，每个人或多或少具备一些企业家素 质，这使得只有在获取较高的个人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时，真正的企业家才能显现出 其 成本——效率优势。
如图1所示的三维坐标图中：如果一个人只具有人力资本，他可能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 ，在企业组织中他至多是一个经营者，一个只具有社会资本的人，注定他只能是社会活动家 或政治家，但他不是一个企业家；只有物质资本的人，或是企业资本家或是银行资本家。如 此看来，给企业家下一人格化的定义，是指具备三种资本中的某一种或某几种，逐步凝聚更 多的资本，形成三位一体的资本结构，以期促进企业发展的一定环境条件约束下的理性人 （包括利己和利他两方面）。上述定义中隐含着一个假定，即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 三者在一定范围内能相互转化。如，付出学习费用，可学到知识；参加劳动，可获得收入； 恢复高考前的中国，具有某种社会资本，可以推荐上大学。
1.人力资本维
在现代经济学看来，所谓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藉以获得劳动报酬的个人独特素质和专业 技能。人力资本，也可概括为奈特意义上的企业家的“首要的功能”，即“决定干什么以及 如 何去干”。从产权角度看，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天然地属于个人，即为私有产权（周其仁，19 96）。人力资本的产生来源包括先天因素和家庭生活的影响、“干中学”、教育和培训等方 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干中学”。
(1)先天因素和家庭生活的影响。考察先天因素和家庭生活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又称作 心理分析。熊彼特(1934)的看法无疑可归入此类。在他看来，企业家的动力在于个人成功。 用他的话说，这是一种“征服的、战斗的和优于别人的愿望”。这是“一种创造的喜悦，一 种 让作品完美的嗜好，一种简单的运用精力和智慧的快乐。”这是“一种建立私人王国，甚至 王朝的梦想”。麦克米伦(Mc Clelland，1961)的社会心理学方法则不那么片面地强调企 业家的个性。他的主要结论是儿童时代的经历创造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特殊的心理因素，即他 所谓的“成就需要”。成就动机的教诲来自于儿童时建立起的实践，即强调优秀的标准、自 立训练、母爱和父亲不怎么主宰。曼弗雷德(Kets De Vries，1997)的心理动态模型认为， 企业家的个性是痛苦心理继承的一个函数。萨拉切克(Sarachek，1978)的经验研究支持了这 一观点。在他研究的本世纪初美国189个革新的企业家中，四分之一以上的在16岁前就失去 了父亲，另外四分之一则极不满意他们父亲的漠不关心及虐待。
(2)“干中学”。“干中学”是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的关键。“实践出真知”，讲的也就是 同样的道理。德国调查表明，企业家主要是从实践中培养出来的，因为大学培养的人知识面 窄。中学毕业后接受双轨制教育并完成师傅培训班的人，与同龄直接从中学到大学毕业的人 相比较，前者从人格、知识和技能等方面均优于后者。根据Lentz & Laband(1990)的调查， 在1805个美国企业家中有一半是属于第二代企业家，他们在父母的企业里获得了经营的技能 。Baumol(1990)指出了模仿比完全意义上的创新在历史的进步上起了更大的作用。在这个意 义 上，不是少数智力超群者，而是绝大多数人都能成为企业家，因为他们能模仿别人。毫无疑 问，在经济生活中少数天才型人物，由于他们的创造大大地改变了市场的供求关系。然而 根本上的经济变化是绝大多数经济活动的结果。Leibeinstein(1987)的举例很有道理，如果 百分之二的天才企业家实现了节省百分之二十五的生产成本，而百分之九十八的平常企业家 实现了百分之三的生产成本，后者对市场总结果的贡献比前者也大得多。
(3)教育与培训。与心理分析注重人的精神和智力素质不同的是，有学者强调企业家的个人 人 力资本来自教育和培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舒尔茨断言，企业家的能 力是一种通过正规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因此可以通过教育投资来培育企业家。Leibenstei n(1987)也确信训练和教育可以增加促进增长的企业家要素。
2.物质资本维
物质资本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如此，从信息经济学意义上讲，拥有或 控制的物质资本的多少，本身就是企业家成长途中的一种信号显示。物质资本包括资金、土 地以及各种有形无形的生产资料。资金主要用于完成现货交易，如何获取这些资金，一方面 取决于资本市场是否发达，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企业家个人的筹措资金的能力，后者是区分企 业家与非企业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企业家获得资金的渠道主要有三种：其一，通过个人经 营和几代家庭成员累积继承，以“滚雪球”的方式积累资金；其二，由于具有一定的社会关 系网络，能够借到一定的资金；其三，由于具有特殊的人力资本和特殊的社会资本，能在短 时间内“创造”一定的资金，如，科技人员发明创造后出售专利。从企业家成长的角度看， 除其他资本向物质转化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个人积累的资金约占创业资金的一 半（如表1所示）。可以说，企业家的成长与他拥有的和凝聚到的物质资本成正相关关系。
表1 企业家创业资金的来源 (%)
国家或地区个人积累关系网络组织机构 总共
美国55.324.120.6
100
中国（大陆）53.128.316.1
100
台湾
45～55
30 15.25 100
资料来源：李新春：“企业家过程与国有企业的准企业家模型”，《经济研究》，2000年 第6期，第51～57页。
3.社会资本维
劳动分工并不像亚当·斯密所论断的那样主要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而是主要受“协调成本 ”的限制（相当于交易成本）。决定着“协调成本”的因素称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概念是 法国学者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科尔曼( James Coleman)在1990年巨著《社会理论基础》中把所有可以给人们带来好处的社会结构统 称 为社会资本。在经济学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强调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社会资本可 看作一种资源要素。它以某一团体的成员资格为基础，或者说，它同人们之间多少具有稳定 性的、相互认可和承认的、持久的关系相联系，它将参与其中的个人网络，这种网络会给其 成员带来保障或好处，资源、信息、社会支持等都可借助这个网络获得和运动。家庭成员之 间相互的借贷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典型例子。但是，由于建立在个人之间的互惠的基础之上 ，社会资本可能是脆弱的，同时也难以在短期内建立起来。
制度资本是一种特殊而重要的社会资本，它是指组织和以组织为依托而建立起来的成文或 不成文的行为规则和社会共识的集合。它与一般社会资本的不同之处是包括了组织。组织好 比 制度资本的硬件，而行为规则和共识则是它的软件。相对于市场而言，组织特点是其成员受 其规章制度或领导的强制。通过强制，组织为制度资本的软件提供制度化的保障。正因为如 此，制度资本可能比一般社会资本形成得更快，并且更加稳定。lven Szelenyi(1988)和Vir or Nee(1989)等学者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由于市场原则 将逐渐取代行政权力的作用，从而导致人们的社会地位构成和社会分层机制的改变。市场经 济的发展会为那些在传统计划体制中处于劣势地位的社会群体提供新的改变社会地位、向上 流动乃至发财致富的机会，并在市场中逐渐形成新的机会结构和流动渠道，社会分层结构的 上端在一定程度上会实现成员更替。
转型时期的下述特点，使得社会资本对企业家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大量的资源和 信息有可能通过社会网络进行交换或流动，这在一定情况下会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并保证资 源获得，从而扩大劳动分工的范围。第二，替代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各种正式制度安排（ 如法律）是社会交往行动得以维持的基础（科尔曼，1990），但在制度转型时期经常会出现长 期缺乏有效正式规范的过渡形态。面对缺乏正式制度安排的环境，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必定要 寻求某种替代物，以弥补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关系和行政权力关系所带来的困难和风险，维持 或 者建立经济活动乃至社会交往所必需的基本信任和预期。这时，最方便、也最容易的替代 物即是非正式的社会网络。
四、企业家“企业生态系统”的“生存检验”
阿罗将高等教育看作是人力资本的一种过滤装置，甄别具有不同学习能力的人才。它是人 们向未来雇主传达本来是不可观察的人力资源生产率的一种方法。人力资本只是企业家三维 机制中的一种，企业家的甄别显然要复杂得多。这里引入“企业生态系统”的概念，并借用 阿尔钦提出的“生存检验”一词(Alchian，1950)。“生存检验”，是指企业家成长过程中 通过 “企业生态系统”检验的过程。简单地说，“生存检验”可以判断企业家是否合格。这里， 对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家成长并不是一个独立封闭的自我完善的过程，企业家也 绝非一块吸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磁铁。商场如战场，他必须能够经受住“生 存检验”。否则，便不能成其为企业家。
企业家是一系列社会选择的结果。选择和甄别企业家的装置，这里称作“企业生态系统” 。它由如下几组关系组成：企业与同行业的其他企业的关系；企业与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的 关系；企业与各种要素市场的关系；企业与政府和机构的关系；企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企 业生态系统”的核心是协调和兼容。现实世界中，新的技术、商业进程、生命组织形成都持 续不断地涌现，“企业生态系统”处于永无休止的变化和运动状态。相互依存的企业在无穷 的交互圈中“共同进化”，对整个社会变迁和人类进步起着重要作用。企业家们常把精力用 在同竞争者的斗争中，而时代的变迁则要求结合对手各自的贡献，共创技术标准，形成新的 竞争与合作规则，使大家共存在一个丰富而协调的动态系统中。
五、三维机制与家族企业家成长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包产到户，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如果说，1978年底以 前，中国产生家族企业的社会经济条件，虽然躁动于当代经济社会结构的母腹之中，跃跃欲 出，但是受到外部强大的政治压力，不可能发育成熟；那么，1978年以后的实践推动，理论 突破，政策调整，则是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 发 展的基础，也是家族企业产生发育的基础。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正是农民创造 的包产到户经营形式。随后，以家族为基础形成的经济组织形态在中国农村和城市如雨后春 笋般地冒出来。家族企业家，作为家族企业人格化的代表，在企业中起着中心枢纽作用。提 及当代中国家族企业家，人们自然想到诸如万向集团鲁冠球父子、希望集团刘永行四兄弟 、横店集团徐文荣父子、正泰集团南存辉、太太集团朱保国夫妇、天通股份潘广通父子等。 在新兴的IT行业，网易丁磊、丁波兄弟分别坐镇北京、上海，e国张永青、张永春分别担任 董事长和总经理，当当书店的李国庆、俞渝夫担任联合总裁，家族经营模式在新经济中也倍 受青睐。
虽然产生家族企业家的经济环境和社会背景不尽相同，但他们有着相似的成长路径，这就 是 ：通过血缘亲缘关系配置市场资源要素，经过企业家成长历程，通过“企业生态系统”的“ 生存检验”，而成为家族企业家。当然，上述企业家“生存检验”还在继续。中国当代的家 族企业家的产生、成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表现为三种类型。
1.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生存型”
主要是农村中的“能人”和返城知青。当年摆脱贫困和进城做工是他们的梦想，生存因素 是他们创办企业的初衷，一个“逼”字道出了那个年代创业的艰辛。他们大都从家庭作坊开 始起 步，企业形成初期，以个人产权或家族产权为主体的业主个人产权，所有者、经营者、管理 者、生产者三位一体或四位一体：以亲友为主体，亲情为纽带的治理结构，业主控制一切， 没有也不必要更多的管理层次；业主个人说了算或基本说了算的决策机制，承担一切责任和 风险；企业行为易受到短期行为与投机心理干扰。
从他们成长的三维机制来看：受当时环境条件影响，他们受教育的程度有限，但他们一般 思维敏捷，具有一定的判断性决策能力和强烈的创业冲动。他们当中，最大的一类是农村基 层干部和社队企业（即后者的乡镇企业）的厂长或采购员，由于他们长期从事社会管理工作和 经营活动，同各方面的关系较熟，信息灵通，在社区内权力较大，声望较高，他们投资办厂 ，承包经营，有许多便利条件。第二类是有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回乡知识青年与复员退伍 军人，他们有一定文化水平，见多识广，接受新事物快，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他们对物质资本的积累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是“滚雪球”式的自我扩张。这也是中国 现阶段家族企业初始资金积累的主要形式。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处于短缺阶段，市场利 润空间大，早期长途贩运，利用广阔的销售市场，赚取批零差价、产销差价、地区差价、季 节差价，从而不断扩大经营资本。也有的因为具有特殊技艺，加工制作某种适销对路的产品 ，经过营销运作迅速占领市场，从而获得企业资金来源。其二，公有企业通过个人扩大规模 ，逐步演化为家族企业。集体企业的所有者除了取得承包金以外，让渡了企业的财产所有权 ，与企业的经营过程完全分离。承包人根据需要不断投放自有资金，扩大经营规模，以致私 有部分越来越多。最后，集体社队企业只剩下一块牌子，一个“空壳”，从而使集体企业的 财 产关系发生变化，借公有企业的“鸡”，下家族企业的“蛋”。
如果说最初家族企业的产生仅局限于“制度真空中发展起来的个体户的范围”，那么后来 国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家族企业家则被地方政府一级级往上推，家族企业的发展与地方政 府在经济上、特别是政治上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典型的如万向集团鲁冠球不仅多次当选 全国乡镇企业家，而且还是十三大、十四大党代表、九届人大代表。
2.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下海型”
主要是在政府机关和企业谋职的人员以及下岗职工。按他们办企业的不同原因，可以分为 两类：其一，推动型(Push)，即因为他们对以前工作条件不满意而独立谋求发展，或者由于 晋升的机会受阻，独立经商作为社会地位上升的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其二，拉动型(Pull) ，即他们受市场机遇和企业的创造力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吸引而放弃了以前的 工作，吸引力主要是在城市和比较发达的地区。他们的个人素质有别于前一类家族企业家， 在 企业管理和企业运作上与前者也不尽相同。从他们成长的三维机制看，他们中许多人都 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他们或来自于党政机构（出身于“干部”），或本身就 是国有企业管理和技术人员。前者出身于公职人员，具有较强管理能力和较高管理水平，有 着各种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不仅有助于他们创办企业，而且有助于企业扩大发展。对后 者而言，他们懂技术、有经验，特别是已往的工作经历和社会关系使他们在进货渠道和销售 网络等方面都有更多的优势。与第一阶段家族企业家类似，企业自身积累是他们凝聚物质资 本的主要途径。此外，凭借他们的社交网络，银行贷款也是他们资金的重要来源。当然，也 有少数人利用“双轨”体制，进行“钱”、“权”交换，违法走私贩运、“炒”房地产、“ 炒”股票等违法掠取国家财富者，而被经济学家称为“暴富群体”（于祖尧，1998）。
3.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知识型”
主要是知识拥有者和第二代家族成员。新经济条件下，IT、生物技术等行业中普遍存在着 家族经营，但与传统产业相比，从资本的来源、企业的控制权、用人的目的等方面都存在着 不同。只是他们做企业的时间显得太短。从他们成长的三维机制看，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是 他们办企业的优势。他们大都具有高学历，其中也不乏国外的博士和MBA精英，他们对行业 技术、发展状况、管理模式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河南大明广告公司董事长江明、红豆集团 董事会第一副主席周海江等，是已经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家族企业家。现在还有一大批正在国 外学习，如万向集团总经理鲁伟鼎、北京博峰营销公司的老总张洵等。第二代家族成员的物 质资本得来“全不费功夫”，他们中的佼佼者颇有张维迎模型中的企业家风度。“老子主外 ，儿子主内”，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苦练内功上，企业社会资本尚无须他们“打点”。IT业 中的家族企业家，大都有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国外高额的待遇和自己“省吃俭用” 是他们创业的种子资本之一，另外便是引进国内外风险投资基金。不容忽视的是，他们与国 外大公司和研究机构都有广泛的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