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与代臣——兼论昌邑王刘贺与昌邑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昌邑论文,汉文帝论文,王刘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87(2006)06-0075-06
西汉一朝，曾以诸侯王身份入主朝廷的共有四人，即代王刘恒、昌邑王刘贺、定陶王刘欣与中山王刘衍。定陶王刘欣在成帝晚年已被立为皇太子，中山王刘衎幼冲即位，是为权臣王莽手中傀儡，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代王刘恒与昌邑王刘贺都是以诸侯王的身份入继大统的，由于缺乏皇位法定继承人的权威性，特别是在即位初期很难取得朝廷重臣的拥护，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依靠诸侯国旧臣以维系统治，同时还需精心调整与朝廷重臣及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以保持朝廷政治格局的稳定性。在文帝成功与昌邑王刘贺败亡的背后，都见有代臣与昌邑臣的影子。从这一角度进行探讨，对于理解西汉初期及中期政局变化的某些侧面或有裨益。
代王刘恒是汉高祖刘邦“中子”，高祖十一年(前196)立为代王，时年六岁。其母薄太后，原是魏王魏豹侍姬。魏豹败亡后，薄姬“输织室……汉王入织室，见薄姬有色，诏内后宫”[1]，后生刘恒。薄姬无宠于刘邦，因此在刘恒被封为代王后，随子就国，其弟薄昭亦如代。代王母子得以摆脱朝廷险恶的政治争斗，在代地平安渡过十七年的光阴。
在刘邦八子中，除惠帝刘盈、代王刘恒与淮南王刘长外，其余五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吕后集团的迫压，而以前后三位赵王的结局最为悲惨：赵王如意因其母有宠于刘邦，几代太子位，因此刘邦死后即被吕氏招至京城鸩杀；赵王刘友及刘恢，或被吕后“幽闭”而死，或因王后吕氏女擅权而自杀。燕王刘建死后，其子被吕后遣人所杀，后立吕通为燕王。齐王刘肥，封国多达七十余城，为吕氏所忌，遂献城阳郡尊平辈鲁元公主为齐王太后，方得脱身归国。刘肥先于吕后而卒，子刘襄继为齐王。唯高帝少子淮南王刘长，因“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时以故得幸无患”[2]。
刘恒虽安居代地，但吕后打压翦除刘氏诸王的酷烈手段给其留下深刻印象。吕后七年(前182年)秋，在赵王刘友“幽闭”、刘恢自杀的情况下，吕后曾欲徙刘恒王赵，史称“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赵。代王谢，愿守代边。”对于刘恒不愿徙赵的原因与心态，《史记》、《汉书》诸注家无说，《史记会注考证》引清人茅坤语曰：“文帝不敢徙赵，使有畏吕后而自远之识。”茅氏之语只是道出其中一个原因，在吕后称制时代，刘氏诸王几乎没有不畏惧吕后的，然而能否“自远之”，则视形势使然，特别是时赵国几乎成为不祥之地的代名词，刘如意最初就封于代国，后徙赵国，由于其母戚姬与吕后结有宿怨，罹祸当在情理之中；而刘友由淮阳、刘恢由梁徙赵，初始恐是吕氏笼络的对象，故均以吕氏女为王后，但终因与吕氏矛盾激化而死，可证“自远之”并非是能够如愿避难的主要因素。更可能吕后欲徙刘恒王赵本是虚意，所以在刘恒表示“愿守代边”后，吕后立即封吕禄为赵王，以加强吕氏集团势力。
关于赵、代之地，《史记·外戚世家》记载景帝母窦太后的一段故事颇堪玩味：
窦太后，赵之清河观津人也。吕太后时，窦姬以良家子入宫侍太后。太后出宫人以赐诸王，各五人，窦姬与在行中。窦姬家在清河，欲如赵近家，请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赵之伍中。”宦者忘之，误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诏可，当行。窦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强，乃肯行。至代，代王独幸窦姬……孝文帝立数月，公卿请立太子，而窦姬长男最长，立为太子。
景帝生于惠帝七年(前188)，窦太后如代当在此之前，而是时赵王应是惠帝元年由淮阳徙赵的刘友。窦姬因家近赵地，愿到赵国，但被宦官“误置其籍代伍中”，虽不欲往，然终被迫赴代。但从另一角度观察，赵国由于位处中原，较之位于边地的代国地位更为优越，是时的赵王刘友当是吕氏试图笼络的对象①，窦姬又是出自宫中，对这些情况可能有所了解，当然不愿赴位于边地、又远离家乡的代国。
上述两条记载，是《史记》中所能见到的关于刘恒居代时仅有的记录，从中或可反映出，由于刘恒母子没有对吕氏构成任何威胁，且代国又不似赵国、齐国一样备受吕氏集团的特别关注，必欲夺之或削之而后快。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刘恒避免卷入吕后时期残酷政治争斗的漩涡，得以全力经营代地。
高后八年(前180)，功臣集团与刘氏王侯趁吕后去世之机，联合翦除吕氏集团，而在废立的问题上则出现分歧。《史记·吕后本纪》载：
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或言“齐悼惠王高帝长子，今其適子为齐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长孙，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钧，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
诸吕诛灭，少帝被诛在情理之中②。至于将齐王刘襄舅驷钧比之“恶人”，然其具体为恶事例于史无证，恐真正原因当与齐王刘襄以驷钧相，中尉魏勃为将军，与在长安的二弟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暗通消息，以诛诸吕为名发兵齐地，觊觎帝位之心毕显相关。对诸大臣这种心理，明人王世贞一语道破底蕴：
绛侯之与诸大臣共议，谓驷钧虎而冠，恐以外家握权而乱天下而置之，非本心也，其意实患哀王之果锐。且其举兵时名以诛诸吕，则必以薄诸吕之共事者，虑他日之见诛，而贪代王之仁弱，建策立之。夫舍有功之齐，而推不意之代王，王必德我，嗟乎！[3]
至于淮南王刘长因“母家又恶”见弃，见诸史籍，淮南王母家仅存周阳侯赵兼一人，并无所谓恶行之记载。淮南王刘长所以见弃，恐与其少年时“常附吕后”这一段经历相关。因此，既与诸吕无涉，又与在朝刘氏没有联系者，是时唯有代王刘恒一人，这亦是诸大臣愿意授受刘恒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时，远在代地的刘恒虽置身事外，但对长安的动向却时刻关注，当诸大臣拥立的“阴谋”传至代地时，在代臣中引发了争议：
张武等议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啑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曰：“群臣之议皆非也……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叛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张武所云汉大臣“多谋诈”并非无端猜疑，就在诸大臣诛灭诸吕时，其种种“谋诈”手段已毕显；特别是决意除去少帝，另立代王后，却始终没有对少帝采取行动，直到刘恒准备入进未央宫时，方清宫诛杀少帝及其三弟，更彰显出诸大臣“谋诈”之深。因此，张武“称疾毋往，以观其变”的建言虽未被刘恒采纳，然其力主持重，警惕汉大臣“多谋诈”，则被刘恒付诸实践，并在赴长安即位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乃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昌至渭桥，丞相以下皆迎。宋昌还报。代王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间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代王谢曰：“至代邸而议之。”……群臣皆伏固请。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遂即天子位。
较之张武“称疾毋往”建议，宋昌劝刘恒赴长安即位的主张则是从大局着眼，所谓“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云云，虽是为坚刘恒之意而极言之，然称誉刘恒“贤圣仁孝，闻于天下”，却与汉诸大臣所谓“仁孝宽厚……以仁孝闻于天下”之说如出一辙，可证从当时的形势衡之，拥立刘恒为帝，可能是参与诛除诸吕、阴谋废帝的汉诸大臣最好的一种选择。至于宋昌其人，《史记·孝文本纪》“索隐”有“《东观汉记·宋杨传》宋义后有宋昌。又《会稽典录》昌，宋义孙也”之记载，不知确否，但宋昌早年以家吏随刘邦起兵反秦，楚汉战争时为都尉，曾与楚军战于荥阳，史载所见代臣中，宋昌可能是唯一一位有过从刘邦起事经历的人，应对汉初诸大臣较其他代臣有更多的了解，所以刘恒在知晓诸大臣真实态度后，故有“果如公言”之语，坚定了赴长安即位的决心。
代王刘恒毕竟久居代地，一直没有介入朝廷事务，所以能在吕后时期激烈的政争中保持超然的态度，取得诸大臣对其“仁孝宽厚”性格的认同；但同时也说明文帝在朝中并没有得力的奥援，乃至在诸大臣“阴谋”废立时，须遣薄太后弟薄昭往返于长安与代地，探知诸大臣的真实意图。这与同样是远在藩国齐王刘襄不同，随时有可与在长安的二弟刘章、刘兴居互通消息。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刘恒所以在即位过程如此慎重行事，几近狐疑，与此则不无关系。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史记·吕太后本纪》载，就在东牟侯刘兴居与太仆灌婴“清宫”后：
乃奉天子法驾，迎代王于邸。报曰：“宫谨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宫。有谒者十人持戟卫端门，曰：“天子在也，足下何为者而入？”代王乃谓太尉。太尉往谕，谒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而听政。[1]
《考证》引徐孚远语曰：“是时禁卫之士皆有守，不贰其心，犹有仆御正人之意，非后代所及。”虽然是赞扬谒者的“不贰”之心，但也映出在“喋血”不久的长安城，天子法驾的权威竟不及太尉周勃的“往谕”，所以，刘恒一入主未央宫，立即启用心腹代臣控制京师宫廷宿卫力量，既是出自保证自身安全的需要，也表现出对诸大臣的防范心理。《史记·孝文本纪》载：
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还坐前殿。于是夜下诏书曰：“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史迁是段文字，将刘恒初入未央宫后的举措刻画的细致入微：“夜拜”，反映出刘恒急于控制未央宫的迫切心态；“还坐前殿”，表明刘恒在完成宫廷护卫部署后心绪稍安；“夜下诏书”，则意在宣告新君已临天下，混乱局势已经结束，似乎也在隐约告诉刘氏诸侯王，不要再作非分之想。
实际上，刘恒非常清楚，要想真正地控制朝廷局势，就必须迅速调整与刘氏王侯及诸大臣之间的关系。而在这两方面关系的调整中，刘恒逐渐显示出其老练的政治手段及持重的性格，这一切均在“仁孝宽厚”的表象下有条不紊的逐步展开，《史记·孝文本纪》载：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泽为燕王。
辛亥，皇帝即阼，谒高庙。右丞相平徙为左丞相，太尉勃为右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诸吕所夺齐楚故地，皆复与之。
壬子，遣车骑将军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吕产自置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擅矫遣灌将军婴将兵击齐，欲代刘氏，婴留荥阳弗击，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吕产欲为不善，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谋夺吕产等军。朱虚侯刘章首先捕吕产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节承诏入北军。典客刘揭身夺赵王吕禄印。益封太尉勃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陈平、灌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刘章、襄平侯通、东牟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
在文帝元年十月至三月间，除十二月下诏“除收帑诸相坐律令”外，其余举措均与安抚刘氏诸侯王③ 与奖掖诛诸吕功臣相关，然后才相机“循从代来功臣”，这对于稳定是时纷乱的政局相当重要。
不过，在所谓“代来功臣”中，外戚薄昭似乎并不在其中，《史记·惠景功臣表》述薄昭“侯功”曰：“高帝十年为郎，从军十七岁，为太中大夫，迎孝文代，用车骑将军迎太后，侯。薄太后弟。”④ 表中所记与纪传所载不符，纪传中不见薄昭以太中大夫迎文帝于代之记载，不知孰是。但在吕氏外戚乱政殷鉴不远的情况下，文帝为避遽擢外戚与代臣的双重嫌疑，可能将迎代之功录在朝官太中大夫薄昭的名下，再令薄昭以车骑将军迎太后于代，于是功而封侯则为顺理成章之事。由此，代来功臣中真正封侯者仅见宋昌一人，且是在汉诸大臣或益封、或始封完毕后才付诸实施。至于文帝诏中所谓“诸从朕六人，官皆至九卿”语，似乎并不完全准确。代来之臣六人仅有宋昌、张武二人进为九卿，其余四人情况不详，《史记会注考证》引清人王先谦语，对代来之臣六人皆为九卿之说表示怀疑：“官皆至九卿，非诏文，诏文应是‘从朕六人，进秩有差’。而修史家者终言之耳。”再查《汉书·百官公卿表》，文帝元年为九卿者除宋昌、张武外，另有河南守宋公为廷尉，虽然不排除可能出现失载之现象，但从文帝谨慎地处理代来之臣与汉诸大臣的关系看，在元年立即将代来之臣皆擢升九卿的可能性并不大，王氏所谓“进秩有差”，当是言之有据。
由于文帝较为妥善地处理了汉大臣与代臣的关系，即将宫廷宿卫的力量控制在心腹代臣手中，又没有大量擢升代来之臣，从而引起汉大臣的不满与警觉，朝中的格局力量也没有因此发生重大变化。但文帝绝非仅有“仁孝宽厚”的一面，其高超的驭臣之术，随着即位日久而逐渐显现出来。
绛侯周勃不仅是诛灭诸吕的功臣，也是决策拥立刘恒的关键人物。文帝初即位，即擢周勃为右丞相，陈平死后，周勃独为相。就是这样一位“受厚赏，处尊位”、“威震天下”的汉初功臣代表人物，与文帝之关系逐渐发生变化：“绛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自送之。袁盎进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让，臣主失礼，窃为陛下不取也。”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文帝三年，索性诏令周勃“免相就国”。以至周勃“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后经太后、薄昭纾解，文帝方“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1] 其实，文帝何尝不知周勃决无反意，但仍是先扬后抑，此举恐怕并不是仅针对周勃一人，亦是对汉初功臣集团的一个警示。不过，文帝对代国功臣也同样讲求驭使之术，只不过相对宽宏一些，如代来旧臣张武，后因恃功骄纵，“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⑤。
总体而论，在调整代来之臣与原功臣集团的关系上，文帝处理的还是相当成功，基本维持了朝局的稳定，不仅为处理更为棘手的与刘氏诸侯王的关系创造了条件⑥，也为开启“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
在距代王刘恒入主朝廷一百多年后，长安城中再次上演了诸侯王入承大统的一幕，其主角就是昌邑王刘贺。尽管有文帝即位故事可资参照，亦有众多昌邑臣居中殚精竭智为之筹划，但仅过二十七日，刘贺就以“行淫乱”的罪名废黜，二百余名昌邑臣以“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而被诛杀，其间原因更值得深思⑦。
昌邑王刘贺是武帝之孙，昌邑哀王刘髆之子。刘髆为武帝宠姬李夫人所生，在外戚卫氏集团因巫蛊之祸被诛灭后，以贰师将军李广利为首的外戚李氏集团，一度有取卫氏而代之的迹象，因此刘髆似乎大有被立为太子之势。征和三年(前90)，李广利奉命率大军出击匈奴前夕，曾私下与丞相刘屈氂商议为刘髆谋求太子之位[2]，不料被宦官郭穰告发，引起武帝震怒，刘屈氂腰斩，李广利兵败后投降匈奴，宗族尽诛，李氏集团彻底覆灭。经过这样一番激烈的变故，刘髆已经无望嗣位，且于后元元年(前88)去世⑧。其子刘贺继承王位，不过是众多刘氏诸侯王中的一员。
然而，元平元年(前74)，二十一岁的昭帝突然去世，因无嗣子，帝位空悬，议立新君自然成为朝廷中的首要大事。是时武帝六子中仅广陵王刘胥尚在，因此群臣皆主张立广陵王，而大权在握的霍光却另有一番考虑。广陵王为人颇具勇力，行为举止不循法度，不为武帝所喜，早在卫太子兵败自杀之后，武帝就没有考虑过立其为嗣的意图。何况霍光能够顺利辅政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皇帝年幼，而此时广陵王正值壮年，如果一旦入主长安，霍光独揽大权的局面立刻就会发生动摇，这当然是霍光不能容忍出现的情况。但是广陵王毕竟是武帝唯一尚存之子，继承帝位亦在情理之中，这亦是群臣“咸持广陵王”而霍光“内不自安”的一个重要原因。立嗣之议月余而不能决[4]。或是揣摸到霍光的心理，或是出于霍光的授意，一位郎官上书朝廷，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此言正合霍光心意，随即以承皇太后诏为由，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刘德等人迎立昌邑王刘贺。而刘贺则立即从山东封国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直奔京师长安。“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其急迫之态，由此可见一斑。完全没有代王刘恒那种谋后而定，行而又止，“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反复探求诸大臣真实意图的持重心态。
刘贺所以能以诸侯王的身份入主朝廷，则完全取决于大将军霍光一人之态度。是时霍光之权势，也绝非是文帝初年汉诸功臣所能比拟的，《汉书·霍光传》载：“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壻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壻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连号称百官之首的丞相，亦成为霍光手中的牵线木偶，除了秉承霍光旨意，在处理重大朝务之时循制领衔上奏之外，再无其他作为可言。时人所谓“光置宰相不选贤，苟用可颛制者，”当是确评。对此，昌邑中尉王吉曾有深刻认识，在随同刘贺奔赴京城的途中就告诫刘贺曰：
大将军仁爱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闻，事孝武皇帝二十余年未尝有过。先帝弃群臣，属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将军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愿留意，常以为念。
昌邑郎中令龚遂，亦援《诗》为谏，建议尽逐“昌邑故人”：
陛下之诗不云乎？‘营营青蝇，至于藩；恺悌君子，毋信谗言。’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臣当先逐矣。
昌邑臣及张敞等极力谏阻刘贺应擢升“昌邑故人”，龚遂甚至激烈表示自己“当先逐”，而后再逐昌邑故人。但查诸史记，随刘贺至长安的昌邑臣虽然多达二百余人，可是除故昌邑相安乐迁长乐卫尉外，所谓“昌邑小辇先迁”云云，多不能落实。显然，刘贺并非不想效法刘恒，将宫廷宿卫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但霍光毕竟经营朝廷多年，刘贺显然无从措手，而以昌邑相安乐为长乐卫尉事，不仅不能损抑霍光权力，反而会透露出与霍光争权之消息[4]，引起霍光的警觉，加速废黜刘贺的过程。事实也是如此，刘贺即位二十七日后，霍光突然发动，“尽驱出昌邑群臣，置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安世将羽林骑收缚二百余人，皆送廷尉诏狱。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随即宣布刘贺“行淫乱”之罪状而废黜之。“昌邑群臣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余人。出死，号呼市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然而这一切均是于事无补的后话。数年后，豫章故太守卒史孙万世曾问已被贬为海昏侯的刘贺曰：“前见废时，何不坚守毋出宫，斩大将军，而听人夺玺绶乎？”刘贺则颇为后悔地答曰：“然。失之。”[2] 其实，以当时形势衡之，在霍光尽控京师与宫廷宿卫力量的情况下，当时刘贺绝无据宫而守的实力，至于“斩大将军”云云，更是不着边际的无稽之谈；反而显示出刘贺即不能审时度势，又缺乏处理复杂政治局势之能力。尽管刘贺亦曾努力效法文帝故事，但除了促使霍光迅速采取行动外，并没有收到任何实际效果，其败亡当在意料之中了。
刘贺的败亡，对继立的宣帝无疑是一严重的告诫。况且宣帝是以“庶人”之身一登“九五”之尊，较之以诸侯王身份入主长安、有众多昌邑旧臣辅助的刘贺更显得势单力薄。在这种情况下，“政事壹听之”大将军霍光，只能是宣帝的唯一抉择。宣帝的做法是极其明智的，在一定程度解除了霍光的戒备防范之心，为其后翦除霍氏家族创造了条件[5]。刘贺失之“东隅”，宣帝收之“桑榆”，历史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一个循环。
注释：
①淮阳王刘友于惠帝元年(前194)徙王赵，吕后七年(前181)因王后吕氏女“谗言”被招至长安“幽闭”而死，王赵长达十三年，可证在惠帝时刘友与吕氏关系并没有严重恶化。
②少帝以非惠帝子而见诛。但少帝是否为惠帝之子，历来就有不同看法。《史记会注考证》引清人何焯、梁玉绳言，均以为少帝为惠帝子，而所云非惠帝子乃“诸大臣阴谋而假之词，以绝吕氏之党，不得不诛也。”另，清人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五“汉少帝本孝惠子考”也认为“此一少帝也，真惠帝子”。可见少帝是否为惠帝子，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并不重要，最重要则是汉大臣们的现实利益不能受到侵害。
③汉初刘氏诸侯王具有极大的独立性，其官制大抵与朝廷相似，除国相由朝廷任命外，余者均由诸王自置。齐王刘襄能与“舅父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阴谋发兵”，迫使汉置齐相召来自杀，并与宿卫长安的二弟相通谋，几夺帝位而自为。这种情形不能不引起文帝的重视，就在刻意安抚诸侯王的同时，抑制之术也同步进行。特别是元年齐王刘襄之死，为文帝重新调整王国政策提供了机会。二年三月，文帝分赵为二(赵王刘遂、河间王刘辟强)，齐为三(齐王刘则、城阳王刘章、济北王刘兴居)，代为二(代王刘武、太原王刘参)，刘揖为梁王。
④《汉书·外戚恩泽侯表》记载与《史记·惠景功臣表》记载略有不同，“高帝十年”作“高帝七年”，“太中大夫”作“中大夫”。
⑤宋昌自封侯后事迹，《史》《汉》纪、传中不见记载；而《史记》表言景帝中四年“有罪，国除”，《汉书》表则为“有罪，夺爵一级，为关内侯”。若如《汉书》表所言，代来之臣在景帝时还可能受到一些特殊的关照。至于张武，于文帝一朝相当活跃。前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大举入侵，候骑竟至甘泉宫，形势相当严峻，“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史记·匈奴列传》)可见对代来旧臣相当信任，故委以拱卫长安的重任。
⑥参见《史记·孝文本纪》。关于文帝调整诸侯王国的政策，学界研究成果甚多，请参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第3章第4节第4条《文帝即位与诸侯王国之调整》(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5—100页)与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第1章第4节第2条《文景二帝对诸侯王权力的收夺和东方政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103—116页)、《汉文帝“易侯邑”与“遣列侯就国”考辨》(《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等论著。本文不再赘述。
⑦关于刘贺废黜事，廖伯源先生曾著《昌邑王废黜考》(收入氏著《秦汉史论丛》，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一文，条分缕析，翔实考证，几近题无剩义。本文仅从与文帝比较这一角度着眼，略陈拙意。
⑧刘髆之死是否与李广利等为其谋求太子事有关，史无记载，然无独有偶，曾角逐帝位的齐王刘襄于文帝元年去世，二人均在相当敏感的时间死亡，其中是否另有隐情，恐怕永远不会为后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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