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成长：功能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前景论文,领域论文,功能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2)01-0098-07
网络时代的来临极大地改变了公共权力运作的社会环境，网络舆情巨大的社会动员效应，有力地催化了公众的参与热情，推动了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生长。尽管网络政治参与也暴露出了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但网络问政业已呈现出自主表达、理性沟通、民主协商、社会监督的巨大潜力及其广泛的政治动员效应，预示着中国公共领域的成长迎来了超常规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正视互联网技术对当代民主政治实现形式的重要影响以及中国传统公共领域成长面临的困境，我们有理由相信，创新网络舆情的监管模式，以包容、开放的心态来规范和引导网络政治参与，实现网络舆情开放式监管与网络问政理性化表达的良性互动，大力培育和提升网络参与的公共理性精神，逐步积淀以信任、合作为核心的社会资本，积极扶植和培育网络公共领域的健康成长，已经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现实课题。
一、网络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复兴的重要方式
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共和主义思潮全面复兴以来，公共领域对于培育公民社会、塑造积极公民角色，以及支撑民主政治有效运转的重要作用受到了广泛关注。按照哈贝马斯的界定，“所谓公共领域是指介于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进行调解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有关一般利益问题和批判性公共讨论能够得到体制化的保障，形成所谓的公共意见”[1](P2)。
西方的公共领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育过程。汉娜·阿伦特最先将雅典城邦的公共生活抽象地概括为“公共领域”。雅典的古典式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城邦公民普遍地参与公共事务的基础上的。在此，政治意味着一种公共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人们学会放弃诉诸暴力和强制，以言辞和劝说来实现公共理性，从而使不同背景的人们能够“通过政治的互动作用来表达和交流他们对善的理解”[2](P21)。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在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基础上形成了由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娱乐和对话活动所构成的公共空间，在这些公共空间围绕公共话题展开的丰富多彩的自主表达、政治沟通、思想辩论等等，以其特有的公共性和批判性立场，很好地发挥了监督公共权力运作、捍卫公民自由权利及增进公众公共理性精神等作用，构成了近代民主政治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代议制民主体制的建立，公共领域开始受到来自行政权力和资本力量的干预、侵蚀。代议制精英化的程序民主排除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民主“变成一种纯粹用来挑选和授权政府的机制，它已沦为精英分子之间的一种竞争。而公民则被看成政治市场中的一些消费者”[3](P137)。政治于是成为一个与道德无涉、与公民无关的特殊领域，古典式民主的基本场域，即公共领域因为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而逐渐荒芜。在全面反思近现代自由民主政体背离民主精神的内在局限性的过程中，重建公共领域以救治代议体制及官僚体制的弊病，使民主体制变得更加民主，成为西方社会民主实践转型的重要内容。从共和主义思潮的复兴，到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对话民主、生活民主等非主流民主理论的崛起，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复兴公共领域、推动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愿望。
概括地讲，在共和主义的理论视野下，公共领域乃是民主政治实践的重要场域，公共领域的有效运作是整个民主体制得以真正运转起来的重要保证。首先，公共领域作为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特殊公共生活空间，在国家和公民之间架起了一座理性沟通的桥梁，是实现公共权力运作理性化的重要支撑。一方面，通过自主性的意见表达和理性沟通，公众就共同关切的公共议题达成普遍共识，形成一致性的社会舆论，有效地建构了公共权力运作的控制机制和压力机制。公共领域“保证社会是一个私人自主权的领域，并将公共权力限于有限功能之上……其理想目标是在这种公共领域的调节下，将政治权力转化为‘理性的’权力”[4](P129)。另一方面，公共领域的理性交往方式，恰恰也为避免话语霸权以及多数暴政构筑了一个重要的蓄水池，使得公众的政治情绪能够经过公共理性的过滤再传递到建制性的政治渠道。其次，公共领域的社团组织、传播媒介和社会运动等中介机制为公民提供了广阔的公共交往空间，使得公众能够走出封闭狭小的私人生活领域，增强公共意识以及对自身的主体性地位的认识，并在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体认到公共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个体人格完善与共同体之善的发展与良性互动。再次，公共领域里的自由表达和沟通，以公共利益为依归，诉诸理性和良知，通过协商、辩论达成共识，从而使公共舆论及公共决策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公共理性的精神。在罗尔斯看来，建立在“交叠共识”基础上的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其目标是公共之善或社会的正义，其本质则是公共性。[5](P225)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则认为，主体间的交往理性是不同的社会群体相互理解、认同，形成非强迫性共识的根本保证。“作为这种共识所具有的‘普遍性’，是通过交流和沟通，通过人们之间的协商、商谈以及相互理解和相互宽容而达到的”[6](P4)，它将有效地提升公共事务治理的社会合法性。
公共领域的运作是以特定的沟通媒介为纽带的，沟通媒介技术的发展构成了公共领域历史形态变迁的重要决定因素。在印刷媒体构成公共领域交往的主要技术媒介的时代，公共话语的表达和传播基本上是可控的，公共行动也能够被公共权力相对有效地限制在现实的规范体系之内。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完全打破了公共领域发展的技术和体制限制。网络的信息搜索功能使得普通民众也可以迅速获得被政府深深地隐藏起来的政务信息，而BBS、博客、新闻跟帖、网络签名等网络舆论载体，使任何个体都具备了超越国家监控而向其他人和组织传播言论、发起公共行动呼号以至组织或参与公共行动的条件，从而使国家控制公共领域运作的能力受到了巨大冲击。
互联网创造的日益丰富而完全不同于传统媒介的表达方式，将导致公共领域运作方式及其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塑造出一种全新的公共领域形式，即网络公共领域。首先，互联网提供的信息传递方式及虚拟空间的交往方式使网络公共领域的运作完全超越了地域和空间的限制，使得窝居在私人空间的网民仅仅借助于手中鼠标，就可以在网络世界任意驰骋，同世界上能够接触到互联网的任何角落的人们进行自由、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同时，互联网的普及性和便利性也使网民能够超越金钱、地位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参与到公共领域中来，原先几乎没有话语权可言的草根阶层、社会边缘群体由此获得了以往无法想象的表达机会，得以以多种方式介入公共领域，这就使网络公共领域在参与和交往上拥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其次，网络公共领域使公众的参与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直接性。在此，任何一个网民都可以借助于自己获取的丰富信息对他所关注的公共事件作出反应和评判，人人都是“没有执照的电视台”(尼葛洛庞帝语)。以往只能被动接受宣传，或者只能通过他人发出的经过层层过滤的声音来接受信息的普通民众只要登录上网，就可以跨越官僚机构的等级壁垒，直接向最高领导人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再次，网络提供了几乎无限的表达可能，网民可以利用各种网络平台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而网络的匿名性则完全遮蔽了交流者的真实身份，使得网民完全摆脱了社会身份意识的自我约束和对社会舆论压力的顾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宣泄自己最本真的情绪，这就使网络公共领域的交流具备了以往难以想象的自主性。
网络公共领域的上述特征，使网络舆论的社会影响力，包括对公共权力运作的实际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信息获取的便捷性、言论表达的自主性以及参与的广泛性，实际上使网络公共领域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巨大的社会监督网。一则官场丑闻一经披露就可能在短短几天内迎来几十万的跟帖，形成全民讨伐之势；一则精心编造的谎言经过网民接力式的“人肉搜索”，瞬间就会被剥落得体无完肤。更重要的是，无边界的迅捷信息传播实际上使网络具备了强大的自组织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内围绕公众普遍关切的公共问题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甚至直接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行动。这一切都使网络公共领域不仅有效地摆脱了以往公共权力施加的控制，而且反过来建构起了对政治权力强大的压力机制，使任何公共权力主体都不敢小觑网络公共舆论的力量。
二、网络问政：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生长
对于几乎没有公共领域的历史遗产可言，现实的公共领域受特定的政治发展境遇的制约，因而成长极其艰难的中国来说，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及其带动的网络公共领域的生长对于政治生活的冲击无疑是极为深刻的。自1994年4月实现与互联网全功能接入以来，中国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报告，截至2010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2亿，互联网普及率31.8%；手机网民规模2.77亿。2009年底，中国域名总数达到1681万，中国网站总数达到323万个，博客应用在网民中的用户规模达到2.21亿，使用率为57.7%。后发优势使中国赶上了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大潮，得以迅速超越公共领域在西方社会所经历的漫长历程，迎来了网络参与爆炸式的发展。特别是在其它参与渠道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互联网赋予公众的前所未有的参与条件，使中国网民对网络参与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
迅速普及的互联网及其提供的表达、交流等技术形式的日新月异，正以其巨大的网络舆论影响力，深刻地改变着公共权力运作的社会环境。规模庞大的网民群体对公共事件、公共事务表现出极大的参与热情，纷纷借助于各种网络空间、网络技术自主地表达意见、参与讨论，进而在广泛的沟通、传播过程中形成公共问题的聚焦机制，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和社会影响力，直接对公共事件的发展、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足以表明，网络公共领域在中国已经初具雏形。按照哈贝马斯的界定，公共领域有三大构成要件：一是由私人组成的公众，他们能够基于理性和良知就普遍利益问题展开辩论；二是拥有自由交流、充分沟通的媒介；三是公众的自由辩论和理性批判能够达成某种共识，形成公共舆论。[1](PP187-205)对照现实，这些条件在当下的中国已经基本具备。尽管中国公共领域的成长总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网络公共领域也因其野蛮式的生长暴露出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但网络公共领域业已发挥的功能，足以预示着中国公共领域的成长迎来了超常规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其一，网络公共领域对重大公共事件的聚焦以及网民就此展开的广泛、自由的交流，极大地唤醒了公众的公共意识和参与意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副局长彭波在2008年新媒体高峰论坛上表示，对汶川地震的报道标志着网络媒体正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媒体。截至5月19日晚10点，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站、中华网共发布抗震救灾新闻123000条；新浪、搜狐、网易、腾讯发布新闻133000条。上述八家网站新闻点击量达到116亿次，跟帖量达1063万条。网络舆论对引导公众关注并参与抗震救灾，唤醒和激发民众的慈善救助意识起到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作用。2005年3月23日，新浪网发起“全球华人大签名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网上签名活动，截至9月15日联合国大会召开，共收集到2012万网上签名，由此形成的强大公共舆论为中国政府对日本“入常”所表达的立场提供了强有力的民意支持。同样，围绕2008年的西藏暴力事件，广大网民自发采集的各种确凿证据，揭穿了CNN、BBC等西方主流媒体的偏见，为政府的对外宣传由被动转为主动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重要支持。网络公共领域这种超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作用，在奥运火炬传递期间，网民自发反击西方反华势力破坏的爱国举动也得到充分展示。
网络公共领域提升公共意识和参与意识方面的积极作用，在诸多地方公共事件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亦得到了很好的体现。2003年，深圳网民“我为伊狂”发表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引发全城反思特区发展的前景；2004年，西安网民“秦透社”在网上发起“2004年西安发展十大教训”评选，当地网友踊跃投票，最终评出西安宝马彩票案等十大教训，促使政府部门制订了整改措施；2007年，借助网络和手机的自组织功能实现的厦门万人集体散步事件成功阻止了PX项目的实施；2008年，记者孙春龙在博客中披露山西娄烦事故被层层遮蔽的真相，推动事件最终得以彻底解决。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2009年社会热点事件的分析，77件热点事件中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有23件，约占全部事件的30%。[7]网络公共领域通过问题的聚焦及广泛深入的讨论，成功弥补了政府信息及治理资源短缺的局限，其形成的政府与网民的合作机制，促进了公共事件的有效治理。
其二，网络公共领域对弱势群体正当权利的维护，由此引发的公众对社会不公平事件的抗议以及对事件体制根源的反思，充分发挥了公共领域批判现实、伸张社会正义、制约公权力运作的重要作用。在网络公共领域中，数以千万计的网站、社区、博客、论坛等，每时每刻都在聚焦或大或小的公共事件，生成海量的自发性议论，这使得当今中国社会生活领域的各种问题都及时地反映在网络舆情之中。网络公共领域形成的巨大舆论压力，不仅促使侵害弱势群体权益的事件得到了公正解决，而且往往以社会压力“倒逼”的方式推动了不合理的制度安排的变革，在维护社会正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03年的“乙肝患者网络维权行动”促使2004年十届人大常委会通过新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纳入法律条文，以及围绕孙志刚事件形成的网络舆论最终促成国务院废除实施了21年的《收容遣送制度》，代之以新的《流浪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等典型案例，都是成功的例证。
其三，网络公共领域借助互联网强大的信息收集、传递功能及其开放性的参与平台，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促进了行政民主化的变革。2007年陕西“华南虎事件”、2008年“周久耕事件”都充分显示了网络监督强大的社会监督功能。网络参与借助于互联网特有的技术手段及其调动的广大网民的智慧和力量，不仅能够捕捉到通常不易被发觉的细节，在最短时间内揭露出事件背后的真相，而且能够将违法犯罪的原始证据公之于众，既为纪检司法部门提供了大量调查线索，又建立起了让纪检司法部门无法推诿、退却的倒逼机制。正如人民网舆情工作室秘书长祝华新指出的那样，“中国客观上已经产生一个‘压力集团’，这就是3.38亿网民。其中，包括2.26亿网民看网络新闻，新闻跟帖是最为草根化、大众化的网络舆论；1亿网民访问BBS，这是网络舆论形成和发酵的主要推手；1.82亿网民开博客且6425万人半年内更新，所谓网上‘意见领袖’的博客是‘权重’最高的网络舆论；1.55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2.4亿网民使用即时通讯工具，他们中的‘公民报道者’托起了两种新锐的网络舆论载体——微博客和QQ群，每天都有可能用手机和互联网实时播报公共事件”[8]。
毫无疑问，目前中国的网络问政及其形成的网络舆论离真正意义上的“虚拟公共领域”还有很大距离，充其量只能说处于网络公共领域成长的初级阶段，其野蛮式的生长更是暴露出许多问题。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25次(2009年12月)调查的数据，在总数为3.84亿的网民中，农民群体仅有1000多万，仅占2.8%；无业人员或下岗、失业人员3000多万，占9.8%；学生群体则占网民的28.8%。同时，有32.9%的网民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这就意味着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在社会各群体中的分布是极不均衡的，互联网上的自由表达不但没有直接带来更为平等的话语权，反而可能加剧了不同社会群体的数字鸿沟。公共领域中的“公众”应该超越一己之私利，基于共同关注的普遍利益而进行理性的表达、沟通和对话。对照现实，在海量的网络言论中，真正具有深度思考且富有自主批判意识和公共理性意识的网络舆论并不多见，往往为大量毫无节制的情绪宣泄所淹没，网民的从众行为形成的“沉默的螺旋”现象也司空见惯。更值得关注的是，资本力量及部分动机不纯的社会势力的介入，导致“网络推手”、“网络打手”、“水军”及“五毛党”等大批以出卖话语权为谋生手段的群体活跃于网络空间，致使虚假信息甚嚣网络。在不少群体事件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我们都不难发现，虚假信息、“网络推手”在事件发酵及失控过程中所起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
三、网络公共领域成长何以可能：基于温州703网的探讨
网络舆情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及其难以驾驭的巨大波动性，已经成为地方治理面临的最为棘手的挑战之一。实践证明，只要地方治理主体能够本着积极、开放的心态来对待网络舆论，创新网络舆情监管机制，积极探索和建构网络问政的规范性框架，就完全可能舒缓和改变自身同网络舆论之间的对立情绪，并有效发挥网络公共领域对地方治理的积极功能。在这方面，温州民间网站703网与政府部门的互动博弈关系，为我们理解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成长烦恼及其未来前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2004年5月18日，温州几个网民因不满温州新闻网的BBS宣布无限期关闭，办起了一个域名为www.wzeye.com的民间网站。后借用方言“东拉西扯”谐音，改域名为www.703804.com，简称“703”。703网充分发挥民间网站的自主性优势，不仅披露了大量公众从正式渠道无法获知的信息，而且对地方官场的腐败事件进行解密曝光、聚焦评论，温州前副市长杨秀珠出逃、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滞法不归、温州官员出国“考察门”、温州官员低价购房事件、温州高官成为高尔夫协会会员等轰动全国的地方官场丑闻均发酵于此，并多次引发温州官场震荡。703网的“散讲温州”论坛，每天有数千条有关时政、民生的爆料帖和回复，小到村庄事务，大到市政建设意见无不涉及，日均IP访问量达15万人次，页面访问量高峰时超过百万次，以至温州政府各部门都安排专人“蹲点”，查看是否有涉及本部门的事件“被上网”。目前，703网注册用户已超过87万，日浏览量超120万，被网民称为“最猛料网站”、“民间信访局”、“温州版维基解密”。
703网专司挑刺、大爆猛料，令不少地方官员如坐针毡，对于习惯了传统信息管理模式的地方政府来说，这种民间舆论空间的横空出世无疑是一个极大挑战。703网也因此经历了“五年博弈，封了又开”的坎坷历程。网站创办之初，703网因一些质疑官员合法财产、抱怨市政建设的激进帖子得罪不少官员，相关部门多次以“涉嫌金融诈骗”或“非法运营”的名义将网站关闭，703网的服务器甚至有过一天内被封杀十几次的纪录。为此，703网同当地网监部门打起了游击，最后不得不将服务器搬到国外。在网站运作的头一两年，703网与政府网监部门基本上处于对立状态，网监部门虽然不完全否认网站的相关信息和言论也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自发性的网络舆论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政府形象的污损，更让其坐立不安。
值得庆幸的是，温州是一个政府对民间的创新行为具有较强包容性的地方。曾长期走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前沿的“温州模式”就是在地方政府宽容、默许进而暗中扶持民间力量于体制边缘进行自主试验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对待703网的种种“出格”举动方面，温州地方领导和有关部门也表现出了令人称许的雅量。随着703网影响的日益扩大，地方领导及宣传、网监等部门不断加深了对网络舆情的认识，对民间刺耳声音的包容度越来越大，并从中意识到了703网的言论、信息所包含的积极意义，开始倾向于主动加强与网站的沟通。2005年夏，市公安局网监部门负责人主动约见703网的负责人，双方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论坛重在管理，网络舆情宜疏不宜堵。双方的沟通还达成了几条协议，对703网的后续存活尤为重要的是：网站为网监部门开设“超级版主”账号，对涉黄赌毒的帖子网监部门可不经过网站直接清理；而涉及温州本地民生的帖子，即使涉及法律问题，也需同网站共同协商处理。在随后的“温富大厦大火事件”中，相关部门开始尝试主动加强与网站的沟通，每隔几分钟就将最新核实的伤亡数字通报给703网，以正视听，及时地平息了虚假消息的传播。
政府部门的宽容及主动沟通的姿态反过来促使703网增强了对来之不易的生存空间的珍惜，增强了对网络舆论发布的责任感和自律意识，增进了对政府部门特别是网监部门职责的理解和认同。经过一年左右的磨合，703网把服务器搬回了温州。2008年，网友“我不是洪溜溜”在703网上连载小说《区委书记》，影射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出逃法国的事件，短期内近百万人次阅读了该小说，跟帖多达1万多条，社会反响极为强烈，甚至引起了中央纪检部门的关注，703网再次面临巨大压力。但此时一些地方官员却主动站出来给网站“打镇定剂”，曾担任过温州市委书记的一位省领导也在做客浙江在线时表示自己经常上703网，注意网民声音。在地方领导开明态度的引导下，网监部门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封杀、关闭703网，对民间网站的出格举动有了更大包容性。
目前，温州市的相关部门已逐步适应和接纳了703网。各个部门在703网都有自己的专门账号，公安、环保、建设、消防、民政等部门更是把703网作为观察民意、倾听民生的窗口，一些部门甚至将703网的论坛当成解答市民疑问的平台。按照目前已经形成的不成文的做法，只有网监和网宣部门负责同703网的沟通，其余政府部门都无权要求网站按照他们的意愿处理信息。同时政府部门开始习惯于主动加强与703网的沟通，及时提供信息或更正网上的不实信息。作为对政府开明态度的积极回应，703网在保持独立性的原则下，言论管理也逐步走向理性自律，双方的关系开始走向良性互动。703网开始注重引导网友客观理性地看待热点事件，同时主动加强与网管部门的沟通，把网站整理的网络舆情及时传递给网监部门，再通过后者反映给相关的职能部门。703网还逐步形成了一套管理网帖的规范，并特别加强了信息的核实，凡被证实是虚假信息的一律删帖。
正是在政府与网站的良性互动中，703网在反映民意、提升政府部门的信息灵敏度、加强政府官员的“八小时之外”监督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得到了更好的发挥。2009年4月，一则“温州旧城改造建房挪作领导低价内部购房的清单”帖子在703网贴出，随即被迅速转载。发帖者指称温州旧城改建指挥部领导利用职权将拆迁房中最好的顶层房、跃层房以远低于市场价格卖给自己和相关官员。帖子直接公开了旧城改建指挥部的一份内部文件，披露了“多余安置房按暂定价格销售给相关人员”的名单，涉及49位旧城改建“指挥部工作人员”和94位“工作联系部门有关人员”，该市多个单位的负责人姓名和身份赫然在列。温州市纪委随即介入调查，查明市旧城改建指挥部违反规定，不按有关程序报批，擅自以温州市当年同一地块的市场价作为暂定价销售140多套安置房，销售对象中有数十名市、县级领导干部及一批“关系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随即被温州市纪委双规。
703网的经历表明，网络舆论的自由表达以及批判性思考同政府部门对网络舆情负面影响的监控，完全有可能达致某个均衡点，实现这种均衡的关键则在于建立网络舆情的开放式监管与网络问政的理性化表达的互动机制。在此，需要地方政府特别是网监部门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来包容网络公共领域的不成熟性，包容网络舆论刺耳的声音，摒弃传统的管制式思维，着眼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舆论的积极作用来规范和引导网络公共领域的健康成长。必须看到，以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控制机制来压制网络舆论的自由表达，以“关闭评论”或“有偿发帖”的方式来应对网络问政，实际上不过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式的专制愚民政策的翻版，它最终只会不断压抑和消解民众的公共理性精神，加剧网民与政府的对抗情绪，导致网民在不断强化的不信任心理的驱使下利用各种网络监管空隙恶性宣泄对立情绪。相反，如果监管部门能够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对待网络舆论，积极主动地增强同民间网站的沟通，及时、真诚地回应网络舆情，并通过加强透明政府建设来为网络问政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逐步培育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机制，更有助于民间网站和网民强化自律意识，加强对不负责的网络言论的自我管理。这正是中国网络公共领域成长的必由之路。703网业已形成的同政府部门的互动机制，虽然还缺乏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范，但这种试错性的互动沟通机制的成功经验却充分表明，建立网络舆情的开放式监管与网络问政的理性化表达的互动机制，是网络公共领域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轨道的关键所在，也是地方政府摆脱网络舆情危机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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