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与包袱——论帝国模式对俄罗斯国家发展道路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荣耀论文,帝国论文,俄罗斯论文,包袱论文,发展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罗斯国家直到苏联解体前一直是一个帝国，它的各种成就和辉煌都是在帝国的模式下取得的，帝国意识是俄罗斯民族最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心理。近代以来，俄罗斯民族屡遭不幸，直到今天还受着“俄罗斯是什么、俄罗斯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基本命题的折磨。这一切都与其特有的帝国诉求和帝国特质有关。帝国既给俄罗斯民族带来了荣耀，更成为俄罗斯民族发展的包袱。只有摆脱了帝国之累，俄罗斯民族才能真正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
一、俄罗斯的帝国诉求与帝国特质
帝国，一般指的是版图很大、多民族、拥有在主体民族居住地以外大片领土的君主制国家（注：〔美〕罗伯特.A·帕斯特著、胡利平等译：《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2页。）。用这一标准来衡量，毫无疑问，“在过去500年里，拥有一个庞大的帝国是俄罗斯的首要特征。”（注：〔美〕罗伯特.A·帕斯特著、胡利平等译：《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154页。）
俄罗斯民族在帝国形成之前很久就有了帝国诉求，当时主要表现为一种救世意识（弥赛亚意识）和东正教民族是世界中心的观念。这是俄罗斯民族在自我意识形成阶段受到拜占庭东正教影响的结果。公元988年，基辅罗斯从拜占庭接受了东正教，从而也接受了基督教的救世意识。但东正教的救世意识与基督教的救世意识还有很大不同。基督教认为基督是为天下所有人降临的，并不允许民族优越感，而东正教不仅认为自己是正统的基督教，而且还认为信奉东正教的地区是世界的中心，东正教民族具有拯救包括西欧基督教民族在内的世界所有民族的使命。另一方面，基辅罗斯也接受了拜占庭政教合一的神权专制制度，教权服务于君权，东正教的救世意识与世俗政权的力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正如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的宗教的特殊使命是与俄罗斯国家的力量和伟大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俄罗斯帝王的非凡意义联系在一起的。帝国主义的诱惑渗透于弥赛亚意识中。”（注：〔俄〕尼·别尔嘉耶夫著、雷永生等译：《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2004年中文版，第9页。）
1453年，拜占庭帝国被土耳其所灭，东正教的中心从此转到了当时仍处于蒙古人统治之下、但羽翼日渐丰满的莫斯科公国（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前身）。1472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娶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的公主索菲娅为妻，开始“自认为是拜占庭皇帝的继承者”（注：〔俄〕尼·别尔嘉耶夫著、雷永生等译：《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2004年中文版，第9页。）。1480年，莫斯科公国终于推翻蒙古人的统治，逐渐建立起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俄罗斯民族的帝国意识随之急剧膨胀起来。16世纪初，莫斯科公国开始出现一种宣扬“第三罗马帝国”的理论。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长菲洛费上书莫斯科大公说：“莫斯科是新的罗马帝国，是罗马和拜占庭的精神和物质遗产的继承者，莫斯科国在扩大自身的权势时，也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督教帝国的基础，有鉴于拜占庭帝国在政治上的死亡和宗教上的毁灭，这就使莫斯科大公命中注定是这个基督教帝国的领袖。”“前两个罗马帝国已经灭亡，第三个罗马帝国正矗立在那里，而第四个罗马再也不会出现了”（注：张建华：《彼得大帝和他的帝国》，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第三罗马帝国”理论意味着莫斯科公国不仅要继承拜占庭帝国的精神遗产，而且还要继承这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帝国的物质遗产；不仅是继承拜占庭这个东罗马帝国的遗产，而且还有古罗马帝国的全部遗产。“第三罗马帝国”理论意味着俄罗斯将建立一个世界性帝国。
蒙古人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统治强化了俄罗斯人的帝国意识，同时也为俄罗斯帝国的形成准备了体制上的条件。蒙古是一个比拜占庭还要庞大的欧亚帝国，它涵盖了众多的民族和各种异质文化。它巨大的地理空间和鲜明的民族流动性特征带给了俄罗斯民族以巨大的空间视野，为它向外拓展领土提供了心理上的支持。与众多民族混居、通婚，与各种文化共存，使俄罗斯人淡化了民族意识，具有了喜好融合其他民族的倾向。蒙古人还为俄罗斯带去了东方专制制度的国家范式。这种国家范式的特点是高度中央集权和社会体制的军事化。它曾是蒙古帝国赖以建立和维持的基础，俄罗斯接受了蒙古人的国家范式，从而就具备了向外扩张的体制上的条件。
1547年，伊凡四世被封为沙皇，俄罗斯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它先征服了鞑靼汗国和喀山汗国，继而开始东进亚洲，在西部方向则为夺取出海口进行了长达25年的立沃尼亚战争。到伊凡四世时代结束时，俄罗斯“从规模和体制上已经成为一个帝国”（注：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此后，历代沙皇均奉行扩张主义政策，到17世纪中叶，俄罗斯的版图延伸到了太平洋沿岸。
彼得大帝成为沙皇对俄罗斯帝国的发展壮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领导下的俄国通过北方战争打败了瑞典，夺取了波罗的海出海口，开始跻身欧洲列强行列。自彼得大帝时代起，俄罗斯正式称为俄罗斯帝国。叶卡捷琳娜二世继承彼得大帝的事业，率领俄国军队打败土耳其，夺取了黑海出海口。亚历山大一世的俄国在19世纪初打败拿破仑后成了欧洲大陆的霸主，波兰、芬兰等国均被置于其版图之内，俄罗斯帝国进入到了鼎盛时代。19世纪中后期，俄罗斯力量相对衰落，但它的领土仍不断扩大。正是在这一时期，它占领了中亚广大地区，从中国割走了大片领土。到19世纪末，俄罗斯帝国的版图才最终确立。
十月革命以后，俄罗斯帝国被苏联取代。尽管与以前有诸多不同，但苏联就实质而言仍是一个帝国。它拥有与沙俄帝国大致相同的领土幅员和民族构成，俄罗斯民族只占整个苏联人口的一半。苏联时期继续进行领土扩张：二战时期与德国合伙瓜分了波兰，单独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割占了芬兰、罗马尼亚的部分领土；二战结束后在东西两个方向上又得到了新的领土。与沙俄帝国相比，苏联的国际权势进一步扩大。它把东欧各国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长期实施严密的控制。俄罗斯当代政治家科科申指出，苏联时期实际上建立了三层帝国：第一层是苏联加盟共和国，第二层是东欧卫星国，第三层是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势力范围。正是依靠这样一个帝国体系，苏联才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进行长期的对抗。
俄罗斯民族的帝国意识随着俄罗斯帝国的强大而日益强化。19世纪上半叶，当俄罗斯帝国发展到鼎盛时，俄罗斯民族的帝国意识也趋于成熟。当时的各类文学和政论作品，无不歌颂俄罗斯帝国的伟大，俄罗斯民族与文化优越论也甚嚣尘上。苏联时期，俄罗斯的帝国意识表现为一种强烈的超级大国心理和对苏联制度的顶礼膜拜。在整个俄罗斯历史上，救世与使命意识始终是俄罗斯民族最深层的意识形态，帝国诉求在各种政治倾向的人们身上都有体现。十二月党人革命家彼斯捷尔激烈反对沙皇制度，但他也是“第一个坚持俄罗斯民族统治支配其他民族的政治思想家。他认为，其他民族必须彻底地归顺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注：〔美〕罗伯特·康奎斯特著、刘靖北等译：《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8～9页。）。列宁是伟大的革命家，坚决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主张各民族有自决权，但在社会主义利益高于民族利益思想的支配下，他实际上并不认为其他民族有理由脱离俄罗斯。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俄罗斯民族在各方面多作出牺牲，为了多民族共同体的存在而有意识地压制俄罗斯民族的要求。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使民族自决权原则彻底流于形式。在“苏联人民”、“社会主义大家庭”等抽象概念之下，俄罗斯民族的帝国意识被大大强化。至20世纪末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多数民众和政治家仍对昔日的帝国恋恋不舍。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就宣称：“帝国——这是历史和地缘政治所决定的俄国发展的形式……从古代起，俄国就意识到自己是帝国遗产的继承者。”（注：〔俄〕久加诺夫：《强国》，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4～15页。）
二、帝国模式对俄罗斯社会发展道路的影响
俄罗斯民族用数百年的时间“建成了一个国家，自罗马帝国衰亡以来，在成分、范围和世界地位方面像这样的国家我们从未见过”（注：张建华：《破解从俄国到苏联的神话》，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这样一个巨无霸帝国无疑给俄罗斯人带来了巨大的民族荣耀和心理满足感，然而从国家发展道路的角度看，巨大帝国带来的更多的是消极的影响。正是因为帝国的存在，才导致了俄罗斯近代以来的持续落后。当20世纪末苏联解体的时候，俄罗斯民族才发现自己的国家原来是如此的脆弱。
“帝国意味着专制”（注：〔美〕罗伯特.A·帕斯特著、胡利平等译：《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177页。），俄罗斯帝国的存在和俄罗斯民族强烈的帝国诉求决定了它只能走一条专制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
俄罗斯帝国的建立是莫斯科公国承袭了蒙古帝国专制制度国家范式的结果。正是依靠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莫斯科公国才把分散的力量整合起来，有能力进行对外扩张。随着领土越扩张越多，对权力集中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对专制制度的依赖也就越来越深。伊凡四世是俄罗斯帝国的重要奠基者。正是在他执政期间，俄罗斯的中央集权制度开始被强化。他通过特辖制改革，以残酷手段制服了大贵族的反抗，大大加强了中央王权。17世纪中叶，俄罗斯帝国的版图延伸到了太平洋沿岸，俄罗斯专制制度也随之完成了由等级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的转变。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的专制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教会被彻底置于世俗政权的控制之下。亚历山大一世打败拿破仑后，不仅在国内强化专制制度，而且还把维护欧洲大陆的君主制度作为自己的使命，使俄国充当了镇压欧洲民主运动的宪兵。尼古拉一世则把专制制度与东正教、民族性并列为帝国的三大支柱，采取高压手段加以维护。19世纪中期以后，虽然受到欧洲民主运动越来越大的冲击，但沙皇政府一直拒绝对专制制度进行改造。20世纪初，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沙俄帝国曾朝君主立宪制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国家杜马的权力极其有限，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没有从根本上被动摇。1917年二月革命后，俄国短暂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度，但很快就被布尔什维克党所取代。斯大林把苏联改造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与此相伴的是他前所未有的个人独裁。在此后苏联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内，苏共一党制都是不可动摇的准则，受到宪法的强有力保护。
帝国的维持和扩张不仅需要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而且还需要对社会全部人力、物力资源的国家控制，这决定了俄罗斯必然走一条国家主义的、非市场化的经济发展道路。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俄罗斯帝国控制社会人力、物力资源的主要方式是实行农奴制和村社制。农奴制的特点是国家通过地主和村社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以劳役和实物地租的形式最大限度地榨取他们的劳动成果，并为军队提供充足的兵员。随着帝国的不断扩大，农奴制被不断强化，到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已发展到空前完备的程度。19世纪中叶以后，俄国被迫实行农奴制改革，但摆脱了地主控制的农民又被赶到了村社中。村社实行连环保，集体对国家承担义务，农民仍没有人身自由。20世纪初的斯托雷平改革时期，俄国曾试图废除村社，在农村建立私有财产制度，但没有取得多少效果。十月革命后村社再度复兴，为苏维埃国家控制农民创造了便利。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建立了集体农庄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农民不仅失去了全部生产资料，而且还被彻底剥夺了生产自主权，变成了工业经济的纯粹输血者。对工业经济部门，俄罗斯更是实行国家控制。主要办法是建立官办企业，将工业经济部门均控制在国家手中，产品和利润悉数由国家支配。在工厂企业从事生产的工人，境遇与农奴制农民和村社农民相似，工资报酬被压得很低，对工作没有选择的自由。苏联时期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体制，普遍建立了国营工厂，国家对经济与社会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帝国主要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帝国的扩张也以军事力量为主要手段，这决定了俄罗斯必然走一条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
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其军队数量始终是世界上最多的，军费开支比例也是最高的。俄罗斯历史上的历次重大改革，都以增强军事力量为主要目的。无论是沙俄帝国还是苏联，国民经济都高度军事化。国家控制社会经济资源也主要是为发展军事力量服务。苏联时期的工业化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它长期侧重发展重工业，而对轻工业和农业明显重视不够，都是军事目的促成的。
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国家对经济社会资源的控制、长期保持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近代以来俄罗斯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始终落后于欧洲国家。如果说在农业时代俄罗斯国家的落后还能由人口众多、地域广大这一规模优势加以弥补的话，那么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扩展、周边国家力量的迅速跃升，经济军事力量的落后就对俄罗斯帝国的国际地位乃至自身生存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显而易见，不进行政治改革，不废除旧的社会经济体制，不释放社会的创造力，俄罗斯帝国就难以继续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然而问题在于，如果进行改革，则会在短时间内对俄罗斯帝国的稳定造成损害和削弱它的国际地位，因为需要废除和改革的那些因素恰恰是帝国赖以维持的基础。帝国的存在和帝国诉求决定了改革的逻辑：不改革不行，彻底改革同样致命。近代以来的俄罗斯正是处于一种改革——反改革、更大的改革——更强烈的反弹，强盛——衰落、更大的强盛——更严重的衰落的不断交替和恶性循环之中。
彼得大帝是俄罗斯西化改革的开先河者。他发动的改革也是俄罗斯惟一一次相对主动的改革。彼得改革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通过改革增强国力，使帝国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处于更有力的地位。但彼得大帝的改革也不得不是有选择的。他侧重学习西方的工艺技术、管理经验和军事组织方式，而不是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社会结构形式。他一方面在器物层面学习西方，另一方面又强化俄国的专制制度。
19世纪被称作是俄国改革的世纪。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的确曾为俄罗斯进行深刻的改革提供了契机。但沙皇政权最终只是在农奴制问题上作了有限的让步，仅仅在地方政治中引进了自治机制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司法制度的改革，并没有触动专制制度的基础。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被迫进行的有限政治改革和试图在农村建立私有制的改革，最终也没能深入进行下去。改革会影响帝国的稳定，这成了俄罗斯改革者难以逾越的雷池。苏维埃国家建立后的情况也是如此。
帝国和帝国诉求也决定了革命的逻辑。20世纪初的俄国之所以接二连三地发生革命，主要原因在于帝国在战争中的失败超出了社会心理的承受能力。尽管1917年二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旨在建立议会民主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努力总的说来符合了俄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但却无助于加强帝国在战争中的地位和扭转帝国解体的趋势。而且，国家政治行为能力的减弱还进一步加剧了混乱和削弱了帝国。在后来的一系列事变中，民众最终选择了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是消灭资产阶级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意味着在俄国恢复集权制度，而只有恢复集权制度才能保全帝国。霍布斯鲍姆分析指出：“共产党是惟一有心并且有力将俄国巩固成为一个国家的政权。正因为共产党有这份心力，那些与它政治立场敌对的爱国军官，才愿意加入红军，为其出力效命……对这些爱国的俄罗斯军官而言，当时的抉择，不在于你是要一个自由民主、但不是社会主义的俄国，他们的着眼点，在于维护一个完整的俄罗斯，使其不致沦人其他战败帝国分崩离析的下场。”“因为有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出现，沙俄的领土才不致步前两个帝国（奥匈和奥斯曼帝国——引者）的后尘，总算保住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的领土完整，长达74年之久。”（注：〔英〕霍布斯鲍姆著、郑明萱译：《极端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文版，第92页。）
三、帝国模式对俄罗斯对外政策与行为的影响
马克思在分析彼得大帝的对外政策时指出：彼得大帝“剥去了旧日莫斯科公国蚕食方法的地域性和它的一些偶然杂质，把它提炼成一个抽象公式，概括了它的目的，并以废弃某些既定的权力限度达到渴望无限权力而提高了它的目标。他并非仅仅靠增加了几个省份，而是靠概括了它的体制而把莫斯科公国变成为近代俄罗斯。”（注：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第77～78页。）就是说，很久以来，俄罗斯帝国一直在追求一种对外部世界的无限权力。
俄罗斯帝国追求对外部世界的无限权力首先表现为进行持续不断的领土扩张。一部俄国史，就是一部不断对外殖民、进行领土扩张的历史。俄罗斯帝国对外扩张的规模和持续时间之长都是世所罕见的。如果从莫斯科公国建立的14世纪初算起，到18世纪初彼得大帝在位时期，400年的时间里俄罗斯的领土扩大了400倍。15世纪中叶俄罗斯中央集权制国家建立时，其领土面积是280万平方公里，到19世纪末，已扩大到2200余万平方公里，横跨欧亚大陆，囊括了大小100多个民族。历史上俄罗斯的所有邻国都受到它的蚕食与侵扰，许多国家被兼并，许多国家因此而瓦解。及至20世纪初沙皇俄国已近风烛残年时，大臣维特仍向尼古拉二世进言：“以中俄接壤之广及吾国极其有利之条件，俄罗斯吸收极大部分之中国乃迟早之事。”（注：〔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167页。）俄罗斯帝国对外扩张的主要手段是战争。从1700年到1870年，它共进行了38场战争，有106年时间处在战争中，这些战争只有两场是防御性的。如果从15世纪建国算起到20世纪80年代，它则进行了共计46场战争，只有3场是自卫性的。
谋求政治霸权是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与行为模式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彼得大帝之后，主导欧洲政治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基本国策。叶卡捷琳娜二世曾伙同奥普三次瓜分波兰，她甚至放言：“要是我能够活上200岁，整个欧洲必将置于俄国的统治之下。”（注：弗罗伦斯基：《俄国——历史与说明》，纽约1954年版，第1期。）亚历山大一世为了维持俄罗斯帝国的欧洲大陆霸主地位，派重兵长期驻防欧洲。19世纪中叶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俄罗斯帝国也没有收敛自己的霸权欲望，而是把矛头更多地指向了土耳其和巴尔干。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不致在列强争霸中落后，俄国加入了与他国的军事同盟，并最终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的苏联更是不放过任何加强国际权势的机会，把争夺霸权的努力扩大到了全世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指出：“帝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它期望把本身建立为一个国际体系。”（注：〔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13页。）俄国正是始终谋求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为此而总是不断地挑战世界强国：“在19世纪大半是对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是对奥地利，在柏林会议后是对德国，在冷战期间则是对美国。”（注：〔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166页。）同强国的对抗有时表现为直接的军事冲突，有时表现为军备竞赛，更多的则是表现为争夺势力范围。
意识形态作为俄罗斯帝国的伴生物，在各个时期里对俄罗斯帝国的对外政策与行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救世与使命意识是俄罗斯帝国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因而对俄罗斯对外政策与行为的影响最大。彼得大帝在谈到向西方学习的目的时说，“我们在这里工作，并不是出于不得已，而是为了学习航海技术，以便在我们回去之后，能战胜耶稣基督的敌人，并在耶稣的恩典之下成为基督徒的解放者。任何人不得无视这些，我们背负着极其伟大的使命。”（注：张建华：《彼得大帝和他的帝国》，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维护封建意识形态和专制制度成了沙俄帝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叶卡捷琳娜女皇谴责法国革命是“一种反对宗教的、不道德的、无政府的、可恶的、凶暴的瘟疫，是上帝和君王的敌人”（注：〔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中文版，第380页。），极力主张各国进行武装干涉。在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沙俄帝国对外政策中的宗教色彩日益浓厚，它主导建立的神圣同盟，旨在维护欧洲的封建王朝秩序，而“1825年到1855年君主主义俄国的外交政策有计划地反对自由主义、反对革命的三十年象征了俄帝国主义始终一贯地以意识形态为动机的一个时期，……在尼古拉一世的这个时期，扩张主义侵略政策或对外干涉主义政策表明，与其说是促进俄国的国家利益，不如说是支持国际间强行实施的抽象的和超国家的原则：正像1815年神圣同盟所反复主张的君权神圣的原则。”（注：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罗斯帝国主义》，三联书店1978年中文版，第54页。）19世纪后半期，泛斯拉夫主义思潮开始对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推动俄国在巴尔干地区与列强展开激烈角逐。十月革命后，意识形态对俄罗斯国家对外政策和行为模式的影响进入一个新阶段。指导十月革命的意识形态是俄罗斯固有的反资产阶级和反西方思想，此时得到特别的强化。苏维埃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反对的不再是哪个西方国家，而是所有西方国家；不再只是把他国对自己的具体威胁看成是威胁，而是认为他国的存在本身就是威胁。帕斯特评论道：“俄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企图使他国围着维护俄国国内制度的需要转。”“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苏联时代，这种心理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按照布尔什维克的世界观，一国是好是坏取决于其国内制度的性质……一国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它怎么想和怎么做，而在于它的特征。”（注：〔美〕罗伯特.A·帕斯特著、胡利平等译：《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160页。）在斯大林时期，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成为苏联观察外部世界的指导原则。不管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管资本主义国家怎样千差万别，这一指导原则始终被固守。
俄罗斯帝国只有在不断的扩张与争霸中才能生存，否则帝国高度军事化的体制就会失去合法性，但持续的扩张与争霸也对俄罗斯帝国带来了致命的后果。保罗·肯尼迪在分析大国兴衰的规律时说：“如果一个国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那么，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扩张过分（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它就要冒一种风险：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抵消了。”（注：〔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2页。）弗洛林斯基也分析指出：“这个国家已经面积过于庞大，人口过于稀少。它的工业和文化极其落后。而它却浪费了宝贵的人力物力去征服亚洲的不毛之地，奖励在巴尔干的冒险行径。”“为了寻求一种肤浅的、缺乏理性的满足感……而付出的高昂代价是，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经济发展滞后”（注：〔美〕罗伯特.A·帕斯特著、胡利平等译：《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181页。）。俄罗斯帝国正是长期处于这样一种困境之中。
四、后帝国时代俄罗斯的国家发展道路
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苏联在20世纪末解体。如同上面分析的那样，俄罗斯帝国解体的过程与其社会发展道路的转型是同步发生的。国家无力承受过多的国外义务和沉重的战略负担，不得不进行国内改革，而国内体制的转型马上就削弱了国家的控制能力，从而不仅使东欧国家离它而去，而且其加盟共和国也纷纷退出。20世纪末的俄罗斯首次大致上脱胎成为一个民族国家。
由帝国转换成民族国家、由集权制国家演变成议会民主制国家、由国家统管一切变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我奋斗，这一过程对俄罗斯人而言是不轻松的。苏联解体的时候，绝大多数俄罗斯人都毫无思想准备。他们以前很少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帝国，很少意识到自己国家的脆弱性。他们无法接受一个非帝国的俄罗斯，无法接受新俄罗斯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的现实。因此，苏联虽然解体了，但俄罗斯人的帝国情结并没有马上消退，并且对新俄罗斯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产生了影响。
俄罗斯独立初期，在对外战略上奉行欧洲一大西洋主义，致力于加入西方民主国家大家庭。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这样做的重要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减轻来自西方的战略压力、争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为国内制度的顺利转轨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住俄罗斯的大国地位，继续像以前那样处于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它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和基本的诉求仍旧是超级大国式的，认为“没有俄国的参与或同意，任何全球性问题都不能得到处理和解决。”（注：〔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131页。）这与奉行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西方认为，“新俄国的国力虚弱不堪，社会极其落后，已不能充当美国真正的全球性伙伴”，“美国既不愿意也不能够与俄国分享全球性力量。”（注：〔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132页。）当北约东扩进程启动后，俄罗斯作出了激烈反应。它先是把东欧和巴尔干看作是与自己利益攸关的特殊战略地区，不允许这一地区的国家投入西方怀抱。在无力阻止北约东扩后，它又坚守原苏联地区，不允许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联盟。最后退至把独联体国家看作是自己绝对的势力范围，不允许西方国家越过它划定的这条红线。在叶利钦后期，试图用多极化战略应对西方的霸权，结果是在诸如伊拉克、科索沃和北约东扩、反导条约等问题上与西方国家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国际地位遭到空前削弱。由于西方势力的进逼和国内改革受挫，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急剧上升，西化改革、民主制度、市场经济等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俄罗斯甚至出现了恢复帝国、恢复集权制度的呼声。这反过来又影响到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看法，导致双方关系跌入低谷。
对于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而言，重要的不是改变世界，而是适应世界，改变自己。经过近10年的探索之后，俄罗斯对自身发展道路和在国际上的地位终于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在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普京总统宣布俄罗斯对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模式的选择已不可逆转：“我们终于走上了全人类都在走的主干道（民主和市场）。世界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只有这条道路可以使经济迅速发展，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普京：《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尽管在政治体制上俄罗斯目前实行总统集权制，但国家杜马作为最高立法机构的职能已在实质上得到发挥，多党体制得到巩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俄罗斯正致力于在经济上融入世界；军事力量已缩减到较低的程度，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结构正在得到改变；意识形态趋向多元化，社会意见已成为决策的重要源泉。这一切对于俄罗斯而言都是质的变化。随着新体制的建立，帝国赖以存在的内部基础正在被从根本上动摇。
与国内上述变化相适应，俄罗斯在对外政策上开始逐步放弃帝国诉求。普京总统指出：“帝国治理形式不会长久……它不能建立巩固的长期的国家发展基础，所以自古以来它就是有缺陷的，不长久的和没有前途的。”（注：普京：《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页。）俄前外长伊万诺夫总结道：“苏联对外政策留下的遗产是‘超级大国’心理，极力参与各种各样的国际进程，有时甚至付出国内资源难以承受的代价。这种立场对俄罗斯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注：〔俄〕伊万诺夫著、陈凤翔等译：《俄罗斯新外交》，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7页。）放弃帝国诉求和超级大国心理的结果是使俄罗斯对外政策与行为建立在了一个全新的原则基础之上，这个原则基础就是国家利益。“在充满矛盾的国际形势条件下，我们越来越确信，对外政策惟一可靠的方针，是始终捍卫国家利益。”（注：〔俄〕伊万诺夫著、陈凤翔等译：《俄罗斯新外交》，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7页。）
国家利益是当今各国制定对外战略的基本出发点。然而对俄罗斯而言，这却曾是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帝国时代，俄罗斯把很大一部分资源浪费在国外，无节制地争夺国际权势，重要原因是受了意识形态的驱使。即使是讲到国家利益，也往往是王朝的利益和执政党的利益。在20世纪90年代的多极化外交时期，俄罗斯致力于捍卫国家利益，但却犯了“不适当地确定重点”的错误（注：冯玉军等译：《俄罗斯战略——总统的议事日程》，新华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第37页。）。俄罗斯向民主体制的转型为国家利益的确定创造了条件。
当代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念最重要的不在于它确立了全体俄罗斯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这一简单的原则，而是开始将国家利益进行分类，强调国家在利益目标与实现手段之间保持平衡。俄罗斯认为目前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国家经济的落后，因此发展经济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同时强调“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对外战略要为国内发展、主要是经济发展服务。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俄罗斯开始实行战略收缩，努力与外部世界建立起一种建设性的关系，合作而非对抗成了俄罗斯与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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