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与超越:杜威教育理论的现代解读论文

借鉴与超越:杜威教育理论的现代解读论文



“百年回望杜威”专题

大丰区为缺磷地区,每年磷肥施用量达4.5万吨。磷肥的施用不但对作物高产、稳产和品质的提升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而且有效地提高了土壤中的速效磷含量。在土壤速效磷显著提高后,为了探索磷肥施用增产效果及确定适宜的施用量,2016年秋播时开展了小麦磷肥试验,探索在现有土壤养分状况下,磷肥对小麦生长发育及其产量的影响。

众所周知,厕纸粘染物与实际排放物相比微乎其微,可忽略不计,厕纸入厕的主要污染物为纸张与水接触后产生的可溶物及碎屑,可用COD、SS、氨氮、BOD5等污染指标表示.实验室模拟厕纸入水后的变化,测定不同品质的厕纸溶于水后,在不同时间水体中的COD、SS、氨氮、BOD5的浓度值,计算单位厕纸的污染物量,进而推算家庭以至全国的污染物排放总量.通过计算厕纸进入下水道对污水处理厂的污染物贡献占比及可生化性评价指标(B/C)值(BOD5/COD),评价厕纸入水后的可生化性,进而评价其对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影响.

特约主持人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88)

另外许多土匪、特务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利用佛、道教进行反对人民政权的活动,使问题变得十分复杂。⑦在这种形势下,进行教会的自我纯洁与割断宗教界同旧社会的联系,就显得十分紧迫。

主持人语:

1919年4月30日,杜威来到经过新文化运动前期启蒙正在苏醒的中国。在当时正处于巨变尚有些迷茫的中国,耳顺之年的杜威以深邃的眼光观察,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以平和的语调讲演,以稳健的笔触撰文。肯定并积极支持中国人自己选定的民主与科学运动方向,更为清晰地界定了社会与教育现代化的内涵,温和地批判了中国传统的保守,揭示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盲区,为中国兴起的新教育运动推波助澜,为中国社会与教育现代化注入了百年后看来效力最大,稳定性最强,最具有绵软回味的酵母。杜威在中国27个月又三天的生活和工作,除了留下思想,还催生了中华教育改进社等多个社团,为中国带来至今仍在使用其主体的新学制,以及产生了与该学制配套新课程。一百年来,无论是在他的思想成为中国教育中流的30年里,还是在他的思想由于政治原因被妖魔化的30年里,他对中国社会与教育的影响一直客观存在。在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后,对杜威的研究和传播又开始了,其中不免庸俗化的成分,但相对于对他的妖魔化显然是个不小进步。中国社会与教育现代化仍处于进程之中,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吸纳古今中外优秀的思想文化才能实现更高品质的现代化。在杜威来华一百年之际,研读杜威的鸿篇巨著,瞄准当下的实际问题,不难发现两者有较大范围的交集,在这个交集里深耕细作是实现良性现代化的一条重要路径,本专题试图在这条路径上迈开步子去探索。杜威还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重要启蒙者,他自己在中国的演讲与他推荐孟禄到中国进行教育调查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组织诞生的肇始。2019年4月28日,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余位杜威研究学者,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举办学术会议共同纪念杜威先生来华100周年。本期专题的一些论文来自此次会议,显示杜威的思想理论与当下的教育现代化依然在相伴而行,在一些领域仍处于引领状态。

借鉴与超越:杜威教育理论的现代解读

郭法奇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875)

摘 要:100年前的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来华活动,使中国人第一次与杜威有了思想上的近距离接触。杜威的教育理论是奠定在现代社会、科学、心理学和哲学变革的基础上;杜威教育理论的本质是强调儿童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杜威的教育理论之所以在今天没有被遗忘,不在于他提供了多少有关教育学的知识,而在于他所提供的教育精神和方法论的财富。反思杜威的教育理论及其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可以更好地认识杜威与中国教育的关系以及现代中国教育发展的逻辑。

关键词:杜威;借鉴;超越;现代解读

关于对儿童发展的认识,杜威指出,在儿童本性的发展上,自动的方面先于被动的方面;表达先于有意识的印象;肌肉的发育先于感官的发育;动作先于有意识的感觉。如果在教育中儿童被置于被动的、接受的或吸收的状态,如果教育不能允许儿童遵循自己的本性,则会给教育带来阻力和浪费。[4]12杜威认为,儿童是易变的和可塑的,教育者应当把儿童看作是一个有活力的主体。在儿童的发展上,杜威非常重视儿童个体经验的获得和发展。在他看来,儿童的发展实质上是个体经验的不断改造或改组的过程。教育就是通过儿童的主动活动,经历一切和获得各种经验的过程。儿童是在解决问题时获取经验发展的。由于儿童在生活中会遇到种种个人和社会的疑难问题,促使儿童运用其智慧去解决困难,获取一定的经验。而这些成功和有效的经验又会继续帮助儿童解决新的问题,不断促进儿童的发展。为了给儿童个体创设良好的解决问题的情境,使儿童个体获取直接的经验,杜威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论设计,即著名的“解决问题五步法”。具体步骤是:(1)为儿童的学习设置一种经验的真实情境,使其包含在儿童感兴趣的活动中;(2)提出能促使儿童思考的真实问题;(3)让儿童收集和获取有关解决这一问题的知识;(4)让儿童提出制定关于这一问题的可能性的假设和解决问题的方案;(5)让儿童对所解决的问题进行检验。杜威的“解决问题”设计实际上是要重新评估儿童活动在教学中的作用。在杜威看来,儿童的学习不是被动的。儿童的学习是通过运用经验,理解知识、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知识的价值不是一种外在的装饰,不是远离儿童生活的东西,而是与儿童的生活和经验息息相关,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儿童积累、学习和运用知识,都是用来处理解决现实问题的。

一、社会与哲学的变革:杜威教育理论形成的背景

在这些对立中总是认为,前者高于后者。因为创造这些理论的人认为他们思考的对象高于实际工作的对象。杜威指出,随着19世纪的民主运动的发展、生物进化论的出现、科学方法的运用等等,不仅为知识的连续性提供了条件,也颠覆了对传统知识观的认识。杜威认为,知识是不能脱离实践的,知识也无高低贵贱之分,知识是个体主动参与的结果,是有指导的实践活动的结果。杜威非常重视在实践活动中人的“认识”的作用。在他看来,不是实践活动造成了事物的存在,而是通过实践建立了“知”和“知的对象”关系。在实践中,虽然认识离不开认识对象,但是认识比认识对象更重要。没有认识,便没有对认识对象的解释和无从认识事物。

这一时期,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也对传统的科学和研究观念产生了较大影响。科学家们逐步形成了一种认识:通过系统的方法对自然界进行观察和分类,有条理的整理资料,是科学方法的本质。在科学研究领域,不仅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也可以通过仔细观察、客观地加以研究,科学研究方法也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杜威教育研究的特点是试图运用科学的方法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统合起来综合地对教育进行研究。

在心理学研究方面,机能主义心理学成为这一时期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机能心理学的主要特点是,既注重人的心理活动与社会环境的外部联系,也强调人的心理活动内部的相互联系。杜威注重从机能心理学出发认识人与教育的关系,主张教育影响人,但人不是被动地接受教育影响。

对杜威教育理论影响最大的可以说是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哲学最初产生于美国的哈佛大学,代表人物是查理•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1839-1914)。皮尔士《我们怎样使思想明确》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实用主义的基本思想。在皮尔士看来,人们在思考事物时,如要把它完全弄明白,只须考虑它会有什么样可能的实际效果,不产生实际效果的事物不能形成对它的明确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观念是否有意义,主要看其能否产生实际效果;能产生实际效果的观念是有用的观念,否则就是无用的。如何检验观念的有用性,皮尔士提出了实用主义的“解释”原则,即为了把一个观念说清楚,必须用与人的行动有关的,并可以在行动中被检验的词语来进行解释。比如说,“这块黄油是软的”,可以解释为“如果刮这块黄油,可以很容易地刮出明显的凹处。”[1]

苏轼说:“(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推官书》)规范议论文段落力求每一句都是必要的,都必须紧紧围绕观点有效展开论证。熟悉规范议论文段落的写法,对于议论文写作入门来说,这是基础性的知识。

实用主义哲学最初产生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1907年,美国哲学、心理学教授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出版了《实用主义》一书,推进了人们对实用主义的认知。詹姆斯认为,实用主义主要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也就是说,要弄清一个观念或者理论的意义,不是看这个观念或者理论,过去是什么,是如何说的,而是看这些观念或者理论现在能够产生什么效果。

一般认为,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特点是,重视知识的连续性和知行分离的问题。杜威批评传统知识观的最大不足是知行分离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其中,知识和实践的对立最为突出。杜威指出,知识与实践的对立起源于古希腊的哲学,其社会根源是奴隶主与奴隶的等级差别,表现为社会生活中闲暇与劳动的对立,以后又派生出本体与现象、永恒与变化、先天与后天、富人与穷人的对立,等等。

[3]靳相木等:《基于三维生态足迹模型扩展的土地承载力指数研究——以温州市为例》,《生态学报》2017年第9期。

杜威教育理论的形成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发展和思想凝练的产物。19世纪中期后,随着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政治疆界发生改变,生产规模扩大,人口流动加速。社会传媒、新闻、书籍、知识的增长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道德风貌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知识的增长和变化最大的影响是对传统学校教育的挑战。它打破了传统学校的知识霸权,学校不再是唯一的获取知识的地方,学校改革成为教育改革的中心。同时,中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大学研究者对教育问题的关注,教育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学校效能、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儿童发展等,成为研究的基本内容。这些也恰恰是杜威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杜威的教育理论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有着密切联系。在一定意义上,杜威的教育理论实际上是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在教育实践上的推论。在杜威看来,哲学不应看作是一种理智的练习,也不应是哲学家们所说的文字上的、教条的、高大上的东西,而应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哲学是为社会和人的生活服务的,是可以影响人的行为的。哲学与教育的关系是,如果一种哲学理论对教育活动毫无影响,这种理论必然是矫揉造作的。哲学理论是教育的一般理论,教育是使哲学理论具体化并受到检验的实验室。在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中,教育不是与社会、生活的分离,而是与社会、生活的密切结合。教育就是社会,就是生活,是社会和生活的一种形式。

二、儿童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杜威教育理论的本质

如何解决知行分离的问题,杜威提出了他的经验论。在杜威看来,经验可以有两方面的理解,一是经验是思想和事物的统一,是知识和实践的统一;二是经验是个体活动和所经受的结果之间的联结。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杜威明确指出,经验包含两个因素,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这两个因素以特有的形式结合着。在主动的方面,经验是行动和尝试;在被动的方面,经验是经历和承受结果。杜威举例说,一个儿童仅仅把手伸进火里,这不是经验;当这个行动和他所遭受的结果联系起来时才是经验。[2]从这个认识出发,杜威认为,要弄清楚一个观念或者理论的效果,应当通过行动和结果来检验,而不靠过去的权威或传统。在“经验”问题上,杜威十分重视有机体的主动性。在他看来,经验的意义首先是有机体在做(doing)。有机体决不是静止、被动地等着什么事情发生。当事情发生时,有机体会按照自身的功能做出动作。结果,环境所产生的变化反应到有机体及活动上去,使有机体经历和感受到自己行动的结果。有机体动作和感受的之间建立的关系形成了经验。[3]总之,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经验论实际上是一种注重人的主动性、人的行动,强调变化以及人的活动和结果密切联系的理论,它奠定了杜威教育理论的思想基础。

杜威的哲学理论非常强调发展和变化。在他看来,变化是一切事物的本质。人类的存在、生命,以及所有的经验,包括理智、知识在内,都是发展、变化的。教育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教育就是不断生长、发展变化的过程。儿童也在不断生长。儿童和成人的区别不是生长和不生长的不同,而是各有适合不同情况的生长方式。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组织保证儿童继续生长的力量,使教育得以继续进行,使儿童乐于从生活本身和在生活中学习。[4]总之,无论强调教育与生活的结合,还是强调教育的发展变化,核心还是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强调儿童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是杜威教育理论的本质。

1919年初,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利用哥伦比亚大学提供的学术休假机会,开始了赴日本和中国的东方之旅。杜威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在胡适和杜威以前的学生及一些进步教育团体的筹划及赞助下,杜威先是到了上海、杭州和南京,进行了演讲,参观了中小学、地方高校、工厂,然后抵达北京,开启了他在北京的著名演讲及在其他各地的系列的巡回演讲。杜威的在华活动,使中国人第一次与美国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杜威有了难得的思想上的近距离接触。今年时逢杜威中国之行100周年的纪念活动,反思杜威的教育理论及其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可以更好地认识杜威与中国教育的关系以及现代中国教育发展的逻辑。

关于对社会发展的认识,杜威是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放在一起进行论述的。杜威指出,在个体与社会关系方面,存在“社会至上”和“个人至上”的观点。前者认为个体是社会中的个体,没有社会,个体的存在就没有保障。后者认为,个体的人是最重要的。对于个体来说,社会只是个体存在的权宜之计。社会的存在是为个体的存在服务的,个体的发展可以不受社会的约束。对于前者,杜威赞同社会的存在,强调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一致,但反对社会对个体的完全控制。对于后者,杜威赞同个体的自由发展,但反对脱离社会的个体发展。在杜威看来,“个人至上”的观点,是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是一种极端的“反社会”的观念。

关于儿童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杜威认为,儿童的存在是一个社会的存在,儿童发展与社会发展是不可分的。如果从儿童身上舍去社会的因素,便只剩下一个抽象的东西;如果从社会方面舍去个人的因素,便只剩下一个死板的没有生命力的集体。[5]在杜威看来,儿童是通过参与社会生活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的发展。

因此,应把儿童看成是人类社会的积极成员,让儿童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和活动。教育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协调儿童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使儿童成为教育的起点,社会成为教育的目标。在杜威看来,儿童是教育的起点,是指近的方面。儿童的意志、欲望、儿童的心理等,这些是教育的基础。社会是教育的目标,是指远的方面,是儿童发展所要达到的方向。教育就是从起点开始,利用各种资源培养和教育儿童,使儿童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方向一致,让他们参与社会,走向社会,成为社会的合格成员。

三、精神与方法论的财富:杜威教育理论的现代意义

一切试验都具有假设的性质,都有待于证明,有待于别人来改变它。杜威认为,科学试验和假设思想的提出,对于形成科学的态度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往对于一种观点的提出,只有两种态度,对的,就承认它;不对的,就否认它。试验方法出现以后,开始形成第三种态度,就是对于任何主张,无论真假,都把它看成一种假设,有试验的价值,至于是真还是假,都以试验的结果来定。教育上这种方法的意义是,它可以使学校充满试验的气氛,打破武断的态度和教条的东西,形成精神上的统一;可以使教学减少武断、强迫记忆的方法,让学生可以直接去观察、实验,有能力发现真理。

1919年,杜威来华的演讲受到中国知识界的普遍欢迎,一方面得益于其中所包含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在于他的演讲是一种说理式的民主教育的方式,更容易为中国的听众所接受。1921年6月在为杜威夫妇饯行会上,胡适代表北京大学致辞时也特别谈到,杜威的学说有两种方法,即历史的方法和试验的方法。就是对一件事要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把它放在历史中去认识;同时注重具体的个别事实和事实的因果联系,运用结果来评判问题的价值。[6]

重新反思和解读杜威的教育理论,首先要做的是借鉴和吸收其教育理论的精神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杜威关于儿童主体地位的理论是其教育理论的核心精神,其他的理论都是这一理论的展开和深化。儿童主体地位的理论体现在教育上就是突出儿童的中心地位,关注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历史上的传统教育不乏对儿童的关注,但它多是以消极的观点看待儿童,特别是关注儿童的不足或者弱点,并采用严格的手段管控儿童。由于儿童置于被管制的状态,不允许他们遵循自己的本性活动,结果造成了教育的阻力和儿童生命的浪费。杜威指出,学校各项工作相互联系的真正中心是儿童本身的活动。现代教育需要变革,即需要一个重心的转移:儿童是中心,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这个中心运转,并围绕这个中心组织起来。

今天来看,杜威关于儿童主体地位的理论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仍然可以解释学校教育中儿童的地位与外部条件的关系问题。在教育过程中,把儿童的主体地位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有利于发挥儿童成长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它也可以解释儿童存在和发展的问题。儿童的存在和发展不是被动的,不是对固定环境的静止适应和朝着一个固定目标的运动。如果儿童在发展中其活动的机能被忽视,使他们变得顺从,对新鲜事物缺乏兴趣,害怕不确定的事情,教育必定是被动的、机械的和失败的。

杜威认为,科学方法是一种试验的方法。试验方法的含义就是通过人的动作将人的思考和自然界的事实联系起来,通过试验,形成有价值的关系。试验方法的特点是只有“做”以后才可以有“知”,没有“做”便没有真正的知识。在试验方法中,杜威还重视“假设”的作用。他认为,科学的试验不是武断的、一定不变的。科学试验只是暂时认它有一定的价值。

式中,m为输出层与隐含层之间的节点数,N为输入层与隐含层之间的节点数。隐含层与输出层的连接权值修正公式

杜威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是他整个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方法论的基础是科学方法论。杜威指出,科学作为一种探索和试验的方法,似乎与有组织的、科学的、系统化的知识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是表面的。科学的知识是有组织的、经过检验和证实的。每一个概念和叙述都有别的概念和叙述的证实或者支持,各种概念和命题之间都是相互包容、相互支持的。

一种思想或者理论只是当时一定环境下的产物。杜威的教育理论之所以在今天中国教育界仍然有影响,不在于他提供了多少有关教育学的知识,而在于他的教育理论所提供的精神和方法论的财富。纪念杜威来华的百年华诞,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解读其所包含的价值。

当然,杜威的教育研究方法也存在不足。一般来说,方法论与具体的研究方法是有区别的。以哲学作为理论的方法论,同时也作为具体的研究方法,可能会存在一些不足。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杜威非常注重从哲学角度研究教育,即使创办实验学校,也很少使用心理实验和测量的方法获取数据。杜威研究方法的特点是,主要是通过创办实验学校直接研究教育,验证和发展教育理论。而与杜威同时代的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则比较注重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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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代克研究方法的特点是,主要是通过心理实验或者教育测量的方法获得数据,把实验数据拿到学校中间接地研究教育。杜威与桑代克在教育研究上的不同选择可能与他们的不同理解有关。桑代克的教育研究方法是建立在行为主义心理学基础上的,认为人类行为仅是对刺激的反应。杜威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人的行为是全面的、有目的的。桑代克认为,教育研究应该以心理学,而不是以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为基础。杜威则主张,教育研究应该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是各角色间的公开对话和合作。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量化的和心理测量研究方法被重视,桑代克等人为代表的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逐步成为教育科学研究的主流,而杜威为代表的以哲学和社会学科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成为非主流的东西。而且随着社会各个行业不断发展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教育研究也出现了一种职业化的潮流。由于杜威的教育研究方法与教育研究职业化的潮流相背,他的以哲学为基础的教育研究方法逐步被孤立了。[7]

杜威的教育理论和研究方法过去是这样,在今天,在以强调“量化和数据为王”的教育研究环境中,杜威的教育理论和具体方法同样面临过去的那种尴尬的、被冷落的局面,也就不奇怪了。

纵观100年来杜威的教育理论及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可以看出杜威的教育理论已经成为联接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链条上的重要一环。站在今天的角度反思杜威的教育理论,不仅是吸取、借鉴,还要有超越。当然,这个超越是在已有链条上的继承、验证的超越。链条上的每一环节都在从先来者那里得到了智慧营养,也吸取了经验教训,为后来者打下基础,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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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来,正是得益于杜威的教育理论,中国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发生着非常深刻的变化。同样在今天,也应根据新的教育实践,合理运用杜威的教育理论,超越杜威,为后来者做出贡献。

步骤2:按属性重要性(即条件属性的决策权值)由小到大对属性aj(j=1,2,…,m)进行排序,若出现重要性相同的情况,则依据各条件属性候选断点的个数从多到少进行排序。

参考文献

[1] 赵敦华. 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46.

[2] 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 2001: 153.

[3] 杜威. 哲学的改造[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8: 46.

[4] 王承绪, 赵祥麟. 西方现代教育论著选[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31.

[5] 杜威. 杜威五大演讲[M]. 胡适, 译,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9: 136.

[6] 简·杜威. 杜威传[M]. 单中惠, 编译,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9: 374.

[7] 埃伦·康德利夫·拉格曼. 一门捉摸不定的科学: 困扰不断的教育研究的历史[M]. 严正, 主编,花海燕, 等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 43.

Reference and Transcendence: An Interpretation of Dewey’s Educational Theory

GUO Fa-qi

( School of Educational History and Cul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

Abstract:The American educator Dewey's visit to China 100 years ago gave the Chinese people the first close contact with Dewey and his ideology based on the changes of modern society, science,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y.The essence of Dewey's educational theory is to emphasize the unity of children'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Today’s continuation of Dewey's educational theory is not the knowledge he has contributed to on pedagogy, but the wealth of spirit and methodology implied in his educational theory.Reflecting on Dewey's educational theory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ese education provid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Dewey's impact on Chinese education and a reference to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John Dewey; reference; transcendence; modern interpretation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27(2019)04-0020-06

收稿日期:2019-05-14

作者简介:郭法奇(1955-),男,吉林公主岭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西方近现代教育、杜威教育思想、西方教育史学等。E-mail:gfq408@163.com

(责任编辑 周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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