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新中国体育援助的历史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新中国论文,体育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投稿日期：2014-06-09 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5)04—0012—07 新中国是相对于旧中国而言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一种习惯称谓，它象征着崭新的精神面貌，凸显着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代表着人民当家做主的全新形象。新中国成立之初，即接受了苏联的体育援助。这是一种主动的战略行为，也是中国谋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新体育的一个必要步骤。然而，随着体育援助工作遍布相关部门、触及各个领域，深入不同层次，转移到新中国的不仅是硬件设备，还有技术、观念、管理方法，甚至体制和机制等，这些软件系统并没有随着援助的终止、体育专家的撤离而消失，在苏联停止援助后仍然影响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至今尚存若干“苏式基因”的痕迹。随着体育事业高歌猛进的发展，中国同样面临着不断增多的对外体育援助任务。因此，立足当下、审视历史、以史鉴今，以期为除弊兴利的中国体育改革和中国对外体育援助工作提供启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研究方法 在国家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和吉林省高校图书馆联盟查阅到1945-1960年之间，涉及中苏关系并与冷战、外交和对外援助相关的著作20余部。在国家档案馆和吉林省档案馆查阅解密后的中苏关系档案多部。在北京体育大学图书馆查阅到涉及苏联与新中国体育援助、体育交流的著作和年鉴10多部。特别是北京体育大学校庆60年出版的《北体情怀》一书[1]，记载了北京体育大学的建校元老和参与创建体育专业学科的老专家们，在建校初的困难时期，对苏联专家给予援助的深情回忆颇为深刻，故有感而发。 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系统等电子数据库，以中苏关系、体育外交、体育交流、对外体育援助、对外体育交往、援外体育教练为关键词进行“篇名”和“全文”搜索，查到相关的报纸、期刊和学位论文共计500余篇，查阅的年限为1949-2014年，对2000年以来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精读，对2000年以前的文献进行了泛读，本研究直接参考的文献23篇。 2 苏联对新中国体育援助的历史背景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国内战争随之爆发。在国际上，继丘吉尔1946年发表了有关“铁幕”的激烈演讲之后，挑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对峙的局面，国际政治逐渐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冷战格局[2]。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致函国会，建议对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进行遏制，并保证对所有参与反共包围圈的国家提供援助。“杜鲁门主义”的一个重要工具就是《马歇尔计划》，是由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对欧洲提供巨额经济援助的复兴计划，目标直指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1947年9月底，苏联做出了反应，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宣布，国际政治的力量已经分裂为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反民主的”阵营，一个是“反帝国主义——民主的”阵营[3]75。在中国，虽然斯大林还坚持《雅尔塔协定》和与国民党签订的条约，只与国民政府保持官方关系，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却根据现实状况，站在发展的高度，审时度势地将外交战略定位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在1949年7月1日党的生日前一天，毛主席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热情洋溢地论述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训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4]同时，他对“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错误想法，给予了批评和论证，还对“一边倒”外交政策与国际援助的关系，进行了透彻的分析：“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5]《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和“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确定，与苏联承诺对新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密切相关，更与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直接对立有着根本的联系[6]。1950年，《中苏友好互助条约》以苏联政府和新中国政府之间的条约方式签字，苏联也完成了从援助国民党政府向援助共产党政府的过渡[7]。 3 苏联对新中国体育援助的历史过程 苏联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体育建设最好的榜样，在具体实践上的表现为全面宣传、学习与仿效苏联模式。达拉索夫是苏联功勋体育家，擅长冰球，曾担任过卡基尔的足球队长，成为首位来华访问的苏联体育专家。他随苏联青年代表团访华，与首都体育界进行了两次座谈，发表了一次演讲。主要介绍了苏联体育的建设情况，如体育师资的培养、体育宣传、大众体育等问题，并特别介绍了苏联实行的“劳动国防制度(成年组)”和“准备参加劳动国防制度(未成年组)”，阐述了体育与政治的关系，以及体育与卫生保健的关系等理论。 1950年7月，苏联体育专家戈尔节拉则受邀在北京清华园举办的首期“全国体育工作者暑期学习会”上做了演讲，主题是“关于苏联体育运动的性质、目的和组织形式”[8]。戈尔节拉则还就苏联体育在学校中的地位，苏联体育的宣传与出版，苏联体育社团情况分别做了介绍，使参加学习会的全体人员对苏联体育有了深刻而全面的认识。 由于旧中国文化教育落后，体育领域的师资、工作者和科研人员奇缺。因此，根据中共中央与政务院1952年发出“以培养工业人才和学校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指示，以及毛主席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中央决定在全国建立体育学院[9]。1952年11月，中央体委成立，建设体育学院的具体事宜便由其主要承担。在中央体委和教育部的支持以及贺龙总理的关心下，上海、北京、武汉、成都、西安、沈阳6大体院相继建立。1954年，新中国开始了体育专业的研究生教育，中央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首先设立了研究生部，开始培养研究生并开展体育科学研究工作。为使我国的体育教育工作能迅速走上正轨、不断提高质量，中央体育学院先后聘请了10位苏联专家前来任教，对学校各方面工作进行指导，并承担了8门学科的研究生培养任务。上海体育学院聘请的3位苏联专家也分别担任了院长顾问、教务顾问和竞赛顾问，他们帮助制订教学文件、培养体育师资，到上海市各大中小学、工厂和农村深入了解情况，指导体育活动的开展。受到体育援助的学校还选派一批优秀教师随专家学习，并在专家指导下有机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各个专业的教育计划、教学大纲、主要教材、教学组织与制度、教学作业的方法与方式等一系列教学文件。苏联体育专家对我国体育院校的建设、教学秩序的健全、师资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全面的推动与促进作用[10]。 为了迅速提高我国竞技体育水平，新中国选派了部分年轻运动员赴苏联学习深造。1955年5月，中国选派了9名青年举重选手去苏联学习，其中有陈镜开、黄强辉、赵庆奎等人，苏联选派了著名教练普斯特沃依特和奥西波夫负责中国青年举重队的训练工作。中国运动员虚心好学，刻苦训练，较好地掌握了推举、抓举和挺举技术，理解了竞赛规则，丰富了比赛经验，运动成绩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在回国前与苏联运动员进行的友谊比赛中，先后有8人36次打破18项全国纪录。苏联教练员对中国运动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预言将在他们中间出现世界纪录的创造者。奥西波夫教练还在赠给陈镜开的照相簿上写道：“祝你在最近两年内，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举重运动员，并创造挺举世界纪录。”[11]仅仅过了7个多月，陈镜开就以133 kg的成绩打破了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掀开了中国体育的崭新一页。 1955年6月10日-10月21日，中国派体操队赴苏联斯大林体育学院学习。苏联体委选派了优秀体操教练员普洛特金、阿历山大洛夫、伊万洛娃、维列耶姆以及技巧教练和钢琴伴奏师来指导中国体操运动员进行训练，苏联著名的体操运动员朱卡林、季托夫等也常来与中国运动员共同训练。学习期间，中国体操选手对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运动技能形成理论有了初步了解，系统地学习了苏联体操训练中关于多年规划、年度训练计划、周期训练法、大运动量训练法和蒸气浴控制体重等方法，掌握了国际体操联合会制订并公布的第16届奥运会体操比赛规定动作。回国后，此套动作被当成全国体操甲组比赛和我国体操运动健将的规定动作，标志着我国体操向国际化、正规化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从1958年下半年起，中苏2党之间因一系列事件而产生矛盾，由意识形态分歧逐渐扩大到了国家关系的分裂。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借口中国不信任苏联专家，不尊重苏联专家的建议，以及向苏联专家散发了3篇纪念列宁的文章，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专家，并单方面撕毁援助合同[12]。1959年1月28日，最后一位苏联解剖学专家贝柯夫任教期满回国后，来自苏联的体育援助至此中断。 4 苏联对新中国体育援助的历史审视 4.1 苏联对新中国体育援助的动机 4.1.1 苏联援助的动机：冷战格局的现实需要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牢牢把握主动权之后，苏联由援助国民党而转向援助共产党，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有2个方面。在中国国内，人民解放军的捷报频传使斯大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将取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将取代国民党建立代表人民利益的合法政府，苏联与国民党之间建立的国家关系将随着政权的更迭而过时。在国际上，以美苏为首的2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已覆盖全球，苏联急需进一步巩固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主义阵营，用以对抗来自西方势力的遏制和挤压[13]。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和1949年的杜鲁门“第四点计划”与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援助几乎同步，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1949年8月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宣告成立，30名苏联高级专家就被派到东北，并在北京中南海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14]。周恩来在致词时强调了援助与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苏联的援助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互援助的具体表现，中国强大了也是对苏联的一种支持和加强。”[15] 在1949年底和1950年初，苏联驻华使馆不断报告美国挑拨中苏关系的情况，称：“现在美帝国主义在对华政策中非常重视中苏关系问题。美国把希望寄托在当它承认人民政府之后，就可以借助贸易使中国在经济上依附于它，然后再对中国施加政治影响。美国害怕中国参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16]中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地大物博，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不仅美国害怕中国加入东方阵营，苏联方面也害怕中国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因此，为了争取盟友以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均衡与西方对峙和抗衡的实力，巩固自身的远东防线，苏联方面做出了巨大让步，放弃了在中国东北的各种利益，决定向中国提供援助。苏联认为“要把苏中两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伙伴关系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国际事务中应保持苏联在世界的领导作用，鼓励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国际关系问题上发挥作用，为此付出代价是符合目的的。”[17]在体育领域中的表现同样如此，苏联极力邀请中国及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参与国际赛事，以优异成绩的取得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前夕，苏联大使多次告知新中国要全力争取参加，反复强调将参加本届奥运会作为一个政治任务来看待，目的是在体育领域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因此，中苏之间这种“兄弟友谊”体现的是东西对峙下的国际主义，是国际冷战格局的现实需要。 4.1.2 中国受援的动机：自身需要主动的提出 中国争取苏联体育援助是在特定的国际格局下，积极主动采取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援助要求虽然迫切，但自始至终都体现了寻求民族独立和追求国家之间公正平等的原则，虽然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但是一直没有丧失主导权。首先，在与苏联协商相关援助的谈判中，毛主席坚决强调不要无偿援助。同时，苏联体育专家与其他援助项目一样，也是在中国的邀请下，才向中国派遣的。1950年3月21日，苏联外交部在制定的外派专家工作细则中，明确提出：“苏联专家的任务是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中，向中国的企业与机构提供全面的组织准备上和技术上的帮助。”[3]119因此，新中国与苏联在援助具体事宜中保持着平等的国家关系，苏联对华体育援助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上的主导权也在中方。 苏联体育代表团在第15届奥运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荣获金牌和奖牌总数第2，总分与美国并列第1，给初登奥运舞台的新中国代表团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激励了中国人民强烈期盼模仿苏联体育模式来发展新体育的迫切心情。在回国途中，中国体育代表团直奔苏联参观考察，对体育设施与制度、组织与管理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了解[18]。回国以后，体育总会秘书长荣高棠和教育部长马叙伦先后向政务院提交了主题相同的报告：应该模仿苏联建立一个全国体育运动事务委员会，来专业管理和组织体育事业的发展。中央迅速批复同意，并提出建立体育学院等具体事宜。随之，新中国根据需要主动提出邀请，苏联体育顾问和专家接踵而来；因此，苏联专家是帮助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新体育建设的，指挥棒在中国人民手中，而不是由苏联专家掌握的。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由中方分配和安排工作，受中方各级负责人的领导。斯大林曾指示：“苏联专家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知识和技能告诉中国人，直到他们学会为止。”[19]苏联体育专家用他们的知识、经验和责任心，感动着与他们共同工作的中方人员。苏施柯夫是苏联功勋运动员，他多才多艺，有着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和高超的技术。年近60岁的他还在教学训练课上亲自给学生做动作示范，在日常生活和教书育人方面也身体力行、感人至深。尽管苏联援助事实上促成了苏联模式的体育管理机构、体育组织体系和举国体制在中国生根发芽，但这是中国的自主选择。因为中国的体育需求在先，苏联的体育援助在后，而并不是苏联以援助为诱饵或媒介，推动中国的体育体制改革。 4.2 苏联对新中国体育援助的形式 1)向新中国外派体育专家讲学。1953年9月，苏联多次绝对冠军获得者，功勋运动员纳·谢里以苏联体育代表团总教练的身份来华讲学，以《苏联的体操运动》为题进行了演讲。他介绍了苏联体操的分类和现代训练方法，讲解了全年训练计划和训练课，阐述了体操运动员的分级标准，讲学内容对我国后来的“工间操”制度和运动员等级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指导新中国派往苏联学习深造的运动员。苏联为提高中国竞技体育成绩，对我国派往苏联学习的优秀运动员给予了无私的指导。从1953-1956年，我国先后派出了游泳、足球、举重、排球、体操等项目的多名运动员到苏联学习深造，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通过向竞技体育领先的苏联学习，有利于迅速提高我国的竞技体育水平，推动了新中国的竞技体育向国际化、正规化、科学化方向的发展迈出坚实的一步。 3)向新中国体育院校外派体育科研专家任教。第1位苏联体育教育理论专家凯里舍夫于1953年12月12日来到中央体育学院，并受聘担任院长顾问。随后又有运动生理学专家吉潘莱特尔和柏琴柯、田径专家赫鲁晓夫、足球专家苏施柯夫、体操专家柯裴托夫和布列诺克、游泳专家弗尔日斯涅夫斯基、解剖学专家贝柯夫以及卫生专家卡玛特金诺夫前来任教。上海体育学院也于1957年聘请了体育理论专家鲍·谢·格拉明尼茨基、排球专家阿·格·阿依列扬茨、篮球专家尤·卡·拉古纳维邱斯前来任教。 4)向新中国外派体育教练员。为了尽快提高我国运动训练水平，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在1955年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体委主任罗曼诺夫时，提出邀请一批有经验的苏联教练员来华工作。1955年底-1956年初，苏联选派了弗·弗·依万诺娃(体操)、阿·勃·普洛特金(体操)、维·维·普斯卡列夫(举重)、阿·米·日宁(举重)、维·波·巴德茹凯维奇(游泳)、维·格·波波夫(游泳)、格斯·拉辛(足球)、维·阿·格拉玛佐夫(排球)、巴·米·切特林(篮球)、依·阿·斯捷潘乔诺克(田径)、维·米·亚果金(田径)和叶·尼·玛特维也夫共12名教练，前来中国国家队执教。他们和以后陆续来华工作的教练员系统地介绍了先进的训练理论和方法，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运动员，有的已接近和达到了世界水平，为中国逐渐形成一批竞技体育优势项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5)向新中国无偿援助体育器材。1958年4月29日-7月2日，钟师统团长率中央体育学院考察团出访民主德国和苏联。在考察期间，民主德国莱比锡体育学院向中央体育学院赠送了1台16 mm电影放映机，苏联列宁格勒体育学院也无偿赠送了一块当时在苏联也尚未普遍使用的“S”型助跳板。 6)为新中国编写体育教材。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没有一本作为教材用的运动生理学教科书，苏联运动生理专家吉潘莱特尔教授和柏琴科教授不辞劳苦，上课之余日夜加工，在口译和笔译翻译人员的协助下，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油印的人体生理学和运动生理学教材。后经改编，这本教材一直使用了几十年，至今依然沿用这个体系。 7)指导新中国建立体育管理机构和体育组织体系。1952年11月15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的批准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任命贺龙为主任。由于苏联社会体育组织的联合体是“苏联体育团体和组织协会”，隶属于苏联体育运动委员会管理。因此，在学习苏联模式的原则下，由中央体委接管了原计划要转到教育部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国防体育俱乐部。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下，在苏联顾问的帮助指导下，新中国建立了由体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具体实施、分工合作的体育管理机构。同时，形成了由国家体委的委员制、体育总会的会员制和国防体育协会俱乐部制共同构成的体育组织体系。 4.3 苏联对新中国体育援助产生的历史影响 1)创建了中国运动生理学的专业学科并培养了专门的科研人才。中国的运动生理学专业从无到有，苏联专家起到了开拓者和启蒙人的作用。在学术领域，他们提出了：“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是运动生理学的自然科学基础。”尽管这一理论有其局限性并缺乏实验依据；但是在运动实践中也确实解释了很多不可思议的难题。为了向苏联体育专家学习，我国政府从各地医学院校和体育学院选派，并通过考试录取了29名运动生理学研究生，这些人作为运动生理学的骨干和专业科研人员，为我国运动人体科学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后来都成为了祖国体育界的栋梁。 2)中国的体育理论学科体系是在苏联体育理论指导下创建起来的。这个体系的总体特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基础，以巴甫洛夫学说为自然科学基础，并依据教育学原理来指导的。中央体育学院聘请的凯里舍夫、上海体育学院聘请的格拉明尼茨基和东北师范大学聘请的库库什金3位苏联体育理论专家，在培养研究生和参与指导学校各项工作的同时，还介绍了苏联的体育理论体系。其中，凯里舍夫是莫斯科中央体育学院的讲师，是对中国体育理论影响最大的苏联体育专家。他的体育理论学科体系对体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思考；因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促进了中国体育理论学科的形成，特别对中国学校体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讲稿《苏联体育教育理论》，在1956年11月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对我国后来建构的体育理论体系起到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 3)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体育师资力量。1949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正式成立，全国各地的群众体育运动初步发展起来，急需大量的体育专业干部、体育教师、教练员、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20]。截止到1959年10月，仅北京和上海2所体育院校就已经培养了体育理论、运动生理、人体解剖、田径、体操、足球、篮球和排球等专业的研究生200多名，各个运动项目的体育大学生上千名。这些刻苦学习的学生们，成为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顶梁柱，解决了体育工作者供求矛盾十分尖锐的紧迫需要。 4)对我国学校体育教学工作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1955年，在苏联专家的带领和指导下，中央体育学院应届毕业生500余人到天津市几十所中小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教育实习。在此之前，为了增强实习指导教师的力量，先由苏联专家率领体育教育理论研究生赴天津进行中小学的教育实习，这既是培养研究生的教学能力，又为随后大批学生的实习准备了指导力量，还对中小学体育课的规范化教学和课余体育活动的开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5)苏联对新中国的体育援助为中国开展对外体育援助工作提供了保障。新中国通过等价交换的外贸方式，接受了苏联的资金、技术、专家和设备援助，建设了以“156项”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为新中国初步奠定了工业化发展的基础，有效地带动了轻工业、手工业、纺织业的快速发展，中国人民很快就拥有了自主生产的体育器材和体育服装等民族体育品牌。同时，通过苏联体育援助培养的大批体育工作者，逐渐成为了各自专业的精英人才。随着体育领域的硬件设备与软件系统逐渐完备，也为中国对外体育援助工作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保障。 6)模仿苏联模式建立的体育体制，体现了行政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通过学习与模仿并在顾问和专家的帮助下，吸收苏联经验并注入“苏式基因”的体育体制很快建立，一种层级式的行政管理体制逐步完善，以体委系统掌握行政权力的体育组织体系最终确定。这套制度一经确立，就有了一种刚性，就会按照自身规律和特殊动力运行，自然会产生长久的制度影响。这就更进一步强化了体委权力过分集中的特点，“举国体制”就是这种特点的具体表现模式[21]。这种体制的优点是明显的，在调动资源方面十分有效；缺陷也是突出的，它将一切资源都控制在国家手里。由于强大的行政力量经常会忽略市场的需求，也不会完全遵循经济规律去配置资源，因此产生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非均衡发展、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这也是造成我国体育体制现状的根源问题。 7)存在一定程度的照搬照抄现象。我国本来就有实行体育锻炼标准的经验；但是在1954年学习苏联经验后，改行“劳动卫国体育制度”。进入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又逐步改行体育锻炼标准。其实劳动卫国体育制度与体育锻炼标准本身都是一种工作形式，我们学习苏联，主要学习他们体育为劳动生产和国防服务的精神实质就可以了，形式上还可以继续采用中国人已经习惯了的做法[22]。又如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全国体育组织的联合体，从筹备到成立的一段时间里，其工作效率卓见成果。苏联社会体育组织的联合体是“苏联体育团体和组织协会”，隶属于苏联体育运动委员会管理。在模仿苏联模式的原则下，中央体委一成立便接管了原计划要转到教育部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国防体育俱乐部，体育总会体系被同构并附设在体委系统之中[23]。由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行使短暂的具体管理职能之后，却失去了实质的体系和机制内涵，职能逐渐弱化，至今依然如此，这也成为了中国体育体制改革难以有所突破的关键环节所在。 5 结论 1)苏联对新中国体育援助的动机是出于冷战格局的现实需要。随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和《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的正式签订，苏联对新中国体育援助迅速得到实施。 2)新中国接受体育援助的动机是根据自身需要主动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着在积贫积弱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任务，外来援助对达成以上目标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关键的。 3)“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确立为新中国接受苏联体育援助提供了基础和保障。它消除了苏共与斯大林的偏见和疑虑，增强了中苏间的信任与合作，确保了新中国从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那里得到了真诚和友好的体育援助。 4)体育援助领域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苏联对新中国体育援助的领域广泛，涉及体育科研、竞技体育、体育教育等多个方面。在竞技体育领域，既有苏联专家和教练来华指导，也有新中国不断外派竞技体育队伍和高水平人才到苏联接受训练。在体育教育领域，既有苏联理论专家来华任教，也有新中国外派留学生到苏联体育院校接受教育。在体育科研领域，既帮助建立与完善体育学科体系，也重视培养和搭建体育科研梯队。既有硬件方面的无偿赠送，也有软件方面的输出。 5)体育援助的时间虽然较短，却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同时也产生了利与弊共存的深远影响。由于体育援助是在冷战背景下形成的，是以2国关系为基础的，因而在中苏关系从分歧发展到分裂的时候，来自苏联的援助也随之终止。这些体育援助时间不长，涉及金额也十分有限，却对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奠基作用。苏联政府的突然撤援虽然给新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但是体育援助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援助的停止而消失，很多影响至今犹存。虽然，国家关系在特定的环境下、特别的历史时期中，会出现特殊的情况，但2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是永远留存的。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苏联人民对新中国体育援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也将根据时代的需要除弊兴利，促进中国对外体育援助工作的创新以及中国体育事业的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