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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出现的新科技革命是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巨大源动力。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知识经济是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对于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发展，是每个国家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这其中，政府的行为选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公共产品理论：知识经济中政府作用的经济学解释
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充分证明了知识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但我们不能忽视，知识本身的生产和维持是需要付出很大成本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是一种特殊商品，其生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知识的创造和发明，即科学研究工作；二是已有知识的储备和传播，即教育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知识明显表现出公共产品的性质和特征。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公共产品不可能全部交由私人生产，应由政府提供，因此，知识经济时代政府的职能主要是通过参与经济资源的分配，为知识生产和发展创造基础条件或直接支付所需成本，同时对知识的传播、消费进行必要的引导。
第一，知识产业投资成本大、生产周期长，具有相当的风险，个人和企业无力承担。以20世纪对人类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原子能技术为例，1919年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首次发现了原子核裂变现象，30年代后期纳粹德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制原子武器，最终一无所获。1942年美国启动“曼哈顿计划”后，组织了几十所大学、近百家科研单位、几千家各类企业参与，为此投入经费超过了50亿美元，而这对整个原子能事业来说只是个开始。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其他知识产品也显示了同样的特征，最典型的如构成当今信息产业基础的计算机技术。美国于1946年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依靠指令实现机器自动运算的计算机，但直到70年代后才真正发展成为一项通用产品，而互联网的出现则是80年代末的事情了。有资料证明，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直至转化为生产力或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产品平均所需时间，18世纪为50-60年，19世纪为40-50年，20世纪这个时间明显缩短了，但仍需10-20年。（1）以上所说还只限于自然科学方面，事实上，就知识经济来说，社会科学的进步对人类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生产和运用它们所需要的时间和投资可能更多。这都说明一点，没有政府动员及相关投入支持，完全由个人或企业独立组织知识的生产与运用是无法想象的。
第二，知识生产是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从宏观经济角度看，个人和企业无法承担。在现实生活中，个人和企业可以单独实现一些技术或产品的发明创造，能够完成知识的实际运用，但是，知识作为客观事实和实践的系统阐述和总结，它对国民经济整体发挥基础性作用并不能通过某一项或几项发明创造表现出来，而是反映在自然和社会科学基础性研究和创造的重大突破上。18世纪末热力学的突破和运用，带动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化学和电磁学在19世纪中叶的发展，导致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的巨大发展；20世纪原子能、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等一系列科技进步，造就了新的产业革命。与之相伴，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本质上说，基础科学的进步来自整个社会知识的积累和创造，作为社会系统工程，它的成长只能由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政府来引导和促成。
第三，知识产品具有外部经济效应，个人和企业通常不愿意承担。经济学所说的外部经济效应，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其它经济主体利益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正效应），也可能是消极的（负效应），通常情况下，公共产品生产大多具有积极的外部经济效应，这在知识产品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知识有两个显著特点：转移的简易性与人类的共享性。通过教育、交流，知识可以很快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些人传给另一些人。许多人在享受同一类知识，但却不知道、也用不着向创造这类知识的人付费，这种情况在知识产权制度不断建立的今天仍大量存在。由此决定了知识生产很难直接计算成本与收益，而不能确定成本与收益的生产，个人和企业一般不愿意去做，需要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发挥其作用。
基于以上对知识公共产品性质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代社会政府在推动知识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不过，相同的愿望并不能保证导出同样良好的结果，现实情况是，世界上多数国家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上都表现得非常积极，但实际收效却有较大差异。究其原因，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预见能力及对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至关重要。
二、他山之石：知识经济需要有远见的政府
（一）美苏空间技术竞争，美国后来居上。
1957年10月，前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作为空间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它标志着人类由此迈出了征服宇宙的第一步，全世界都为之欢欣鼓舞。而此时，身处大洋彼岸的美国却表现出极大的震惊和不安，刚从二战灾难中站起来的苏联，之前紧随美国爆炸了原子弹，这次又抢在美国之前把卫星送上了太空，这不仅意味着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开始动摇，而且表明前苏联已经具备了挑战美国国家安全的能力。苏联卫星上天惊醒了美国：竞争的帷幕拉开了。
采取行动应对挑战是肯定的，但一开始，美国政府的“反应”令许多人不解：它未提出加快卫星研制的计划，而是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国防教育法》，申请每年增加拨款8亿美元支持教育事业，有意思的是，这一法案在国会表决时居然全票获得通过。
后来的发展证明了美国政府的深谋远虑：对一个大国来说，集中力量获取一两项科技成果并不难，但科技实力并不是一两项成果所能代表得了的，政府推动知识进步与运用的关键在于通过发展教育，不断提高国民的科技素质，打好了这个基础，才可能形成持续的竞争力。基于此，美国政府在教育科技上开始了“不惜血本”的投入。1950-1965年，美国的GNP增长了3倍，而对教育的投入增加了6倍，对科研的投入增加了15倍；在投入最高的1965年，用于研究与发展的费用竟占到GNP总量的9％，当年基础科学基金支持的项目58％给了大学。到60年代末，美国的高中入学率即达93％，大学入学率超过了50％。（2）一批又一批学士、硕士、博士源源不断地“输出”，加上宽裕的科研经费，科技实力的提升变得顺理成章。6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迎来“回报”：先是在火箭、导弹发射领域追上苏联，接着以“阿波罗登月计划”、航天飞机发射、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设计与制造等一系列科技成就为标志，美国重新确立了世界科技发展的领先地位。
（二）日美产业竞争，美国东山再起。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经济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内容。此时向东一看，美国人发现，二战后在自己扶持下获得恢复与发展的日本“羽翼丰满”，已成长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了。1985年，日本GNP总量仅在美国之后，名列世界第二，人均GNP首次超过美国，列世界第一；同年世界经济论坛计算的世界竞争力排名，日本居第一位。（3）“东亚奇迹”的呼声一时传遍世界。
从历史的角度看，20世纪东西方“冷战”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在经济上拖垮了苏联，同时美国也深受其累，而日本则利用有利条件重新崛起。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到了80年代，日本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挑战美国的实力，反映在汽车和半导体两大现代支柱产业领域，日本的竞争优势非常明显。大量“价廉物美”的日本小汽车涌向美国和其他国家市场，美国汽车工业不断下滑，汽车城底特律陷入一片萧条；由半导体技术带动起来的家电生产，日本人凭借技术创新和对消费市场结构的准确把握，产品市场占有率迅速超过了美国。不仅是制造业，在房地产、金融服务等领域，美国也感受到了来自日本的巨大压力。有人曾这样“戏说”：美国人发明了半导体，可却生产不出与“松下”媲美的电视机，在开发新产品上，他们甚至不如韩国人！
竞争确是咄咄逼人的，但美国慌而不乱。他们分析后认为，日本人擅长技术引进、消化与创新，注重产品市场开发，企业管理也很有特色，这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许多方面需要美国人“放下架子”去学习。但是，产业竞争的背后仍然是科技竞争，缺乏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撑，产业优势是难以长久维持的。据此，美国采取了不与日本正面竞争的战略，主动放弃部分市场，集中力量发展以信息、航空航天、新材料、生物工程等为代表的高技术，以此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十年“卧薪尝胆”，到90年代中期，日美产业竞争态势开始逆转，美国制造业重新焕发了生机，日本则现出了疲态。接下来，美国不仅完成了传统产业“收复失地”的任务，而且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领域，把包括日本、欧盟在内的发达国家统统甩在了后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时，日本经济脆弱的一面完全暴露，此时再没人喊“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这样煽情的口号了。
上述两个实例中，无论是军事竞争或是经济竞争，美国最终都赢得了主动，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一点在于，美国对教育科技的发展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包含了对知识经济内涵的超前把握，这使得他们在竞争中总能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我们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必须从国家长远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对教育的投入，注重从整体上增强国家科技实力，这是在国际竞争中形成持续竞争力的关键。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府不能计较短期的得与失，应以“铺路者”的身份，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为科技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三、急功近利：推动知识经济发展必须走出的误区
就在知识经济方兴未艾之际，1995年，中国党和政府作出了一项高瞻远瞩的重大举动：正式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然而，由于政府有关部门及教育机构急功近利，这一战略对推动中国知识经济的发展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对此我们以高等教育实施“211工程”为例作一分析。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兴起了新一轮的教育综合改革，高等教育领域出台了一个著名的规划——“211工程”，其基本含义是，面向21世纪，从当时中国1000余所高等院校中选出100所进行重点建设，以此推动高等教育的全面发展，向社会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这样做最直接的理由是，中国经济还不发达，能够用于教育的投入有限，因此，集中力量建设一批重点大学是当然的选择。
我们无从知道上述决策在多大范围内进行过论证，时至今日，“211工程”已近尾声，除少数几所大学被公认获得明显成效，多数院校均以近乎相同的套话表示“成绩显著”，人们已不再过多谈论此事。一项事关高等教育长远发展的大工程草草收场，这可能是多数人当初未料到的。人们看到的情形是，在“211”热潮中，中国高等院校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改革话剧”：各地争着换“牌子”，专科改学院、学院改大学，已经是大学的，通过系改院或“兼并”他校变成更大的大学。高等院校一时显得很是“繁荣”：征地盖楼、移花种草，以改善“硬件”条件；迅速“扩编”教授、副教授，以展示师资“实力”；到北京“活动”争取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为“升格”增加筹码。许多校长就象中小学生关心自己期末考试成绩排名一样，想方设法争取在国家教委组织验收时评个高分，实在不行也要弄个“合格”。
这一切对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到底有多大益处？“有心人”的解释是，对校长们来说，挤进前100名，除了名声响亮，直接的收益是多得百万、千万元的拨款；对某些官员来说，多建起几所大学、多有两所进入“211”，那便说明自己有“政绩”，至于教育质量、科技竞争力，那到成了次要的了。
上述解释不无道理，问题的实质还在于，我们一开始就步入了急功近利的误区，有关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置观念、体制、投入、历史包袱等成堆的问题不顾，总希望通过一两项改革，在一个或两个“五年计划”、甚至“本届政府任期”内实现教育科技的跨越式发展。但奇迹毕竟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创造的，忽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用形式上的轰轰烈烈代替脚踏实地的努力，只能是自己欺骗自己。可以引证的事实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IMD）发表的《国际竞争力报告》表明，从1995年起，在20余项评估指标体系中，基础研究、科学教育状况、青年与科技、技术开发与运用等项目，中国的排名均呈下降趋势，2001年分别降至第21、42、15、30位；我国于1989年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而1995、1997、1999、2001连续四届一等奖空缺，有人为此发问，像20世纪80年代受到奖励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籼型杂交水稻那样的科技成果哪里去了？（4）诚然，“账”不能都算到高等教育的头上，但直面现实，涉足教育改革的每一个中国人是不是或多或少都会感到有些尴尬？
两年前，借“211工程”的东风，吃尽“偏饭”北大、清华发出了向世界一流大学挺进的壮语，且不论这一志向何日实现，就算如愿，我们不妨一问：靠几所名校能够担负起21世纪中华民族教育科技复兴的使命吗？中国需要一流的大学，需要重新整合教育资源，这是肯定的，但在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未形成之前，用行政手段圈定一批院校进行重点建设，只能是在教育园地里多增加几盆让人羡慕的“盆景”而已，对于高等教育整体质量的提高作用非常有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与科技进步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中国人对此很早就表现出高人一等的认识，但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却老是摆脱不了“大跃进思维”。别人5年办到的事，咱们3年就要办到，这在少数领域、少数项目可以，但就教育科技整体发展来说绝对不可能。回顾二战后美国为追求科技领先地位与他国“较量”的历程，笔者深深感到，只有走出急功近利的误区，中国在推动知识经济发展道路上才会少走弯路，取得更大的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