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生活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闲暇论文,市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形成的“民工潮”，不仅促使我国上亿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经商，推动了我国的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而且也确实对农民工改善其在农村的家庭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进城打工，已经成为不少地方的农民增收的唯一出路。与此同时，“民工潮”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尽管农民工在城市中工作、生活，但是职业与生活空间的改变并没有带来农民工由“农民”向“市民”的完整的角色转变。
近年来，城市化议题已成为学术界和各级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和焦点。城市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括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区域的扩大以及劳动力向城市聚集的过程等内容。其中，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城市化过程中“质”的部分，而一些反映城市化的指标则是城市化“量”的体现。二者相较，市民化应该是城市化更为核心的内容。所谓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Farmer或Cultivator）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Peasant）在向市民（Citizen）转变的进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郑杭生，2005）。闲暇生活丰富而复杂，职业生活节奏快而竞争强，日常行为精致而规范，人际交往表面而异质，个人生活个别而自主等城市生活方式都是市民化的具体表现。而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很可能会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隐忧，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问题。
为了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方式，课题组① 选择在北京外来务工人员中占60％以上的建筑农民工做为调查对象，在海淀区、崇文区、丰台区等几处建筑工地进行偶遇抽样，问卷调查410人，回收有效问卷401份。另外，为了深入分析，我们还找到7名建筑民工进行深度个案访谈，以此作为问卷调查的重要补充资料。 由于建筑农民工的特点，本次调查对象均为男性。以下就是本次调查的主要结果分析。
1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闲暇方式比较
闲暇时间作为社会时间的存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充分而又合理的闲暇生活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都是一笔财富，它为个体提供了充分展示自我的客观条件。当然，人是社会人，由于各人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文化修养和社会网络的不同，因而在对待闲暇时间、闲暇态度以及闲暇方式上也会产生很大的差异。
表1 城市居民平均每天投入时间排次前5名的闲暇活动
排次 活动内容活动时间(分钟) 百分比(%)
1
看电视 96.51
32.26
2
读书报杂志 38.66
12.92
3
逛街18.28
6.11
4
社交活动17.68
5.91
5
听广播 17.65
5.90
资料来源：沈康荣．城市居民闲暇生活探略[J].社会，2000：9
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城市农民工特别是建筑农民工的闲暇时间很短，每天平均只有3小时左右， 而根据王琪延等对北京城市居民的生活时间进行抽样调查发现，北京市居民一周平均每日的闲暇时间为5小时56分，几乎是农民工闲暇时间的2倍（王琪延，2003）。城市居民的闲暇时间分配状况可以参见表1。
在城市，看电视是最耗时间的一项闲暇活动，它占去每个人大约50％的闲暇时间（李仲广、卢昌崇，2004）。根据王琪延等对广州、上海、西安、北京和沈阳等5个城市的调查，在人们的闲暇时间用时中，看电视时间占去了一半以上。然而，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看电视这一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再平常不过的闲暇活动，也不是大多数农民工都能够享受到的。有三成的农民工在闲暇时间无事可做，超过四成（41.4％）的人会选择呆在宿舍里打牌、下棋或者看书，只有3.5 ％的人会选择去公园等景点游玩。
从目前农民工就业分布来说，在许多城市，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建筑业两大领域。二者相比，从事娱乐、餐饮、美容美发、家政服务等服务业的农民工，还有一些基本的文化生活，比如看电视和报纸。但从事较为艰苦的建筑业的农民工则基本没有什么业余文化生活，聊天、睡觉、打牌、闲逛是他们打发空闲时间的主要方式。“宿舍白天没有电，晚上电压只有36伏，想看电视也看不成，除非自己私拉电线”（刘某）。② 少数农民工偶尔也参加一些文化活动，比如看电视或去文化广场看露天电影和演出，但次数和时间都没有保证。
虽然城市里的娱乐项目丰富，但农民工很少涉足，他们的闲暇活动主要还是群体内部娱乐或自我消磨工闲时光。一些农民工耐不住贫乏而单调的闲暇生活，会去工作单位外寻找一些刺激的活动来满足一下自己。因此说，农民工单调、匮乏的闲暇生活不仅影响到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进程，而且也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2 农民工闲暇生活匮乏的原因
2.1 农民工的工作时间过长
我国劳动法第36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但我们对于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的调查显示，建筑业农民工每天平均工作时间为10.99小时，只有7.5％的被调查者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在法定8小时以下，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在12 小时以上的“超负荷工作者”比例却高达44.1％。每周的工作时间在44小时以内的人只占0.5％，有20.3％的农民工每周的工作时间在84小时以上。同时，有74.7％的工人每月的休息天数在3天以内，也就是没有达到劳动法所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的标准，一个月完全没有休息日的人数却超过了1／3，达到了36.5％。建筑业农民工的工作强度非常大，而工作时间又如此之长，他们哪里还有多余的精力去丰富自己的闲暇时间呢？不少民工认为“干了一天活太累，没力气出去玩，不如早点睡觉”（老周）。③
我们将逛街、聚会，游玩等活动归为“外出休闲”，而将在宿舍打牌、看书、睡觉等活动归为“室内休闲”，通过列联分析可以得知休闲方式的选择与平均工作时间呈强相关关系（见表2）。
表2 农民工工作时间与休闲方式的列联分析
平均每天工作时间 外出休闲 室内休闲 总计
8～11小时35.30%
64.70%100%
12小时以上
17.50%
82.50%100%
总计 27.40%
72.60%100%
资料来源：本次调查结果
2.2 农民工的工资较低并且不能按时支付
由于“熊德明事件”，④ 中央加强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力度，拖欠民工工资的局面有所扭转。但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特别是建筑农民工的工资状况依然不容乐观。从调查结果来看，农民工每月的平均工资为1000.6元，但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每月的工作时间接近北京市普通职工的2倍，通过计算，农民工的平均每小时工资为3.48元，仅仅比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多一分钱⑤。其中，有35.2％的农民工每小时工资是低于最低标准的。农民工每月实际能拿到的平均工资仅仅为394.4元，这其中半数左右的工人每个月只能拿到100元以下的公司所谓的“生活费”，就是这区区几十元、一百元的生活费也不能保证每月都可以拿到。在我们调查过程中，很多民工表示“已经有两个月没拿到一分钱了”。
由于每个月不能按时领到足额工资，许多农民工在闲暇时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去进行消费性闲暇活动。选择出去逛街、游玩的农民工每月可以实际拿到的平均工资是473.1元，选择呆在宿舍的农民工每月实际只能拿到354.4元，两者相差近120元。可见，经济因素是制约农民工与外界交流的重要因素，因为想挣更多的钱迫使他们放弃了休息的时间；同时又因为口袋里没有多少钱使得他们在休息的时候无事可做。通过列联表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农民工休闲方式的选择与其每月实际收入呈现强相关关系（见表3）。
表3 农民工实际收入与闲暇方式的列联分析
平均每月实际收入 外出休闲
室内休闲 总计
100元以下 35.30% 64.70%100%
100元以上 17.50% 82.50%100%
总计 27.40% 72.60%100%
资料来源：本次调查结果
在调查中我们通过询问农民工“是否去过以下景点的问题”，来了解农民工的外出闲暇活动情况。⑥ 由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有1／3的农民工仅仅去过天安门一处景点，只有不到一成的人（9.7％）去过5处以上的景点。表4对农民工去过景点个数的多元回归分析显示，报酬、工作时间成为农民工的外出闲暇主要影响因素。同时，文化程度与来京时间也成为影响外出休闲的重要因素，对于来京时间的作用后面还会作进一步分析。
表4 对农民工游玩景点数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系数 标准差 显著性
每月实际收入 0.483
0.240.045[*]
平均每天工作时间 -0.057 0.066
0.385
文化程度 0.349
0.125
0.006[**]
来京时间 0.019
0.002
0.000[***]
资料来源：本次调查结果
R Square＝0.209
* p<＝0.05 **P<＝0.01 ***p<＝0.001
2.3 农民工社会网络的限制
在被称为“熟人社会”的农村，农民打交道的不外乎一个湾，一个组或一个村的居民，交往双方知根知底，因此信任维系着双方的交往。在一个乡土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在乡村依靠土地自给自足地生活，通常他们和别人发生关系都是非必须和次要的。人们只会在临时的场合才会感觉到对伙伴的需要，而且人与人之间并不需要一个经常的和广泛存在的群体。城市中人口流动的频率高，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比起乡村来要频繁得多，交往的对象往往是陌生人，双方的交往多靠制度来维系。这种差异使得农民工认为城市生活缺少人情味，从而在心理上与城市居民产生隔阂。这样农民工只能战战兢兢地在城市中生活，时时刻刻尽力回避与城市市民的互动，而只将交往圈子限定在同在城市的老乡之间。只有和老乡（特别是一同打工的老乡）在一起时，他们才能真正平等地生活，才可以共享工作、生活信息和其他社会资源，才可以共度闲暇时光。从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农民工在北京的熟人中有一半都是他们的老乡，而且大多数的农民工的工作是由老乡介绍的。很多农民工也表示：“我最快乐的事就是和老乡聚会”。同样，只有和老乡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能感受到久违的传统乡土文化习俗，这种文化同质性无疑会给农民工的交往带来安全感。正是这种文化同质性使得农民工在进行艰难的理性选择之后，将社会网络局限于老乡特别是一同打工的老乡之间，形成了所谓的“自愿性隔离”（郭星华、杨杰丽，2005）。城市生活中的现代文明并没有把他们同化，相反，乡村文明的积习使他们以乡村文明来对抗现代城市文明，他们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社会网络和独特的都市里的“乡村社区”。农民工所具有的文化同质性，使得他们在共同的社会网络中只能选择共同的闲暇方式，从而导致闲暇方式的单一。
同时，对家人的眷恋和土地的牵制，成为农民工继续在城市发展的“羁绊”。缺少亲人导致许多农民工的休闲方式极度匮乏。如果有亲人的陪伴，相信很多农民工会在闲暇时更多的选择逛街、购物、去公园游玩、外出吃饭等休闲方式而不是在宿舍打牌、看书或根本无事可做。缺少了家人的关爱，在城市里孤单的他们恐怕很难有闲情逸致去享受那丰富多彩的休闲生活，只能在劳累一天之后在脏乱的宿舍里蒙头大睡，以便有足够的体力去承受第二天单调而辛劳的工作。许多农民工将“缺少亲人与朋友”列为不想继续留在北京生活的主要原因。“在这里没有个亲戚朋友的，遇到什么困难很难办”（闫某）。⑦
3 结语
流入城市的大部分农民工相对于流出地的农民来讲，都是整体素质较高的人，属于农村中的“精英群体”。但是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却变成了“低素质”的群体，这使得农民工很难面对这样的尴尬，从而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然而，应该注意的是，相对于农民工的自身素质来说，城市对于农民工的制度性障碍才是阻碍农民工完成市民化的主要因素。
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付出自己的辛劳，却很难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农民工即使与城市职工做同样的工作，甚至干比后者更艰苦、更危险、更劳累的工作，然而报酬却少得多。在调查中也有超过半数（54.9％）的农民工认为“即使做同样的工作，我的待遇也比不上城里人”。城市职工能够享受到最低工资制度，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却低于城市最低工资标准。许多农民工的工资不能按月足额发放，恶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的现象非常普遍。同时，农民工虽然在城市中打工，却不能够与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险。在我们的调查中，超过半数的农民工（59％）甚至连关系自身生命安全的工伤保险也无法享受到。农民工的子女也不能像城市居民的子女那样享受义务教育，而是需要交纳数额不低的“赞助费”才能入学。
在农民工受到的这些不平等待遇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户籍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户籍制度区分出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种身份，并以此限制农村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户籍制度开始有所松动，但是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小城市，大中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等特大城市，依然采取严格控制的政策。尽管农民工从事的早已是非农业劳动，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在城市中工作了很多年，但是他们仍然无法摆脱“农民”的身份，仍然无法获得正式的城市居民身份。
同时，户籍制度导致城市居民不需努力即可获得在社会资源占有上的优势，这使得城市居民在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面前拥有一种天然的心理优越感。这种心理优越感使城市居民对进城的农民工的到来普遍产生了一种负面的看法，认为他们扰乱了城市的社会治安，破坏了城市的生存环境，使市民的生活安全感降低，甚至连城市管理体制对他们的态度也基本是防范、警惕和拒斥。尽管有些城市居民认为自己的言行并没有歧视农民工的意思，但“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在农民工看来却有受歧视的感觉。这种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群体性偏见与歧视”（朱力，2001），加深了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两大群体之间的疏离感，使得农民工更加难以真正地融入城市中去。
要彻底改善农民工的待遇，变革现行的户籍制度是根本所在。首先，应真正给农民工以“城市工人”的身份，身份上的平等，可以成为农民工获取心理平等感的重要资源。同时，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在工作关系上应该对等，相应的付出要有相应的报酬，而不应该由于身份不同而有不同的待遇。再者，对于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如就业权益保障、基本医疗服务、基础教育等，农民工应该与市民同样有权利享用。总之，只有使农民工享受市民待遇，他们才能尽快地完成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从而形成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共同生活、共同竞争、共同交流的和谐局面。
注释：
① 课题名称：“边缘群体的社会学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点项目（01JAE0840005），负责人：林克雷、郭星华，参加人：杨龙森、刘定坤。
② 2005年6月20日在北京海淀区某建筑工地与刘某访谈。
③ 2005年6月24日在北京丰台区某建筑工地与老周访谈。
④ 2003年10月27日，温家宝总理考察三峡库区时，了解到云阳县村民熊德明家因包工头拖欠2000多元工钱而影响生活时，立即表示帮助民工追讨拖欠工资，并亲自过问。当天夜里11时多，熊德明和丈夫拿到了拖欠的2240元工资。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农民工工资的清欠工作。
⑤ 根据京劳社资发【2005】86号文件，北京市2005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小时不低于3.47元，每月不低于580元。
⑥ 在问卷设计时我们选取了天安门、故宫、长城、国家博物馆等10个北京市著名的景点作为选项。
⑦ 2005年6月21日在北京崇文区与闫某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