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技生产力和科技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规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关系论文,科技论文,生产力论文,规律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知识经济在其实质上就是科技经济，是科技经济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和实现的必然结果。因此，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1〕的时代， 在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历史时期，揭示科技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探讨科技生产力和科技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规律，是非常必要的。这些矛盾及其规律已经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科技事业进步的敏感因素，成为一个国家制定科技法规、政策的支撑点和评价科技法规、政策是否合理的透视焦点。笔者在论述了科技生产力〔2〕和科技生产关系〔3〕之后，在本文中着重探讨二者的矛盾关系及其规律。
一 科技生产力对科技生产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中，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唯物主义地理解社会发展的关键。同理，在科技生产方式中，承认科技生产力决定科技生产关系，这也是唯物主义地理解科技社会发展的关键。科技生产力决定科技生产关系，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决定的。
（一）科技生产力是科技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和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作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4 〕据经原理，对于每个时代的科技劳动者来说，他们也不可能自由选择他们的科技生产力，前一代的科学劳动者所创造的科技生产力构成了一种既得的力量，成为他们进行科技研究活动的基础〔5〕， 他们只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 资金和生产力”〔6〕，才能在此基础上结成科技生产关系进行科技研究。科技生产关系正是在科技生产力这一基础上形成的。脱离了科技生产力这一物质基础，也就无所谓科技生产关系，也就无从谈科技研究和科技进步。
历史发展进程完全证明了“科技生产力是科技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这一命题的正确性。赵红州先生在《科学与革命》中分析美国“大科学”形成的科学社会根源时，论述了大科学时代的科技生产关系是以现代科技生产力为物质基础的。他指出：“‘二次仪器’的产生，完全剥夺了科学家个人‘自由’研究的可能性，因为科学家不可能三头六臂。一个人无论如何是胜任不了科学家群体才能实现的工作。”〔7〕 在这样的现代科技生产力面前，科技人员必须结成大科学时代的科技生产关系，才能发挥其作用。因为在20世纪中期时的美国，像高能物理实验室中的粒子加速器建设，成了耗资数亿美元计的复杂工程。这从“表一”所列举的几种加速器的耗资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结论。
表一：几种加速器的耗资情况表*
年 代 二次大1953年1959年1973年
战期间
名称同步加质子加质子加费米加
速 器速 器速 器速 器
耗资180万900万 0.3亿2.5亿
（*此表数据摘自赵红州：《科学与革命》，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此表给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在高能物理实验室中加速器建设的经费增长情况。到80年代，加速器历年的维持费高达数千万美元。据有关资料显示，拟建中的超导加速器可能耗资80亿美元，而热核聚变的实验费估计约为3000亿美元以上。像如此高费用的重大科研项目，从根本上剥夺了私人资助和社会基金资助的可能性，它常常要调动一个国家、甚至数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才能办到。科学家在这样庞大的科技生产力所提供的物质基础面前，变成了“受制于物”的“简单劳动者”，尤其是青年科学家。他们除了“充当国家照顾的有学识的劳动力”之外，是别无它路可行的。科学人员只能在这样的科技生产力基础上结成与此相适应的科技生产关系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因为此时的科技生产力所提供的物质设施，科技劳动的分工和协作，在全社会范围内造成了一种超越任何科技人员个人的力量，这种力量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凌驾于每一个科技工作者之上。
美国大科学时代的科技生产力所提供的硬设备——实验技术设施是科技人员结成大科学时代科技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同样地，大科学时代科技生产力提供的软设备——图书情报系统也是科技人员结成大科学时代科学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据有关资料显露，美国有个堪称世界最先进的图书情报系统，它把全国医学系统图书馆通过计算机系统和通讯系统连成一个巨大的网络系统，一个中心下有十一个分中心，分中心又把各地医院和图书馆联结起来。这样巨型的医学情报系统，十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课题的调研，这种速度相当于一个人同时用30 种文字， 看2000种医学杂志，博览9万余篇文献的速度。 这样的图书情报系统的建立，不仅涉及实验技术装备问题，而且也涉及到经费问题，这是单个科学人员绝对办不到的事情。在这样的科技生产力所提供的“软”物质基础面前，科技人员除了结成与此物质基础相适应的科技生产关系，是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效能的。
（二）科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科技生产关系的性质。
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8〕在物质生产领域， 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建立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同理，在科技生产领域也是如此，有什么样的科技生产力就会建立什么样的科技生产关系〔9〕， 科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科技生产关系的性质，这也是唯物主义地理解科技社会发展的充分体现。
科技历史发展进程证明了这一结论。17世纪是英国皇家学会时代，当时的科技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实验技术设施比较简陋，图书情报资料比较缺乏，科研经费也没有超出个人财产所能资助的范围。因此，当时的科学家大都能够用自己的私产来装备实验室，出版学术著作，创办学术杂志，从事“自由”的科技研究。如物理学家葛里克，是马德堡市市长，他利用自己的财产，破费4000英镑，做了著名的马德堡半球的真空实验。又如化学家波义耳，身为伯爵之子，一生独身，全部家产献给了科学研究，他自己建立了实验室，完成了著名的气体膨胀和压缩实验，发现了波义耳——马略特定律等。因此，这一时期的科技生产关系是与当时科技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个人资助的简单科技协作关系。
但是，在19世纪，科技生产力的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实验技术装备逐渐复杂起来，它使科学家本人的技巧难以胜任复杂的制造工作，而不得不求助于有技术的工匠。如英国科学家焦耳有名的热功当量的实验装备，就是一个叫A.当色的工匠帮助制做的。不仅如此，这个时期的科研经费由于专业研究所使用的“单参数”仪器而大大增加，远远地超出了个人资助的能力。科学家们必须去寻找那些有钱而可能“对科学一窍不通”的“恩主”，使他们的研究依附于这些“恩主”，这样就由个体研究过渡到了“恩主”资助研究的“恩主制”。这种“恩主制”在其实质上是科技研究领域的“再版的工场手工业”——即表现为在科技内部分工基础上的较为复杂的协作关系，一种中间性的由个人资助的简单科技协作向大规模科技协作过渡的科技生产关系。
20世纪以后，科技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这时科技人员队伍的规模空前扩大，实验技术装备系统的复杂精密程度大大提高，图书情报系统的规模增大、效率提高，科研费用增加的幅度大得惊人，不但个人难以支付，即使是资本家集团也难以问津，此时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动用国民经济总收入的百分之几的巨额资金才能建造诸如反应堆、加速器、巨型望远镜、高压电子显微镜等现代化的科技实验技术装备。据有关统计，70年代末，美国科研经费投入每年平均301亿美元，前苏联为177亿卢布。美国建造的费米实验质子同步加速器一项专款就有2.5亿美元，而该实验室每年所耗的运转费用达5千万美元。 在这样的科技生产力水平上，科学家们必须结成“大科学时代”的科技生产关系，方能发挥出他们的作用，而这种科技生产关系实质上就是科技研究领域的“再版的机器大工业”的科技生产关系。由此足见，科技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科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三）科技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决定着科技生产关系的变革。
马克思指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10〕同理，科技研究领域中的社会关系——科技生产关系也是随着科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革的。这是因为，在科技生产方式中，科技生产力既是决定性的因素，又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在整个科技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科技生产力总是首先发生变化，当它发展到一定水平之时，便同当时的科技生产关系发生冲突，这就要求科技人员冲破原有的科技生产关系的束缚，用一种新的科技生产关系代替原有的科技生产关系。如前所述，在17、18世纪之时，科技生产力水平低下，科技生产关系是以个人资助为主的简单的科技协作关系；而当科技生产力发展到19世纪的水平时，这种简单的科技生产关系便成为科技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要求建立新型的科技生产关系——“再版的工场手工业”的科技生产关系；而当科技生产力发展到20世纪中叶的先进水平时，这种“再版的工场手工业”科技生产关系便不能适应科技生产力状况了，这时便产生了更加新型的科技生产关系，即“再版的机器大工业”的科技生产关系。笔者据此断言，随着科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科技生产关系一定会突破这种“再版的机器大工业”科技生产关系，进而建立一种更加新型的科技生产关系。
二 科技生产关系对科技生产力具有反作用
在科技生产方式中，承认科技生产关系对科技生产力具有反作用，这是辩证地理解科技社会发展的重要体现。
（一）科技生产关系对科技生产力的反作用，首先表现在以下两种情形：一是当科技生产关系适应科技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时，科技生产关系就能为科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提供广阔的场所，促进科技生产力的发展；二是当科技生产关系不适应科技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时，就会阻碍甚至破坏科技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科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同科技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科技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够促进科技生产力的发展，是因为它能够提供一种使科技生产力诸要素较好地结合起来的结构方式，它能使现有的科技人员队伍、实验技术装备设施、图书情报资料和当时的重大科研课题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合理的科技劳动结构，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实验技术装备和图书情报资料等科技劳动资料的效能以及最大限度地解答科技劳动的直接对象——科研课题，并且有可能把当时各种潜在的科技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科技生产力，从而促进科技生产力的大发展。反之，不适合于科技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科技生产关系之所以会阻碍甚至破坏科技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因为这种科技生产关系已经不能把科技生产力的诸要素——科技人员队伍、实验技术装备、图书情报资料和科研课题等有机地结合起来，无力把科技生产力中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特别是挫伤了科技人员的科研积极性，难以使他们的创造性发挥出来，其结果必然阻碍甚至破坏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用更新的科技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科技生产关系，才能解除这种阻碍，解放科技生产力。
科技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凡是适合于科技生产力水平的科技生产关系都能促进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凡是不适合科技生产力状况的科技生产关系都会给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带来阻碍甚至是破坏。19世纪德国科技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科技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和英国皇家学会落后的科技生产关系对科技生产力的阻碍及破坏作用就是典型的案例。自19世纪始，西欧各国都在学习法国的经验，改革科技生产关系，实施“带薪制”（科学院士）制度，德国也不例外，如1820年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在吉森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业研究机构，即吉森实验室（或吉森研究所），此时德国人洪堡德、谢林、费希特等对德国大学进行了改革，从经院型向现代型过渡，设立了由政府资助的终身教席下的“导师制”等。它既保证了科学家的生活来源，又调动了科学家的积极性，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科技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英国的皇家学会直到维多利亚时代，仍然满足于原来的科技生产关系，即科研领域中的“个体私有制”关系：科研经费自理（或私人资助），科技研究成果无酬。特纳（Turner）在《19世纪的科学资助》一书中指出：“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爱丁堡大学的教授们的薪水很低或者根本没有薪水。他们的报酬是学费。对于一个有相当研究能力的科学家来说，每年至多也不过有1000英镑的收入……教授们仍然设法掏自己的腰包，来进行研究。”〔11〕这样便使生活困难的科学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一些游手好闲的贵族子弟，则可以利用特权，混入皇家学会，此时的皇家学会几乎变成了上层社会的俱乐部，成了标榜所谓的“高度教养”的代名词。据有关人员对该会唯一期刊《哲学论坛》的464篇文献的统计，从1800 年到1830年期间，651名会员中只有103名真正从事科学研究，其余约516 人则成了“皇家学会的懒汉”，他们无所作为，反而压制新生事物，打击真正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如惠更斯的助手德尼·佩品，因为他所设计的真空抽机被皇家学会所否定，最后竟穷死在伦敦的街头。1708年，佩品曾给皇家学会写信，要求15英镑资金来做真空抽机实验，据说他的设计已经非常接近成功，但是学会的回答是：“会方不能贷款，除非要先保证成功。”这显然违背了科学研究的宗旨。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位皇家学会的“中心人物”竟然愿意拿出每年50英镑资金开办神学讲座，用来反对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攻击像斯宾诺莎等无神论哲学家。由此可见，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科学的一度衰落，与科技生产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落后的不适应科技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科技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了了英国科技生产力的发展，阻碍英国科学技术的进步。
（二）科技生产关系对科技生产力的反作用，还表现在科技生产关系不同于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关系，它有其相对独立性。
如果不承认这一理论观点，就无法解释适合科技生产力状况的科技生产关系对科技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也无法说明不适合科技生产力状况的科技生产关系对科技生产力的阻碍或破坏的作用。科技生产关系的相对独立性既是科技生产关系对科技生产力的反作用的表现，也是它的第一个表现的前提。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才能解释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科技生产关系对科技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之类的历史事实。因为当时英国正值产业革命时期，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关系不落后，也不腐朽，它是不可能阻碍科技生产力发展的，但是由于科技生产关系是落后的，是不适合当时科技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的，所以阻碍和破坏了英国的科技生产力发展。而德国在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曾一度成为世界科技的中心，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的科技生产关系的变革，创立了以李比希化学研究所为代表的专业科研机构和政府资助的终身教席下的导师制，这是近代科技生产关系的一次飞跃，建立了合理的科技劳动结构，大大促进了德国科技生产力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科技生产关系相对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某个时期建立起来的适合科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科技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随着科技生产力的发展，若不及时对科技生产关系改革，势必使之与科技生产力产生矛盾，阻碍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如德国在19世纪建立起的科技生产关系可以说是基本适合当时科技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的。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具有稳定性的科技生产关系的缺陷便暴露出来，不再适合科技生产力状况了，其中它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教授的“终身制”，老教授如果不死，年轻的杰出的科学家就无望晋升为教授，更何况这种教席只是在某几个大的学科里设置，新生分支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根本没有设教席。在这样的科技生产关系中，那些好不容易得到教授的“科学家”们，无论从既得利益上，还是从学派偏见上，都不可避免地排斥异己，扼杀新生事物；同时那些有突出贡献的年轻科学家们为了竞争教授头衔常常变成势不两立的科学仇敌。在德国科学史上，压制物理学家欧姆的事件就是这种科技生产关系的弊端的反映。欧姆是电学上欧姆定律的创立者，1826年曾写了题为《实验报导》的科学论文，1827年出版了题为《电路数学研究》一书，详细地讨论了欧姆定律的数学推导过程。应该说，就凭此论文和著作足以得到德国大学的教授头衔。但是该书中的新思想竟“得罪”了校方领导，说“这本书的唯一成就，就是损害了自然界的尊严。”原本要给欧姆的职称，也随之而取消。但欧姆并不气馁，仍然继续他的研究，直到1841年，英国皇家学会授予他科普利奖章。遗憾的是，这一迟到的荣誉对于欧姆来说，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1849年，当慕尼黑大学把非常任教授头衔授给欧姆时，他已经62岁了，其健康已经受到了损害。1852年，当欧姆获得正式教授头衔时，他的生命只剩下两年的光景了，这使欧姆成为历史上教授教龄最短的科学家之一。由此可见，终身教席制的科技生产关系越来越不适应科技生产力的发展，与科技生产力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这也是世界科技中心从德国很快溜走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此亦足见，科技生产关系的相对独立性及对科技生产力的反作用。
三 科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科技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科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科技生产力状况的规律〔12〕概括和总结了科技生产力和科技生产关系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科技生产力对科技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和科技生产关系对科技生产力的反作用。这一规律，一方面表明科技生产力决定科技生产关系，科技生产关系是否应当变革及变革的方向和形式归根到底取决于科技生产力的状况。这是该规律的最根本的内容。另一方面，该规律也内在地包含着科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科技生产力，科技生产关系适合或不适合于科技生产力状况，对于科技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作用。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地考察科技生产方式的发展所揭示出的科技生产力和科技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的内在、本质、必然的联系。
（一）科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科技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以科技生产力和科技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为前提的。
科技生产方式的发展是科技生产力和科技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推动的。在科技生产方式中，作为其内容的科技生产力处于经常发展变化之中，每一代科技人员通过一定的方式继承了前一代科技人员所创造的科技生产力，又不断地创造出更新的科技生产力。这就构成了科技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过程性。与此不同的是，作为其形式的科技生产关系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保持了自己相对稳定性和惯性，从而使科技发展的历史呈现出间断性和阶段性。于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科技生产力同相对稳定不变的科技生产关系之间就必然产生矛盾。这种矛盾运动的基本形式是，科技生产关系和科技生产力之间由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经过矛盾的解决达到新的基本适合，这样一个川流不息、循环往复、不断前进的过程，由此形成了科技发展的历史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从近代前期科技生产方式到近代后期科技生产方式再到现代科技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过程，或由“小科学时代”的科技生产方式到“大科学时代”的科技生产方式的演变进程。
（二）科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科技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是唯物地、历史地和辩证地考察科技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所得出的一个基本原理，它对于我们分析研究世界各国科技发展状况以及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首先，这一规律要求人们在运用它时一定要如实地反映科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严格地从科技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制定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规划的客观基础，也是我们贯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依据，还是我们进行科技体制改革的理论前提。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质就在于使不适合我国科技生产力状况的科技生产关系通过改革使之适合，为此我们提出了建立合理科技体制的三个原则：“第一，科技体制必须与一定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水平和特点相符合”；“第二，合理的科技体制必须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第三，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推广和应用”的原则〔13〕。这三个原则实质上是科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科技生产力状况这一规律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其次，这一规律为我们分析研究世界各国科技发展的不平衡性提供了理论根据。自20世纪初开始，美国成为世界科技的中心，并且到目前为止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了。人们便问：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美国何以成为世界科技中心，且时间如此之久呢？这是因为，美国通过了一系列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允许的科技生产关系的改革，正如赵红州先生所说：“美国人废除导师教席终身制，确立科研中心式的社会劳动结构的做法，可以说是一种大胆的创造。”〔14〕刘珺珺教授也曾评论道：“美国大学中的系，代表一个大学科。系的容量显然与教授的教席的容量完全相同。在一个系里，可以设有许多水平相当的教授，各自在大学科中的不同领域具有权威地位。在新的学科发展成熟，新的人才涌现的时候，系的建设充分显示了它的优越性。”〔15〕美国大学教授除了从学费中获得工资外，他们还可以从国家科学基金会或工业界等校外组织获得科研经费。这些经费除了购置实验技术装备和图书情报资料之外，还可以雇佣研究生作为自己的助手，进行科学研究，形成比较独立的科研中心，这是一种具有“柔性”的科技劳动结构。并且美国的科研机构有多种形式：有的是高等院校代管的联邦资助的科研机构，如艾姆斯实验室是由能源部主管、依阿华州立大学代管的，喷气推进实验室是由国家宇航局主管、加州理工学院代管的；有的是由私人工业企业代管的联邦资助的科研机构，如贝蒂斯原子能实验室是由能源部主管、由西屋电气公司代管的；弗雷德里克癌症研究所是由卫生和人类服务部主管、由利顿生物遗传公司代管的；有的是由非营利机构代管的联邦资助的科研机构，如太阳能研究所是由能源部主管、由中西部研究所代管的；国防研究所是由国防部主管、由兰德公司代管的，等等。总的说来，高校科研机构的功能是将科研与教学结合起来，私人工业实验室是强调科研与生产的结合，而非营利机构是保护科学人才、促进新学科发展的。这样的科技生产关系是与美国的科技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这也是利用“科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科技生产力状况”规律对上面所提问题的回答。当然，美国的科技生产关系也表现出许多缺陷，如功利主义、权威主义等，如果不加以克服，世界科技中心必将会发生转移。
（三）应用“科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科技生产力状况”规律应注意的问题：
（1）科技生产关系同科技生产力状况的适合是具体的、 历史的，落后或超过科技生产力状况都是不适合的表现。同时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具体的科技生产关系适合科技生产力状况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各个国家、地区及其中的不同部门、行业一定要根据各自的科技生产力状况来建立与之相适合的科技生产关系，才能促进科技的发展。
（2）科技生产关系同科技生产力是否适合的重要标志， 是看它能否提高科研效率，是否最大限度地促进科技发展。如1847年，英国皇家学会颁布的改革章程， 废除旧的“关系选举”， 实行“年选制”并于1874年废除贵族入会特权，同时还引入国家的资助，这样新的“带薪制”在英国确立下来。由于这种“带薪制”使科学家生活有了保障，积极性大大提高，结果促成了19世纪中晚期英国科学的再度复兴，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道尔顿原子论、达尔文进化论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结果。可以说，这正是科技生产关系适合科技生产力状况的生动体现。
总之，科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科技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原理在科技研究领域的重现和运用的结果，它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研究不过是一种“生产的特殊方式，并且服从生产的一般规律”的论断的正确性。这也是我们现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制定科技政策和科研规划的重要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