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历史政治视角——与萧功秦教授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角论文,政治体制论文,教授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萧功秦教授近期发表在《浙江学刊》（2005年第5期）上的《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转型体制》长文，以其独具个性特点的话语系统，从历史——政治的视角，解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体制的转型及其影响，是一篇历史政治或政治文化视角下的建构主义的理论文章，视角新颖，议题重要，具有挑战性。论述框架较严谨，内涵丰富，不无新意，给人不少启迪。
由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是一项十分宏大的工程，具有复杂性与艰巨性的特点，要在一篇文章中全面回答它的问题，实属不易，不同的视角对中国政治发展史实的解读，不可避免存在分歧。拜读萧功秦教授大作后，对萧教授论文中有些观点，产生一些疑惑与歧见，希望利用《浙江学刊》一方园地，与萧教授商榷，以期指教。
一、萧文主要论点概绍
萧教授《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转型体制》一文，针对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路径选择问题，创建了“试错反弹”概念，较明晰地提炼了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基本思想原则的精髓。
在回答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基本动因时，萧教授列举的“五大动因”，具有相当的说服力，文字概括也较传神，分别是：
1.决策精英世俗理性化，文化大革命后的决策基础由意识形态教条原则的“先验理性”，向经验为基础的“世俗理性”转型。
2.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多元化，文化大革命前的政府主导的一元化结构，向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政府、社会、个人多元化结构转型。
3.意识形态去魅化与转型，文化大革命前由国家全面控制的革命的“圣德型”意识形态，发生去魅化的转型，教条信仰主义、平均主义、乌托邦的意识形态内涵被剔除，世俗理性的内涵突现。
4.政治上脱两极冲突化，文化大革命的激进派与保守派先后边缘化，形成有充分主动权的新权威主义体制。
5.录用方式的技术专家化，文化大革命后的干部制度，由革命化与突出政治的意识形态效忠，向“四化”的技术专家型干部转型。（注：参见萧功秦：《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转型体制》，《浙江学刊》2005年第5期，第100—107页。）
萧教授界定中国转型后政体，是后全能主义型的技术官僚权威政治，与之对应的是低政治参与和高资本投入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具有两大效应：经济的高增长效应与政治的延时效应。其积极影响是：经济持续增长，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增加权威政治的合法性，有助于政治稳定，并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其消极影响：“类苏丹化”——地方权力腐败与贫富分化。
萧教授文章的结论是，中国政治最终向民主体制过渡要靠多元化与自组织细胞的发展。
二、几个论点商榷
（一）决策精英世俗理性化
1.萧教授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左祸”唤起邓小平的世俗理性思维觉醒，他从而提出了一系列充满哲理的论断。他的世俗理性的苏醒，是70年代后期多数中国人世俗理性苏醒的集体心态影响的结果。（注：萧功秦：《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转型体制》，《浙江学刊》2005年第5期，第100—107页。）
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邓小平个人的世俗理性思维是否只是在文化大革命遭到“左祸”迫害后才觉醒？能否认为邓小平个人思维的基本特点，就是以世俗理性为基础，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生涯中，他对革命与战争问题的思考，具有世俗理性特点，因此遭到王明路线的迫害；在建国后的经济建设中，也没有放弃他的世俗理性思维，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刘邓路线、文化大革命中的经济整顿，似乎都包含世俗理性思维成分，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本身就是这种世俗理性思维遭非世俗理性思维打压的必然结果，他的这种世俗理性思维始终存在于他的心中，只是在毛泽东后期，“左祸”与非世俗理性思维占上风时，难以被最高决策者认同，他一旦有机会参与最高决策与管理，这种世俗理性便会显现，文化大革命中的经济整顿，文化大革命后的“猫论”、改革开放、一国两制国策的提出，都凸现出他一贯的世俗理性思维。
2.萧教授认为，文化大革命后期多数中国人都产生了从先验的教条主义思维向世俗理性思维回归的集体心态，当它渗透到执政党内部，并通过掌权的元老派邓小平得以表现出来时，这就标志着执政党逐渐发展为务实的、以世俗理性为政治选择的核心标准的发展型执政党。（注：萧功秦：《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转型体制》，《浙江学刊》2005年第5期，第100—107页。）
这一表述似乎表达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个人与集体的认识关系原理，但是辩证法告诉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往往是少数人先期觉醒，提出先进的思想观念，然后被实践证明，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邓小平个人理性思维与70年代后期多数中国人集体世俗理性关系的因果关系究竟如何？
如果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承认个人的认知能力存在差距，一部分精英可能先知先觉，那么70年代后期集体世俗理性现象，不仅是对社会重大变革的回应，更是少数政治精英世俗理性影响的结果。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在最高决策层，当“两个凡是”的非世俗理性仍占上风时，集体世俗理性似乎仍难出现。当邓小平的个人世俗理性取代“两个凡是”的非世俗理性，成为最高决策指导原则后，集体世俗理性现象随之出现。
可以肯定，如果“两个凡是”的非世俗理性延续到80年代，那么这种集体世俗理性现象决不会在70年代末出现。
3.萧教授认为，在后全能主义权威政治体制下，多种因素导致中国的政治决策已经世俗理性化。（注：萧功秦：《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转型体制》，《浙江学刊》2005年第5期，第100—107页。）
这一结论不无道理，但是深入分析，这一结论似乎又有失偏颇。世俗理性化的思维与决策，本身与政治体制转型的关系，比较复杂。思维影响决策，但是理性化的决策与科学化的决策之间，不能简单的画等号，尽管决策的科学化，必须建立在理性化的基础上。但是即使是科学化的决策，能否转化为现实，尚需要多种条件保障，其中最主要的条件就是民主制度的保障。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的理性化决策，可能会在一时一事上实现科学决策，但是也难持久保障决策的科学化。
决策的科学化与政治民主建设密切相关，在中国这将是一个长期任务。即使在发达国家，决策机制已经相当完善，决策中仍会时时出现非理性现象。现时的中国政治决策，可以是理性化的决策，但是由于还没有建构完善的法律与政治体制来保障决策的科学化，因此，各届政府的许多重大决策往往取决于决策者的个人世俗理性、综合素养，以及社会政治经济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缺乏法律制度与民主政治制度保障的决策，可能有个人世俗理性特点，但是常常与科学决策之间存在距离，改革开放过程中，许多政府的“政绩工程”，往往都含有决策者某种程度的个人世俗理性的特点，但是并非科学决策的产物。文化大革命后的决策，尽管“先验理性”的色彩已经淡化，但是即使是个人“世俗理性”的决策，没有民主政治制度与健全的法律体系保障，也难转变为科学决策，难以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4.萧教授认为，“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转型并不是理性有计划的设计的结果，中国的政治家……通过不断地‘试错反弹’来修正决策，并在试错中进行制度创设……，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自然地演化出一种新的体制。……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确实是相当形象地表征了中国转型的非计划性。”“如果经济发展培育的社会多元化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中国社会两极化趋势就会得到抑制，社会的中产阶级化，将有助于社会大众的民主需求的稳定增长，……，中国可能按以下良性发展的逻辑走出权威主义，……从后权威主义向中国的民主体制过渡。”（注：萧功秦：《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转型体制》，《浙江学刊》2005年第5期，第100—107页。） 总之，有了试错型的制度创新与保障，与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结果似乎就稳定了。
从一般意义去理解，试错型的决策模式的特征，就是尝试，探索、不确定，它只是一种实践的方式，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法律政治层面的权力关系的安排，不是一种政治体制与组织制度，也不是一种目标。
所谓试错，就是在不知错或对的时候，大胆探索，出现错误，则修正或另行选择路径，继续探索。在试错的过程中，不能绝对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当没有决策民主的法律基础与制度保障的时候，决策实践就只能走一步试一步，即使在决策的世俗理性化过程中，难免不会出现非世俗理性的思维干扰。试错型的实践模式，是否可上升为科学决策，需要民主政治与法律制度保障。中国社会20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中，尤其在经济体制的转轨中，一些经济改革的重大决策基本正确，但是由于没有现存经验可供借鉴，在摸着石头过河时，难免也出现过一些失误，例如，邓小平南巡时认为上海经济特区的设立晚了十年，是一大失误；此外，90年代前期经济过热现象，各级政府决策时片面追求GDP与存在大量的政绩工程现象， 都是非世俗理性决策的表现。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转型时，试错型的决策模式固然有效，但是试错型制度创新充其量是一种实践手段，而科学决策与实现现代化才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目标，科学民主决策的机制的建立，才是关键所在，手段不能代替目标。
（二）意识形态去魅化与转型
1.萧教授认为，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全能体制，依靠唯一的革命意识形态原则，获取政治合法性；改革后的意识形态已经去魅化，信仰主义的成分、平均主义的成分已经被剔除，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已经没有了教条信仰，意识形态在政治生活中的控制作用已经淡出。脱意识形态化后的中国政治，在事实上已经转变为一种新型的威权主义政治。（注：萧功秦：《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转型体制》，《浙江学刊》2005年第5期，第100—107页。）萧文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前后、去魅化前后意识形态的主要区别之一：有没有信仰主义成分。
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各国出现政治经济化的特点，意识形态的地位明显下降，但是意识形态作为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没有消失，因为它的特有的社会政治功能无法完全被替代。美国尽管宣扬言论自由，但是她的主导意识形态的政治特性十分明显，不少美国政治人物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持有顽固的冷战思维与意识形态偏见，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过时的教条与陈旧的意识形态已经失效，但是作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但不会淡出，而且会与时俱进，在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建设中得以完善，以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既是一种实践，也是一种伟大的理想，作为理想，就必然包含信仰成分。对于信仰成分要具体分析，不应简单否定，信仰成分既可能是一种宗教思想，也可能是一种科学理想，即使是一种宗教信仰，也有其一定的社会稳定功能。一个人没有科学的理想与信仰，就会浑浑噩噩，缺乏活力与朝气，甚至陷入物欲享乐主义的泥潭难以自拔；一个民族没有崇高的理想与信仰，就会缺乏凝聚力与生存力。
改革后的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尽管出现世俗理性化与多元化现象，但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仍未动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是否彻底剔除了任何“信仰主义成分”，只有物质主义？意识形态的世俗理性化，是否就剔除了任何信仰成分？答案并非简单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如果彻底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成分，这种意识形态与西方多元化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还会有何本质区别？当然，当今中国社会思想意识的多元现象，要求各种文化与信仰求同存异，共存共荣，只要它们不违反宪法。但是意识形态的多元，不等于取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等于所有意识形态的淡出与剔除，意识形态的取消论，其实只能动摇社会主导价值观，使社会意识形态固有的功能被削弱，社会发展就难以和谐。就在萧教授强调改革后的意识形态已经淡出时，萧教授却提出了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阶段论，尤其强调了“三个代表论”的重要性。这与意识形态淡出论似乎不尽协调。
2.萧教授认为，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经历了三个阶段：实践真理论、初级阶段论、“三个代表论”，“三个代表”理论是意识形态去魅化过程的最重要、也最关键的阶段，这一意识形态发展实在太重要了。实际上，执政党提出的“政治文明论”以及“和谐社会论”，乃是在上述去魅化过程在逻辑上的自然延伸。（注：萧功秦：《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转型体制》，《浙江学刊》2005年第5期，第100—107页。）
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三个阶段，究竟是按时间先后划分，还是按内容的性质划分？似乎不详。如果就时间顺序而言，它们似乎分别代表改革开放后，70年代末、80年代、90年代，三个不同阶段的主要理论创新。
如果按内容性质划分，实践真理论应是思想原则与工作原则，着眼纠正党的教条主义思想路线；初级阶段论则是社会发展理论，着眼纠正党内排斥市场经济与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理念，为市场经济与发展生产力开道；“三个代表论”是党的建设理论，强调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建设的指导原则与业绩评判标准。这三个理论不存在逻辑发展的先后程序，不应该成为意识形态转型的前后承继的三个阶段。
为什么在转型后的三个理论中，“三个代表论”是意识形态去魅化后最重要最关键的阶段？为什么政治文明论，和谐社会论，仅是它的自然延伸，而不能成为21世纪初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新阶段？
其实实践真理论，就其思想内容就是对毛泽东的“实践出真知”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三个代表论”，其思想内容也是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论、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论的自然延伸。如果“三个代表论”作为意识形态发展的第三阶段的代表，那么，可持续发展论、和平发展论、和谐社会论，也可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导思想，也可以成为21世纪初中国意识形态发展的新阶段。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需求，必然会呼唤不同的理论。简单的凸现某一阶段的理论，恐怕难以自圆其说。
（三）后全能型权威政治对强力资源的有效控制
萧教授认为，今后十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后全能型权威政治对强力资源的有效控制，不太可能出现动员型的街头政治与社会危机。（注：萧功秦：《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转型体制》，《浙江学刊》2005年第5期，第100—107页。）
萧教授的论断比较乐观，但是今后十年的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着太多的挑战，某些挑战完全可能转变为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根本的原因就是社会发展的不和谐。注重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社会危机就可能发生。片面强调经济效率，忽视社会公平，一旦社会分配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社会弱势群体的不满情绪就会集中爆发，社会危机也可能发生。
今后十年内，凭借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后全能型权威政治对强力资源的有效控制，能否杜绝动员型的街头政治与社会危机？似乎不能绝对地否定这种可能。显然，经济发展优势不能简单转化为全民的社会福利，与社会分配的公正合理；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日益多元，权威政治的控制如果不能满足各种利益的需求，那么处于弱势地位的利益集团，就有可能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警告社会与政府，就可能发生社会危机。2003年Sars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就是一个深刻教训。尽管中央反复强调“执政为民、立党为公”，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却常常违背多数居民的利益，屡屡发生为搞政绩工程，大批撤迁民房，引发群众集体上访与抗议政府的街头政治。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尚难实现社会分配的公正合理，与政府官员的普遍清正廉洁，党内部分官员以权谋私与权力腐败，严重损害民众的利益，就完全可能引发街头政治与社会危机。第四代领导集体深刻体认中国在未来持续高速发展中伴随的各种社会矛盾，提出“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只有坚持这一科学理论与思想原则，今后十年的中国社会，才可能避免较重大的社会危机。
萧教授的后权威主义政治历史视角，对于解读中国社会转型，颇有助益，萧教授的大作，洋洋洒洒数万言，用词新颖，创新之处不少，使人受益匪浅，再次祈求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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