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我国应着重研究的几个经济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经济问题论文,我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107(2000)04-0032-04
中国经济在世纪之交正处在国际国内社会经济大转变时期，这些转变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从宏观到微观，从产业结构到所有制结构，从资源配置方式到经济增长，都可能发生一系列重大影响，在面临的诸多变化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一 资源配置方式大转变问题
资源将由主要靠计划配置向主要靠市场配置转变。社会资源大体可分为自然资源、产品资源、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源主要通过国家计划，依靠行政权力进行配置，年度计划和中长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谁争取了项目，谁就争取了社会资源及社会资源的货币形态——资金。改革开放20年来，指令性计划逐步向指导性计划过渡，市场商品的购销价格也逐步放开，到1998年底，工业消费品的95%、生产资料的90%、农产品的85%以上都由市场定价。但市场价格的放开程度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调节程度并不是等一的概念。可以说，目前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矿藏、水力、水域、耕地、草原、涂滩）、社会公共产品（文化、教育、交通、资金、市场等）等的占有和利用，都还没有做到以市场配置为主，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社会公共产品的部门所有制、行业所有制、单位所有制、地方所有制都相当严重，甚至可以说，都还基本上没有打破。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的培养，国家政策导向的形成，也还有一个过程。但基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却落在这个世纪之交的一二十年间。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并不是不要计划，而是在编制计划的指导思想上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要求，编制出以市场为中心，依据市场、反映市场，能够引导市场、调控市场的计划。即依据市场供求形势的变化，合理确定发展思路，调整发展战略，运用市场法规调节社会资源的配置，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生产国内国外市场需要的产品，促进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主要商品的需求与供给的基本平衡，减少市场的盲目性和自发性，使计划有很强的指导性和较高的准确性。这比用行政权力编制指令性计划，进行社会资源的配置要难得多。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问题，是一个既难解决，又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二 供求态势大转变问题
20世纪末进入“九五”计划期间，我国的市场供求态势迅速由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转变，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为了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我国已经习惯了凭票（证）定量、定点、定品种、定规格供应的办法，只要增加产量，增加市场供给，就能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们就会满意。卖方“皇帝女儿不愁嫁”，买方“有奶便是娘”。在我国“九五”计划以前基本上是按数量增加型来安排社会生产的，这样经济增长目标，除了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以外，一般说来是比较容易达到的。进入“九五”计划以后，产品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以惊人的速度进入过剩经济状态。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据国家统计局对94种主要工业产品的普查，产品生产能力利用不足的占27.7%，产品生产能力严重利用不足的占18.1%，在总体上停产半停产的占19.1%。尽管生产能力没有很好的发挥，产品已经严重过剩，据国内贸易局对601种主要商品的统计，供求相当的446种占74.2%，供大于求的155种，占25.8%，在主要商品中供不应求的没有。
中国大陆国民生产总值，据世界银行统计，虽然从1991年已跻身世界前10名（1991年第10名，1992年第9名，1993～1994年第7名，1998年第6名），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97年才第一次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人均860美元（人均785美元以下）为低收入国家，786～3125美元为中等收入国家，312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人们的物质文化满足程度还不那么高，收入增长也不那么快，为什么会出现需求不振，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1997年经济增长度8.8%，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为3.4%，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速度为0；1998年经济增长速度7.8%，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为5.8%，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速度为4.3%，与经济增长的速度相比，城乡居民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就显得相对狭小。1999年从7月起提高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工资基数，对于促进国内消费将起到一定作用。
第二，储蓄倾向增强。国家最近几年推出的住宅、非义务教育收费、医疗保险三项制度改革，本意是砸掉“大锅饭”，实行国家、集体、个人（家庭）合理负担，促进住宅、教育、医疗保险事业（产业）的发展，这三项改革已经为世人所接受，但同时产生了“为了将来好过点，现在必须存点钱”的心态，使本来就已经很淡薄的即时消费心态进一步弱化，使本来就已经很强的储蓄倾向进一步加深。1997、1998、1999三年时间已经8次降息，并没有把存款余额降下来，我国储蓄率（储蓄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稳居世界第3位。第8次降息不外乎把1000亿元的银行存款转入了股市而已。
第三，收入差距扩大。目前6万亿元的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中，70%是属于30%的储户的，70%的储户只拥有30%的储蓄。高收入阶层，虽然有较多的存款，但由于他们生活水平已经相当高，别墅、汽车、现代化家电一应俱全，他们的消费上升空间不大，他们在总体上只会增加存款，而不会把存款转入消费；中等收入阶层，有一定存款，但不多，非到购房、养老、治病、小孩上学之时，是不会轻易动用存款的；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远远没有满足，但苦于收入少，工作不稳定或家庭负担过重，只好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购买力十分有限，农村还有4200万居民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尽管有6万亿元城乡居民存款余额，但总体上不会变为现实的购买力。
第四，投资需求制约。过去的盲目投资已经造成生产能力使用率只有50～70%，工业品已经普遍供大于求，加工企业的新建，从总体上不必要。如1999年，纺织业还要压缩1000万锭，分流120万人，才能实现全行业减亏60亿元。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小煤矿、小玻璃厂、小水泥厂、小炼油厂、小火电厂、小炼钢厂，都将大幅度关闭。为了拉动内需，从1998年开始发行特别国债，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但要拉动其他投资还有一个滞后期。
第五，国外需求制约。1998年出口只增长0.5%，20年来第一次出现进出口总额负增长，主要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日、韩经济衰退所致。目前东南亚经济危机虽有转机，但未根本好转；欧元的诞生，高高筑起外国商品输入欧元区的壁垒；与美国在若干领域的意见分歧，增加了对美国商品出口的阻力。凡此种种，今年我国的对外贸易大体上只维持去年的水平，不能不增大国内市场的压力。
面对过剩经济的供求态势，经济结构不能不作出重大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也将由数量增加型向结构优化型转变。
三 政府经济职能大转变问题
政府经济职能将主要由直接管理经济转变为宏观调控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是编制中长期发展规划，二是制订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三是颁布和实施经济法规，由国家直接投资兴建的主要是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和公共交通设施（如桥梁、道路）等社会基础设施，提供社会公共产品，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除了运用上述手段以外，更主要的是由国家投资办企业，委派干部去管企业。在哪个地方、建什么样的企业、多大规模、谁去管理，都直接控制在国家手中，这是国家实现自己意图最直接、最便捷的办法。的确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按此办法，将极为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起来进行了156个建设项目，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事隔40多年的现在，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都发挥着重要的骨干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进行了九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对于保证我国主要比例关系的平衡，实现持续、稳定、高速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过去虽有几个五年计划完成得不好，但主要不是计划经济本身的过失，而是非经济因素的冲击，使得经济计划无法制订和落实。比如，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由反“右倾”，酝酿的“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导致“三年困难”，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了大危机之中。又如，60年代至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10年，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烟筒不冒烟就是文化革命的伟大胜利”的干扰下，国民经济计划无法制订无法落实，使国民经济又一次濒临崩溃的边缘，国民经济又一次陷入危机之中。
计划对于集中力量，完成主要建设项目，保持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的作用，无论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不利于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使企业缺乏活力，规定过细过死的刚性计划，不可能面面周到，难免不脱离实际，形成社会生产的四大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脱节。不符合实际的计划，既不能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又不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还不如没有计划。没有计划，还有价值规律可以进行事后的调节。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调节作用，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之后，但社会生产仍然存在的条件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963.）波兰旅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奥·兰格于1937年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对于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都成立”，“为合理配置资源和劳动力，应把计划和市场结合，取长补短”。（注：廖九如.政治经济学〔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216.）第一次把计划和市场都看作是调节生产要素分配的手段。邓小平1991年南巡讲话又进一步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373.）为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实行市场经济不排除计划管理，制定计划要尊重价值规律。国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把市场和计划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从理论到实践都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探讨。
四 所有制结构大转变问题
世纪之交，我国所有制结构将由主辅关系变成共同发展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经济存量在总体上以公有制为主，国内生产总值公有经济1998年占72.8%，非公有经济处于辅助的地位，但非公有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时，1978年个体工商业者只有14万人，1998年个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已达7800万人，不要几年，非公有经济的从业人员将超过1亿人。非公有经济成为国企下岗职工就业和新增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
现在就业压力特别大，如果没有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国企下岗工人那就无路可走了。目前就业压力主要来自六个方面：(1)城镇失业人员，已登记失业率为3.5%。(2)企业减员下岗职工，国有企业4000万职工，1997、1998两年下岗1200万，个体和私营企业安排再就业650万，暂时没有就业要求的100万，还有450万处于无业状态。(3)城镇新增劳动力，每年有1400万。(4)农转非，农村剩余劳动力1.5亿，每年约有300万转为非农业人口。(5)机关分流人员，国务院机关已经带了头，减员50%。(6)军队减员50万，1999年减员18万。
个体和私营企业注册资本1998年1万亿元，总资产1.18万亿元。经济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国有企业，1998年个体私营经济增长速度为19.6%，而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只有4.9%，对全国经济增长7.8%作出了大贡献。而国有企业包袱沉重，机制不活，损失巨大，有人分析过1998年上半年国企因亏损等原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等于1998年特大洪灾的损失（2000亿元左右），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国企资金使用效益太差，国企占用全国资金70%，但只生产当时新增国内生产总值的20%。世纪之交，我国将按照“三个有利”（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原则，促进各种经济成份的共同发展，国家也应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利益，在水电、道路、环保、医疗、教育等方面，对不同所有制经济提供同等服务，确保非公有经济不受歧视，以求共同发展。
五 经济时代大转变问题
由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变。农业经济时代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是土地，谁拥有数量多、质量高、交通便利的土地，谁就可能拥有较多的财富；工业经济时代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是资本，谁拥有资本多，就可能拥有较多的财富；知识经济时代谁能在知识领域占领致高点，谁就能拥有较多的财富。
美国比尔·盖茨20多年前大学还没有读完，预计到计算机软件前景看好，创办了微软公司，虽然没有巨大的厂房，没有富庶的矿山，就在芯片上加进高附加值的知识和技术。公司创办20多年来，已积累了2000亿元的财产，他的个人财产已有510亿美元，成了美国的首富，他的1.6万个雇员，平均年龄31岁，其中百万富翁已有2000多人，他的合伙人也成了美国第二富翁。在美国的10大富翁中1983年有8名靠石油致富，1997年6名靠计算机、信息发家。
知识经济时代是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作为信息化、知识化的载体计算机应运而生，发展迅速。全世界1973年计算机只有5万台，1995年已增加到5000万台，1998年猛增到1.4亿台。1997年全世界使用英特网的人有6000万，正以每年扩大1倍的速度增长，到2000年，大约有5亿人使用英特网，美国家庭上网比例已从1996年的50%上升到1997年的83%。网上商业将成为现代商业的一道风景线。
高新技术的开发，自美国“硅谷”出现以来，已经向集团化发展。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被誉为“美国高新技术的摇篮”的硅谷科学工业园，始建于本世纪的50年代，它是以斯坦福大学为主导发展起来的，在那里，围绕着斯坦福和伯克利两所研究型大学和以培养应用型的技术人材和管理人材为主的旧金山州立大学，分布着3000多家高新技术产业和许多研究开发机构，其中最大的是有3500人的斯坦福研究所，在那里大学与产业部门互相依托，经相促进，使得数学、科研、生产三者协调发展，在这只有几十里的谷地里，集中了45万与高新技术及现代管理相关的人员（其中16万是中国人），1995年的收入就达850亿美元，人均18.8万美元，比其他行业要高得多（当时总统年薪20万美元，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和世界一流教授年薪18万美元，一般大学的校长和一般教授年薪8-12万美元，一般副教授年薪6万美元，工程师年薪5万美元），特别是其中62%的收入，是由与斯坦福大学有关人员创造的。因此，被誉为“斯坦福——硅谷”。“斯坦福——硅谷”的出现，美国西海岸也由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一跃而为最富有的地区之一。
世界各国都以美国“斯坦福——硅谷”为借鉴，创立自己的融教学、科研、生产为一体的工业园。如日本的筑波科学城，英国的剑桥工业园，中国台湾的新竹科学园，中国北京中关村的“北大方正”。北大方正，以高新技术为龙头，以计算机激光照排汉字处理系统为主要产品，组成了研究开发、生产、测试、培训、销售、售后服务一条龙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以北京大学为上游，以国家电子出版新技术研究中心为中游，以方正集团为下游，集教学、科研、生产为一体，开创了我国走向知识经济的先河。
美国为了抢占信息网络主动权，投资4000亿美元，修筑“信息高速公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低通胀率（3%以下）和低失业率（4.5～5%）的情况下，一直以3～4%的速度稳定增长。（注：殷钢等.创业基金与高新技术企业发展〔J〕.上海经济，1999(3)46～47.）欧盟国家也不甘落后，在最近10年对信息网络投资9000亿法郎，芬兰、爱尔兰由于抓住了机遇，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也由穷国变成了富国。而日本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其重要原因就是知识创新能力上的差别。我国自1988年开始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计划以来，高新技术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高新技术企业数年均增长32%，目前已达1.6万家，总产值年均增长88%，目前已达3100亿元，呈显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各企业年均产值2000万元，平均利税200万元，企业销售收入超10亿元的只有47家，其中超50亿元的只有5家。（注：殷钢等.创业基金与高新技术企业发展〔J〕.上海经济，1999(3)46～47.）我国计算机厂家最大的生产商联想集团，1998年的营业额176亿元人民币，而利润只有6亿元，号称最大的高科技产业联想集团，其创利能力还不如传统产业的长虹集团。（注：王选.我国计算机产业面临的问题和机遇〔J〕.1999(20).）我国计算机厂家不但规模小，而且“存储器芯片、硬盘、软盘、彩色显示管、激光打印机机忒等关键部件和技术掌握在日、美、韩三国手中。（注：王选.我国计算机产业面临的问题和机遇〔J〕.1999(20).）由于关键技术没有上去，我国的计算机生产仍然受制于人。1992年我国从美国微软公司购进10万套DOS操作系统，每份价格10美元，当时个人计算机均价1.5万元人民币，1998年个人计算机硬件的性能提高10倍，整机均价降为1万元人民币，但操作系统WINDOWS性能比DOS性能提高不到10倍，但价格上升到30美元，这是由于硬件是兼容的、开放的，而软件是垄断的，微软的MS WINDOWS占领了操作系统市场的90%。（注：史湘洲等.中国在信息产业中求自立〔J〕.瞭望，1999(20).）
随着世界经济时代的转变，世界经济将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信息化、智能化、国际化的特点，谁先占领知识和技术的致高点，谁就掌握了经济竞争的主动权。国内竞争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经济竞争知识化，将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此世纪之交我国必须要有足够的准备。正如邓小平在《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一文中提出的“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在高科技方面，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83～184.）才能在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收稿日期〕1999-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