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娱乐文化的多元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取向论文,当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1)02-0189-11
就娱乐文化的价值取向而言，有正意义、无意义和负意义三种。正意义的娱乐文化是指对社会丑恶和黑暗、不义和不公的揶揄、反讽、戏谑、嘲弄和批判的娱乐文化。无意义的娱乐文化是指那些不准备承担任何价值，也不准备进行道德宣教，只注重个人的休闲、娱乐和游戏，使人们在会心一笑之中获得身心的放松，虽无益于社会，但亦无害于社会的娱乐文化。负意义的娱乐文化是指现存文化中的情色成分，反道德因素以及挑战、玩弄一切良善的娱乐文化的恶劣因素。
我们往往看到的只是娱乐文化的负意义的一面，并将之扩大化，祸及无意义的娱乐，并漠视了正意义的娱乐。“无害原则”当成为我们判定“低俗化”的一条基本原则，从这个标准来判断，负意义的娱乐是有害的，无意义的娱乐是无害的，而正意义的娱乐非但无害，反而有功。
一、正意义的娱乐：作为一种“弱者的武器”的“娱乐批判”
娱乐文化的“正意义”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娱乐文化中的社会批判意识。这种类型的娱乐文化往往直面当下社会问题，通过戏拟、反讽、揶揄、讥刺、暴露等手段将这些丑恶、不义、不公“不怀好意地”端详、打量，进而使之放大、凸现、曝光，显示其荒谬之一面，使人在会心一笑之中发挥祛浊扬清、斥恶扬善的批判功能。
“戏仿”(包括模仿、重复、拷贝、再现、拟仿等)产生的“滑稽感”，以及由此“滑稽感”产生的“讽刺性”，正是当代娱乐文化重要生成机制之一。
霍米·巴巴说，“模仿”(Mimicry)“是模仿者与被模仿者忠实的复制，而‘模拟’的目的在于产生出某种与原体相似与不似之间的‘他者’。这个他者介于模拟者与被模拟者之间，既与两者有相似之处，又不同于任何一方。而它积极、能动的力量也就蕴藏在这相似与不似之间的含混、矛盾状态之中”①。模仿虽说是能生产出一种不同于“原体”的“他者”，但骨子里却是出于“拷贝不走样”的低俗拙劣。而“戏仿”则不同，他虽然与“原体”看似相差无几，但却清晰地透露出一种着意的、主动的创造性的意义来。戏仿的意义正在于文本之间，是戏仿者与文本、接受者与文本之间的张力所生成的。“归根到底，‘戏仿’就是一种文本间性，即被摹仿的文本与摹仿的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动力过程，以及一种主体间性，即戏仿作家与其他文本、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解释学互动关系。”②“戏仿”这一文化创造样式正是集合滑稽感和讽刺性于一体。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也说到“模仿作品”与“模仿滑稽作品(parody)”(即戏仿)的区别。“模仿作品像模仿滑稽作品一样是对一种特殊的面具、一种失去生命力的语言的模仿，但它是一种中立的模仿实践，没有模仿滑稽作品所带有的那种别有用心的动机，它没有讽刺挖苦的欲望，缺乏笑料，坚决否认除了你暂时借用的畸形语言之外，某种健康的语言标准仍然存在。因此模仿作品是空白的模仿滑稽作品。”而“模仿滑稽作品”(即戏仿)则不同，“模仿滑稽作品具有一个‘别有用心的动机’，嘲笑和奚落与传统习惯或某种行为准则背道而驰的行为，相反，模仿作品是一种‘空白的模仿滑稽作品’或‘空洞的复制品’，它根本不知道存在一种可以跟其背道而驰的传统习惯或行为准则的可能性”③。模仿是空白的、空洞的，而戏仿则是有着“别有用心的动机”。
戏仿的滑稽感正来自于那种“在重复之中创生差异，在差异之中重复”。如果没有注意到两者之间的重复(“太不像”)，就妨碍了意义的生成，如果没有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差异(“太像”)，就模糊了意义的指向。
正由于戏仿的滑稽感和讽刺性特征，一方面使得戏仿生成的文化具有了娱乐性质，另一方面使得它具有批判性。而我们常常看到娱乐，而没有看到批判。如果没有看到娱乐文化的批判性质时，就会发出这样的谴责：“对于文化来说，一个娱乐至上的环境是最坏的环境；其恶劣甚于专制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严肃精神活动都不被严肃地看待，人们不能容忍不是娱乐的文化，非把严肃化为娱乐不可，如果做不到，就干脆把戏侮严肃当做一种娱乐。”④其实，批判性的娱乐文化很大一部分在于“戏仿”。如盛行于网上的对当代人事的史籍书写、词典撰写，对腐败官员的放纵生活进行“排行”，“旧瓶装新酒”式的旧歌新唱等，无不如是。
一提起“恶搞”，我们往往大皱眉头、痛心疾首，其实，除过不必大皱眉头的无意义的、纯粹游戏的“恶搞”外，甚至还有值得拍案叫绝、击节赞赏的“恶搞”。
借词典、史籍等形式进行戏拟性词条的“编撰”成为网友娱乐或者说批判的一大创举，这种“词条编撰”的娱乐性和批判性表现在网友们以一个未来的眼光回看当下的讽刺对象(人或事)，这一时空倒置的娱乐性和批判性显然是借重于我们有一个注重“史鉴”的文化传统(或流芳千古，如“留取丹心照汗青”；或遗臭万年，如“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百度百科中有关于中国特色的“城管”(“城市管理者”)的“释义”，网友们这样戏拟道：
①名词：以暴力手段维持形象，专门欺压租不起商铺、办不起执照的商贩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黑社会组织。例词：城管上道，鸡飞狗跳。②形容词：形容残暴、血腥、恐怖。例句：你也太城管了！③动词：等同于打、砸、抢。例句：他不老实就城管他一下！④叹词：无奈之意。例句：这世道，城管！⑤代名词。例句：关门，放城管。
借字典的编写格式，网友创造性地将“城管”恶搞成这种种含义，在形式上无疑是创造性的，而在内容上，更是将中国“城管”这一特殊职业的部分害群之马的恶劣行径犀利地概括出来。这时，“恶搞”已不是“恶搞”了，也不是娱乐了，而成为“善批”了。
对城管的恶搞，在一幅《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PS图中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张择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图》，给我们如实地展现了12世纪北宋首都汴京繁华的街市景象，街市上，坐轿的，骑马的，挑担的，赶毛驴运货的，推独轮车的……熙熙攘攘，好不热闹。然而，就在这时，“忽闻人惊呼：‘城市管理者来了’，顿时马惊人慌，只见骤然飞急水，忽地起洪波……城垣尽倒，商铺皆休……数年后，城市管理者系统成立十周年成就展在博物馆开幕。展区正中悬挂一巨幅清明上河图，城垣依旧，只人烟不再，有上书曰：汴京城市管理者模范城！”⑤这幅被PS后的《清明上河图》街道依旧，景色依旧，却空无一人，且一片狼藉，街上散落着手推车、簸箕、扁担、箩篼和篮子，这是经“城管”扫荡之后的汴京。
让21世纪的“城管”去“突袭”八九百年前的繁华都城汴京，古与今的时空纠结，繁荣与狼藉的强烈对比，在这滑稽之中显示了尖锐的批判性。
“恶搞清明上河图”是讽刺，还是无聊？新浪网的新闻调查中，在42 500次投票中，有40 889次认可这一做法的讽刺性，占96.2％，具有压倒性多数，而仅有2.8％的人认为这是一次无聊的恶搞。⑥由此可见，娱乐文化背后的批判精神。
播客(Flash、视频、歌曲翻唱等)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意见表达。一个叫慕容萱的女孩做得比较出色，她热衷于老歌填新词，外加Flash来演唱热点话题，这种播客的形式可称为另一种时评。
在她的播客中，几乎所有的“社会热点问题”都能得到及时体现。她用《希望的田野》曲调翻唱的《小沈阳批判》讥刺了2009年春晚后一炮走红的小沈阳表演的“低俗”。她用《一封家书》的曲调翻唱的《马明哲你还好吗》讽刺了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决定在2008年度领取“零年薪”，而他2007年领取的6616万元的“天文年薪”广受质疑。她用《你走你的路》的曲调翻唱的《阿娇陈冠希情歌对唱》讥刺了艳照门当事人阿娇在一年后的“复出”。她用《我的中国心》的曲调翻唱的《中国不高兴？》讥刺2009年推出的新书《中国不高兴》中不可避免有借民族情绪进行商业炒作的行为。这样的紧跟社会热点的创作不计其数，她本人乐此不疲，她的《一二三四五，上山拍老虎》揭示了正龙拍虎事件引发的政府信任危机；《有一个女人名叫赵丽华》嘲弄了赵丽华的“梨花体”诗歌以及北京裸体颂诗事件；《红楼恶梦——贾宝玉出家之谜》则表达了对“红楼选秀”炒作的不满；《股民祥林嫂：我怎么哭了》唱出了股市暴涨暴跌中人们的焦灼不安。
除了这些讽刺性翻唱之外，她还有颂扬性的原创性歌曲。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传递前夕，在拉萨发生的3·14暴力打砸抢烧事件，更是让慕容萱一唱而不可收拾。在《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中，她颂扬了海外华人保护奥运圣火，与“藏独”针锋相对的爱国热忱。在《我们不是暴徒》中，她更是以自己的歌曲参与澄清了西藏事件的真相。在《做人别太CNN》中，她讽刺了CNN等国外报刊电台关于3·14西藏事件的不实报道，“做人别太CNN”也成为一时“名言”。
慕容萱的唱歌不是为了“好玩”，而在“好玩”之中，她有讽刺，有揶揄，当然，也有赞颂，也有辩驳。
从以上的举例可以看到，当代娱乐文化之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有着一定的意义、内涵和主张在，这种类别的娱乐文化具有别样的社会批判功能，而这又常为我们所忽视。
与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相比，娱乐文化的社会批判具有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娱乐文化的社会批判的主体不再是知识精英，而是一个无名的、庞大的、具有公民意识的网民群体。
娱乐文化的社会批判的娱乐形式有助于社会压力的形成。社会批判在操作上其实并不难，它只是一种“低层次”的批判，因为这一批判立论的标准很简单，也很明显，也就是说，公道昭然，是非清晰，因此，这也决定了社会批判是件相对容易操作的事情，在一个不宽松的舆论环境中，它唯一要考验的是一个人面临可能的压迫的勇气，而在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中，它便成为任何一个有文化能力的人都可以操作的事情。
然而，并不是说它简单操作就不重要。舆论的有效无效关键不在于问题尖锐与否，而在于它是否能形成一种“压力”，而是否能形成压力则取决于批判的声势和力量的大小。
在当年，舆论大家鲁迅先生到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先前的我的言论，的确失败了。”⑦他直接宣称道：“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⑧从舆论的效果上看，鲁迅的确是失败了，以鲁迅那般的如椽巨笔，都不得不败下马来，今天，我们却能以舆论推动社会改革，并凯歌高奏，何故？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天的舆论比鲁迅先生的舆论要高明多少，犀利多少，而是我们人多势众，而他势单力薄之故也。当年鲁迅是以一己之身来肉搏整个社会，今天我们是以众人之力来攻击社会中的一点，成功失败，结果自然不同。
今天，娱乐文化的社会批判的主体从少数的知识精英变成了无数的普通民众，“人多力量大”的效应，使得今天的舆论与以往相比，更易形成较大的舆论压力，任何躲闪、含糊、周旋和对付都可能在这舆论的压力之下无处退避。
然而，在如何能吸引并形成这种压力效应方面，娱乐的形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网民们往往会将各种不平、不满、黑暗、丑恶，用视频、Flash、相声、歌谣、笑话等形态表达出来，而正因为它的娱乐形式，方能将这娱乐形式背后的讽刺性内涵迅速传播，从而深入人心。它传播的越广、越快、越深，越能俘获、统一、收编人心，将涓涓民意通过娱乐的渠道，汇聚成滔滔民意，在短时间里形成舆论压力，使得“丑陋”无法逃避和抗拒。
网络时代的“新民谣”的口耳相传正是这种娱乐形式进行社会批判的典型代表。民谣历来都是对社会弊端及自身生存境况无奈的、幽默的、智慧的描述，所以常为官方重视并视为了解民情的重要资料。在网络时代，种种顺口溜、民谣、笑话、手机短信等这一历来口耳相传的文化样式得以汇聚，并蓬勃发展，广泛传播，其精彩无限，叫人拍案叫绝。
一些民谣以对一些经典政治口号、政治歌曲、政治术语的“恶搞”获得强烈的批判讽刺的效果。其形式有对联、诗词、歌曲、顺口溜等。从这些新民谣可以看出当下社会的种种弊病。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异步性导致了当今社会触目惊心的官员腐败；权力的高度集中和不受监督带来的官僚主义气氛日隆；社会大转型时期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带来的艰巨挑战；绝大多数底层阶层所面临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民生问题；由血亲社会到原子社会，由人民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变带来社会风气、道德伦理的变迁。可以说，当今社会最为人们所关注、最具有挑战性的话题都能在民谣中得到批判，贪腐官员在民谣的太阳光下丑态毕露，社会种种不公不义在民谣的放大镜下纤毫毕现。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新民谣”语言俏皮，朗朗上口，针砭时弊，力透纸背，因其形式的娱乐化、内容的批判性受人欢迎。朋友酒席之间，聚会之时，口耳相传；朋友短信互传，邮件共享，会心一笑。一方面给人以娱乐，另一方面给人以痛快。
娱乐文化的社会批判是一种“弱者的武器”。耶鲁大学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曾写了一部书《弱者的武器》，讲述弱势者对抗强权的一种策略。娱乐文化的社会批判来势汹汹，势不可挡，但这种批判的曲折性和被动性(“娱乐形式”)正反映了批判者在当下社会所处的弱势地位，以及他们在面对强大无比和坚如磐石的批判对象时那种无能为力和束手无策的悲哀，因此，亦可以称之为一种“弱者的武器”。
论理，批判的面目应当是义正词严、横眉冷对、怒发冲冠的。这样的态度其实是建立在内心的自信和强大之上。即使在现实面前，批判者可能会碰壁，但如果他能保持内心的优越和自信的话，他批判的态度将是严肃的和一本正经的。然而，如果批判者在现实面前屡屡碰壁后，自忖在面对坚硬的现实无能为力，再大的努力都将是白费气力，于是，他批判的表情将是揶揄的、嘲讽的、装疯卖傻的、插科打诨的、玩世不恭的、嬉皮笑脸的，娱乐文化的社会批判很大程度上正是如此。这种娱乐式的批判的表情，在一定程度上正反映了当下社会现实的尖锐性、顽固性和严峻性。面对汹汹舆论，我们往往看到一查到底、决不姑息的“坚决态度”和“满意结果”，但是，就在众怒平息不久，这些被问责、处分甚至撤职的官员却纷纷悄然登场。面对如此顽固的现实问题，舆论且慢欢呼胜利。义正词严、正气逼人的舆论批判在强大坚硬的社会现实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于是，批判转化为嘲弄，正气转化为娱乐。
正意义的娱乐文化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这常常为人所忽视。在批判性娱乐文化中，千千万万无名的、具有公民意识的网民代替以往的知识精英成为批判的主体；在娱乐文化批判之中，其中的娱乐形式有助于舆论压力的形成；娱乐文化批判中娱乐的表情，正反映了批判者在面对坚不可摧的批判对象的一种无奈感。
二、无意义的娱乐：无意识的意义重压下的“无害的丑”
我们不排除娱乐文化具有它的意义承担之一面，但我们强求娱乐文化承担起道德教化或价值推广的重任，也未免失当。娱乐文化更多的意义，更大的价值却只在于“娱乐”而已，仅仅为了娱乐而娱乐，它很大程度上不承担意义。因为意义的承担也许是他类文化(如主导文化、精英文化、传统文化等)的责任。也正因为不承担意义，方能使得人们在心灵上、心理上暂时“失重”，暂时觅得一刻喘息的机会，这很大程度上是“娱乐”的真谛。
当前的娱乐文化有一大部分正是这些无意义的娱乐。近来国内外流行的“闪客”(Flash Mob)可谓是一种新的娱乐形式。“闪客”活动，往往通过网络，彼此互不相识的青年共同约定，自愿参与，在特定时间聚集某一特定地点摆出某一颇具创意POSE，制造群众景观，并“定格”数分钟，然后“速融”、“解冻”、“快闪”，并迅速消失。
可以说，“闪客”是一种“小游戏”，一种“小创意”，一种“小淘气”，一种“恶作剧”，“闪客们”能在旁人的惊奇和诧异中获得自我娱乐。
这样的创意起先流行于国外，比如在纽约，“上百人在街头突然变成‘冰雕’，在地铁里集体只穿四角内裤，纽约市民受到了恶搞表演者的突袭。这帮组织自称是以制造乐趣和混乱为目的的特殊团体，他们擅长将行为艺术与老式恶作剧结合，在公共场所群体性地‘制造景观’。他们会在拥挤的纽约中央车站，几百个人突然定格在各自的姿势上：亲吻中的情侣、系鞋带的男孩……人人一动不动。但5分钟后，未等旁观者反应过来，这群人又同时‘解冻’，若无其事地消失在人流中”⑨。近来在中国，“闪客”也越来越多，“闪客活动”也越来越多，比如，愚人节在北京建外soho星巴克前广场集体定格，光棍节(11月11日)在北京长安街地铁快闪，圣诞夜在东方新天地大食代(北京)圣诞约会大餐，响应世界艾滋病日集体“吹气球”(“安全套”)，响应世界读书日在地铁口读书，类似的活动越来越多。
“闪客”更多的是一种“无意义”的娱乐和游戏，当然也不排除“有意义”的因素，但如果我们只着眼于其中的意义，而无视其中的娱乐，就显得有所偏颇。可以说，这种无意义的娱乐文化便是游戏，游戏是人的天性，除为了游戏本身之外，无功利、无目的、无追求、无理想。
再以当前最为流行的“恶搞”为例。恶搞虽有“恶名”，但很大一部分的恶搞却只是一种无意义的娱乐文化而已。自胡戈将陈凯歌电影《无极》恶搞为网络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之后，恶搞中的娱乐精神有如给广大民众注入了一剂兴奋剂，顿时个个摩拳擦掌，“恶搞”遍地开花。
然而，何谓恶搞？“恶搞”一词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原词为KUSO，意即“粪便”，看来其本来就不是一个褒雅单词。而另一个说明则显得更客观一些，其辞云：“在恶搞者看来，KUSO不是简单的搞恶，而是对偶像和经典情节的颠覆、重构，是通过对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事件重新演绎、重新解释或重新安排命运，以达到吸引读者的目的。”⑩
综合当前的种种“恶搞现象”来看，可以知道，恶搞其实是对原有文本(文字的、音乐的、影视的、现实生活的)进行重复、戏拟、模仿、解构、颠覆、拼贴、嫁接、再创造、再阐释后产生一种新文本，所有的滑稽、幽默、娱乐、讽刺、揶揄都在这新旧两种文本的裂隙之中得以呈现。
其实在艺术领域中，对经典(名著、名画、名雕塑等)的“恶搞”可谓司空见惯，而且这恶搞又是打着“艺术”的旗帜进行的。由于经典的价值深入人心，并已为人们广泛接受，所以，对其略施手脚，略加改编、加工、改造就效果立现。这类恶搞固然可以说是艺术的挑战和尝试，但其中毫无疑问却有着对意义的嘲弄、瓦解，以及对无意义的展现，即对娱乐的追求。
2007年11月10日、11日，曾入选“百年话剧名人堂”的陈薪伊执导的大型全景舞台剧《红楼梦》在上海足球场上演，导演雄心勃勃地声称要“对原著内容进行了颠覆性的改编”。除过陈薪伊的颠覆红楼，恶搞红楼外，2008年出现了两本颠覆红楼、恶搞红楼的书籍。一本是一家时尚媒体主编苏芩的《非常品红楼》，是书“号称国内迄今唯一一本‘年轻态’红学著作”，作者以时尚、调侃的笔法品味红楼，解读红楼，戏说红楼，解构红楼，颠覆红楼。另一本恶搞红楼的书乃是原《读卖新闻》记者芦边拓的《红楼梦杀人事件》，据说该书获日本第五届本格推理小说大奖第二名，该书将红楼里一系列女儿的香消玉殒居然恶搞成一系列杀人事件的推理小说。
可以说，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恶搞红楼是失败的，但从娱乐的角度来讲，他们又是成功的。只不过，我们不习惯于这种无意义的娱乐。有人这样指责经典改编的两种倾向，“一是唯时髦是举，以改编的名义把经典作品时尚化、浅薄化、庸俗化。一是用抽象的二重性格和所谓的人性理论，解读古典名著的基本主题和文化”(11)。站在有意义的立场上，这些指责是成立的，而站在无意义的立场上，这些指责却是不成立的。
如果说对经典的“恶搞”除了娱乐或许还有“艺术的”意义残存的话，那么，普通网民的恶搞追求的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娱乐了。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是对经典名著《西游记》的恶搞，反之，网友对《大话西游》的经典台词用各地方言，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川、东北、广东、山东、湖北、陕西、江苏等，甚至各种语言，如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日文、盲文等的复述则是对《大话西游》的恶搞。
用各地方言进行恶搞的还有黄健翔声嘶力竭的激情解说。2006年北京时间6月27日凌晨，德国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意大利对澳大利亚的比赛进行到最后时刻，意大利队的左后卫格罗索在禁区内赢得点球机会，从意大利队格罗索赢得点球到托蒂射入点球击败对手，中央电视台体育解说员黄健翔不顾直播节目，情绪失控，以一种声嘶力竭、歇斯底里的方式，为意大利呐喊加油。黄健翔的激情解说即刻成为网友“恶搞”的对象，“网友PK黄健翔恶搞大赛”在网上也随即展开，各地网友用各种方言，声嘶力竭地模拟黄的激情解说，上传各自的“黄氏响声丸”，一时成为大众的一顿娱乐快餐，人们在模拟、重复和表演中，互相取悦、狂欢。而无孔不入的网站则根据彩铃下载收入，与制作者进行分成。
从各种“恶搞”可以看出，“恶搞”并不是一件十恶不赦、只具有破坏性的文化现象，它也有其“无意义”的一面。如果考虑到这一点，以往对他不加分辨的批判不是显得无力，就是显得滑稽，而这样的批判正是我们对文化意义的执著的惯性使然。
其实，虽然你从中得不到思想指导，从中得不到价值意义，但同时它也不会带来道德沦丧，也不会带来社会动荡，无意义的娱乐的最大意义和最大价值正在于它能使人或“会心一笑”，或“捧腹大笑”。我们向来就有赋予文化以意义的强大传统，所以，当无意义的文化扑面而来时，我们一时找不到解释的框架和语词，于是，对其批判不是显得无力，就是显得滑稽。
1936年8月12日的《申报·春秋》上发表姚明然的短文，文中说：“当圆圆的西瓜，被瓜分的时候，我便想到和将来世界殖民地的再分割不是一样吗？”作者在剖开西瓜，吃西瓜时想到国家的灾难和国土的分裂。鲁迅不以为然，但又诚恳地说：“自然，这是无时无地无事而不爱国，无可訾议的。但倘使我一面这样想，一面吃西瓜，我恐怕一定咽不下去，即使用劲咽下，也难免不能消化，在肚子里咕咚的响它好半天。”(12)在他看来，吃西瓜无非是解渴而已，增加战士的体力和精力，要给“吃西瓜”这一简单的生物需要附以国破家亡的大义便显得走火入魔和可笑。
2008年3月，照例是一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会”时期，中国曲协书记、副主席、相声演员、政协委员姜昆提交了一份《“灰色文化”危害日趋复杂，加强管理建设势在必行》的提案，从中姜昆有云：“许多‘灰色文化’的传播者高喊着‘娱乐无罪’的口号，大肆恶搞，对主流文化大兴篡改、戏谑之风。这类‘灰色文化’呈现出的就是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价值观的日趋扭曲。”(13)进言之，“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并不是娱乐文化的罪过，只要它无害，便无罪。当年他的本行前辈侯宝林受邀为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说相声时，侯宝林已经将旧的相声进行过大规模的改造，同时也创造了一些适合新时代的相声，应当说，相声具有了一定的“教育”意义，而不是像以前一样仅逗人一乐，然而，就当“一些传统节目我们在外面已经不说了(不合时宜)”时，“到了主席那儿人家说：‘你还教育主席呀，外边不说的，这儿也可以说’”(14)。可以说，我们很大一部分娱乐文化和毛泽东听相声一样，不是为了歌颂什么，不是为了批判什么，不是来受教育的，纯粹就是为了博得一乐而已。
在1960年代，周恩来就说：“有人问我：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否是统一的？是辩证的统一。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像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15)可见，在周恩来看来，娱乐功能在艺术中也是很重要的。而现实中，我们却将娱乐文化的教育功能看得很重，有的甚至以是否有教育功能、道德功能来评判娱乐文化的价值和意义。2009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小沈阳”与赵本山合作《不差钱》，一炮走红。此后，剧作家魏明伦认为小品充满了假话、套话，讽刺其“‘不差钱’，但差道德”。而学者李银河则称小品犯了“政治错误”，赵本山表演中所说的“屁精”，是公开谩骂同性恋。然而，在我看来，将“道德”和“政治”的两顶大帽子戴到一个以“搞笑”为旨的小品的头上，多少有些风马牛不相及。
娱乐文化的本质正是娱乐，而且绝大部分的娱乐文化只是为了博得个“乐”，没有那么多的忧国忧民，没有那么多的道德说教。因此，如果一些娱乐文化没有忧国忧民，没有道德说教，这并不是娱乐文化的堕落或罪过。说到滑稽对象，尼采指出，“滑稽对象，是某种无害的丑，不会给人带来痛苦和伤害，这种无害的丑自遭毁灭便会产生滑稽”(16)。这样的娱乐无害，亦无罪，这也是娱乐无罪立论的理由。
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并分析今天我们所指涉的“低俗化”文化。笼统地说，今天，我们把那些低俗的、庸俗的、媚俗的以及无聊的、无序的、无意义的“三俗”、“三无”文化视为“低俗化”。可惜的是，我们在清除现存文化中的情色成分、反道德因素，进而在打击挑战和玩弄一切良善的价值观的负意义的娱乐文化时，把娱乐文化中存在的相当一部分“无意义”的文化也归入低俗化之中，这缘于对无意义的娱乐文化的错误认识。
三、负意义的娱乐：低俗化的“文化公害”与社会控制
娱乐文化的价值取向显得混杂而多元。我们可以从网络歌曲听到纯情、良善、爱、奉献，诸如《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两只蝴蝶》、《爱情三十六计》、《老鼠爱大米》等；但同样，我们可以从众多的网络歌曲听到粗俗、拜金、无聊、性、色情，诸如《存折代表我的心》、《我爱人民币》等。我们能从《可可西里》中看到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呼吁，从《暗算》中看到战争年代的艰辛和牺牲，从《抉择》中看到官员腐败的可怕和可恨；但同样，我们能从《德州电锯杀人狂》、《红龙》、《沉默的羔羊》中看到惊悚、恐惧、变态、血腥、残忍。我们能从《超级女声》里看到一种“丑小鸭变俊天鹅”的平民梦想的实现，以及自我奋斗的蛛丝马迹；但同样，我们可以从《第一次心动》看到不择手段的炒作，格调低下的设计。我们能从特奥会开幕式(2007年上海)中看到社会对智障者的关怀、同情、尊重和爱；但我们也能从都市夜总会的表演，从现代东北二人传中看到欲望、诱惑、本能的膨胀。娱乐文化的低俗化，表现在娱乐文化弥漫着浓厚的庸俗化、欲望化、残忍化倾向。
所谓庸俗化，就是社会所公认的美德、素质、价值观在娱乐文化里都得到公然的戏弄和鄙弃。
娱乐文化里透露出一种浓烈的名利欲望。就拿“超女”节目来说，这样的娱乐节目内容其实并不庸俗，表演也不算出格，甚至节目还整天强调它的青春、奋斗、励志、友谊、爱心、同情，有的还玩起了慈善事业，但这些都不足以掩盖住它那“庸俗”的一面，即“超女”们参与节目多是出于一种急切的“一夜成名”的目的和心态。2004年超女冠军得主安又琪说得坦白，“我的梦想就是要成为明星，成为歌手”(17)。更离谱的还有女孩子为了成功，不惜一切代价来瘦身，还因此而“香损玉消”了呢，“生命诚可贵，爱心价更高，若为成名故，两者皆可抛”，你能说她是为了奉献爱心而“瘦身丧命”吗？
再看“我型我秀”中，师洋这个2006年度“人气冠军”，出身于大西北工人家庭的“苦孩子”，从小就渴望能过一种“星光璀璨万众瞩目凡走过路过必风吹草动”的日子，为了实现这一“万众瞩目”的风光的梦想，他更是挖空心思，历练8年，“他整日在家对着厕所里的镜子练习各种有魅力的表情，譬如下嘴唇微张，会显得脸长”(18)。“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使自己以一个凡人、常人的身份升腾在那广大无边的天幕上并闪烁了几下。
这些所谓选秀节目，集中体现了世人对名利的渴望和追求。清华大学传播学教授尹鸿说：“不过，真人秀不是庸俗和道德沦丧的代名词。中国媒介常常不娱乐，或者只知道用低俗的方式娱乐。其实，欧美的真人秀，特别是开路电视中播出的真人秀，都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道德，勇气、自信、协作、理解、关怀，甚至爱，往往成为《幸存者》、《天鹅》、《学徒》、《急速前进》、《极端改变》等主流真人秀的共同主题。如何在娱乐中传达共同情感和人性价值，是中国娱乐要面对的一道关。”(19)这是国内选秀节目与国外选秀节目的差异之处。
再如，娱乐文化，尤其是网络文化中的“炫富”倾向。市场化过程中，中国的“新贵”和“新富”浮出水面，这些人是娱乐文化中“炫富”的主角，他们赤裸裸地以财富来炫耀、卖弄自己的“高贵”，并以此显示自身的身份和品位、或骄横和嚣张，这标志着一种以金钱而不是道德或其他为价值衡量的标准的确立。
在都市里，广为发送的名目繁多的免费广告册，里面无不弥漫着一种对财富的炫耀、追求和想象，以此来衬托一种真实或虚假的高贵身份。韦伯在《休闲理论》中提到一种“摆阔性休闲”(conspicuous leisure)，其“摆阔”的目的便在于借助“阔气”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炫富与此有关。
“‘炫富’的人们常常将任何稀缺的和昂贵的物品自视为一种能够获得别人尊敬的东西，并以期通过这对可怜不幸的邻人以刺激。”(20)通过对他人以自以为是的刺激，来获得一种“尊贵”的感觉，这在时尚刊物中屡见不鲜。
如果说，在时尚刊物中的炫富意识是一种委婉的、节制的、欲说还休的话，在网络世界中，那种炫富意识则是挑衅的、嚣张的、肆无忌惮的。而且这一“炫富”的主角的女性身份更使这一对金钱的迷恋、颂扬和崇拜犹如火上浇油，越烧越旺。
当下，“炫富”的把戏非但没有休止，反而越玩越多。尤其是以女性来炫富，更是动作接连不断，花样翻新，对大众刺激更大，反响更大，也更能吸引眼球。例如，“易烨卿”、“雅阁女”、“90后炫富女”、“麻袋女”、“晕机女”……然而，在知识精英看来，诸如广告图像、视频、帖子一类的“炫富”意识在伦理上、道德上、道义上、社会上大都成问题。
1980年代，“准暴力”(“拳头”)和“准情色”(“枕头”)在娱乐文化中初露端倪，并一度被时人称为“杀得一个不剩，脱得一丝不挂”。娱乐文化中“谈性风”愈刮愈烈，这股风是从港台刮来的，很大程度地体现在一些综艺娱乐节目中。在台湾，吴宗宪主持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蔡康永、徐熙娣主持的《康熙来了》，加上五大美人(王怡仁、王俐人、张本渝、林苇茹、夏于乔)主持的《台北红楼梦》都是广受欢迎的节目，其节目话题的前卫、“无聊”和“低俗”，以及主持人的大胆，无所顾忌，都是它们获得高收视率的关键。对这些电视节目的娱乐化新动向，用大陆主持人王刚的话来说就是：“它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格调低下，如果把这个武器丢掉的话，简直是无计可施。”王刚认为，一个节目应该有自己起码的道德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不能拿伦理来开玩笑，不能过多地挖掘所谓的嘉宾隐私，难道离开性，难道离开伦理，离开对伦理道德的挑战，就没有可谈的了吗？(21)
与台湾娱乐节目表现出的“谈性风”相比，大陆的“谈性风”可谓“小巫见大巫”，这主要是我们有着相对严格的管理体制，以及自上而下有效的控制手法，所以还不至于发展到台湾地区今天的节目尺度，但是，信息时代收视率意味着广告，广告意味着金钱，一度“养在深闺人不知”的大陆电视节目顿时也“红杏枝头春意闹”了。这些节目虽然不至于像台湾那样直接、公开、大胆和放肆，但表现的形式更为多样，有直播整容，有感情对撞，有交换主妇，表面上与性无缘无涉，但“性”的欲望和动机无不包藏其中。
《第一次心动》成为广电总局整肃“低俗”节目的导火索。2007年，国家广电总局陆续叫停了一批娱乐节目，广东卫视的《美丽新约》节目以整容的血腥、暴露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遭到禁播。山东电视台齐鲁频道《交换主妇》更是艺高胆大，敢于高空“走钢丝”，该节目借鉴国外相关节目，做了一个“中国式‘换妻’”的“假定环境记录”“真人秀”，真实纪录了“城市男人和乡下男人交换妻子，会发生什么”的故事。深圳卫视的《超级情感对对碰》被禁的真实原因亦在于该节目挑战了传统意义情感的神圣性和忠诚感，将之娱乐化和游戏化。
除了这些娱乐节目的“出格”、“出位”之处遭到全面的整顿之外，电视、电影、广告、网络中的“涉性”内容、“情色”倾向也遭到整顿。2007年，广电总局叫停女性犯罪案电视剧《红问号》。由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制作、广西广电局审查通过的电视剧《红问号》，以“谈话节目”为主线，讲述了一系列女性犯罪案件，曾经热播一时，甚至续集也甚为火爆。广电总局称“剧中集中展示和渲染女性犯罪过程，格调低级庸俗，制作粗劣，播出后产生了不良的社会效果，也给电视剧制作业的整体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广电总局依据相关规定，要求所有电视台立即停止播出此剧”(22)。该剧虽说是涉案剧，但却定位在女性犯罪的经过，论理，涉案剧不讲犯罪的经过算什么涉案剧，但这里所涉及“当下”社会的“女性”犯罪，就成为一个问题。
客观地观看此剧，其实剧中所讲的故事无不是现实中我们能耳闻目睹的事件，一定程度上，现实中比电视剧中所述严重得多，也就是说，电视剧所反映的并不是一个夸张性、渲染性、放大性的故事，相反，却只不过是规避的、简化的、缩小的故事。然而，这个电视剧的粗制滥造，以此来哗众取宠却是事实。
色情常常与艺术纠缠不清，后者具有实验性和正当性，前者往往便在后者的掩护下得以展开。那么，《苹果》仍会遇到这一问题。本来《苹果》应当是一部较好的现实题材作品，然而，影片制作方却时不时地穿插着刘苹果与其丈夫安坤，刘苹果与洗脚城老板林东，安坤与林东的妻子王梅的性爱活动的写真和渲染，试图以之作为卖点。不幸的是，底层生活的艰辛、侮辱、无奈和狡黠以及由此造成的伦理悲剧都被淹没在欲望的展示和满足之中。
与自上而下广电系统的控制和管理手法相比，网络这个开放的、迅捷的交流平台使得世界变成“平的”，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广泛性，使得聊天室、论坛、游戏、网站等谈性之风愈刮愈猛，几近空前的、失控的地步，官方采取过强有力的技术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删、堵、防多管齐下，“自1996年至今，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安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等14个部门都参与了对网络的管理，共颁布近50部法律法规，组成了世界上最为丰富、最完备的互联网管理法规系统”(23)，网站备案、网络实名、记录备份、编辑责任制……无一不使得网络匿名造成的欲望泛滥得到一定的控制，网络的谈性风虽有收敛，但仍存在严密控制的理论难题和技术难题。虽然网站是一块“最难啃”的骨头，但对网站的整治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在娱乐文化中，对“残忍”和“色欲”的刻意渲染和默认导致正意义娱乐文化遁于无形，负意义娱乐文化飞扬跋扈。这方面，国外影视作品的影响不可小觑。众所周知，在国外的影视作品中，对残忍的刻画和表现往往使人毛骨悚然，心惊胆战。例如《德州电锯杀人狂》、《沉默的羔羊》、《汉尼拔》、《红龙》、《索多玛的120天》、《七宗罪》、《老无所依》等，杀人、吃人、性、刑、变态，气氛紧张刺激，场面血腥恐怖，细节放大渲染，无不挑战人类感官和心理极限。更为紧要的是，在这些影片里，津津乐道的往往是一个好歹不知、正邪不分、是非不辨的“魔兽世界”，它们所讲的不是“好人”战胜“坏人”、正义战胜邪恶的“正常”故事，而往往是看似好人的实则是坏人，好人往往为坏人一次次愚弄，好人拿坏人毫无办法，其结果是好人遭殃殉命，而坏人依然逍遥自在。
将“残忍”与“童话”放在一起，犹如将虎与羊、恶魔与天使放在一起一样令人触目惊心。针对少年儿童为阅读对象的“童话”往往会省略、放大、简化、拼接，从而突现那正意义(美好、善良、正义、道德等)的一面。诸如死亡、磨难、谋杀、报仇等，在童话里只是结构故事的一种概念，一个符号，而不是血淋淋的过程，阴沉沉的气氛。
然而，“恫生操”(两日本女性作者之笔名)《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的出版标志着一种“残忍童话”的诞生，该书1999年于台湾地区出版，2000年传到中国大陆后改名为《成人格林童话》。她们刻意挖掘所谓“格林童话”的叙述裂隙、心理动机、象征意义，大量补充性、乱伦、暴力等内容，使得原本最单纯、最富有说教性、最有启发性、惠及全球各国无数代的明朗干净的童话充满了阴暗、恐怖和暴力，比如，“白雪公主”与后母的冲突起源于母女都想占有父亲的俄狄浦斯情结；《青蛙王子》里的“黄金球”，《灰姑娘》中的“水晶鞋”都与男女性器官相关；《杜松树》里继母把孩子杀死，拿来煮汤，而不知情的父亲竟还边喝边说“好喝”，如此等等。
宣扬恐怖、暴力、残酷题材的作品，国内虽然不多见，但也并不是没有。日本漫画家小佃健创作的《死亡笔记》(2003)即是其一，该笔记本中的诅咒和种种稀奇古怪的死法使学生感到稀奇，好玩。2007年，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查处<死亡笔记>等恐怖类出版物的通知》，集中清理了以《死亡笔记》为重点的一批“恐怖”类出版物。
另一本挑战人的心理极限的日本小说《裂舌》即使在日本也可谓是“惊世骇俗”。小说写了女主人公RUYI与其他两个男青年SHIBA和AMA三个叛逆青年的故事。这其中贯穿着令人“头皮发麻”的、血淋淋的“身体改造”。小说所说的“裂舌”，就是“先给舌头挂上环，逐渐地把穿的洞扩大，留出的舌尖部分用牙线呀鱼线什么的系上，最后再用手术刀或者剃刀把那里割开，这样，裂舌的全过程就完成了”(24)。带虐待性质的性：RUYI背着男友AMA与刺青师SHIBA之间粗鄙的性写实；带血腥气的街头暴力：AMA在街头残忍地痛殴骚扰RUYI的男青年，并从其嘴中掏出两颗血淋淋的牙齿作为给RUYI的礼物，该男青年最后死亡；虐杀：AMA受人折磨最后被残杀后的情形可谓令人毛骨悚然。“AMA的胸口被刀还是什么割成了网眼状，被烟烫伤的痕迹无数。手指甲、脚趾甲全被掀掉了。AMA一丝不挂，阴茎上插着线香似的东西。短短的头发被揪掉好多处，凝着血。”(25)
将纯真包裹在血淋淋的变态之中，使得这个小说具有一种强烈的“毒性和魅力”。这朵“恶之花”在日本开得异常艳丽，凭借此小说，作者2003年获第27届SUBARU文学奖，2004年获日本文学最高奖——“芥川文学奖”。2009年，该小说中译引入中国，在该作品的研讨会上，“对于为什么日本文学界会将本国文学最高奖的冠军颁给这样一部作品，让在座的评论者费尽思量”(26)。
娱乐文化中的庸俗化、欲望化和残忍化，正在挑战社会公共秩序、道德伦理，业已成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当代“文化毒瘤”问题。
青少年正处于身体、人格、心理、价值观的成长期，他们对“低俗化”文化缺乏一定的免疫力，具有一定的好奇心和模仿性。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对2006年至2008年媒体报道的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案件进行了分析，在统计的340个案件中，未成年人实施的性侵害案件有42件，占案件总数的12.4％。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与其成长环境存在很大关系，这方面，“色情信息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应当引起高度重视。据统计，有关案犯中，有20％的未成年人在看过黄色碟片、浏览过黄色网站之后，抱着模仿心理或者难以控制的冲动实施了性侵害”(27)。由此可见，一个病态畸形、格调不高的大环境会对青少年造成怎样严重的伤害。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不仅是政府和家庭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开展反文化低俗化运动，这是因为日益恶化的低俗化文化生态已经给今天的未成年人的成长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
综上可知，就娱乐文化的价值体系而言，娱乐文化具有正意义、无意义和负意义三种价值取向，正意义的娱乐文化行使着社会批判的功能，值得肯定；无意义的娱乐文化担当着娱乐休闲的功能，不必非议；负意义的娱乐文化具有破坏性作用，须认真清理。厘清娱乐文化的多元价值取向，有助于我们全面而客观地认识娱乐文化，有助于我们提高文化治理过程中的精确性和科学性。
注释：
①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0页。
②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81页。
③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7页。
④周国平：《把我们自己娱乐死？》，载李晓虹等编选：《中国散文年选》，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第297页。
⑤《网友恶搞清明上河图，商贩全部消失取名城管来了》，《天府早报》2009年4月9日。
⑥调查数据来源于http://news.sina.com.cn/s/p/2009-04-09/072417573958.shtml，数据提取时间是2009年4月24日17时25分。
⑦鲁迅：《三闲集·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8页。
⑧鲁迅：《三闲集·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4页。
⑨《无害恶搞添乐趣》，《新民晚报》2008年2月25日。
⑩《日本为何恶搞他国名著》，《环球时报》2007年2月9日。
(11)《经典改编：别化“神奇”为“腐朽”》，《人民日报》2007年11月27日。
(12)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25页。
(13)姜昆：《“灰色文化”危害日趋复杂，加强管理建设势在必行》，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2226/116301/116314/6985132.html,2009年5月16日。
(14)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访侯宝林：毛泽东听我说相声》，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70193/5230565.html,2009年5月16日。
(15)转自张君昌主编：《大众文化与青少年教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35页。
(16)王天保：《“滑稽”内涵辨析》，《中州学刊》2006年第3期。
(17)顾筝：《秀时代开始了》，《中国青年报》2005年7月4日。
(18)《师洋：出名修炼这8年》，《南方周末》2006年10月26日。
(19)尹鸿：《2006电视大视野》，《南方周末》2007年1月11日。
(20)Van Loon，Van Loon's Geography，the Story of the World，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174页。
(21)《他说：它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格调低下》，《南方周末》2005年7月21日。
(22)《广电总局发布通知停播电视剧<红问号>》，http://www.sarft.gov.cn/articles/2007/09/24/20070925155111420400.html。
(23)《14部委联合“净化”互联网》，《南方周末》2005年8月18日。
(24)金原瞳：《裂舌》，秦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2页。
(25)金原瞳：《裂舌》，秦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
(26)《日本芥川奖80后作品<裂舌>令人头皮发麻》，《新民晚报》2009年5月13日。
(27)《花季泪》，《中国青年报》2009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