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40年代的中国都市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年代论文,都市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概述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中国的都市小说可望在40年代有一个更繁荣的发展。由于抗战的爆发，使正处于繁荣阶段的都市小说开始衰落。具体说来，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作家群体在时局巨变后发生变化，都市小说作家星散各地，作为流派已不存在。海派作家首先发生分化。刘呐鸥在1932年水沫书店毁于“一·二八”战火后，便远赴日本，停止创作。穆时英1933年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图书审查委员会，由于政治上与生活上日益堕落，已没有像样的都市小说作品，甚至还创作了一些土匪、间谍等低俗作品。1937年，他离开上海去香港。“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施蛰存进入内地，叶灵凤出走香港，海派作家已劳燕分飞。北平沦陷后，京派作家也分赴内地，沈从文、朱光潜等在抗战锋镝中辗转流离，随北大、清华迁往西南联大。萧乾则由《大公报》派往欧洲，成为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芦焚则寄寓沪上。左翼作家在抗战爆发后，大都进入内地从事抗战文化工作。吴组缃成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秘书，蒋牧良担任李宗仁所部三一师秘书，丁玲则奔赴延安。茅盾在抗战中辗转重庆、桂林、香港等地。以上各位小说家，依然从事都市小说创作的只有茅盾与芦焚。但茅盾此期创作，虽仍以上海为背景，依然以经济的变动解剖上海政治的变迁，比如《第一阶段的故事》、《锻炼》，但作者过强的政治意识妨碍了历史文化意识的透视，作品并不成功。师陀（芦焚）在上海隐居期间，写下以上海沦陷期间金融投机为题材的《结婚》，但写完后束之高阁，面世极晚。可以说，资深的都市小说家在此时期已基本上停止了创作。
第二，抗战期间，原有的都市文化形态（特别是上海）由于战争的原因而有所改变。1941年前，上海租界的繁荣尚可维持，但已呈萧条势头，大批工商巨头携带机器、资金进入汉口、重庆。1941年，日本向西方国家宣战后，日军进入租界，英美文化受到排斥，而上海经济也因割断了与欧美的联系，并被纳入日伪经济轨道而一蹶不振，使上海几乎丧失了国际性大都市的地位。仅以消费娱乐来说，也遭受空前的摧残。尤其是1944年，伪组织控制下的“青少年团”发动“除三害”运动，闻名世界的上海“不夜城”从此结束。1945年国民党重新统治上海，也没有使上海文化复苏。由于内战，使上海经济更处于崩溃边缘。文化上，国民党政府一方面以封建文化剔除外来文化，一方面加重各种税收，使上海文化再也没有出现30年代的繁荣景象。汉口、重庆等战时陪都，尽管由于国民政府的搬迁而繁荣一时，但时间相当短暂，也并未获得都市文化的总体发展。因此，总体看来，都市文化在经过30年代的繁荣之后，走向衰微。
第三，文学创作倾向与作家思想的变迁。抗战初期，大批文化人进入内地，响应“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在此时期的创作中，绝大部分作品随着战线的变化而变更描绘的对象。其中，以乡村背景为多。即使是描绘都市生活，也大部分与抗战有关，而相应忽视了对都市文化细微耐心的观察（比如茅盾以上海淞沪抗战为题材的《第一阶段的故事》）。当然，这是无可厚非的。适应着抗日的需要，大多数作家逐渐放弃那些与政治斗争存在距离的长篇、短篇小说体裁，而使用短小精悍，能直接服从于抗战需要的报告文学、杂文以及有广大观众的话剧等体式。上海孤岛方面，阿英、巴人、柯灵、唐弢的杂文创作十分活跃，夏衍、于伶、柯灵等人的话剧也取得丰收。“三·一八”抗战时期，上海作家深入前线，创作报告文学，辑为《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上海与武汉等重要城市沦陷后，作家开始大规模进入农村，使中国文学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解放区文学，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下，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又由于当时解放区的具体情况，表现农民与穿上军装的农民——士兵的作品更多一些。没有进入解放区的作家，尽管有若干以重庆都市为题材的作品，如茅盾的《腐蚀》、巴金的《寒夜》、《憩园》等等，但这些作品以暴露国统区政治的黑暗为主题，无暇顾及都市的文化形态，与30年代的都市文学已不可同日而语。
二、沦陷区都市小说
抗战的爆发，使中国文学形成国统区、解放区与沦陷区这一格局。这三者之中，解放区由于所处位置的原因，是不可能出现都市文学的。国统区中虽不乏城市，但缺少成熟的都市文化形态，而且颠沛流离的国统区文化人，也不可能对那些短暂繁荣的中小城市进行细微观察。相对而言，沦陷区的都市文学创作仍复存在。虽然处于异族强暴的统治之下，日伪方面竭力以殖民文化、汉奸文化强加于人民头上，但居留于沦陷区都市中的大多数作家毕竟是爱国的，他们并未被腐蚀。相反，由于当时当地具体的情势，沦陷区文化人的创作需要在汉奸文学与抗战文学夹缝中走出一条能够生存的道路，倒使得他们不得不放弃重大的政治题材，而切近“五四”时期对“人生的现实、发掘和创造”（注：一封公开信，《大同报》，1933年7月3日。）。沦陷区进步文艺界曾掀起数次文学争论，比如1939年东北文坛围绕《明明》杂志，“写与印”口号的争论；1941年前后北平文坛对公孙燕色情文学的批判与乡土文学讨论等等。尤其是后者，其在确立北平文坛表现“大众的呼声”的积极方面，遏制了沦陷区色情文学的泛滥。正由于此，沦陷区文坛“为人生”的文学，最终战胜了一度膨胀的才子佳人的哀艳故事、耸人听闻的侦探、盗匪奇案与无聊秘闻、艳事、掌故的消闲文学。
在上海孤岛，由于40年代资深作家迁入内地，老作家的都市小说创作已经很少，较成功的作品有师陀（芦焚）的《结婚》、柯灵的《乐土》、王统照的《华亭鹤》等。新一代都市作家悄然登上文坛。受到30年代左翼影响的青年作家在上海形成一定气候。如郑定文陆续发表的《大姊》、《魇》、《小职员日记》，取材于都市学校、家庭与贫民区生活。巴金曾评价说：“他在叙述自己的生活、诉说自己和四周的人，尤其是他四周人的痛苦。”（注：巴金：《〈大姊〉后记》，见郑定文《大姊》，文艺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第199页。 ）束纫秋则把当时银行界内幕写进小说。徐开垒则以徐翊笔名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上发表表现沦陷区上海都市人面貌的作品。尤其可贵的是，此时已经出现一些较有成就的女性作家，如张爱玲、杨绛、苏青、潘柳黛等等。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毕业，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到上海，发表了《沉香屑》、《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金锁记》、《封锁》等篇。后结集为《传奇》出版，轰动一时，得到柯灵、傅雷等文学前辈的激赏。她的作品，以沪、港洋场为背景，着重剖析都市形态中新旧杂糅、东西交汇的畸形形态，以及在这种文化形态上的两性尤其是女性心理，堪称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都市小说家。张爱玲上承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红楼梦》的影响，又接受了海派小说新感觉主义的手法。可以说，她的出现使海派小说不仅没有中断，反而造成了一个小小高潮。北方文坛，在40年代初期，由于涌现一些新进作家而活跃起来。从东北来到北平的袁犀出版了长篇小说《贝壳》与续篇《面纱》，取材于沦陷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同样来自东北的女作家梅娘以《蟹》、《鱼》、《蚌》等小说，刻画知识女性的性格心理。萧艾有《萍絮集》、《落叶集》等，受老舍影响较大，反映小市民与官场生活的黑暗无望。
沦陷区作家大都集中于京、沪两地，其“为人生”的文学思想较容易导致对都市文化的悉心平易的观照。由于中国都市相继被日军侵占，旧有都市形态繁荣的一面已杳如黄鹤。在此时期的创作中，我们已很难看到海派小说对上海30年代繁华生活场景的描绘，甚至老舍笔下那些旧日北平虽然落伍但不无传统韵味的庙会、茶楼、说书、唱戏、消闲生活也极为少见。都市的萧条当然阻碍了都市小说对外在都市形态的描绘，但却也使作家们更关切都市人的心灵。此时的都市，由于家园沦陷，人们感伤、虚无、失败的情绪，与旧有的都市形态纠结在一处，暴露出都市人文化心理的新动向。在上海，处于西洋文化与东洋殖民文化夹缝中，形成特有的上海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迷惘、混乱心态。上海文化的负面，如投机钻营、市侩习气、趋炎附势、无所追求等迅速表现出来。而在北平，有的士大夫生活、艺术趣味恶性膨胀，成为此时期都市鲜明的病态特征。北平方面袁犀的《贝壳》、马骊的《太平愿》、闻国新的《蓉蓉》、关永吉的《春初》等，虽不再是北平的风俗百态画，却仍承袭着老舍对北平市民保守、敷衍的张大哥式的市侩庸人的表现。这种市民哲学，由于处于特定历史时期，更表现出不同于往日的某些特征：初当亡国奴的惶惑，无能为力的苟安，生活艺术趣味的膨胀，以及为求生存而施的种种小计谋等千情百态毕现。小市民心理，在30年代海派与左翼小说中，几乎不受重视。原因在于，他们热衷于表现在经济与消费潮头上的上海的现代性，而相对忽略了市井细民的文化心理。因此，战时上海，张爱玲、周天籁、苏青等人对市民心理的描绘，不仅成为一种特色，而且弥补了30年代上海都市小说的不足，从而为整体表现上海文化，补上了应有的一页。
在沦陷区都市中，知识分子的心理波动远甚于市民阶层。因为沦陷区知识分子很少因政治原因而留居下来，所以，沦陷区小说中对知识分子的刻画，主要着眼于一种文化心理。病态的都市，使原本表现出对都市文化惶惑不适的知识分子更处于尴尬境地。萧红在离开东北东渡日本后给萧军的一封信中对此曾剖析说：“中国人有一种民族的病态，我们想改正它还来不及，再到这个地方和日本人学习，这是一种病态再加上病态。”（注：转引自董万华：回归，沦陷区文学思潮的矛盾运动，《文学评论》，1989年第6期。 ）异族统治使都市知识分子原来对西方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审视发生倾斜，产生无能为力的犹豫、懦弱，甚至疯狂，引发出世纪末的病态。方鸿渐（钱钟书的《围城》中人物）那种以中学为内容、西学为皮毛的边缘人，再无法如鱼得水；景二爷（高深的《兼差》中人物）溺于传统之中无法自拔；胡去恶（师陀的《结婚》中人物）则由徘徊于乡土与洋场文化之间而迅速导向后者。
与沦陷区市民、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为人生”的主流相反，1940年北平文坛，曾出现一位专事描写都市青年恋爱的作家公孙燕。他受了新感觉派尤其是穆时英的影响，并读过《变态心理漫谈》一类性心理书籍，再加上个人的人生体验，连续发表了《海和口哨》、《真珠鸟》、《红樱桃》、《北海渲染的梦》、《流线型的嘴》等小说。公孙燕的色情作品无疑产生于沦陷区暗无天日、及时行乐的幻灭空气之中。公孙燕曾自称：“我是一个标准的都市人，所接受的只是浅泛的人生，由于我个性过于浪漫不羁，涉猎到多少荒唐的事迹……在文章上，宣泄伪作的人情，发露人类天性欲念。”但由于缺少对都市青年心理的剖析，其对恋爱的描写渐渐走入色情渲染一路，可以说是穆时英风格在沦陷区文学中的负面发展。公孙氏的创作导致了北平文坛对色情文学的讨论，他很快就中止了色情文学的创作。
三、战后都市小说
时间进入40年代后期，中国都市小说在格局上又发生了新的变化。30年代高度集中于京、沪两地的都市小说，开始萌发多元化倾向的征象。具体说来，上海作为都市小说的重镇的地位开始下降，不再是一枝独秀；北平的都市文学，由于老舍先生在国统区的努力与北平文坛新成员的加入，基本维持了原有的地位。而其他一些都市并不发达的边远地带，则涌现出了一批新锐的都市小说家。这方面，首先，是东北文坛作家，如袁犀、梅娘、山丁。他们的创作开始于东北沦陷区，尔后流亡到北平，组成东北、华北都市小说作家群。其次，是司马文森、黄谷柳、侣伦等人，着力于对香港、广州都市下层社会的表现，形成了华南都市文学势力。还应该指出的是国统区后方，徐訏、无名氏两人的小说属畅销作品，与一般都市小说有较大不同。虽然小说大都以都市为背景，但人物与故事有鲜明的夸张与想象成分，缺少实际生活的根据。譬如徐訏《鬼恋》、《风萧萧》描写上海地下工作者与中国特工，其中的人物，如“鬼”、梅瀛子、白蘋等，如同被涂上光圈一样。无名氏的一些作品，如《塔里的女人》、《野兽野兽野兽》、《海艳》、《金色的蛇夜》（《无名书稿》的前三部），也有这种特点。与一般都市小说的另一个不同在于，两人的小说许多以彼邦尤其是欧美都市为背景，充满异域情调。虽然徐訏、无名氏两人的作品在抗战后期风行一时，但似乎并不具备完整的都市文学的意义。在两人的作品中，作者对都市形态并不感兴趣。虽然主人公也都活动于各大都市，但犹如天马行空，绝少有都市人的特征。有人评论这些作品“少了一点人间烟火气”，当搔到痒处。既然没有“人间气”，又何来都市味呢？
40年代后期都市小说多元格局苗头的出现，应该说是都市文学发展的一种趋势，但这种格局最终并未完全确立。究诘原委，仍是各地都市形态并不成熟所导致。大批作家离沪而散居各地，应该说为表现其他城市生活提供了人员上的准备。但内地落后的城市，无法引起作家足够的注意。由此也可以看出，在近现代中国，离开了上海、北平这样成熟、典型的都市，都市小说是难以发展的。这不仅是文学上的遗憾，更是中国社会的遗憾。此时期都市小说的萧条是必然的。
抗战结束后，都市小说的凋零并未改观。人们所预计的战后重建没有出现。随着内战的爆发，30年代从事都市小说创作的作家没有再重新聚集。左翼作家、新感觉派、京派等许多作家已经停止创作。京派方面，虽然入盟一位文学新人汪曾祺，但其以乡土文学创作为主。资深作家方面的都市小说，似乎只有茅盾的长篇《锻炼》与短篇《委屈》，老舍的《四世同堂》第3卷《饥荒》，巴金的《寒夜》、《第四病室》。 已不能形成大的阵营。尤其是北平文坛更为寂寞。几乎丧失都市小说重镇的地位。上海方面，由于张爱玲与后期海派作家的努力，情形尚可维持。但此期的张爱玲，其光采已远逊于创作《传奇》时期。虽有《华丽缘》、《多少恨》、《十八春》等长篇问世，但已经难以找到早期小说对都市人奥妙心理的捕捉，转而以故事曲折见长。后期海派作家的创作，不同于30年代穆时英、刘呐鸥、叶凤灵对洋场繁华情景的表现，而追随张爱玲、苏青对上海中产阶级、小市民尤其是女性心理的描写。较有成绩的是施济美的《风仪园》、东方蝃
的《绅士淑女图》、潘柳黛的《退职夫人自传》、丁谛的《前程》及苏青的《结婚十年》（续）。其中，东方蝃借上海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与都市女子的性爱心理，描绘上海都市洋场社会与旧有传统相杂糅的社会形态。不论是题材内容，还是文化风格，都可依稀辨认出张爱玲的影子，具有浓郁的上海风味。
收稿日期：199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