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自我修养：新的全球身份与战略思维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修养论文,身份论文,自我论文,战略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面对外开放是我们思考中国当前情况的重要前提，而中国在加入全球化过程中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则是深化改革发展的新起点。无论是高调还是自谦，赞美还是诋毁，中国都在通向全球性大国的道路上前进着。这既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更大的挑战。对于中国发展的认识，未来的思考必须以全球坐标系为参考，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出发来考量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困难乃至路径选择，在与世界更为深刻全面的交往过程中提升发展的质量，赢得发展的动力，并为人类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全球坐标中定位中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带来的最深刻变化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执政者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越来越深切地感知到其影响。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互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开发、国内问题的国际化、国际问题的国内化等诸多的新变化，说明中国全面卷入到全球事务之中，成为世界舞台上屈指可数的主角之一，哪怕是微小的言行，也逃不过镁光灯的投射，甚至放大。这既为执政者施展才能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和空间，也对其决策和行为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制约和束缚。执政者必须在全球坐标中思考中国的前途，确立中国的位置，找准未来的方向。
在全球坐标系中，中国的位置发生了四个方面的主要变化：
中国正在从一个区域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转变。依靠着地理人口规模和悠久的历史，中国从来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近代以来，中国退化为一个区域性的大国。在冷战期间，尽管中国利用美苏对抗充分发挥了地缘政治优势，但是影响力依然有限。冷战结束后，世界开始了多极化进程，中国的影响力也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而不断增强，以至于邓小平在1990年就说“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①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不论中国如何韬光养晦，也无法推卸所取得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以及国际社会由此派生出的诸多期待和猜想，尤其是作为赶超对象的美国对于距离越来越近的中国的一举一动更为敏感。中国的影响力已经从区域扩展到全球范围，从地缘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社会、文化价值诸多领域。
中国正在从一个一门心思搞建设的大国转变为四面出击谋发展的大国。对于中国来说，实现发展在相当长历史时期里都是国家的根本战略、社会的主要目标。然而，由于深深卷入到全球各项事务之中，中国已经不可能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靠少介入外部事务、多专注内部发展来抓住国际机遇，利用国际环境变化，而必须主动谋划，自己创造机遇、培育环境。这就需要中国要以国际体系的建构者的身份去主动、全面地参与国际体系的改造，抓住新出现的主要矛盾，将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有效地整合起来，并且更为明确地培养属于自己的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正在从一个世界现代进程的追随者转变为新型现代化道路的创造者。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如此体量的大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尽管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诸多艰巨的问题，尤其是与发达国家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质的差距，但是中国现代化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中国创造的一些经验对于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富有启发意义。这些足以让中国人骄傲和自信。近年来，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美共治”等的争论，虽然尚无定论，但至少反映出中国的发展对于以西方现代化经验为基础形成的理论范式、评价标准、认知系统提出了挑战。
在全球坐标中确定中国身份，评价中国发展的标准更加多样化。这种认知方式的改变是在三个层面上发生的：对于执政者来说，由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复杂化，已经不能用冷战期间行之有效的“两大阵营”、“三个世界”的标准来锚定中国在诸多国际事务上的立场，圈列可靠的战略盟友，但是又不能陷入“实用主义”的误区，失去在国际事务上的价值感召力和道德制高点；对于国内民众来说，随着对外部世界更为全面的了解，他们评判国内事务的标准增加了国际维度，行为和组织方式增加了国际内容，往往会以先进国家的经验、做法来要求国内各级政府，也会学习仿效这些国家的民众来表达诉求、维护利益。对于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说，一方面与中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另一方面又在许多方面与中国形成竞争关系，发生利益冲突。曾经的“穷哥们”发展中国家感受到中国带来的强大经济压力；而发达国家除了感受到经济竞争冲击外，还开始忧虑中国带来的制度、价值挑战。
用世界标准提升治理能力
中国的改革重心正在从经济领域向社会政治领域转移。经济发展推动的社会结构多元化、社会权利意识的觉醒、政治参与的扩大以及信息垄断的被打破，使得这个转移显得更为迫切。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经济高速增长后，社会政治领域的改革必须跟进，已经成为社会基本共识。邓小平也曾强调，“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②
早在2003年，党的十六大就提出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必须承认，过去10年来，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更加开放透明，政治运行的规范化、竞争性也有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些变化与社会公众不断提高的期待和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坐标系下，社会公众越来越习惯用国际惯例、他国标准来衡量本国的治理水平，并提出相应的要求。对于执政者的合法性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因此，在社会政治领域，既要以更大的勇气来挖掘制度有效运行的本土资源，理直气壮地解释本国制度的独特性，更要以极大的自信和智慧与国际规则接轨，向世界彰显本国制度的普世性。后者是对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的真正落实。在下一步的改革中，要充分利用全球化、网络化、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机会和平台，更全面地了解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制度运行逻辑，在比较中取其精华，镜鉴其教训，用公认的标准来衡量和引领社会政治领域的进步。
社会政治领域的改革，涉及诸多关系和问题，关键是提高治理能力。在全球化背景下，治理能力包括三个层次：国家与社会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各级政府之间协同解决跨行政边界事务的能力；本国政府与他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协商解决国际问题、乃至全球问题的能力。简而言之，对于中国来说，治理能力集中体现为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能力的同步提升，国内合法性资源与国际合法性资源的相互增强。
对于习惯于关起门来决定，自上而下执行，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更为关注内部事务的国家来说，这三种能力都是缺乏的，并且面临着结构性障碍。比如社会还处于成长阶段，国家对于社会组织还缺乏足够的信任；个别领导人权力过大，缺乏有效制约；权力运行保密有余，开放透明不足；各级政府之间有严格的垂直汇报机制，缺乏充分的水平沟通渠道；中国与其他国家在诸多国际问题和全球问题上存在认知差异，对彼此应该承担的责任缺乏共识，等等。
克服这些结构性障碍，应该成为下一步改革的中长期目标。一些先发现代化国家已经取得的经验，一些后发国家积累的教训都值得借鉴，以减少改革的设计成本，使改革少走弯路，以最大化实现制度建设的“后发优势”。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不折腾”，更意味深长。只有克服这些结构性障碍，才有可能较为顺利地实现几代领导人反复强调的2020年以及本世纪中叶的发展目标。而2020年和2050年就是中国改革的基本时间表。
要克服这些结构性障碍，就必须改变长期形成的“GDP情结”、“经济中心主义”，将社会政治因素，尤其是社会公众的权利觉醒、自主性增强以及外部世界影响加大等因素充分考虑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通畅和构建更有效的互动机制，提高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能力。此外，更要重视每个社会主体日常生活改造，将权利的获得与责任的担当更好地匹配起来。日常生活的改造，就是制度规训与制度信仰的结合过程。任何一套制度，如果不能成为人们的行为习惯、研判尺度、价值追求，就难以持续运行下去。
就当下而言，执政者要率先垂范，通过自我改造来提升公信力，在多元化社会中占据主流，并引导社会的改造。在一个政治权力集中而强大的国家里，下级政府以及社会的诸多表象，不过是政治权力的投影或反射。只有执政者主动调整，以身作则，顺应社会变革的趋势，才能避免治理能力的提升蜕化为统治能力的强化，形成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诸多主体的双赢乃至多赢局面，走出邹谠先生担忧的“零和博弈”困境。因此，执政者以及执政团队要有全球的视野、更开放包容的胸怀、舍得放下的心态，既要以良知来规训自我，更要享受他人的制约，接受世界的标准，推动各个层级执政团队竞争性更替、合作式执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以成功转型贡献人类发展
正如一位国外记者所说，“还从没有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像中国这样崛起在一个相互联系异常紧密的世界，全球规则和机构覆盖了国际联系的每个角落”。③中国是在全球化进程中推进现代化的，经历着多重的转型，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挑战和风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2008年的一次关于中国改革30年的研讨会上曾说，过去30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中国以外的人并不真正了解，但我们都清楚：中国的变化对全人类而言，具有最高的重要性。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
与近代以来先后崛起的其他大国相比，中国具有四个方面的独特性：首先，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保持了领土和文化完整性和连续性的国家；其次，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帝国传统、并且有过半殖民地经历的国家；第三，中国是前社会主义阵营中现存的唯一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并且与发展中国家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第四，中国所处的时代是任何一个大国崛起时没有遇到过的相互联系异常紧密的、全球规则和机构覆盖了国际联系每个角落的时代。中国所面对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独特性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有四个方面的挑战特别值得重视：
自我定位和与能力相配的国际责任。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身份标识。冷战结束后，随着南北关系的突出，中国越来越强调自己的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这虽然减少了国际交往中不必要的意识形态和体制负担，但是也意味着要对长期坚持的“三个世界理论”进行完善。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与发达国家经济交往关系的紧密，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也在受到挑战。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继续给予更大的支持，但是与中国在多个领域中产生的经济竞争，又冲击着长期建立的兄弟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不断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G8、G20，以及G2在国际社会被热议充分说明了这点。显然，对于已经与世界全面接轨并有着多种利益要求的中国来说，无论是三个世界理论，还是发达/发展中国家理论，都不能给中国定位自身提供全面的理由，也难以为明确与能力相配的国际责任提供依据。
政府态度与国民心态。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应坦然应对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质疑、批评乃至攻击，因为已经熟悉了原来国际格局的各国，还不习惯同一个新兴的大国打交道。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不仅需要国际社会适应中国，更需要中国主动地习惯与国际社会的交往。国民心态中的自卑和自满情结尤其需要克服。百年的屈辱历史、长期的全面落后以及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形象的建构，是这种自卑感产生的根源。自满则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出现的。自卑和自满是一块硬币的两面。由自卑到自满，很容易造成行为的非理性；稍微的外界冲击，也会从自满沦为自卑，从而失去自信。这两种心态及其转化不仅存在于普通公众中，而且存在于政府官员中，在对待国际社会批评时表现得尤其突出：或者屈服于无理批评，或者将合理建议置之不理。
主权原则和主权的弹性。主权观念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尽管中国是这个体系的后进者，但是对于主权观念高度认可，并将其作为对外关系的基本前提。之所以如此，既因为中国曾经在近代以来丧失过主权，还因为中国有着国家间平等交往的悠久传统。随着全球问题的不断增多，中国对于全球事务参与的加深，如何既坚持主权独立完整原则，又能灵活地在主权框架下解决重大问题(比如气候问题等)，显得至关重要。这些问题在形式上是国际乃至全球问题，并涉及主权的“让渡”或限制，但是解决的过程和所依靠的资源在本质上则是国内事务，必须依靠主权国家。如果主权国家不能有效地应对这些问题，不仅会面临国际压力，也会引发国内矛盾乃至冲突。
民间交往和国家利益。国家是现代国际关系的主体。在对外交往中，政府优先于民间。中国在对外交往中，曾经受困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国家利益的两难，以及无产阶级阶级友情和国际人道主义的矛盾。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顺利摆脱了僵化的意识形态困扰，实现了对外交往基础向国家利益的回归。但是，人员流动和交往的扩大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也对政府主导的对外交往提出了挑战。民间外交、全面外交的提出虽然是对这种变化的应对，但是由于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缓慢、能力不足，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还处于磨合过程中，导致民间外交、公民社会外交难以充分发挥对国家外交的有效支持和辅助作用，也不利于国家利益的全面扩展和维护。
无论是全球关系还是中国在其中的角色都远未定型。因此，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各种变化和不确定性带来的。在积极应对这些新挑战的过程中，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首先，要以正常的心态来理解和解释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来说，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丰富历史资源的大国重新崛起，既是国际关系变动中的正常事件，也是维持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力量。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不习惯、不满意、不理解是再正常不过的。我们既要虚心接受，也要勇于应对、善于解释。尤为重要的是，一个崛起的国家要理解衰落或相对衰落国家的心情，并且要通过连续稳定的行为，建立起自己的行为预期。
其次，既要重视两个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更要重视大国之间的关系。过去10年来，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局面日益明显，大国之间关系重新组合，在共同利益上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已经成为主要大国的基本做法。对于中国来说，要平衡好新兴大国和“次发达大国”这两种身份的关系，协调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
第三，既要重视官方外交，更要发展民间外交。在大使馆数量上，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英的外交大国。中国的官方外交在内容上有了极大的丰富，但是民间外交还需要从人民外交向公民社会外交发展。这既可以提高人民外交的组织化程度，也能扩展国家外交的范围，避免其单一化和官僚化。
第四，要充分利用各种方式，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占据国际社会的道德制高点。一些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批评越来越集中在人权等与道德有关的问题上，这是近年来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一个重大变化。除了继续要利用西方民众熟悉的方式和手段，宣传中国的人权发展成就外，还应该有效利用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在内的各类对外援助项目，向世界证明中国在消除贫困、解决地区冲突、国际救助等方面作出的贡献，尤其是其优于西方援助之处。
第五，要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关于国际关系的宝贵资源，塑造中国式外交文化和风格，并为国际问题的解决贡献智慧。虽然国际关系中已经形成了诸多的惯例、规则，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和风格，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是其独特的优势。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将成为各国维护本国利益，说服对手的重要依据。中国式的外交文化应该包含天下大同的情怀、和而不同的理念、反对恃强凌弱的立场、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的方法、纵横捭阖的手段等。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中国要“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毫无疑问，全球维度在中国未来发展中的比重必然会不断加大，国际因素在执政合法性中的影响也会增强。而中国的发展目标不仅要解决本国庞大人口的生存质量和发展质量问题，获得国内认同，更应该关注如何在全球发展中发挥更为主动的作用，获得所需资源，承担更多的责任，争取更广泛的全球认同。在未来的改革中，要更加注重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提供更多的全球公共品等主动性贡献，要提升中国发展经验的普遍性，要在心理和舆论上摆脱中国特色论就是中国“例外论”。
注释：
①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3、64页。
③［美］尼娜·哈奇吉安等：“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新动向”，《参考资料》，2010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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