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人为中心考察人的历史活动,廓清隐藏在人的思想动机背后的迷雾,从而找到解答人本性的钥匙。在人需要理论阐释和体系构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围绕人需要主要呈现出的个体层次性、群体对抗性和类体规律性三重性展开,并依此逐次打开人需要的三重门。这些探究的现代逻辑指向是：人类走出当前陷入的困境,需要在层层推进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深化治理中调和社会不和谐因素,在把握规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德意志意识形态》；需要；三重性；现代指向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著作,其通过批判、清算、告别等有力动作,书写人类思想史上经典,理论贡献不言而喻,所以列宁指出：“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1]《形态》中马克思以人为中心进行理论阐释和体系构建,通过探究人们历史活动思想动机,系统建构成就现实的个人所需要的理论和思想。通过对《形态》的文本解读,《形态》中人的需要在三个维度上表现出不同特性：个体层次性、群体对抗性、类体规律性。
所谓“择业的前瞻性”就是指学生在选择播音主持这一专业学习时应具有高瞻远瞩性，对自己的专业能力有明确的定位。即能清楚的知道自己选择的专业是否是自己的兴趣所在，是否是自己所喜爱的专业？同时根据自身条件分析这一专业是否适合自己未来的发展？
一、马克思、恩格斯从《形态》中找到解答人本性的钥匙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进行逐层剖析,通过人需要的三重维度探析,明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2],从而找到解答人本性的钥匙。
理论培训主要是将与有轨电车驾驶相关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章程、安全驾驶规定、法律法规等理论上的知识传授给驾驶学员，为今后的实际操作提供理论经验；仿真模拟是通过相应的模拟器，模拟出不同天气状况(风、雨、雷电、雪等)，模拟不同的行车环境，从而培养驾驶学员自身的应急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实际操作是培训的重要环节，通过实际驾驶操作，培养学生对沿线路标、路口、道岔等的认识，从而了解整个有轨电车驾驶流程；运行培训是整个培训的最终阶段，通过真实的有轨电车运营操作来提高驾驶学员的各方面技能，为今后的驾驶提供经验。
(一)关于人如何存在的论证
人如何存在?是抽象存在还是现实存在?这是哲学派别长期存在的纷争。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过程中曾拿起人道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但这种思想把抽象的人作为中心和出发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设定人是一般的、抽象的,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但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人的世界,不是某种抽象物,只有从现实关系出发,才有可能解决问题。人在自然产物的基础上,更为关键的是人的社会性的体现。故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抽象的人的理论进行批判,并指出：“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3]146可见,现实中的人以有生命的个人自然形式存在和受现实物质关系制约的社会形式存在。[4]
(二)关于人的本质的解答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在并肩战斗中,对“人”进行主动出击,对造成“人”的各种困扰因素进行摒弃,通过楼梯行进方式,层层推进,科学解答了人存在、人的本质、人性、人的本性等长期以来哲学中存在模糊困惑的系列问题,并因此找到了正确钥匙,也自然而然依次开启了人需要的三重之门,迎来了理论的曙光。
(三)关于人性的定位
人的本质源于人性的升华,为更好把握人的本质,需对人性进行精准定位。长期以来,针对人性概念,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众说纷纭,类似于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以及告子的“不善不恶论”等等,但多为人们的经验感悟或者是片面的主观武断。马克思、恩格斯则站在与兽性相对应的基础上,从动物兽性中分化出人性,在历史上第一次冲破“人性篱笆”对人们的思想束缚,准确定位人性,科学解决人性难题。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就强烈反对惨无人性,并对人性本恶的论调进行批判,认为这种观点是“把人身上合乎人性的东西一概看作与人相左的东西,而把人身上一切违反人性的东西一概看作人的真正所有”。[6]恩格斯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7]106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克服人身上的野蛮、残忍、贪婪等兽性,把人性从动物兽性中分化提炼出来,表现人之为人的一系列特性。
(四)关于人本性的论断
首先基于SMIC 0.18μm工艺采用SILVACO Athena工具对有源区直径为10μm的SPAD器件进行了工艺仿真，获得与工艺相关的器件结构后再使用SILVACO Atlas工具进行了器件特性仿真。考虑了杂质浓度相关的Conmob和低场的Fldmob迁移率模型、SRH复合模型、Selberherr碰撞电离模型、Band-to-band tunneling(BTBT)隧穿模型和Geiger等模型，提取出雪崩电压、电场分布、雪崩触发几率等重要的器件性能参数。
人以不同形式存在,但面对“何为存在中的人”这一复杂问题时,则需要对人的本质作出根本性的界定。一方面,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物质生产过程解答人的本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135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现实中的个人又作进一步界定,清晰地表明：“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3]151可见,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任何人在创造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之前,都必须面对已经存在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人的发展也会受到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社会关系也表现在人的主体活动中,由人来创造着并不断改变着。所以,应从人生活的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去把握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也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得以体现。另一方面,马克思把对人的研究从意识形态的理解层面转向现实社会实践的历史过程,提出人的本质是实践的,即人的本质是劳动以及由劳动所产生的生产方式。人不断地进行着实践活动进而促使人类历史得以延续,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劳动,而且人的劳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3]147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和人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了一起。在此探索中,马克思对之前人学思想进行彻底批判,尤其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重建对人类历史的理解,实现了“把对人的认识和探索既从‘天上’回到‘人间’,更从‘人间’找到人类生存发展的过程运动”[5]。
二、马克思、恩格斯人需要理论依次递迁的逻辑理路
(一)第一重门——人个体需要的层次性
同时,推动整个人类进程,还必须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人类的生产生活的进一步发展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有着客观的根源。“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3]172由此可见,现有的生产生活开展必须受既有物质条件和生产力状况的制约。作为社会存在物,人类在长期改造自然过程中形成了生产力,在生产过程中人类间不断形成并不断改变社会联系的方式,形成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生产关系总和之上的各种具体物态。在社会发展中由于生产力不断改变,推动着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随之变更,促使构成上层建筑的各个组成部分不断发生改变。整个历史如马克思所说,“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3]252在改变过程中,必须遵循适用于一切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规律。所以,从根本上说,整个人类社会进程得以延续,就是人类在遵循自然规律基础上,准确把握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结果,这是人类体需要的规律性。正是依靠这种规律性,并结合各个时期的特殊规律,人类才朝着共同体方向发展。
人个体需要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这种层次之间有时会冲突,出现新变化,新需要出现会给第一需要带来挑战。但总体来看,人个体能够对这种层次性的需要进行调控,从而使得人的需要逐渐依次实现。但若把个人放在群体中,人群体间需要则竞争激烈,冲突对立加剧,调控难度加大,体现出较强的对抗性。
(二)第二重门——人群体需要的对抗性
综上,马克思通过逐步推进,依次打开人需要的三重门,迈向现代文明大道。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摆脱不了困境危机,这种困境在现代主要表现在：“人与自然界日益尖锐的矛盾；人与社会日尖锐的矛盾；人自身发展的矛盾困境。”[11]因此,走出困境是马克思人需要理论对当今世界发展的现代指向。
整个人类历史是人需要的不断改变和升级过程。《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从人个体、人群体、人类体依次阐述人需要的不同性。结合新时代党情、国情、世情的不断变化,重新审视在实现中华伟大复兴中国梦征程中遇到的机遇和挑战,优势和劣势,重新认识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困境和风险,将马克思人需要理论的现代逻辑指向性落地,就需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层层推进,解决人个体需要的层次性问题；就要不断深化各领域治理能力,在化解不和谐因素中,调和人群体需要体现的对抗性问题；就要遵循各种规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满足人类体存在和发展需要的规律性问题。
人的本质解答了“何为人”的历史之问,剖析推动人类不断延续发展进步的动力,需要从人的本性角度进行研究。在人的本质与人性之间还有一种特性,这种特性既不能笼统地看作人的本质,也不能简单地当作为人性,它是一种新特性,这种特性“而是人为了把自身超越动物的本质和善良的人性保持和传承下去而生发的新的特性,这种特性借助了人的本质的‘本’和人性的‘性’,称之为人的本性”。[8]人要生存和延续,甚至发展,“为此光凭自由的有意识活动的类本质已经很不够了。”[8]在人的生成过程中,类本质起着基础性作用,但如何使人类得以延续进而实现发展,需要另辟新径找到新的动力,对人的本性进行回答就无可回避。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从需要出发判定人的本性。在对人的本性进行解答之前,马克思首先对人的需要进行阐释,把人的需要概括为人通过实践来对物质和精神的获得满足。在此基础上,针对私有财产,马克思指出“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9]马克思、恩格斯在合著的《形态》中更明确地提出人们的需要即人们的本性,从而在历史上比较权威地对人的本性作出科学的论断。
同一阶级内部、不同阶级群体之间的需要对抗的激烈和残酷程度可能略有不同,但无论哪一种对抗,都始终摆脱不了各种规律的制约,也要求人类对各种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
(三)第三重门——人类体需要的规律性
无论人个体还是群体,都具有人的类本质。从人类体出发考虑人类发展历程,虽然人类在发展中对规律的无视使人类文明付出过巨大代价,但是人类能够在系列问题过后对活动进行反思,对规律进行探寻,确保人类得以延续。总体来看,人类活动能够比较自觉地建立在对规律的遵循之上,最典型的就是遵循自然规律,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如此的规律性问题,也反映出遵照规律能够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促进自身的发展进步。所以,人类体对规律性的自觉性遵循最为之需要。
在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尽管人类处于主体地位起着创造作用,但规律是自然界中最普遍性的形式,“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3]161所以,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中,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人类不同于动物,动物仅仅使自然界简单发生变化,而人类通过改变自然界为自己服务。当然在这种有目的的主观性行为中,人类还必须需要长远眼光,充分考虑带来的可能性后果,否则,最终的结果可能消除先前取得的预期成果。这就需要我们先端正态度,善待自然,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7]769其次,要摆正身份。我们自己不是局外人,和自然界是一体的,不能“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7]769再次,要学会认识自然规律,正确应用规律,控制和调节人类的行为。否则,当人类取得较近的成果,而且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时,“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7]769许多文明的昙花一现正是人类违背自然规律的后果。所以从人类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角度出发,人类为了更好地存在延续,其最大的需要就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实现人与自然相和谐可持续发展愿景。
别名四季青叶、冬青叶、一口血、红冬青、油叶树、树顶子，为冬青科植物冬青的叶片。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台湾、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及云南。秋、冬二季采收，晒干。
“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10]人的需要不仅具有多样性,更体现出较强的层次性,由低到高,呈现出金字塔状,体现为人生成后的生存,生存之后的延续,延续之后的发展。首先,人是自然存在物,生存是人典型的自然性需要。无论历史如何变迁,社会如何发展,生存就需要人们打造较强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归根结底或多或少地均以人们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从而为个体生存找到了一个需要的前提,即对物质资料的需要。“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3]158当然这种需要也包括“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3]159其次,人自身生产的需要。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并不是人的最低要求,同时,为了保持存在,须在生存的基础上延续繁衍,便出现人自身生产的需要。于是,作为人类历史中重要的单位——家庭便出现。家庭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也体现在人的自身需要上。这种需要一方面表现为通过繁殖延续后代,另一方面表现为构建家庭关系,形成夫妻、父母和子女关系,并满足家庭社会成员教育、医疗等需要,实现进一步更高层次发展,推动着自身向自由全面发展需要迈进。最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需要。人以实现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目标,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受制于多种历史条件的制约,需要针对性回应。第一,生存发展环境的需要。“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3]199所以要建立真正的能够实现彼此发展以及每个个体全面发展的共同体,反对冒充的、虚假的共同体。第二,消灭私有制需要。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不同,个人能否自由及自由程度也不相同。私有制条件下,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少数人演变为统治阶级,而大多数人为被统治阶级,“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3]199所以,只有消灭私有制个人才能得以自由和发展。第三,消灭旧分工的需要。旧分工是自发的分工,非自愿性分工,在此社会机制下,分工使人们发展受到限制,进而畸形发展,变成片面的人。因此,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需要消灭非自愿性分工,打破部门和地域性限制,唯此,人类的最高价值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现实中的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人,也不是唯一存在者,个人在实际中必然以各种形式各样方式同其他人发生联系,因而现实中的个人总归属于相应的社会形态,纳入相应的社会群体。原始社会没有完全脱离动物形态,奴隶社会产生固定群体之间对抗性斗争,生产力发展分工合作与商品出现后,非对抗性竞争逐渐成为主流。当然,由于分工存在,不仅使人类劳动异化,而且分工的发展导致群体之间社会关系的异化,具体表现为阶级、国家之间的对立和劳动者、城乡、工农的分离。在这种异化的社会关系中,“正因为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3]164因此无论是在同一阶级内部还是不同阶级之间,“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体利益之间的矛盾”[3]163,这种群体需要对抗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同一阶级内部不同群体需要的对抗。马克思认为在同一阶级内部,分工带来的后果是“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对立和敌视”。[3]179可见,分工带来的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差异是显著的。从事精神劳动者多为该阶级的思想家,他们主要进行意识形态的积极编造和宣扬,他们的中心需要是如何“编造这一阶级的关于自身的幻想当做主要的谋生之道”[3]179。而作为另一部分物质劳动者,由于分工限制,他们平时很少有时间进行幻想和思想的编造,只是作为本阶级成员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这种编造的宣传而已,他们最为迫切的需要是如何通过物质劳动改善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所以就出现在同一阶级内部一方不遗余力地进行主观意识形态灌输,而另一方却把精力集中在物质客观的发展上,前者和后者存在一定的矛盾,或者说是对抗,这种激烈对抗在某些社会现象层面的表现,类似近年来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等。
三、《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人需要理论的现代指向
另一方面,不同阶级之间的需要对抗。若同一阶级内部不同成员间的需要对抗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话,那么不同阶级之间的对抗,尤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需要的对抗将是长期的永久的,直到无产阶级完成掘墓人使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说过：“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3]163由于“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3]184-185,所以,资产阶级在进行物质生产统治的同时,还主要通过编织自由、平等诸如此类幻想,更加注重思想生产的统治地位,维持这两方面的支配地位成为其始终不渝的需要。而无产阶级具有彻底的共产主义革命意识,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下的异化劳动,推翻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并在革命中敢于“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3]171以胜任革命胜利后的重建工作。所以在鲜明的需要指向下,社会主义革命先后掀起高潮,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一)层层推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为革命的因素,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的前提是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12]。生产力的低水平往往带来人们的极端贫困,这种贫困在城乡之间的对立中表现最为明显。同时,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我们要注重生产关系的与之相应,并适时调节不适合的生产关系,才能更好地反作用于生产力,并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马克思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3]184在目前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城乡之间虽未出现私有制条件下的严重对立,但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就业、医疗、教育等需求方面。同时,在区域发展上也出现差异,这种差异就是不同地区之间发展的差异,进而带来的其他一系列差异问题。针对存在的不合理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结合现实变化,不断与时俱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伟大实践之路。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已经由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由于经济形势、利益关系、分配关系、就业方式等多重性的调整预期到来,贫困人口还大量存在,个别地区人民的生活依然艰难,公平和正义受到挑战,尤其是针对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区,国内经济发展的活力不足问题,习近平指出：“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13]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尤其是围绕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通过精准扶贫,最终使我国贫困群众全部脱贫,实现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党中央及时推动“双创”行动,号召人们加入到创新创业的浪潮中去,在“双创”中解决社会分工带来的弊端,打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长期形成的隔阂,构建新型的劳动关系。另外,着眼于全球共同发展,本着互信、融合和包容的原则,中国倡导提出“一带一路”发展理念,带动本国及沿线国家发展,在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打造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共同推动沿线国家有效融合,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二)深化治理,调和社会不和谐因素
当前,全球问题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逐渐增多,既有区域政治安全问题,也存在经济安全问题,更有全世界面临恐怖危机,尤其是在军事、地域多重因素影响下导致的难民危机等人类生存危机。因此,全球治理是摆在全人类面前不得回避的问题。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很多,虽然人类目前正在努力破解此困境,但是在全球治理过程中“人类全球治理的需求加大与全球治理或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14],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方为全球治理积极努力,而另一方却坐享其成,不愿担当,从而削弱全球治理的合力。实现全球治理是世界各国各地区人民的共同追求,世界各国都在追求人类可持续发展,实现人类的持久和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对这方面的需求更为强烈。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本性未改,缺少全球视野,以自己本国阶级利益和政党利益为出发点,从本国利益出发制定规则,从而使全球治理陷入极大困境。为此,需要以国家为主体就全球治理进行共商共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着手从本国治理问题出发,探讨全球治理格局和治理体制,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在探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习近平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方式、法制建设、治理主体责任、政府职责等多方面协同推进,从而确保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新时代,中国的实践行为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发展路径,给一些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最初是两条九纹龙锦鲤，举手投足，都是一幅水墨画。只可惜，还没游过夏天，它们真“蛟龙升天”了。我黯然神伤好久。
同时,由于全球治理不分国界,所以需要世界人们共同努力,发挥人类的共同智慧。在治理中,国家和地区一律平等,享有同样的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发达国家要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发展中国家要提高自身治理能力,提升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尤其是面对治理难题时,国际社会要通过谈判对话协商方式解决,而不是诉诸于对抗。通过共同努力,满足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实现1+1＞2的协同治理效应,从而使全球化更加稳健和谐。
其次，培养学生勤于记录的习惯。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学生在阅读的时候不仅动口还要动手动脑。指导学生边读编写，可以对所读的文章批注圈点，也可以摘抄佳句名言，还要鼓励学生写出读后感受、书评等，阅读笔记不受形式限制，把自己喜欢的名句佳篇积累起来，整理到集锦本上，作为写作素材，以备查阅，构筑自己知识的殿堂。
(三)把握规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合理的存在应该消亡,合理存在应该保持。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人类是否注意,它一直规定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模式。长期以来,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缓慢地进行着,虽然局部面临冲突,但人与自然总体和谐相处。工业革命后,由于人类向自然界疯狂加倍索取,造成人类和自然环境方面存在冲突,这种冲突随着人口加剧,尤其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当代实践的作用下,自然界有可能发生突然的、大规模的和急剧的变化”[15],这种变化表现为人类同自然界激烈的对抗。“因为对自然规律的任何违反,即使是极小的违反,都只会引起事情的混乱,引起工作程序的破坏。”[16]所以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行为给人类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导致人们生存发展面临严重生态窘境。于是人们开始重新反省自己的行为方式,以期恢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关系。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和地区在时空上的间隔不再明显,基本上融为一体。这种共同体更多地表现为不同国家地区人们的联系更加紧密,命运更加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着眼于全球发展视野,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种共同体理念要求不同国家地区共同处理好发展中的生态等系列问题。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动退出巴黎气候条约,逃脱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的本性,表明资本主义发展面临的现代困境只能越陷越深,无法解决。相反,新时代以来,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在十九大报告中,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注重顶层设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体现出尊重人类自然规律,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在实践中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去产能、去库存进而实现结构优化、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新常态……这些转变,既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品质追求的结果,也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上质量的重要表征,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对世界各国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86.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8.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张三元.现实的人：马克思哲学的现实前提和核心范畴：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札记之二[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90-91.
[5]刘雪璟.《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学思想的价值维度[J].学术探索,2015(12)：1.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21.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8]张奎良,魏金华.马克思人的需要本性概念的科学意义[J].理论探讨,2015(4)：44.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30.
[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26.
[11]侯衍社.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当代价值[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9.
[12]格姆科夫.恩格斯传 [M].易廷镇,侯焕良,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1.
[13]习近平.二〇一四年新年贺词[N].人民日报,2014-01-01(01).
[14]张宇燕.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9)：6.
[15]孟庆仁.现代唯物史观大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584.
[1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99.
On the Triple Nature and Modern Direction of Human Needs in the“German Ideology”
YANG Xiaoli,CHEN Huijun（1.School of Science,Yanshan University,Qinhuangdao 066004,China;2.College of Marxism,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China）
Abstract:In the“German Ideology”,Marx and Engels examined people's historical activities in a human-centered way,and clarified the mystery behind the motives of human's thought,only to have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human needs.In the theory explanation and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human needs,Marx and Engels developed it revolving around the triple nature,namely,individual hierarchy,the group antagonism and the class-body.These inquiries are of significance for modern logical direction.Toget out of the current plight,the humankind should achieve all-round development by making consistent progress,reconcile social disharmonious factors by deepening the governance,and forg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the mankindby using rules and regularities.
Key words: “German ideology”;human needs;triple nature;modern direction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DOI] 10.15883/j.13-1277/c.20190409007
[收稿日期] 2019-03-10
[基金项目]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18年度“改革开放40年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与发展研究”专项课题“高校‘大思政’格局下辅导员与任课教师协同育人研究”(2018FDYYB08)；2019年度河北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高校‘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探索研究”(HBSZKT-2019147)
[作者简介] 杨小丽(1981—),女,河北唐山人,燕山大学理学院副研究员,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陈慧军(1980—),男,河南商丘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天津大学仁爱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董兴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