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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作为诸子百家之一，其思想源远流长，尤其是经过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议定后，加之宋元明清时代统治者的提倡、儒家学者的加工，而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和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其所以如此，除了当权者的需要、提倡、利用之外，主要是由儒家的思想内涵、儒者的道德行为所致。就是说，儒家的思想内容合乎人情物理，儒家的治国方略合乎政治需要，儒者的道德理念利于敦化民行，所以儒学方能绵延不断，目臻完善，愈益强盛。
中国历代儒家学者对于什么是“儒”、“儒者”、“儒学”、“儒行”等，多有所论，不乏精论。择其要者，述之如下。
一、何谓儒者
要认识儒学的思想内容、儒者的道德行为，首先必须了解“儒”字的涵义和什么是“儒者”？对此，历代儒家学者都有所论。
“儒”、“儒者”作为具有道德行为、思想品格、知识技能的一类人，先儒们多有训释。扬雄说：“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法言·君子》）儒家学者把天、地、人视为宇宙中的“三才”、“三极”，是生养成化万物的根本。董仲舒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立元神》）又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董仲舒把通天、地、人之道者称为“王”；扬雄则把通天、地、人之道者称为“儒”。就是说，“王”和“儒”都是指通晓、认识天、地、人之深奥道理、道术的人。如果只通天、地之理，而不通人道之变，则不可谓“儒”，只能谓“伎”。“伎”古通作“技”，“伎”为“一端之长”，“伎艺偏能”。只有通天地、贯古今、一天人的人，才配称之为“儒”。显然“儒”、“儒者”是指懂得、通达天、地、人变化之理的人说的。这是“儒”、“儒者”的一种涵义。
“儒”、“儒者”，亦指有道德，通道术，能安人，能服人的人而言的。许慎说：“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说文解字》）郑玄说：“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礼记·儒行》，《正义》引郑玄《目录》）韩婴说：“儒者，儒也。儒之为言无也，不易之术也。”（《韩诗外传》卷五）应劭说：“儒者，区也，言其区别古今。”（《后汉书·杜林传》注引《风俗通》）所谓““儒”、“儒者”，“柔也”、“濡也”、“优也”、“区也”等，是说具有柔顺、柔忍、濡忍的优秀道德品格和区别是非的知识判断能力，又具有各种技艺、技能、技巧，并能以柔顺、濡忍渐进的道德行为、思想方式濡染教化人们，使人们安定、信服，这种人便是“儒”、“儒者”。这是“儒”、“儒者”的另一种涵义。
由此可知，“儒”、“儒者”的涵义，十分丰富而明确，既指通达天、地、人深奥道理之人，又指有道德品格、深通技艺之人，并能以此濡化他人、淑世安民的人。对此，荀子颇有精论：“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呜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荀子·儒效》）儒者以修身、治国、善政、美俗为己任，故为人们所效、所尊、所重。
对此，汉代及以后的儒家学者，多有论证。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讲到儒家要旨时说：“儒者博学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就是说，“儒者”以《六艺》（《六经》）为法，序列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礼，这种政治伦理道德之礼，是不可更改变易的。儒家学说，作为一种重人伦、重道德、重礼治的政治伦理学说，其旨意是明确的，司马谈的论证是正确的。
班固在论述儒家学说之旨时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汉书·艺文志》）班固在这里具体地揭示了儒家的来历、思想宗旨、主要倾向以及其始祖、宗师。班固强调儒家以《六经》为务，以“仁义”为主，而“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这个论断是符合儒者思想原意的。刘勰的论断，亦与班固相近。刘勰在前代学者论“儒”、“儒者”的基础上，对“儒”、“儒者”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他说：“儒者，晏婴、子思、孟轲、荀卿之类也。顺阴阳之性，明教化之本，游心于《六艺》，留情于‘五常’，厚葬文服，重乐有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尊敬其道。然而薄者，流广文繁，难可究也。”（《刘子》卷十，《九流》）刘勰把“儒者”、“儒家”作为“九流”（“九家”）之首，加以评论。他在对“九家”作出公允评论之后，虽承认“九家之学”，“旨有深浅，辞有详略”，“皆同其妙理，俱会治道，迹虽有殊，归趣无异”，但却重视儒、道两家。所以说：“道者玄化为本，儒者德教为宗；九流之中，二化为最。夫道以无为化世，儒以《六艺》济俗；无为以清虚为心，《六艺》以礼教为训。……今治世之贤，宜以礼教为先。”（同上）在这里刘勰集中说明了“儒者”的代表人物、思想宗旨、学派宗师。李颙对此亦有详明的论证：“问儒。曰：‘德合三才之谓儒。天之德主于发育万物，地之德主于资生万物，士顶天履地而为人，贵有以经纶万物。果能明体适用而经纶万物，则与天地生育之德合矣，命之曰儒，不亦宜乎！能经纶万物而参天地谓之儒，务经纶之业而欲与天地参谓之学。”（《二曲集》卷十四，《盩厔答问》）“儒”、“儒者”，既指有知识、有道德、有品格之人，又指懂技艺、有技巧、有技术之人，更指懂经济、能济民、能淑世、能化人之人，这些都是人之所必需、所必备、所崇尚的知识、德业、行为、技能，所以说“儒”、“儒者”为人所必需者。李颙对此，颇有精论。他说：“‘儒’字从‘人’从‘需’，言为人所需也。道德为人所需，则式其仪范，振聋觉瞆，朗人心之长夜；经济为人所需，则赖其匡定，拯溺亨屯，翊世运于熙隆；二者为宇宙之元气，生人之命脉，乃所必需，而一日不可无焉者也。然道德而不见之经济，则有体无用，迂阔而远于事情；经济而不本于道德，则有用无体，苟且而杂乎功利，各居一偏，终非全儒。譬之身然，或头目具而乏四肢，或四肢具而缺头目，尚得为完人乎？故必头目四肢备而后为完人，道德经济备而后为全儒。如是则穷可以仪表人群，达则兼善天下。或穷或达，均有补于世道，为斯人所必需，夫是之谓儒，夫是之谓君子。’”（《二曲集》卷三十三，《论语上·雍也篇》）李颙对“儒”、“儒者”的阐释，可谓全面、真切、精辟。他从“道德”、“经济”的“体”、“用”关系，说明了什么是“儒”、“儒者”之义及其相互关系，揭示了“全儒”的条件，旨在告诉人们：立身于世要做全儒，穷则独善其身，仪表人群；达则兼善天下，有补于世道。不论是“穷”，还是“达”，都要不辱其身，不降其志，做个全儒。正因为“儒”、“儒者”是人们所必需，所以“儒学”，才能绵延不断，持续发展，日益邃密，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主流。
二、儒者之行
儒家学者依据“儒”、“儒者”的涵义，对“儒”、“儒者”的思想品格和道德行为方式作了具体的规定和说明。
对“儒”、“儒者”的思想品格和道德行为方式阐释的最全面、系统、真切的，则是《礼记·儒行》篇。孔子在回答鲁哀公的有关“儒”、“儒行”之问中，对“儒行”作了具体、系统的说明。为了全面理解孔子所规定的“儒行”的内容和儒之所以为儒的道理，我们在这里对《儒行》篇引证如下：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哀公曰：“敢问儒行？”孔子对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户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谄。其仕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之法，举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儒有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极；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儒有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致也。其任举有如此者。
“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砺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
“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
孔子至舍，哀公馆之，闻此言也，言加信，行加义。终没吾世，不敢以儒为戏。
从《礼记·儒行》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儒者”的道德行为方式的具体内容。就鲁哀公所问“儒行”是什么？孔子以“儒有……如此者”的十六个方面的回答，说明了“儒行”的广泛内容。从容貌、防患、处世、立身、骨节、出仕、远虑、胸襟、荐贤、洁身、交友、求知、治国、仁民、淑世等方面，作了阐释，说明只有如此，方可称之为“儒”。鲁哀公听了孔子一口气说出了十六种“儒行”后，深受教育，从此说话注重信实，行为注重道义，终身不敢拿儒者开玩笑。就是说，儒者的行为、品格、思想、精神，有益于人的道德修养、品格培养，利国利民、康国济民，所以才受到人们的敦信、笃行。
《礼记·儒行》篇，对儒者之行的规定、说明，全面而深刻，精辟而合理，具体而适用，对历代儒者和众人都有教育意义，并造就了大批有知识、有德行、有功业的真儒。因而受到历代儒家学者的推崇、遵行。如清代著名儒者、思想家李颙，就把《儒行》篇作为“关中书院会约”的首要内容，以之“化民成俗”，施行圣学，培养人材，造就真儒。李颙说：“士人儒服儒言，咸名曰‘儒’，抑知儒之所以为儒，原自有在也。夫儒服儒言，未必真儒，行儒之行，始为真儒，则《儒行》篇不可以不之鉴也。是篇杂在《礼记》，兹谨表出，以式同志。懿德之好，人有同然。诚因现生感，因感生奋，躬体力践，有儒之实，斯儒服儒言，无愧儒之名矣！”（《二曲集》卷十三，《关中书院会约·儒行》）李颙认为，要做“真儒”，就必须“知儒之所以为儒”的道理、德行，并在实际中践行之，非如此，不可“为真儒”。而“真儒之行”就在《儒行》篇中，所以他将《儒行》选出来，供“士人”学习，规范德行，“躬体力践”，以敦化世俗，造就真儒。李颙的看法、做法，正是儒家学者对《儒行》篇的看法、做法的集中体现。究其实，历代儒家学者无不以学习、践行“儒行”为要津。
三、儒者类型
“儒”、“儒者”依据其道德行为、知识学问、政治业绩、文化修养等不同，而分为不同类型、品级。儒家学者在这方面，亦有论及。由于他们的各自理解不同，所以说法也不尽相同。我们按其本意，略作叙述。
孔子作为儒家的奠基人、教育家，他一生孜孜以求，诲人不倦，意在教育弟子们要成“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他对“君子”与“小人”有严格的分别，多有所论。如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炅公》）“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孔子反复将“君子”与“小人”对举、对称，从对知识、道德、法度、利益、实惠的不同追求，到对人、对己、对事业、对工作的不同态度，说明君子与小人的不同差异。因此，孔子教人为“君子”，不为“小人”。由此出发，他教弟子们要“为君子儒，不为小人儒”。因为在孔子看来，一个人有了渊博的知识，具备高尚的道德，对人对事就可以做到通情达理、合情合理、内省不疚、临危不惧，故能成为负荷担道、扶危定倾、见义勇为、仁民爱物的国家栋梁之材，这就是“君子儒”的德行。
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者，对“儒者”的分类，较为详者，则是荀子。他把“儒者”分为“俗儒者”、“雅儒者”、“大儒者”三种类型。
所谓“俗儒者”：“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揜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亿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荀子·儒效》）我们知道，荀子的政治思想主张是隆礼义而重法治，法后王而一制度，故把此作为划分“儒者”的一个重要标准。除此之外，还从道德品格、思想行为、待人接物等方面，对“俗儒者”作了揭示。
所谓“雅儒者”：“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荀子·儒效》）这是从政治思想主张、道德行为品格、求知、对人态度等方面，说明什么是“雅儒者也”。“雅儒”显然高于“俗儒”了。然而“雅儒”仍不是“儒者”的最好、最高者。“儒者”的最好、最高者则是“大儒者”。
所谓“大儒者”：“法先王（引者按：应为后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疑怍，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荀子·儒效》）“大儒者”是法后王、统礼义、一制度的政治主张的推行者，又具有广博的知识，能认识事物深奥的道理，处理复杂的事物，做到以一御万，主客观相符。
荀子认为，大儒具有这些知识、能力，故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达则安天下，穷则立美名，而非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和争名夺利。荀子说：“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笞捶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也：是大儒之征也。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荀子·儒效》）大儒具备这些德行、政绩、成就，所以用大儒是国之幸、民之福。
荀子进一步指出，由于儒者有不同类型、品级，故人主用“儒者”要从有益于国的实际出发，要用“社稷之臣，国君之宝”的“大儒者”，以使国家“政美”，民俗“俗美”。结论是：“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荀子·儒效》）就是说，用什么样的“儒”，对国家的兴衰存亡，治乱安危有决定性的意义，用大儒可使国家安定兴盛，成就霸业。由此可见，荀子区分儒者不同类型的标准，既包括道德、知识，又包括能力、政绩。后世儒者论儒的划分，亦是如此。
后世儒者论“儒”，多宗孔子的“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之训。程颐对此解释道：“君子儒为己，小人儒为人。”（《河南程氏经说》卷六）这是说“君子儒”求知修德是为了濡化自己，“小人儒”则是为了给人看的。所以其出发点和归宿地都是不同的。
对“君子儒”与“小人儒”阐释较为具体的儒者，便是李颙。他说：“‘君子儒’大而通，‘小人儒’拘而滞。子夏硁硁自律，规模殊欠宏远，故夫子因其病而药之。”“‘君子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小人儒’则反是。”“古之学者‘为己’，‘君子儒’也；今之学者‘为人’，‘小人儒’也。”“‘君子儒’喻于义，‘小人儒’喻于利。”“‘君子儒’实心实行，‘小人儒’色取行违。”（《二曲集》卷三十三，《论语上·雍也篇》）李颙对“君子儒”与“小人儒”的这些解释，除援引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外，都是宗孔子思想，可以说是孔子思想的清代版。而引述张载的这一段话，则确实表达了“儒者”的使命感、淑世观和人生关怀论。
除此之外，李颙还依据他的“德合三才之谓儒”，“能经纶万物而参天地之谓儒”的诠释，以他的“明体适用”之说，对“儒者”作了划分。他说：“德合三才之谓儒。……果能明体适用而经纶万物，则与天地生育之德合矣，命之曰儒，不亦宜乎！能经纶万物而参天地谓之儒，务经纶之业而欲与天地参谓之学。儒而不如此，便是俗儒；学而不如此，便是俗学。俗儒、俗学，君子深耻焉。”（《二曲集》卷十四，《盩厔答问》）真正的纯儒则是德合天、地、人，能“明体适用而经纶万物”，能“与天参”。否则，便为“俗儒”。“俗儒”是低级而无用之“儒”，故为儒者之耻也。有人问李颙什么是“明体适用”？回答是：“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之谓‘明体适用’。明体适用，乃人生性分之所不容已，学焉而昧乎此，即失其所以为人矣！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本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徒灭裂于口耳伎俩之末，便是异端。”（同上）穷理致知，反省自身，体悟心性，修养本性，谓之“明体”；推之于外，达于外物，开物成务，利济群生，谓之“适用”。所谓“明体适用”，即是“内圣外王”。能“明体适用”，使是真儒、正学；“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本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便是异端。李颙的说明，独具特点，颇为精当。
从儒者论儒中，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到：什么是“儒”、“儒者”、“儒行”、“俗儒”、“雅儒”、“大儒”、“腐儒”、“霸儒”等。儒者论儒，旨在揭示儒的内涵、德行、品格，要人们做到雅儒、大儒、真儒、纯儒，以有利于己、有功于国、有益于民，不要做俗儒、腐儒、霸儒，而不利于己、有罪于国、有害于民。于中我们可以看出历代儒者的良苦用心、思想旨意、淑世情怀、济世精神、道德品格等。儒学之所以久盛不衰，绵延不断，愈益发展，都与此相关，因为它合理、合用、有利于国、有益于民，所以不需强力推行、说教，便为人们所信服、所接受，而能不断传播、发扬光大。
今天，我们冷静分析、认真吸取其合理的内容，对于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无疑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