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文化与权力的交锋：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逻辑与立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伯明翰论文,学派论文,文化与论文,逻辑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照福柯的说法，权力是各种关系的集合，它没有中心，只存在于各种力量关系之中。他认为“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福柯，1999)。他将权力转向微观的角度，认为“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福柯的权力观念强化了左派抵抗意识，为文化研究的思想批判提供了理论武器，与葛兰西的抵抗概念共同影响着霍尔等人的亚文化抵抗观念的形成。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将权力关系拓展到阶级、性别、种族、年龄、宗教等维度，权力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关键词。本文将从阶级、性别、种族等层面对权力与亚文化的关系进行梳理，以期更为完整地展示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模式。 一、仪式抵抗：工人阶级文化霸权的抵抗策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战乱使无数人流离失所，脱离了原来预期的生活和活动场所，进入到更加集权化的组织中去。战后，英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口流动的障碍的消除，使得这一集权化趋势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现有阶级文化也受到巨大冲击(吉布森，2012：80-82)。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等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也敏锐地感受到这一变化，并将阶级纳入到文化研究的范畴中，对工人阶级文化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伯明翰学派把“阶级”与社会形成的过程联系起来，将其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底层阶级或工人阶级，探索其阶级认同感及其文化特征。“阶级”视角的引进，是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区别于芝加哥学派社会越轨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不仅仅扩大了青年亚文化研究的视野，同时为更加充分理解现代英国阶级意识的形成和“虚假”意识的产生提供了便利(默多克、麦克农，2011：90)。 (一)“无阶级神话”的破灭：把“阶级”引入青年亚文化研究 1927年，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其《世代问题》中谈论“世代风格”的时候，提到一种由德国青年发起的“漂鸟运动”(wondervoge movement)。它试图通过学习候鸟精神，创造一种新的青年文化，吸引了大量德国中产阶级青年的加入。曼海姆认为他们脱离了成人群体形成了一个意气相投的“世代风格”群体。但是，这种“漂鸟运动”对工人阶级青年却毫无影响。从而引出世代意识与阶级意识之间关系的这一重要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把亚文化归咎于年龄问题产生的代沟的世代阐释模式一直占据上风，无产阶级被青年取代而成为历史主体，阶级斗争被世代的继承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默多克、麦克农，2011：78-79)。这种世代阐释模式视野下的青年亚文化，往往强调年龄区分的优先性，而忽略了阶级的存在。在这一时期的文化理论家看来，青年亚文化被涂上了一层浓重的“无阶级神话”色彩。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1942年提出“青年文化”概念表述年龄与性别角色在青春期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同辈群体文化实际上表达了更为宽泛基础上的世代意识。帕森斯对当时的美国中产阶级青年文化表达了诸多不满，他认为这些年轻人大多沉浸在享乐消费之中，只消费不生产。他们避开了生产制度及其阶级关系，因而更加突出了年龄的重要性，而使得阶级不平等被不同程度地忽略，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文化。这种情况在未来的30年内都主宰着青年社会学的发展，阶级一直被放置在一个不重要的位置(默多克、麦克农，2011：80-81)。这种强调年龄差异作为文化类型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强调青年的共同行为的阐释模式被称为是“世代模式”(胡疆锋，2008a：67-72)。世代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前，一直占据着青年亚文化理论的主流话语。青年所创造的文化一度被认为是没有“阶级”的，更有甚者，还认为青年本身就是一个新阶级。这一无阶级的乐观论调直到伯明翰学派的菲尔·科恩、霍尔等人采用“结构模式”来分析青年亚文化才得以改变，他们认为亚文化是社会结构(包括阶级、性别、种族等因素)出现矛盾的产物。 “结构模式”关注的是阶级、性别、种族等结构因素对青年文化形成的影响，他们认为应该将青年置于更加庞大的阶级—文化系统来考察。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中对“阶级”(class)这一难解的词做了词源考察，17世纪初class由拉丁词classicus进入英文词汇，并逐渐被用来表达现代社会的某些意涵(雷蒙·威廉斯，2005：61-62)。在社会学层面上，“阶级”往往被用来划分不同群体，用以指代不同人群的社会地位的“社会分层”，如中产阶级、上层阶级、下层阶级等，这是“阶级”最常见的一层含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层面，马克思从社会经济结构中所依赖的客观条件划分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在此基础上把意识形态与文化同社会阶级的划分联系起来，提出了“阶级斗争”、“阶级意识”等概念。后来，在文化研究的层面上，阶级的含义变得更加扑朔迷离。20世纪初，悉尼·韦伯夫妇等费边社史学家就已经关注到英国工人阶级文化，并作了非常细腻的刻画，但由于他们的出发点是从传统史学“自上而下”的角度来观察工人阶级文化，所以给人呈现出来的难免有一些低俗、消极、悲惨的景象。E.P.汤普森则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立场平视而非俯视工人阶级文化，他并不赞成韦伯夫妇的描述，他认为工人阶级具有善于自我教育和渴望学习的优良传统，工人阶级文化总体是积极向上、成熟进取的(张亮，2009：164-168)。汤普森指出，工人阶级文化是与资本主义主流文化相伴生的，并非就是粗俗不堪的。资产阶级精英文化长期以来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歪曲、压制，使得工人阶级文化面临着被资产阶级主流文化收编的危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伯明翰中心创始人霍加特是最早将阶级引入到亚文化研究中来的。霍加特对待英国的工人阶级文化是带着一种悲观情绪的，他认为工人阶级文化丧失了“道德严肃性”。克拉克等人在《亚文化、文化和阶级》一文中，对中产阶级青年的反文化和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作了一个对比区分。他认为，阶级结构成为影响两种不同青年文化的重要因素，并且“不同阶级的青年的反应中存在着一些清晰的结构差异”(克拉克等，2010：3-22)。工人阶级亚文化是一种类似于帮派性质的集体结构，是对从属阶级的青年控制的削弱和抵抗，而中产阶级反文化则是更为个人化的、散乱的，是统治阶级中青年的危机。 (二)青年亚文化的阶级体验 1.菲尔·科恩：工人阶级社区的青年亚文化的生成 与早期芝加哥学派的社会生态学观念类似，菲尔·科恩在对伦敦东部的工人阶级社区的空间组织进行分析的同时，还关注到了其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科恩通过民族志的调查方法，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伦敦东区工人阶级社区进行细致的考察，他发现战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环境的变化使得工人阶级社区的亚文化和社群意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社区工人阶级传统文化的失落的同时，形形色色的青年亚文化以不同的方式来作出反应。工人阶级社区文化失落的原因在于工人阶级社区的巨大变化，它所运行其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框架、宏观社会力量在起作用，社区传统的社交纽带陷入到危机(科恩，2011)。科恩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社区文化的摧毁作用。他认为工人阶级新的现代化模式在潜意识中就是以财产和私人所有权的差异为基础的，是为中产阶级构成而准备的，这与工人阶级的社区身份和财富共同匮乏的基础有着巨大的差别。 伦敦东区的工人阶级受到来自传统的生产意识形态和大众传媒宣扬的消费意识形态两股主导意识形态的夹击，“他们生活的世界在所有可能的境遇中是最糟糕的一个”(科恩，2011：67)。工人阶级社区青年亚文化的出现实质上是对“父辈文化”悬而未决的内部矛盾的一种意识形态表达。科恩认为，摩登族、派克族、光头仔、克龙比族等亚文化是与父辈文化相对应的，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企图通过系统转换来解决父辈文化所带入亚文化的矛盾。工人阶级社区的生活方式是通过不同的亚系统形式来表达的，其中包括服装、音乐等有一定可塑性的形式与俚语、仪式等基础结构性的形式。摩登族便是一种社会变迁过程中，白领工人阶级面临各种矛盾的想象性解决，他们通过服装和音乐来展示其享乐主义的形象，通过俚语和仪式的形式来表达父辈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念。这种“问题解决”的思路显然受到芝加哥学派阿尔伯特·科恩的影响，但是菲尔·科恩将这种“问题解决”应用到工人阶级社区文化的研究中，在强调问题解决的同时更突出了其阶级性特征。 2.迪克·赫伯迪格：工人阶级亚文化的抵抗与收编 迪克·赫伯迪格是伯明翰学派灵魂人物霍尔的得意门生，在青年亚文化研究中也一直是中坚力量。他28岁时出版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1979)是英国文化研究“里程碑式的作品”(Ioan Davies，1995：24)，是文化研究中最受欢迎的专著之一。该书的研究思路延续了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路径，对亚文化的抵抗与收编方式、亚文化风格的来源与构成都作了较为精辟的论述。赫伯迪格在亚文化的研究中，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巴赫金的“意识形态符号学”结合起来，他认为亚文化并非从正面直接对霸权文化进行挑战，而是通过更为复杂的符号学层面——“风格”来表达其抵抗意义。根据克拉克等人在《亚文化、文化和阶级》一文中对文化的定义，赫伯迪格认为任何一种亚文化风格都是对社会不平等状况的现实回应。如他着墨最多的“朋克”就被看作是对“富裕”的一种抵抗，是为了揭露华丽摇滚内在矛盾的尝试(赫伯迪格，2009：79)。朋克的风格在所有亚文化风格中是非常特殊的，它以朋克摇滚为核心，形成了一种融合了多种风格于一体的亚文化，它包含了战后主要的亚文化的扭曲反映(赫伯迪格，2009：28-3)。朋克以邋遢、粗俗的“工人阶级特质”来抵抗资产阶级傲慢、优雅的华丽摇滚风格，通过戏仿等各种隐晦的手法来表现自己受到了压迫或束缚。他们以被忽视的白人无业青年的代言人自居，虽然有一定无产阶级的特点，但是充满滑稽和讽刺。 赫伯迪格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开篇就引用了法国传奇作家让·热内《小偷日记》中的一个警察搜查的场景，警察发现并没收了他的一管凡士林，这一看似再平常不过的物件却暴露了让·热内同性恋的身份，并遭到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警察的冷嘲热讽。赫伯迪格认为这一管凡士林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是“一种耻辱的形式、一种自我流放的标志”(赫伯迪格，2009：1-3)。主导群体和从属群体之间的张力可以通过亚文化的一些庸常物品或者象征性的符号表现出来，这种物品所具备的意义以及被再次赋予意义的过程是赫伯迪格关注的焦点，即亚文化风格的意义生成过程。从无赖青年到朋克，青年群体通过多种不同的物品和符号表达出风格各异的亚文化，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亚文化的物品或符号本身并没有特殊的含义，而是亚文化群体在使用的过程中建构出特殊风格意义的。然而，赫伯迪格提醒我们，风格是会激起社会的双重反应，一方面时尚杂志会表现出赞赏，而另一方面在把亚文化界定为社会问题的文章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嘲讽和谩骂(赫伯迪格，2009：115)。他认为青年亚文化是通过符号(即音乐、服饰等)来实现对主导文化的抵抗，但是亚文化却摆脱不了被主导文化整合、收编的命运。惊世骇俗的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经历的是从对抗到缓和，从抵抗到收编的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 赫伯迪格的这种收编理论及其强烈的批判很显然受到马克思的商品理论的影响。但是，主导阶级对工人阶级亚文化的收编并非单向度的，他们仍然会受到来自亚文化群体的再一次抵抗，从而形成了“反收编”。而且有不少亚文化的出现并未回避消费和商品市场，他们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收编是乐见其成的。如此一来，亚文化不仅仅是工人阶级青年文化的一种抵抗，他更是一种“职业”。 3.保罗·威利斯：工人阶级“混小子”(lads)的反学校文化 1972年保罗·威利斯在CCCS(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获得博士学位，并供职于该中心。《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1977)是威利斯的文化研究代表著作。他通过民族志的方式记录了工人阶级子弟从学校到工作的转变历程，并发现一种在学校中自发自创的抵抗性和文化风格的反学校文化。威利斯旨在探索一个问题：“工人阶级子弟为何在没有任何明显的外力胁迫的情况下，甘愿继承‘父业’进入收入和地位不高的底层?”(威利斯，2013：1)。威利斯考察了12个被称作“汉默镇男孩”的工人阶级男孩，他们叛逆、不爱读书、尽可能地不做作业、歪曲学校的校规等。威利斯深入到这一特殊群体中，通过与他们一起上课、单独采访、陪他们去工厂等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他们的举动，威利斯认为他们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反对学校管束和教育的亚文化，这种文化是对主导文化的一种政治抵抗。这种工人阶级的反学校文化是通过无数细微方式来实现对学校权威的抵抗，威利斯将学校也纳入到政治社会的文化斗争场所。这些被称为“混小子”的工人阶级子弟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各式各样几乎仪式化的“花招”来表达其对学校体制的抵抗。他们对“权威”根深蒂固的反抗是反学校文化最基本、最明显、最明确的表现(威利斯，2013：13)，这当然也包括权威所认可的价值观，如勤奋、谦虚、恭敬等。除了攻击学校权威之外，那些被“混小子”认为是“书呆子”的学校规矩和教育正规理念的遵循者是其攻击的第二大对象。在“混小子”看来，这些“书呆子”只会顺从，不会行动，他们不仅排斥“书呆子”，而且还会保持着一种变态的优越感。一个“混小子”的公开化最明显、最具个人化的方式就是其服饰的改变，是区别于“书呆子”的重要特征之一，而且这种服饰是会受到当前青年亚文化符号体系的流行趋势的影响的。在被人看到得地方抽烟是“混小子”反抗学校权威的另一种方式。他们抽烟是会挑时间和地点的，但并不是躲在某个角落，而是在校门口等公共场合抽烟，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荣耀，同时也是对学校权威的一种挑战。这种力图制造差异，区分与他人的差异的方式，实际上是在构建一种身份认同。不难看出，“混小子”的抵抗是无目标的，不论是奇装异服，还是抽烟喝酒都只是一种不重要的方式，都是其抵抗权威的途径，是一种持续的“游击战”风格。但威利斯也认识到“混小子”在反抗主流文化的同时，事实上也在配合主导阶级，为将自己训练成产业工人而准备。“混小子”以打架作为展示其男子汉气概的一种方式，而追求女性则成为炫耀性能力的途径。反学校文化所推崇的男子汉气概以及强硬风格与工厂车间文化要求的男性沙文主义不谋而合(威利斯，2013：68)。“混小子”总认为自己知道的很多，而且拒绝做作业，这种情绪与工人阶级文化中重视实践的观念也有紧密联系。 二、“妇女不同意”：女权主义对亚文化研究的介入 刘进田曾在《文化哲学导论》中对亚文化研究对象的分析指出：“亚文化的主体基础是多样的，他们包括不同职业、阶级、集团、年龄结构，这些人由于社会地位不同、谋生手段不同、利益不同，从而形成与主流文化价值相异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情趣、理想人格等文化观念”(刘进田，1999：306)。我们可以以此分析反观传统的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不难发现，虽然该派将重点落在阐释作为亚群体的工人阶级青年在当代政治经济语境中的处境与出路，但工人阶级青年的主体身份在这里显然是男性化的。不论是迪克·赫伯迪格在《亚文化》中对于黑人男孩的文化形态剖析，还是菲尔·科恩对伦敦东区工人阶级文化的详细阐释，抑或是保罗·威利斯对于工人阶级“混小子”在成长中形成的与学校对抗的文化关系的概括，都凸显出一个问题，即作为主体的女性在伯明翰学派传统亚文化研究中的长期不在场。尽管伯明翰学派早期青年亚文化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基本上以男性作为研究对象，女性“只是作为顺便提一下的事物出现”。这种男性中心主义的倾向被安吉拉·麦克罗比、珍妮·嘉铂等女性主义研究者扭转，她们将女性置于亚文化研究范围之中，进行了一次“亚文化清算”，发出了“妇女不同意”(women take issue)的强烈呼声。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开始认为文化研究与权力有关，并且一直与权力有关”(吉布森,2012：113)。 (一)“破门而入”的女权主义：一种极难应付的政治 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在英美等国家掀起了第二次妇女解放浪潮，其基调是强调两性间分工的自然性并消除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奈吉·柯尔(Nigel Cole)导演的电影《达格纳姆制造》(Made in Dagenham)真实再现了1968年英国达格纳姆(Dagenham)的福特汽车公司187名缝纫女工掀起了席卷全英国的罢工抗议性别歧视的运动，性别平等问题在这一时期已经变得越来越突出。此时，女权主义也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66年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发表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Women：The Longest Revolution)从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学等方面出发，对妇女受压迫的机制进行了剖析。政治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理论的不断推陈出新，促使伯明翰学派也积极关注新的理论动态。除了对亚文化的“阶级”维度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之外，伯明翰学派也开始关注权力的其他维度。权力概念在阶级、年龄、种族、性别等维度得到进一步推进，亚文化研究迈入了“全面成熟”的阶段，而女权运动则可以看作是对这种成熟的一种回应。在早期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中，科恩关注的工人阶级社区的亚文化是以男性作为主要参照对象的，而霍尔的监控危机等则是从防范潜在的男性犯罪的父权结构出发的，光怪陆离的亚文化风格如嬉皮士、摩登族、无赖青年、足球流氓、光头仔、朋克等等无不突出的是男性的研究视角。在麦克罗比看来，这体现的是男性研究者与男性研究对象的天然亲密关系(默克罗比，2011：2)。事实上，霍尔对于女权主义的介入的态度是矛盾的。他在1996年接受台湾学者陈光兴关于文化研究的采访时曾这样说道：女权问题很难应对……如果我曾反对女权主义，事情还好办些，但是我过去是支持女权主义的。因此作为主要的发起人，我被视为“敌人”，处于一个非常棘手的矛盾境地……我不能一边为师、为父，一边又因此而受到憎恨，同时被认为是一个反对女权的男人，这是一种极难应付的政治(转引自吉布森，2012：141)。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矛盾的加剧可能是霍尔最终离开CCCS的重要原因之一。女权主义在文化研究中的兴起是伴随着对文化研究的质疑和不满而发展起来的。麦克罗比指出，批判性重读亚文化“经典”显得非常有必要，以便重新检视早期亚文化研究中被忽略或不被重视的问题，这当然也包括女性问题。她对威利斯的《学做工》和赫伯迪格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两本亚文化研究经典文本进行重新解读，认为两本经典研究体现的是阶级和父权的倾向，是一种男性至上主义对女性文化的单向的刻画。 早期伯明翰学派在亚文化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奠定了该学派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但女性的话语权在伯明翰学派早期是被忽略或者是不被重视的。在CCCS成立10周年之时，“妇女研究小组”(Women’s Studies Group，WSG)在麦克罗比等人的努力下才得以成立，该小组试图通过借助集体的力量来挑战当前社会中对性或性别的建构方式。WSG的研究成果主要收录在《妇女不同意》这一本论文集之中，它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是对早期妇女运动进行系统分析，并对伯明翰学派的女权主义的工作进行了回顾。第二部分则主要是个案分析。显然，该书的主要目的是要在文化研究中突出女性与性别议题，使之在学院中成为关注的重要范畴之一。麦克罗比曾在WSG的论文集中表达了成立该研究小组的原因，她认为作为女性研究者要“参与伯明翰中心团体极端困难，并且感到不能参与到这个团体中，而男性控制了它的思想成果和成果得以实现的环境”(Editorial Group，1997：176)。伯明翰学派具有代表性的女权主义人物有珍妮·加柏、安吉拉·麦克罗比、露西·布兰德(Lucy Bland)、多罗西·霍伯森(Dorothy Hobson)、夏洛特·布伦斯登(Charlotte Brunsdon)等。女性主义对亚文化研究的介入，让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者猝不及防。霍尔也曾表示，这种女权主义就像是一个破门而入的“夜贼”，它将文化研究的进程打断了(Stuart Hall，2005：267-268)。 女权主义者承认，在亚文化的生产与创造过程中，女性并非最重要的，但这并不妨碍女性在亚文化中的突出贡献。女性在嬉皮士、朋克等亚文化中都起着其独特的作用。因此，女权主义者反对伯明翰中心对女性亚文化的忽视，并认为其在亚文化研究中没有对女性参与亚文化给予合理的阐释。这在后来成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批判的重要一支。在批判伯明翰学派早期亚文化研究对女性经验的忽视的同时，女权主义者还质疑了伯明翰学派的阶级分析的视角。在她们看来，女性亚文化现象很多时候是不能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阐释的，因为青年女性往往用某种特殊行为保护自己免受伤害，这种特殊行为不能从阶级角度来解释。进入80年代，女权主义者将其研究的关注点从亚文化转向了女性的家庭生活及其与媒体的关系上。女性主义在英国亚文化研究中的出现，预示着英国文化研究正朝着多元文化视野迈进。 (二)女性气质：少女意识形态的建构 1976年，麦克罗比与珍妮·嘉博合著了《女孩与亚文化》一文，对工人阶级女性在亚文化研究中的缺席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述。麦克罗比和嘉博通过研究发现，低龄少女们有一个围绕着对家庭空间的创造性而展开的“女流行音乐迷”文化，这种文化“可以看作是对那些控制女孩生活的有选择性的、专制结构的有目的的对抗”(安吉拉·默克罗比，2011：1-10)。麦克罗比试图探索在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女性问题是如何被遮蔽的?在她看来，女性在亚文化研究中并未缺席，而是因为亚文化的特殊表现方式和社会特征使得女性“不露面或者是部分出场”(安吉拉·麦克罗比，2011：5-6)。她认为，尽管女性被限定在从属层面，但是女性在战后通过自己的方式建构起亚文化。她们构建的是一种有别于男性冒险生活的模式，并试图通过这种模式获取进入男性亚文化的资格。麦克罗比选取了摩托女孩、“摩登”女孩、嬉皮士作为典型。摩托女孩是亚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的形象，摩托女孩真正驾驶摩托的并不多，她们往往是被作为男性的性对象置于车后座或者是作为仪式形成一种亚文化模式的。可以看出，摩托女孩仍然是存在于男子气概的男性文化的边缘的，“一个女孩的成员资格完全依赖于她是谁的女朋友”(安吉拉·默克罗比，2011：8)，这体现了文化中对妇女的普遍歧视。摩登女孩是工人阶级少女的消费主义文化主流演变而来的，她们对外表过于关注且对服饰高度挑剔。她们不必像其他亚文化那样依靠男性，只需要“穿正确的衣服、留正确的发型和去正确的俱乐部”便成为了一个“自由的”穿戴时髦的漂亮女孩(默克罗比，2011：10)。显然，相比于摩托女孩，摩登女孩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男权中心，通过对自我的展示建构起属于她们自己的亚文化。如果说摩登女孩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亚文化群体的话，那么朋克女孩则是处于中产阶级的大学社会生活亚文化群体的代表。她们可以不用考虑工作的限制来展示其服饰的独特风格。 在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女性主义者往往从个人经验出发，并带有极强的意识性。女性主义者多为女性，她们常常自觉地把自己的体验带进研究中，把原本边缘化的研究领域中心化，如性别、女性、快感。它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少女意识形态。1978年，麦克罗比在《杰姬：一种未成年少女意识形态》(Jackie，An Ideology of Adolescent Femininity)中运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结合符号学理论对《杰姬》这本当时风靡大不列颠的少女杂志进行意识形态分析。麦克罗比认为《杰姬》实际上是在试图模糊女性之间的差异，它通过营造与读者相符合的年龄段的少女气质来建构一种意识形态，以创造一个“虚假的总体”。她指出，《杰姬》在女性气质、休闲、消费等文化层面上，通过展现一个美好的休闲世界，追求少女的价值认可，对少女读者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使其服从主流的意识形态。杂志的出版者汤普森集团有意识地通过“女性气质、休闲、消费的标准”，引导并“驯服”青年女性认同她们被压迫的环境，并接受父权制对女性的思维。《杰姬》杂志通过浪漫史、个人和家庭、时尚和美容、流行音乐四个重要符码构筑起一个“引人入胜”的世界。这四个符码构成了女孩关切的中心，形成了一个少女的独特空间。符码是通过“文字的”和“内涵的”两个独立的层面来的，而内涵性的符码是有意义的符号结构，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 尽管麦克罗比等女权主义者成功地实现了对亚文化研究空间的开拓，但也不乏对这种介入的批评声音。库娃和黎兹(Cowie & Lees，1981：17-31)指出，麦克罗比的女权主义介入似乎有着更大的野心，她试图将青年女性的亚文化研究抽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同时，他们还认为麦克罗比主要关注的是工人阶级白人女孩的亚文化，对于有色人种及其他阶层的女性却较少有提及。与其说，伯明翰学派的女权主义出现是为弥补早期亚文化研究中对女性的忽视和对简单的“阶级”阐释模式的补充，倒不如说是亚文化研究的一次权力转向。女权主义的出现打乱了伯明翰中心原本的研究理路，朝着多元化和开放化演变。她们不再将研究视角定格在阶级分析上，而是将关注焦点转移到消费、大众传媒等方面，拓展了亚文化研究的范围。此时，伯明翰中心正也在悄悄发生改变，亚文化研究移植和挪用了性别理论、种族理论、同性恋理论等时髦的理论思潮。通过对这些理论的借用，以考察既定的社会与文化如何助长了种族主义、同性恋歧视、男性至上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压迫(萧俊明，2004：259)。 三、“黑”与“不黑”的政治学：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种族”转向 按约翰·斯道雷的说法，“种族”(race)是“依肤色不同而制造指意差异的机制”(斯道雷，2010：204-205)。他认为肤色的差异并不能生产区分种族的意义，这种意义由与生物学无关的政治与权力作用的结果。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种族冲突在英国往往是被遮蔽的，传统的历史书写也很少涉及。英国左派“国族—大众”(national-popular)意识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黑人和黑人斗争的作用也持否定态度。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转向种族研究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是去殖民化移民浪潮促使种族问题和种族矛盾日益突出。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中期，在马丁·路德金等人领导下，美国爆发了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黑人民权运动”，为黑人争取自由平等的权利。霍尔曾将“种族”分为奴隶制与奴隶贸易、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去殖民化的移民浪潮三个时期(斯道雷，2010：204-205)。伯明翰学派关于种族的亚文化研究就是在1950年代去殖民化的移民浪潮之后开展的，黑人问题是伯明翰关注的重点。其次，亚文化与种族问题的耦合与战后英国的社会状况和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英国在战后重建时期劳动力紧缺，因而吸收了大量的加勒比地区及亚洲大陆的移民。但是，1970年代以来的经济的衰退和国际局势的复杂化使得原本紧张的种族问题显得尤为突出，种族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最后，到1970年代中后期，CCCS招收的非白色人种的学生越来越多，以及黑人文化的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CCCS对种族问题的态度与看法。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也开始关注种族问题，特别是黑人群体的亚文化现象。霍尔曾指出“在每一个社会里，种族主义有一个特定的历史，用特定的、特殊的和独一无二的方式呈现它自己……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的世界，对此视而不见的知识分子绝不值得尊敬”(霍尔，2006：310)。受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和政治文化格局的巨变的影响，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者逐渐发现阶级分析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对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的阐释，进而转向更加多元的阐释路线。伯明翰学派真正对“种族”问题的集中关注出现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此时的性别研究也正如火如荼地在伯明翰中心开展起来。民主化、平等主义的以及反等级主义制度是种族研究转向的内在推动力(史达姆，2006：320-321)。在亚文化研究中，涉及种族问题的往往跟黑人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仪式抵抗》(1976)收录了伊恩·钱伯斯的《生存策略：黑人音乐和白人亚文化》。在霍尔与别人合著的《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Mugging，the State，and Law and Order，1978)(1978)中，重点考察的是英国黑人青年“抢劫行凶”而引发的道德恐慌。迪克·赫伯迪格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1979)中对黑人朋克和白人的种族特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吉尔罗伊与霍尔合编的《帝国反击——70年代英国的种族和种族主义》(The Empire Strikes Back：Race and Racism in 70s’Britain，1982)，对英国1970年代社会存在的种族主义问题进行系统梳理。1987年吉尔罗伊出版了《英国的国旗下没有黑人：种族和民族的文化政治》(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Race and Nation)。吉尔罗伊是伯明翰学派中反抗“种族”问题呼声最高而且保持着持续关注的一名学者，在英国文化研究的“种族”转向中起着中坚力量的作用。 (一)监控危机：黑人抢劫伤人引发的道德恐慌研究 《监控危机》所要探讨的是由黑人“抢劫伤人”事件而引发的道德恐慌。1972年8月15日晚，在伯明翰的黑人聚集区汉茨沃斯(Handsworth)发生了一起3个黑人抢劫白人，并致受害人死亡的事件。此事受到英国各大新闻媒体的报道，并引发了包括媒体、政府以及广大民众在内的大讨论。此后的一年内，不断有抢劫伤人事件见诸报端，在整个英国引发了对道德恐慌和焦虑。道德恐慌的蔓延，使得社会公众将目光聚焦在犯罪分子身上，并要求对抢劫伤人的犯罪行为加以严惩。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CCCS成立了“抢劫伤人研究小组”，对有关“黑人犯罪”的问题和行凶抢劫等越轨行为处以极刑表示强烈的关注。抢劫伤人小组采用极为广阔的视角，全方位地对引起道德恐慌的媒体、政府、国家、种族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由此可见伯明翰学派对于文化相关的整个社会问题的关注。抢劫伤人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整理成册，以《监控危机》为名于1978年出版。该书分为四个部分进行叙述，对抢劫伤人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以及新闻生产与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进而对英国社会意识形态一致性是如何达成的加以阐述，在第三部分霍尔提出道德恐慌的出现与霸权统治危机有着密切关系，而在最后一部分，霍尔转向了对“种族”的研究。 霍尔敏锐的文化嗅觉，促使他从一开始就将“抢劫伤人”事件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而非简单的犯罪案件。在霍尔看来，种族和种族关系并不构成问题，他对种族歧视是极力反对的。黑人青年最终成为了道德恐慌中统治阶级事实社会控制的替罪羔羊，并不断地被媒体与大众歪曲和误解。种族、青年和犯罪都被压缩进了抢劫的意象中，促使民众对加强社会控制的呼吁，这恰恰是统治阶级与媒体联合起来所希望的结果。英国当局不再以温和手段对待黑人青年的冒犯，而是表现出了强硬姿态。在处理霸权危机的过程中，将一切阻碍其霸权实施的力量定为敌人，将黑人青年置于批判的对立面。黑人青年的越轨行为被新闻传媒歪曲和丑化了。玛尔提娜·伯斯在对CCCS的种族研究回顾时提醒我们，“早期亚文化研究的特殊旨趣——与‘种族’和阶级相连的权力关系、社会区分和社会排斥——对于我们理解当今的青年风格、文化选择和文化实践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伯斯，2011：309-321)。 (二)保罗·吉尔罗伊：“黑”与“不黑”的政治学 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出生于英国的一个黑人家庭，1982年进入CCCS深造，并于1986年在CCCS获得博士学位。吉尔罗伊加入CCCS时，正值文化研究的“种族”转向。作为战后英国的黑人博士生，吉尔罗伊对种族主义有着更深的体会，他对种族问题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并保持着持续的关注。霍尔关于“黑人”的种族研究如《监控危机》、《什么是黑人流行文化中的“黑色”》等都对吉尔罗伊产生着最为直接的影响。《英国的国旗下没有黑人》探讨的是阶级、种族与民族之间的复杂张力，是奠定吉尔罗伊思想基础的重要著作，也是其第一部种族研究的理论专著。书中，吉尔罗伊直接考察了在当代英国国家中流行的“新种族主义”和黑人表现文化，并发现种族的限定精确地与国家边界相吻合。种族主义者认为种族差异是黑人和白人历史体验中永恒的鸿沟。在种族问题分析中，他并未放弃其阶级分析方法，而是试图将二者联合起来以取得种族研究的本土化细节(麦克罗比，2007：45)。霍尔指出“(黑人)种族是阶级生存在其中的方式”，这也是吉尔罗伊在后来的研究中所遵循的思路。吉尔罗伊对种族与经济、文化、政治等观念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对“族裔散居”(diaspora)的黑人文化置于英国文化的“整体”之中加以考察，他认为黑人文化是在不断地流动变异的。他以黑人音乐作为主线，从多个维度阐释黑人的亚文化。按照吉尔罗伊的分析，黑人在族裔散居之中不断地打破了地理和文化的限制，具有多重性，在流散中不断地与自身历史发生断裂，与现实的语境发生重构，在多元的语境中发展(陶东风、胡疆锋，2007，2011：297)。 从《帝国反击》到《帝国之后》，吉尔罗伊充分地结合了对欧洲非白人“他者”概念的哲学论述的再细读和对“种族”范畴的质疑的“双重意识”，体现出了其著作的深刻独特性以及跨民族、跨文化的文化对话主义理论命题。他的这种双重意识主旨被麦克罗比称为“黑与不黑的政治学”(麦克罗比，2007：51-52)。吉尔罗伊与霍尔等人7位CCCS成员合编的《帝国反击》回顾并总结了1970年代种族问题在英国的发展状况和在政治中的地位。《帝国反击》的书名取自霍尔的同名篇目，霍尔指出“帝国来来去去，但英帝国的想象似乎注定永远都在。帝国的旗帜在全球100多个不同的角落降落下来，但仍然飘扬在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张晓玉，2009：25)。由此，“种族”已经渗透进一个衰落帝国的灵魂。《帝国反击》将“种族关系工业”作为控制黑人工人阶级的手段加以抨击，这使得该书一面世便招来诸多争议。霍尔等人在撰写《帝国反击》之前已经开展了长达一年的调查研究，他们被社会学关于种族研究学者狭隘的目光所震惊，抨击了主流社会学中关于种族的理论，对以往形成的“常识性”种族意象进行了批评。他们反对将种族主义放置在个人精神上，而应该将其置于大规模的社会进程之中加以考虑。 四、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化理论的启发 改革开放以后，对个体的重新认识促使不同学科对青年文化群体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和精力，青年文化研究进入学术诞生和繁荣时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新媒介的广泛介入使得青年亚文化发展呈现出了泡沫化和多元化。从总体来看，当前中国青年文化内部的关系非常复杂，它既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同时也潜藏着繁杂的问题(胡疆锋，2008b：108-112)。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亚文化在中国出现了形态各异的变体，特别是新媒介和新技术的采用，不停地改变着原有的生活状态，催生了“微抵抗”、“蔓生长”、“宅空间”等特征的亚文化。遗憾的是，相比于如火如荼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中国青年亚文化的理论研究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的亚文化发展的需求。国内的亚文化研究仍处于译介状态，多数研究著作都是停留在对欧美及澳洲的亚文化理论论著的翻译和介绍，结合我国亚文化特色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性著作较少，研究成果也并不令人满意。“文化研究不仅需要切实地面对‘青年亚文化’的复杂景观与风格，更需要从文化经验入手实现对它的良好规约”(段吉方，2014：6-8)。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青年亚文化发展的繁荣提醒我们，必须要有适合中国亚文化的理论作为支撑，才能促进中国亚文化的全面健康的发展。因此，加强对西方亚文化理论的吸收与借鉴显得异常迫切。 (一)“文化介入社会”：增强理论把握现实的能力 伯明翰学派通过对形态各异的亚文化群体的分析，进而实现批判与反抗主导文化的霸权文化，积极地介入社会生活。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几乎渗透到日常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挖掘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来实现微观的政治干预。理论介入现实社会的强调，对我国现代性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引进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介入社会”的研究理念时，需要保持谨慎态度。既要防止一味地照搬伯明翰学派的模式，同时也要警惕全盘否定、闭门造车的危险，应该充分考虑我国的社会现实状况和理论环境。我国当前文化研究一直囿于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及对文本话语的解读，忽略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理论把握现实的能力不足(段吉方，2011：32-38)。 中国当前仍处于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亚文化也正处于百花齐放的繁荣期，同时亚文化的解读和阐释也面临着困境。与英国的利维斯主义类似，我国当代学术界对文化的理解仍然普遍局限在传统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念里。而伯明翰学派则举起了大众文化的大旗，试图将文化理解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他们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底层的工人阶级，并对大众文化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根据社会最新热点和发展动态，相应地成立新的研究小组以关注文化走向，妇女研究小组、“抢劫伤人”小组就典型地体现了伯明翰学派关注现实社会并积极做出回应的学术精神，同时还对这些现象反映出来的文化问题本质加以探讨，从而抓住现实的本质。 (二)注重理论模式的动态发展，不盲目建构理论体系 伯明翰学派并非第一个密集关注青年亚文化的研究群体，早在伯明翰学派之前的美国芝加哥学派已经对越轨社会学和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作了系统分析，并创立了其理论的研究范式。然而，伯明翰学派在亚文化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却是芝加哥学派所无法企及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伯明翰学派重新定义了文化的概念，并将权力的动态发展模式引入亚文化研究之中，推进青年亚文化研究在阶级、性别、种族、年龄等多个维度的发展，拓宽了亚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围。 从CCCS创立之初，就注重理论的动态平衡发展，将亚文化置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从利维斯精英主义的文学研究到关注工人阶级等边缘群体的大众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先后借鉴了文化主义、结构主义两种研究范式，并吸收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主体建构理论、列维-斯特劳斯的社会人类学以及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伯明翰学派几乎从未停止从其他理论资源中汲取养分，并不断拓展研究范围。从对工人阶级社区文化的“怀旧”到女性主义的呐喊、种族问题的关注，以及80年代以后对大众媒体的观察，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的对象不断地增多，但是它的主题并未改变，那就是为边缘群体谋求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