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人的面子心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面子论文,中国人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07)06-0119-05
中国人的要面子是天下闻名的，当然这是指传统的中国人。其实不独中国人，外国人也是要面子的。一些西方学者“也曾殚精竭虑地探讨”[1]过面子的概念。所以面子不只是中国人独有的概念，甚至也不只是亚洲集体文化的产物，而是普遍存在于各种文化中的概念。因为是文化概念，而文化本身是有差异的，因此对面子的理解自然也存在差异。东西方这两大文化体系对面子内涵的指涉以及面子在人们心理生活中的地位也有很大不同。
在中国，面子曾经是“中国精神的纲领”[2]我国现代作家林语堂先生将面子、命运、恩典看成是统治中国的三大女神，而在这三者之中，面子的势力又最大，可见面子在中国人社会心理生活中的地位与价值。所以要研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特别是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人的面子。研究面子对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的重要意义早在 100多年前就被一个美国基督教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发现了。他以自己在中国生活22年的经历写出一本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的书籍《中国人的性格》，在此书中他将中国人的性格归纳为20多种特征，其中第一个特征就是“保全面子”[3]。他说：“一旦正确理解了‘面子’所包含的意思，人们就会发现‘面子’这个词本身是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特性之锁的钥匙。”[3]史密斯先生对中国人性格的描绘有褒有贬，连他自己也承认“并不构成一幅中国民众的肖像图”，最多也不过是“观察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用炭笔对中国民众的某些特性所作的简略素描”[3]。因此，对他的观点，我们不能盲从，但是他对中国人面子的上述见解却不失有真知灼见。我们也据此知道，中国人的面子最初是由西方人研究的。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旅美人类学家胡先缙女士才以中国人的身份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本土面子概念。此后才出现了一系列的跨文化研究。比如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Goffman (1955)则由中国人讲的“面子”激发灵感，转而探讨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面子现象。美国人类学家Stover(1962)则以外国人的身份探索美国华侨对面子的本土概念，他的研究所提出的“中国本土面子”概念突出了中西文化中最不同的部分。近年来港台一些学者也对面子进行了一些跨文化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但就目前的情形看，这些研究都比较分散，由于“面子”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和歧义性，造成了研究者所选择的理论参照点差异巨大，因此难以形成比较一致的见解，更确切地说是缺少理论上的整合。笔者想就平日阅读有关资料所获一得之见表述于兹，以就教方家。
一、中国人面子心理的涵义与特征
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研究者能给面子下一个公理性的或为科学家共同普遍接受的定义。“脸”与“面子”就其最初的含义来看，脸指“头的前部，从额到下巴，即人的面孔”。面子指“物体的表面”，二者虽然所指有所不同，但均指有形存在之物，因人的一张脸与物体的表面都是人用感官得到的，既看得见又摸得着。但是当中国人用“脸”或“面子”来解释和调节社会心理和行为时，其含义就引申为一种既有形又无形的社会心理存在。中国人的面子可以说既是一种有形的，又是一种无形的脸。对此，林语堂先生在《脸与法制》一文中有非常形象的论述。他说：“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其中的可洗可刮之脸是物质的、有形的，而可丢、可赏、可争、可留之脸则是观念的、无形的。那么，中国人的面子观念有哪些主要特征呢？
1.面子是根植于文化的社会心理建构
面子是一个普遍的文化概念，无论是哪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面子。可以说讲面子，要面子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面子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面具，戴在身上如同人们穿上衣服一样才能显现出文明。动物是不讲什么面子的。当然人类讲面子讲得太过，就成了做戏，不管其实用价值如何，只是一味做给人看，那就成了弊病。总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很重视面子问题，但由于东西方的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不同就导致了东西方人对面子有不同关注，面子在人们的心理生活中也具有不同价值。不仅如此，就是同一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群体对面子问题也有不同关注和不同的价值。一个生活在某一特定文化群体中或文化氛围中的个体或群体其心理建构中必然积淀着特定的文化。文化是其心理建构的原材料，也是其心理建构模板。生活在某一特定群体中的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文化的塑造。中国人的面子心理就是经过数千年的华夏文化塑造逐步形成的。每一个个体从出生伊始便置身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就是在先天图式的基础上吸收社会文化的过程。面子心理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但因为个体所处文化背景不同，日后形成的面子观念自然也不同。
2.面子在人际交往中形成与表现
面子是在人际交往中形成与表现的。首先，面子必须通过交往对象才能获得。一个人是否有面子，不是由他自己的个体活动决定的，而是由交往对象的态度和行为决定的。我们每个人只能从别人那里获得或丢失面子，或别人只能从我们这里获得或失去面子，但我们不能从自己身上获得或丢失面子。所以面子必须依赖互动和交往活动才能存在。比如说我向别人借钱，别人借给我了（当然必须在我知道别人有钱的情况下）我觉得有面子，人家不借给我，我觉得丢了面子，反之亦然。总之，面子是从别人那里获得的，一个人可能通过自己的地位、能力、才能、道德以及情感上的密切关系从交往对象那里获得或大或小的面子。交往对象是面子的施予者，只有当有施予的可能，我们才有获得面子的可能；对方施予的大小，也就决定了我们得到面子的大小。正因为如此，面子的存在就离不开人际交往。人际交往活动是面子生存必不可少的空间。特别在人际交往中所建立的情感关系即所谓“人情”是面子生存的基本支柱。中华民族由于其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特别是千百年来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所以非常重视人情、面子在交往中的作用。人情、面子在人际交往中形成，又反过来影响甚至制约人际交往。其次，面子只有在人际交往中才能得以显示，得以测量和检验。一个人究竟有无面子，有多大的面子只有在特定的人际交往中从他人对你的态度和行为中才能显示出来，也只有通过在人际交往中才能形成。众所周知，在一个群体中不同的人由于交往方式和交往程度的不同，其受到成员的尊敬程度以及与成员的密切程度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就决定了一个人有无面子或面子的大小，所以离开了人际交往不仅面子无法存在，无法表现，也无法测量和检验。
3.面子具有情境性和可变性
面子具有明显的情境性和可变性。它要随着情境不同而发生变化。首先，时代不同面子有所不同。在封建时代一个已婚妇女丈夫死后再嫁，会被整个家族看成是丢面子的事，而现在却不为然了。孔夫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旧中国一个家庭没有孩子，尤其没有男孩子在人前就抬不起头来，觉得是件丢脸的事，可是现在许多夫妇婚后订契约不要孩子已成为常事，所谓“丁克”家庭即是。再比如，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许多人都以跳迪斯科以及经商赚钱为伤风败俗之事，丢面子主事，现在这种观念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这是时代变化的缘故。其次，个体在不同情境中其面子大小也是不同的。我们以《战国策》中记载的苏秦为例。苏秦是战国时的一个“策士”（用现在话说就是专门讲谋略学的人），第一次游说到秦国，由于其“药不对症的言论”虽十上书而未被秦惠王采纳，狼狈不堪地回到家时，一点面子也没有：“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因受此刺激乃发奋读书，“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可以说当世之君矣。”于是再度出山游说诸侯国。这次他跑到弱小国家，由燕国、赵国开始，主张联合阵线抗秦，一举获得成功。他本人身佩六国相印，当起了六个国家的联合国秘书长。此时的苏秦地位变了，面子自然也就跟着增加。一次他要到楚国去，经过故乡洛阳，此时家里人对他的态度和行为也发生了360度的变化：“父母闻之，清官除道，张乐设宴，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谢。”[3]同样是一个人处于不同情境中其面子的差距竟然如此巨大。个体所处不同情境还包括：一个人在此一群体中面子很大，如处于熟人群体或亲密关系的群体中面子较大；在彼一群体中面子较小，甚至没有面子，如处于陌生群体中就很少面子。第三，面子的情境性和变化性还包括“在场效应”。中国有句俗话，“人在人情在”，即是说属于某一群体的个人具体生活在该群体中时面子大，虽然属于该群体，但个人没有在场的情况下面子就小。也就是说面子的大小随个人在场不在场的情境而变化。面子的情境性和变化性，特别是面子的“在场效应”是中国人面子的一个突出特征。对于面子的情境性和变化性，美籍著名学者成中英教授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每个人都只有一个脸，但在不同的场合及位置上都拥有多个面。脸与面的关系正如儒家所说的‘实’可衍生多个‘名’”[1]。成氏的见解真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4.面子是一个人自尊与尊严的体现
面子说穿了就是一个尊严与自尊的问题，一个人没有尊严和自尊那就无所谓面子。自尊是里，面子是外，自尊是背后动机，面子是外部彰显。面子是个人从他人获得的社会尊严，或经他人允许和认可的公众形象。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给面子”、“争面子”、“丢面子”、“爱面子”、“伤面子”、“丢脸”、“无脸面见人”、“打肿脸充胖子”、“打掉了门牙和血吞”、“打断了胳膊往袖子里掖”等等，都是自尊与尊严的表现。自尊与尊严是每个民族都有的，只是在传统中国人那里得到畸形发展。传统中国人，以农耕生活为主，生活在十分封闭的环境中，很少与外面的世界接触，所以一旦有机会与外界接触，人们往往不遗余力地表现自己，以此满足自尊的需要。所以传统中国人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似乎更加迫切、更加强烈地要求他人尊重自己。在中国越是要面子的人其自尊心也就越强。所以在一个人极力维护自己的“面子”时，实际上他在维护自己的尊严；当一个人伤害了别人的“面子”时，实质上他是伤害了别人的自尊；当一个人被骂为“不要脸”时，实质上是认为他不要自尊了。面子与自尊、尊严是互为表里的关系。
5.面子是一个人的自我心像
面子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但面子又是一种主观的体验，是一种自我的心像。同样一件事情在一般人看来是很丢脸的事情，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是很有面子的，比如鲁迅笔下的阿Q看见王胡在墙根的日光下赤着膊捉虱子，非但不觉得有失体面，反而脱下衣服与王胡比赛，当发现自己捉到的虱子没有王胡多时，他感到很失望，认为自己“大失体统”，居然找碴与王胡动起武来。鲁迅先生还在一篇《说“面子”》的杂文中讲过自我心像：“一个绅士有钱有势，我们假定他叫四大人罢，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攀谈为荣。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高兴地告诉别人道：‘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人问他‘说什么呢？’答道：‘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2]鲁迅接着评论道：“当然，这是笑话，是形容这人‘不要脸’，但在他本人，是以为有面子的，……”[3]我们知道，“不要脸”和“有面子的”该有多么大的差距啊，然而这小瘪三却把“不要脸”的事看成是自己争了面子，在我们看来，真是不可思议。鲁迅讲的是一则笑话，但却是社会存在的一种面子类型。所以我们说面子是对来自他人印象的主观感受、主观判断、主观评价。在这里别人对待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是客观的，而对这些态度和行为的体验、感受、评价却是主观的。当然这种体验、感受、评价与个体的知识经验、信念、人生观和世界观都有很大的关系。
6.面子是重道义轻功利伦理情趣的表征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是儒、释、道相融合的文化，但儒家文化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儒、释、道三家文化的共同特征都是追求理想人格，儒家所追求的人生是做“君子”，做“贤人”，做“圣人”；道家所追求的是做“真人”，做“至人”，佛家所追求的是彼岸世界的快乐。这三种理想人格的共同特征就是远离功利，距离功利越远人格的层次越高尚。当然真正能够成为圣贤的人只是极少数人，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君子。而君子的一个重要的人格特征是讲求“道义”。从先秦时期孔子的“志士仁人，有杀身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到汉代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再到宋代思想家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无不以“道义”为重。这种重“道义”轻“功利”的伦理情趣使中国人表现在人格塑造上更多关注精神自我完善与自我满足。对“善”的追求和对“名声”的维护，使中国人重气节、讲操行的品德特别突出。在以道德完善为人生追求，以博得好名声为心理满足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人宁可身败也不愿名裂。这只要看一看中国历史上许多宁愿含冤赴死也要保持名节所谓忠臣就可一目了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大夫感到最羞耻的事情之一就是“见利忘义”。名节问题是一个人一生最为重要的问题。一个人一旦失去名节，即使获再大利益也得不到社会的承认。
二、中国人面子的类型
中国人的面子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和要求从不同视角加以划分。首先，面子可以划分为自我知觉到的面子和他人知觉的面子。自我知觉到的面子又叫主观面子或自我评价的面子。所谓自我知觉到的面子就是自我推断、估算出的面子。按照成中英先生的说法即是“个人在某一社会或社会关系中，主观知觉其自尊的价值或重要性”。[1]他人知觉到的面子又叫客观面子或他人评价的面子。所谓他人知觉到的面子是他人根据我们的态度和行为所推断、估算出面子。按照成中英先生的观点即是“在特定场合中为特定某人所承认的个人社会地位或价值”。[1]自我知觉到的面子和他人知觉到的面子有时是同时存在且价值取向一致的。如在某个家庭中，一个孩子如愿以偿地考中某名牌大学，他自己觉得很荣耀，很有面子，这是自我知觉的面子，同时他的父母等家庭成员以及他的老师、学校领导也觉得有面子，因为他为家庭、学校争得了荣誉。自我知觉到的面子和他人知觉到的面子有时虽然同时存在，但其价值取向截然相反。也即是说有时自我知觉是有面子的事情，而在他人看来却是丢面子的事情。反之亦然。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自我知觉到的面子与他人知觉到的面子并不同时存在，那即是说在某种特定情境中，有时自己意识到有面子或丢面子的事情而他人并没有意识到；同理，有时他人意识到是有面子的事情，当事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比如在一家餐厅里，一个正在接待客人的服务小姐，一不小心把盘子掉到地下打碎了，她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是自己失职，感到丢面子，但顾客和老板却不以为然。此处的所谓丢面子，仅仅是服务小姐本人知觉到的，所以这只是自我知觉到的面子。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服务小姐不小心打碎了盘子，她自己若无其事，无所谓，而她的老板和顾客觉得这很失面子，这属于他人知觉到的面子。其次，面子还可以分为道德性面子、地位性面子、才能性面子和人际关系面子。这是我们按照面子的运作层面所作的划分。道德性面子又叫德性面子，是指某人或某个群体因道德品质所获得，适用于用道德进行估算的面子。比如一个人或一个集体为社会做了有益的事情，他或他们就能从社会成员那里获得更大尊敬，从而获得比未做此事之前更好的公众形象，也即是说他或他们获得了比从前更大的面子。反之，某个人或某个团体在社会上做了坏事，致使他或他们的公众形象一落千丈，因而他们在社会上也就丢失了面子。当然无论是获得还是丢失面子只有在当事者本人或社会成员意识到的情况下才存在。地位面子是因为个人或群体在社会中所处地位不同而获得的面子也不同。一般说来地位越高的人面子越大，地位越低的人面子越小。在社会中人们常常根据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的地位越高其品德和才能越出众，因而也就能受到更多人的尊重。再有，地位高的人有更多的满足他人需要或期待的可能性，因而能够获得比地位低的人更多或更大的面子。还有，地位高的人比地位低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与群体成员交往，形成较为密切的人际关系，从而获得比地位低的人更多或更大的面子。才能性面子是由个人或群体的知识和才能获得并通过才能加以估算的面子。一个人因为在某一方面知识才能出众，受到人们的尊重而获得的面子，当然也有人因缺乏某种知识和才能而丧失了面子。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最后是人际关系面子。在某些情况下，在某种特定情境中，面子大小并非完全取决于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道德品质、社会地位和知识才能，而是取决于当事人与所处群体的亲密程度。因为面子本身是以“人情”为支柱。所以当事人与群体人员的亲密程度越高、交往越多其面子越大，反之便越小。此外面子还可分为个人面子和集体面子、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情境性面子和持久性面子等，由于篇幅有限就不展开论述。
三、中国人面子的具体运作
中国人的面子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运作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据我们的理解，中国人面子是按如下一些方式运作或操作的。
做面子 这是中国面子的最基本的功夫。传统的中国人做面子是讲究功夫的，叫面子功夫。所谓做面子就是指某人本来不具备某方面的优点或优势，但为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敬，故意表现与社会期望相一致的行为。比如某人经济上很拮据，但他就是借钱也要装出一副阔老板的样子以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敬。做面子按现代社会心理学的话说即是按照某种社会期望做出的表同行为或文饰行为。
给面子 所谓给面子是指当某甲（个人或群体）急需满足某种自尊而自己又无力满足求助于乙时，某乙（个人或群体）能够使某甲获得满足，对于某甲来说就是某乙给了自己面子。中国人很精细，这面子还有给的足与不足之分。当某乙所提供的帮助完全甚至超过某甲的期望值，使某甲的自尊获得完全满足时，这叫给足了面子。否则虽然给了但却未足。
借面子与赊面子 中国的面子也像一件物品一样是可以借可以赊的。所谓借和赊就是自己眼前还没有这样的面子，需要将别人的面子拿来一用，以满足自己现时的需要。因为是借和赊的，日后是要还的，所以就激发人们努力去争面子、积累面子以便寻找机会还给人家。可是争面子、积累面子也是要有机会和条件的，并不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争到或积累到面子，这样就可能欠下“人情帐”，中国人最怕欠别人的“人情帐”，因为这本身就是丢面子的事情。当然欠账不还或赖帐的也有，但这不是中国人的主流。
争面子与保全面子 凡研究中国文化的人往往都有这样的一种认识，那就是传统中国人缺乏竞争意识，其实中国人也是善于竞争的，但更多的不是在于利益的竞争，而常常是面子的竞争。比如中国的家庭械斗或邻里争吵甚至动武，起因往往并不是为了多少利益，而是为了面子。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只要面子争到了，利益上受一点损失也在所不惜。因为大家都争面子，必然会发生矛盾，这就造就了一批“和事佬”管理者，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执行公正原则，而是按照适当的比例对于矛盾的双方进行面子的分配。传统中国人不仅善于争面子，而且善于保全面子，那就是当面子受到威胁时人们采取一些措施来解除这种威胁。一位仆人不小心丢失主人一件东西，他知道必须赔偿，或者扣掉相当数目的工钱，于是，他提出了辞职，并傲慢地说：“用来赔偿那支钥匙的钱，我不要了。”这样，仆人保全了面子。
撑面子 中国人不仅注重自己的面子而且注重家庭、家族和集体面子。而家庭、家族以及集体的面子又常常寄托在一个或少数有威望的人身上。也即说一个家庭、一个家族或一个集体面子是靠一两个少数人的面子撑起来的。他们的面子有多大，这个家庭、家族和集体的面子就有多大。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非常重视家庭、家族的门面，而这门面靠的是少数有地位的人撑起来的。然而一旦撑起来，这面子对处于该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保护作用，所谓“一荣俱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任何的外人在与该集体任何一个成员交往时都得看主人的面子，所谓“打狗都要看主人”。既然一个家庭、家族或一个集体的面子是靠少数人撑起来的，因此少数人的命运也就决定了这个家庭、家族或集体的命运。所以在“一荣俱荣”的另一方面就是“一损俱损”，面子也可由这少数人丢掉。当支撑家庭、家族或集体的人命运发生变化时，这个家庭、家族或集体的命运也随之变化。即如《红楼梦》的贾府之所以那样显赫，真正靠的还是贾政的长女贾元春支撑门面，因为她入选凤藻宫，成为皇帝的宠妃。后来元春不幸夭亡，贾府也败落下来：“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丢面子和挽回面子 因某种主客观原因（如地位发生变化或做了有违社会期望的事）丧失了自尊与尊严，面子就会丢掉。鲁迅先生曾非常形象地论述道：“每一种身份，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去了面子，也叫作‘丢脸’……但倘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就‘有面’，或曰‘露脸’。而‘丢脸’之道，则因人而不同，例如车夫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并不算什么，富家姑爷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才成为‘丢脸’。但车夫也并非没有‘脸’，不过这时不算‘丢’，要给老婆踢了一脚，就躺倒哭起来，这才成为他的‘丢脸’。这一条‘丢脸律’是也适用于上等人的。”在传统中，中国人的面子不仅可以丢掉，而且丢掉之后还可以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加以挽回。挽回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一般的办法是在某件事上丢了脸，再在另一种类似的事件或同一件事下次有机会再做时“露脸”，这样前一次丢的面子就算挽回了。也许这在西方人看来很滑稽不可思议，而在传统的中国人却是真诚的，不如此做，他们会感到无以自处。面子丢了，诚然是可惜的，然而能够挽回，也还算不错，一还一报，平衡了。当然，挽而不回的情形也是有的，那就只好“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交换面子与赠送面子 中国人的面子也像市场的商品一样具有等价交换的价值。众所周知旧中国的商品经济不发达，但面子的交换却十分发达。人们运用面子互通有无，“礼尚往来”，你在此处给了我面子，我在彼处也还给你一个面子。不仅如此，中国人还很重视面子的等价交换，即选择那些门当户对的人进行交往。面子的交换是依靠交往双方共同实现的，如果一方“来而不往”“有来无往”，这种交换也就停止了。然而也有一种面子不需要交换，这就是赠送。赠送面子虽然也是一种给予，但与给面子又有所不同。这不同就在于给面子是当某甲需要满足某种自尊而自己又无能力满足而求助于某乙时，某乙能够提供的面子帮助，而赠送面子则是某甲没有求助于某乙帮助，而是某乙主动提供并不需要回报的面子帮助。可以说赠送面子是面子运作的较高层次。
四、中国人面子心理的利弊分析
中国人的面子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有利亦有弊。
所谓利，在前已述，面子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人的面子自然是中国人文明重要标志，何以言之？第一，面子有助于形成相互尊重的社会风俗，调节人际关系。中国人的面子心理对中国人形成相互尊重的风气起到巨大作用。这一点连英国哲学家罗素都意识到了。罗素在对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于1922年撰写了《中国问题》一书。他在书中写道：“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要面子’觉得可笑。殊不知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上形成互相尊敬的风气。每个人，都有面子，即使最卑贱的乞丐。如果你想违反中国人的伦理准则，那就连乞丐也不能侮辱。”[2]面子之所以具有上述作用，是因为面子本身是在自尊和尊重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面子往往代表着声望、地位与成功尺度，因此，“面子”既是加强道德标准的社会戒律，又是维持个人道德标准的保证，是一种内部戒律。中国人常常因为“要脸”“爱面子”而选择某种道德行为，如慈善捐赠等。中国人常常会选择那些能给自己“争脸”、“争面子”的社会行为，而主动放弃那些可能导致自己“丢脸”或“丢面子”的事情。人们在生活中往往会根据面子标准来选择自己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而更多的不是根据社会需要或个人兴趣。因为有“面子”的存在与调节作用，才使中国的人际关系相对和谐，社会也才如此稳定。许多学者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是一种超稳定结构，面子对这种超稳定性形成与维护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面子具有隐恶扬善的功能。为了面子，人们常常把不符合社会期望、社会道德的一面隐藏起来，而将符合社会期望、社会道德的一面加以显扬。这诚然不能算实事求是，但却在客观上净化了社会环境。第三，面子使人具有羞耻感，而羞耻感又是人类的一切道德赖以形成和建立的基础。中国人把礼义廉耻看得十分重要。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人有十分强烈的羞耻感，要脸面。倘若没有羞耻感，任何脸面都不要，那也就无任何道德可言，甚至法律对他也是没有约束力的。“止于至善”是中国人的执著追求，因此，中国人对凡对与道德规范有关的一些“丢脸”、“丢面子”的事情是最感羞耻的。“丢面子”，尤其是“道德”的“面子”常常使个体陷于困境，导致他的生活境遇和原有的人际关系完全改变，甚至会使他走上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
中国人的面子也有明显的弊病。这弊病主要表现在：第一，造就了中国人戏剧化的思维方式与个性。犹如英国人爱好体育、西班牙爱好斗牛一样，传统的中国人爱好戏剧。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戏剧几乎可以说是唯一通行全国的娱乐活动。这显然与中国人戏剧化的思维方式和个性有关。中国人的演戏本能常常表现在不同的场合带着不同的面具，依据戏剧化的语言和行为样式扮演某种角色，所以表现出来的常常不是真实的自我。不仅如此，它往往使人变得虚伪、圆滑。正如鲁迅先生所痛斥：“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由于“讲面子”、“爱面子”之风盛行，常常使本来简单的人际关系变得复杂而微妙，从而为处理人际关系带来了困难。人们常常不得不因为要照顾他人的面子而违背自己的意愿，违背自己一贯坚持的处世原则。许多一生都恪守自己信念的人，往往因为在一件碍于情面的事情而毁掉自己的一生声誉。第二，造就了形式主义的社会风气。因为面子是做给别人看的，只要能够获得别人认可就是好的，至于有什么实用价值和实际意义那是次要的。所以中国人常常只注重形式而不重实质。比如清扫环境卫生常常不是为了自己的健康，而是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或他人的赞誉。尤其是社会上的那些讲排场、抖阔、盲目攀比等社会风气都与中国人的面子心理密切相关。第三，面子心理影响公平、公正地处理问题。中国人面子一旦发挥作用，就不可能用同样的目光看待同样的事情。所以在公务活动中，不是以法律、制度、原则为最高准绳，而常常考虑的是如何按比例分配面子。因此在处理问题时很难客观、公平、公正。一些贪污腐化、收受贿赂、违法乱纪的社会丑恶现象也常常与面子心理密切相关。大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先生将“面子主义”看成虚伪的道德观。第四，给脸厚心黑之徒提供方便。大家都讲面子，而那些不讲面子的黑心之徒便有机可乘，充分利用人们要面子的心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以上是笔者对传统中国人的面子心理所做的一点分析，需要指出的是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人的心理、行为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制不断完善，对传统中国人的面子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中国人毕竟是中国人，受过数千年传统文化的熏陶的中国人，岂能一下子变得面目全非？中国人仍然是要面子的，但要紧的是我们应当给面子注入新的内涵、新的内容，要继承和弘扬传统中国人面子心理的优点；克服其弊端，做一个现代中国人。
收稿日期：2007-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