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中共独立自主原则的艰难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独立自主论文,中共论文,艰难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独立自主原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确定的基本原则。受共产国际的束缚和影响，这一基本原则的确立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曲折的过程。
一
大革命的失败是陈独秀等人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盲从共产国际指令造成的后果。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中国人民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高潮。在革命高潮的初期和中期，由于得到了共产国际基本正确的指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和组织下，曾得到波澜壮阔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在大革命后期，由于共产国际指导的一系列失误及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等盲目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令，未能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制定正确的决策，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功败垂成。
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陈独秀等人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指示。
1925年以前，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应该由国民党领导，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仍处于国民党时代；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力量单薄，十分幼稚，中国共产党还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小团体，“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共没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1〕。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认为，中共在现时“还不能够单独承担使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任务”，它“仅仅是本身包含着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潜在力量”，其领导作用要在“数年以后”才能发挥出来。鲍罗廷甚至认为，中国国民党乃是“将来引导国民运动至完全成功”的天然领导，中国工人阶级的迅猛发展，阶级觉悟的大大提高，都只有等到“国民党所引导之国民奋斗之成功”以后〔2〕，方能实现。中共的当务之急， 就是要“努力使国民党真正成为民族革命运动的首领，切实地发展它”，“促进它达到最终目的。国民党作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代表，应该掌握政权”〔3〕。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决议》指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属薄弱”，“现时工人阶级尚未充分分化为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所以，共产党的任务是“帮助国民党”〔4〕。因此， 在共产国际看来，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属于国民党，绝非是年幼的中国共产党。
1925年以后，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应该由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领导。1925年4月，维经斯基曾指出， 中国共产党并不能像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那样，甚至也不能像革命前的俄国那样，实行纯粹的、直接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而是要“通过依靠城乡小资产阶级和急进知识分子的民族革命党这个媒介来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5〕。 斯大林认为，中国是属于无产阶级较少的国度，因而不能实行纯粹的、直接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而要实行共同领导权，唯一正确的政策只能是：由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进到工人与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共产党则通过这一联盟为媒介体对革命运动实行“事实上的领导”〔6〕。 共产国际一直反对中共在国民党内争夺领导权。
共产国际、斯大林上述关于国民革命领导权思想，无论是国民党领导也好，还是共同领导也好，其实质是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不是努力争取共产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
对于共产国际的上述思想及其决策、指令，当时以陈独秀为主要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最终还是唯命是从地执行了。
诸如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典型事例，是对国民党右派进攻的“三次退让”，致使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集团一步一步篡夺了党政军的大权，为其发动反革命政变创造了条件。此外，在农民问题、土地革命、武装斗争、阶级关系和革命阶段以及紧急阶段党的应急措施与斗争策略等一系列问题，陈独秀等也大多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令，毫无独立自主可言，从而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教训是很深刻的。
对此，周恩来总结道，大革命后期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作了一些不正确的分析”，“对我国阶级力量的分析都有错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情况不大了解，方针也不大明确”，而陈独秀等人又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的，使得“党中央在那个时候放弃了领导权”，对国民党的三次进攻实行了三次退让，从而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因此，“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有可能避免国际的坏的经验在本国重犯，使国际的好的经验在本国得以发展”〔7〕。 毛泽东在总结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经验教训时也指出，“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中国共产党必须“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8〕。 也就是必须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
二
党在土地革命时期遭到的挫折是王明等人一切照搬共产国际决议、指示的必然结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连续发生三次“左”倾错误，都与共产国际有密切关系，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惨重的损失，造成了土地革命的严重挫折。这是王明等人一切照搬共产国际决议、违背独立自主原则的必然结局。
王明的“左”倾思想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就已基本形成了。这从1928 年5 月王明撰写的《武装暴动》的小册子就能反映出来。 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华，直接插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帮助王明夺取党中央的领导大权，并把王明路线的代表作《两条路线》作为指导全党行动的理论“总纲领”，最终形成了形态完备的以“左”倾教条主义为基本特征的王明路线。
《两条路线》是照抄照搬共产国际1930年“十月来信”和其他决议的精神形成的。它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国内阶级关系、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革命道路和斗争策略及党内斗争等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都脱离了当时我国实际情况。它“基本上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纲领”〔9〕。
在实践上，王明自1931年11月始驻共产国际期间，一切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和指示，遥控国内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极力推行“左”倾教条的路线、方针、政策。
1931年11月6日，针对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 共产国际发表了《告各国男工女工，告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者和被压迫者宣言》。《宣言》不是强调反对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是提出反对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认为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灭亡中国，而是在于进攻苏联。王明对此不加分析地响应和执行。如1931年12月29日王明参与制定的给中共中央的《共产国际指示》，完全照抄照搬上述共产国际《宣言》的精神，把“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作为中心口号；认为“推翻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依然坚持“城市中心”论。与此同时，王明还在共产国际的有关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向党内发出有关指示，全面推行共产国际的“左”倾政策。
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毛泽东、周恩来等都作过分析。如毛泽东指出：“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我们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大部分根据地搞垮了”，他“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最‘左’的方针”，其主要错误，就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的经验”〔10〕。周恩来指出：“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自己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11〕叶剑英也指出：“一个国家的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固然离不开一定的国际条件和各国人民的支援，但在根本上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能依赖别的国家或者什么国家指导中心发号施令。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来寻找、创造和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12〕
由此可见，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挫折是王明等人一切照搬共产国际决议的必然结局，它从反面说明确定独立自主原则是多么必要。
三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毛泽东正确地把握与处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使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比较中最终得以确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统一战线内部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在统一战线内部虽然各阶级、各党派、各团体有着共同抗日的民族利益，但也存在着不同阶级的特殊要求和目的。尤其是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时刻企图通过限制、束缚、削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使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国民党、大资产阶级的胜利，并进而达到灭共的目的。这就迫切地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现实，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而恰在此时，共产国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形成了一条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以国民党为统一战线和抗战主体的错误思想。如斯大林就曾说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在中国应该“全力去发展国民党”、“依靠国民党”，并指示王明回国与蒋介石搞好统一战线。季米特洛夫更是认为中共“不成熟”，要求中共在政策上“必须发生一次重大变化”，并提出“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还要求中共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交出政权和军队，共同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换取合法地位。对于共产国际这些错误指示，王明不加分析地当作圣旨，言听计从。1937年9月， 王明在《救国时报》上发表《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的文章，全面接受并阐述了共产国际的右倾观点。回国后，通过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其右倾思想发展到顶点。这样在中共党内出现了王明的阶级投降主义并一度造成恶劣影响。在这严峻关头，如听凭共产国际摆布，使阶级投降主义泛滥；放纵国民党、蒋介石的限共、反共气焰，就意味着中共的自我毁灭和抗日战争的夭折，就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失败。显然，矛盾的焦点在于如何面对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及其右倾方针。
自遵义会议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并已经成熟起来，正确地处理了抗战初期出现的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勇敢地冲破了共产国际的束缚与限制，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并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在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坚决坚持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在无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关系上，坚持了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在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关系上，坚持了人民军队的独立自主；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上，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当然这种独立自主是坚持在中华民族共同抗日的大前提下的独立自主。
正是在毛泽东确定和坚持的独立自主原则的作用下，中国共产党终于领导全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对此，毛泽东曾作过较系统的总结。他说：“远离各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无法适应”“非常复杂而且迅速变化”的各国情况，各国革命“要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13〕。毛泽东还说：“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14〕。他执行了共产国际“最右的方针”，“他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教育了我们党”。“我们党清算了他们的错误路线”，才“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15〕。周恩来指出：“这个时期，中国党由毛泽东同志当家了，但是共产国际对我们中国党还有影响。主要问题是第二次王明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与共产国际不无关系”〔16〕。这些精辟的总结归结到一点，中国革命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独立自主原则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选择和立足点。这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长期历史经验中得出的基本结论。对此，邓小平进一步总结说：“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2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7〕。
注释：
〔1〕丹·N·雅布各斯：《鲍罗廷来到广州》，《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4页。
〔2〕《鲍罗廷在中国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第3页。
〔3〕同上，第296页。
〔4〕《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页。
〔5〕徐正明、 许俊基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页。
〔6〕《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20页。
〔7〕《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1～305 页。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第40页。
〔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4页。
〔10〕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年9月25日。
〔1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2页。
〔12〕参见《党史研究》1980年第5期，第37～38页。
〔13〕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报告》，1943年5月28日《解放日报》。
〔14〕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15〕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年9月25日。
〔16〕《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1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标签：王明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周恩来选集论文; 历史论文; 毛泽东论文; 陈独秀论文; 斯大林论文; 国民党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