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世纪之交的战略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战略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析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客观进程，我们不难看到：中国工业化已走完霍夫曼以消费品工业为主的第一阶段，而进入资本品工业加速发展的第二阶段；中国城市化则从乡村经济为主的第一阶段步入城市经济为主的第二阶段；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已走完初级产品生产为主的乡村经济阶段，而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相互调适的中级阶段。①总之，跨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阶段（中级阶段）。在世纪之交的20～30年的时间内，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机遇和挑战并存，风险和利益共有，希望与困难同在。中国必须依托自己的现实背景，充分吸收、借鉴工业化、城市化的国际经验，成功地策划出一条独具本国特色的工业化、城市化战略。
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新构架
经过40年的建设与发展，虽然总体上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走出了第一阶段，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客观事实却又摆在了我们面前。在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尚未真正发动的工业化、城市化初期（1952～1978年），城市化滞后不易为人所察觉；而80年代乡村工业的迅速崛起拓展，农村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农村工业化的事实凸现出来。进入90年代，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已形成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强大桎梏。90年代进入工业化——城市化阶段以后，必须彻底改变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形成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同步发展的新格局。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合理的三次产业结构，尤其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城市化过程中，建立合理的城市体系，特别是农村工业应迅速实现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集敛。具体说来，世纪之交的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中级阶段所要走过的道路，必须在以下要素的编结中而逻辑地推动。
1.1 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推进
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过程与城市化过程既不能超前，也不宜滞后，否则将阻滞其他过程的推进。人口过渡城市化所引发的“城市病”和人口过慢城市化所染上的“农村病”，都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失调的表现。
不可否认，80年代中国的农村工业化浪潮和小城镇的发展，收到了转移农业剩余劳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明显绩效。但随着农村工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城市化过程滞后程度加剧了，一种“农村病”业已生成并蔓延开来，其基本表象是：(1)农村工业布局过于离散化，具有浓厚的乡土色彩和传统产业特征；(2)从农业中转移的劳动力仍大量滞留在农村，享受不到现代城市文明；(3)乡镇工业环境成本日趋加大，农村生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地破坏；(4)农业基础地位开始动摇，农业劳力老龄化、妇女化，农业资源浪费严重。
这种由城市化滞后而引发的“农村病”对中国通盘工业化、城市化及经济发展形成了许多负面影响：(1)农村工业化的分散推进，导致基础设施利用不经济、规模不经济和土地利用不经济，这种社会成本有可能随着城市化过程滞后的加剧而不断增大；(2)城市化进程滞后客观上形成我国第三次产业的十分不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十分落后，显然，促进第三次产业的正常发展和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取决于城市化的进展速度；(3)人口城市化过程的缓慢和农业的非规模经济必然延缓甚至阻滞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4)由“农村病”所导致的前三个后果，必然削弱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吸纳农业剩余劳力的能力；(5)人口城市化过程滞后，势必对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形成后掣力②。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城市化过程的滞后和“农村病”的产生，主要与城乡隔离的一整套制度框架，农村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有效推进相关。二元经济结构下形成的一系列制度成为乡——城人口迁移的屏障，农村改革将农民从古老的黄土地上解脱出来，扩张了农民自由择业的空间，农村不得不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就地消肿”，不得不以一种病态方式推动非农产业发展。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健全，原有城乡隔离的制度安排势必为城市融合的制度变迁所替代，这种变化又必然深刻地影响着工业化、城市化的相互调适。
中国工业化进入工业化——城市化阶段中，必须以相应的城市化进程为条件，农村工业化也应伴随着城市化，使农村非农产业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经济空间逐步集聚。在城市化滞后的条件下，要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必然要求加速城市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城市化应充分利用农村工业资源，培植新的生长点和增长极，并对农村非农产业发生收敛作用。
1.2 农村剩余劳力就业空间扩张
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力所形成的就业压力，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阶段所要缓释的难题。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趋势看，如果说80年代中期以前农业剩余劳力的“就地转移”和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的“区际流动”存在着某种特殊必然性的话，那么，在整个90年代和21世纪初叶，应该把重点放在向城市转移上。这是中国加速城市化和促进第三次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正确选择。为此有两个重点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农民身份管理体制，二是城乡劳力大市场的培植。
改革传统的农民身份管理体制，是农民获取足够择业空间和迁移自由的必要前提。为此应从现有的户籍制度改革切入，剔除粘连在户口关系上的各种经济、社会利益差别，使农民获得如同城市居民一样社会身份，为农民流动提供制度性保障。具体说来：(1)拆除各种阻止落户的禁令，除了对那些人口过度膨胀的部分大城市应实行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外，一般不再设置行政禁令，主要通过经济措施调节人口迁移；(2)进行户籍制度相关的财产制度、分配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城市制度的配套改革，实行劳动收入货币化、生产资料和产权商品化及福利保障社会化，剥离户口与特权利益；(3)允许户口关系随人身一致流动，随走随迁随落，并依法接受管理；(4)为避免户籍制度改革所引起的社会震荡，可在完全放开农村县城和中心镇户口的同时，在大中城市实行“绿卡制”，对在大中城市实际已居住五年以上，拥有房屋产权和稳定的工作职业的发放“绿卡”，使持卡者在申请工商车辆驾驶证照、经营摊位和柜台、子女入托入学方面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建立城乡开通的劳力大市场可以为农民和市民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可以开拓一个农村剩余劳力就业的广阔空间，开创一条工业化、城市化的正确道路。为此，必须改变城市职工长期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的市民优越和劳动“贵族化”（不愿从事苦脏工作，追求“自愿”职业）；必须引入劳动就业竞争机制，这种竞争不是城市劳动力内部的有限竞争，而是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小企业用工中不再附加户籍限制，所有劳动力都实现合同工制度，一视同仁，同工同酬。
1.3 结构调整与结构转换
在工业化——城市化阶段，制造业的结构转变、技术进步和外向发展，三次产业的结构调整，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将作为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提到前台，因此工业化——城市化阶段也是结构剧烈变革的时期。我们将中国产业结构与同等收入水平产业结构的国际比较中发现，中国产业结构存在着严重的结构偏差。在工业结构中，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发展不足，产品数量和品种不能适应需要，需大量进口；而加工工业则重复建设、重复引进，盲目发展；中间需求产品的生产部门也出现过渡膨胀现象。这种不合理的工业结构主要是由工业产品的比价不合理和国家调控乏力引起的。在工业化——城市化中级阶段，必须把建立合理的工业结构置于显要地位，而且要以推进技术进步和促进外向发展来带动结构调整。这种结构转变可以使中国工业产生新的生命力和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具体手段是：(1)放大市场机制的功能，通过市场形成工业品价格，用价格信号引导结构转变，政府同时全力支持基础工业发展；(2)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向出口替代工业的转变，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以释放本国的资源优势；(3)大力推进技术进步，通过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着力改造传统产业；(4)加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新兴产业。在世纪之交，中国应着重发展三个新兴产业：电子信息工业、生物工程技术产业和新材料工业。与此同时重视激光、新能源、海洋工程以及航天技术的研究开发。
在三次产业结构方面，我国结构偏差的突出表现是第一次产业的就业份额过高，第三次产业严重滞后。这种格局的制导因素有四：(1)城市化滞后。城市是第三次产业的载体或容器，没有城市化的相应进展，第三次产业的扩张是很难实现的；(2)资本紧缺和投资效率低下。由此造成交通运输、邮电业的发展和教育的发展受束；(3)市场发育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形成对金融、商业、服务业的硬制约；(4)土地非商品化和住房福利化。不动产绝大部分长期游离于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第三次产业的支柱——不动产业的发展就失去了活力。迅速改变中国第三次产业滞后的状况，必须降低第一产业的就业份额，推进非农化，加速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
1.4 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同步
中国城乡关系伴随着改革的节奏已发生了深刻性变化。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小城镇的出现，奠定了城乡交融的基础，城乡交往日益密切。在工业化——城市化阶段，促进农村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色。农村发展主要体现为农业发展和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城市化的进展，农业发展要以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发展来支撑。在目前，必须彻底改变农村工业极其分散的格局，大力发展小城镇和工业园区，打破乡镇工业的社区界限，向小城镇和工业园区适当集中。
实现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同步，就是要把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城市化纳入国家整体工业化、城市化轨道，促进整体发展。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相耦合，就可以使城乡交流由一般商品或最终消费品的相互买卖，走向以生产力诸要素在城乡之间重新组合为特征，实现城乡生产过程的高度交融，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
二、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战略策划
2.1 战略目标
工业化、城市化战略作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影响着一国经济发展的成败，其成败关键又取决于工业化、城市化战略目标的定位。中国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的战略目标是：从1990年到2020年，用3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以初级产品生产为主的乡村经济社会向结构高级化的发达经济社会的过渡，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使第一次产业的产出份额降到15%左右，就业份额降到20%左右，城市人口份额上升到60%左右（详见表一），基本完成数量型变动的使命，同时促进质量型改善，实现中国社会由传统落后的农业和乡村社会向现代先进的工业和城市社会转型。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要建立并完善国际化的市场经济制度，围绕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推进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总体步入现代化。
表一：1990～2020年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年份
1990
2000
2020GNP（1980年美元）
610
1200
4200三次产业结构% 产出 第一次产业
28
25
15
第二次产业
44
40
35
第三次产业
28
35
50
就业 第一次产业
60
45
20
第二次产业
21
25
35
第三次产业
19
30
45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
28
35～45 55～65总人口（亿）
城乡
11.4
13.0
15.0
城市
3.0
5.2
9.0
乡村
9.4
7.8
6.0
注：表中数据均由作者根据90年代前四年有关数据测算，仅能说明一定时期内可能达到水平的大致趋势。
上述战略目标渗透在农村发展战略、城市发展战略、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具体推进过程中。农村发展战略的重点是建立发达而又稳定的农村基础，推进农村工业化和非农化与农村城市化，实现农村综合发展，在城市发展进程中，推进农村繁荣。这是在中国现实背景下的自然继承和发展。在农村发展和城市发展的双重推动下，农业发展的空间大大拓宽，农业转化为采用集约经营、规模经营的和现代化生产方式的持续发展模式。城市发展战略的重点是建立强大的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实现工业现代化和第三次产业的长足发展，城市形成强大的对乡村人口的吸纳能力，城市发展开放化和国际化。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重点是进行城乡融合的制度创新，形成城乡统一大市场，逐步建立城乡人口双向自由流动机制。上述三大战略有机融合于一体，构成中国工业化——城市化阶段一个统一的工业化、城市化整体战略。每一项分战略都是整体战略目标的逻辑推开。
2.2 战略步骤
中国目前所处的现实经济背景是：以满足温饱为中心的必需品消费阶段刚刚结束，国民经济正走向一个以结构大变革为显著特征的新成长的阶段，有着特殊的好处（大国优势），面临特殊的难处（遗留的难题，人口压力）。由此决定中国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的战略目标必须分步推进，而每一步则有各自的战略重点和任务，并相互衔接。
第一步：在20世纪90年代，用整整10年时间，清理和解决前40年来特别是80年代城市化的农村工业化政策短缺所引致的种种难题。
90年代初，几千万农民工涌入大中城市，上千万人愿花高价购买城市户口，各地大量冒出了不同规模的开发区，这一切既含有城市化过度滞后的一种阴影，又表明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潮头正在涌动。因此，整个90年代的战略重点是：用兴办工业园区的方式，把农村工业化积蓄起来的能量，导入城市经济集中释放，并推动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加速城市化进程，校正城市化滞后的偏差，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与此同时，积极推进企业制度创新和城市新体制建设。具体说来，需要完成五项任务：(1)奠定农业长期持续发展的基础。关键是要通过农业与土地制度创新解决农业投资动力问题，通过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创设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宽松条件。(2)实现农村工业在高起点上的新跨越。鉴于分散的农村工业化的种种弊端，90年代应着力于以集中的方式发展农村工业。兴办工业园区，对起点较高，在不长时间内能发挥为骨干企业的，优先引入开发区。同时，促进农村工业企业的外向化、国际化经营，上档次，上台阶；(3)重点建设一批实行新体制的中小城市、县城关镇和小城镇。这个工程与工业园区的开发同时进行；(4)在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大力推进第三次产业的发展。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力转移到城市第三次产业领域；(5)新型城乡关系体制的建立，城乡之间的相互开放，各种要素合理流动。倘若做好了五个方面的工作，就可使第一次产业的就业份额下降到50%以下，第三次产业就业比重上升到30%左右，人口城市化比重40%左右。
第二步：从21世纪开始到2020年，全力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全面完成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的战略目标。
通过前10年发展，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有了较为坚实的扩张基础，因此，在21世纪的前20年内，工业化、城市化战略目标的重点是推进工业结构高级化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强城乡第三次产业的发展，建立强大的基础设施，农业改造的方向是实现现代化，农村发展的动力是城乡融合。经过这个阶段的发展，第三次产业的产出和就业份额分别达到50%和45%左右，人口城市化水平上升到60%左右。同时，通过进一步完善企业制度和城市体制，实现普遍意义的城市体制创新。
2.3 战略特征
总体而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战略是一项“复合型、外向化、全方位突破式推进、持续发展”的战略。
复合型是针对发展模式而言的。即强调要诱发多元主体的各种动力并复合成一体，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展。就工业化来说，在积极推进工业城市化发展的同时，努力支持乡村工业的发展；而工业化的主体包括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集体企业和私人企业等多元主体，特别要支持股份制企业和私人企业的健康发展，形成工业化的新的生长点。对于城市化而言，复合型城市化模式是“集中型”与“扩散型”城市化战略的有机结合，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全局发展，从而形成一种现代化的城市体系；而城市建设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类企业和个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复合型的战略模式，着力于从全局角度调协各个方面的动力，充分发挥各地区、各行业、各个人的潜力。
外向化是针对工业化、城市化的走向而言的。即经过工业化——城市化阶段，中国将形成全面开放的格局。对于工业化来说，中国要全力实施出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巧妙地利用国际市场，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长期丰富的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更好地利用大国优势，满足本国非必需品消费市场的需求。从城市化方面看，城市发展以开放化为特点，走向国际化，各类城市都与国际市场普遍发生商品交换和生产要素的流动，进行文化、教育、艺术、体育等各个领域的广泛交流；同时城市与乡村的联系更为紧密，实现城乡高度融合。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外向战略的实施，旨在促使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及中国经济融进世界潮流，既在国际环境中求得发展，又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中作出贡献。
全方位突破式推进是针对总体战略的分段战略而言的。全方位强调的是在实施总体战略的条件下实施全面发展，推进城乡三次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协调发展，推进城市与乡村的共同发展，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协调、共同、同步发展不是同速发展，各个时期又有不同突破口，实行跳跃式发展，这就是所谓的突破式推进。在近10年，工业化的突破是实行农村工业集中发展，第三次产业加速发展和企业制度创新；城市化的突破是通过多渠道投资，重点建设一批中小城市和县城关镇，推进城市新体制建设和城市体制改革。在后20年，工业化的重点是工业结构高级化和第三次产业化，同时要培植新兴产业的发展；城市化的重点是建设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市体制。
持续发展是就目标而言的。要求推进工业化、城市化阶段性、持久性的稳定、协调发展，要求自然发展与经济发展、当代发展与未来发展的统一。从工业化方面看，不宜追求短期快速增长，而要促进长期稳定发展，避免因短期增长牺牲长期发展，前期的工业发展要为后期的工业发展提供条件，而不是设置障碍。就城市化来说；要十分重视城市发展的长期投资，特别是长久发挥作用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加强城市环境建设和生态保护，构筑美好的人文景观，注重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培植城市文明。持续发展的结果是完成向结构高级化的发达经济阶段过渡，实现向现代先进的工业和城市社会转型。
据联合国对116个发展中国家中的90个国家的调查表明，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制定政策以放慢或扭转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倾向③；而中国的传统战略也是以限制城市化进程为特征的。因此，本文所提出的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战略与传统的中国战略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在推进的战略相比，所要强调的是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加速城市化进程；在推进工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加速第三产业的发展；在突破式推进过程中，实现全局发展，是一项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同步协调发展的积极的开放型全新战略。
三、中国工业化——城市化阶段发展战略依据
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表征。90年代初，中国农业的产出份额已降到28%，就业份额为60%，从就业角度看，仍属于农业社会。但是，中国进入工业社会已成历史大势。由工业化推动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从而引致整个社会的历史性变迁——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普及城市文明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是一种国际性趋势。目前，中国人口城市化率还不到30%，城市化水平亟待提高。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世界文明发展的主航道而孤行，中国正进入由农业和乡村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过渡的时代，中国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的发展战略，就是要成功地推进和实现这一变迁。
3.1 战略的现实性：中国国情分析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战略是在改革和发展的宏伟背景下推展的，随着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战略两步走战略思路和实施分案是符合中国基本实际的。
——先看第一步战略
从动态角度审视，资本和就业将成为第一步战略实现的主要限制因素，这里集中对这两个因素加以阐释。如前所述，2000年要使城市化比重达到40%，意即使城市人口达到5.2亿人，即在此期间要从农村迁入城市1.8亿人，要解决2.2亿新增城市人口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住宅投资，以及1.1亿新增城市劳动力就业的生产性投资。假设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需基础设施投资3750元④，住宅投资3720元（1989年住宅投资每平方米372元，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0平方米）⑤，合计为7470元，新增2.2亿城市人口，需总投资16434亿元（其中城市基础设施投资8250亿元，住宅投资8184亿元）。假定每增加一个城市就业单位需投资2万元，1.1亿新增城市就业人口需要投资11000亿元。两项合计需要资本27434亿元。根据预测，从1991年至2000年中国GNP年均增长8.5%，到2000年当年GNP迅到40008亿元（1990年价格，下同）。若以积累占GNP25%来计算，则10年积累总额为71205亿元。其中可作为住宅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资本（一般占GNP的10%）⑥约为28482亿元，而新增城市人口所需的这方面投资占该数额的57.7%。城市新增劳动就业投资占积累总额的15.5%。此间2.2亿新增城市人口所需的总投资占总积累的比例为38.5%。据此看来，加速城市化进程和增加非农产业就业的资本来源虽不宽裕，但基本是有保障的。而且，在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条件下，这笔资本的筹集变得更容易了。这与我们所要做出的制度供给紧密相关。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战略实施的第一步，要通过政策导向兴办工业园区，促进农村工业向城市集中；同时，要建设一批实行股份制新体制的中小城市、县城镇和小城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本，主要以多渠道集资和股份制形式获得，进城农民成为市民但没有被国家“包下来的身份。”从而极大地弱化了资本对城市化和非农化（工业化）的约束。
由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2000年劳动力就业转移和就业结构变革的难度会明显减小。设定2000年劳动力是人口总数的50%，需要安排就业人口6.5亿，比1990年多0.8亿人，加上10内要从第一次产业转移出0.5亿人，亦即要安排1.3亿劳动力进入第二、三次产业就业。其中4000万人进入第二次产业就业，9000万人进入第三次产业就业。从80年代仅农村工业和农村建筑业就新增4641万多劳动力就业的事实看，90年代第二次产业新创造4000万个就业机会是不成问题的。至于第三次产业就业人员的大量增加，是以加速城市化为条件的。而且由于过去40年第三次产业发展十分不足，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空余就业空间。再依据前面的分析，第三次产业创造就业机会的资本是有保障的。由此观之，第三次产业存在十分广阔的就业空间。
——再看第二步战略
第二步战略的实现从总体上分析并不存在很大难度，但牵涉的因素较多，显得比较复杂，这里仅择要而论。
1.人口与就业问题。到2020年，城市人口比重达到60%，城市人口达到9亿人，在20年内，城市新增人口3.8亿人，要新创造城市就业机会1.9亿个。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新增城市人口和城市就业的任务并不艰巨。况且，中国的城市化框架是一种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全局发展的模式，人口容量和就业容量都较大。这期间，农村第二、三次产业劳动力增加到1.5亿人，新增就业0.6亿人，根据过去农村发展的经验，这部分劳动力的就业是有保障的。再从就业结构看，到2020年，第一次产业的就业人员为1.5亿人，第二、三次产业就业人员分别约为2.62亿人和3.38亿人。与2000年相比，第一次产业就业减少1.4亿人，第二、三次产业就业分别增加1亿人和1.4亿人。显然，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可以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满足第二、三次产业的就业需求。
2.资金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及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是资金。但是，进入21世纪情况并非如此。依照前文提供的有关数据计算，到2020年当年GNP达到169948亿元。仍以25%的积累率推算，20年内积累总额为465618亿元。3.8亿城市人口所需要住宅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为28386亿元，新增2.4亿个第二、三次产业就业岗位需要投资24000亿元，两项合计52386亿元。这部分投资仅占积累额的11.25%。由此可见，应该说有充足的资金保证3.8亿人口城市化和2.4亿劳动力就业转移。
3.土地和自然资源问题。据分析，我国土地资源潜在的自然生产力约为每年72.6亿吨干物质，其理论最大承载人口能力约为15～16亿人⑦若把技术进步的因素考虑进去，中国土地资源潜在的生产能力要比这大得多。而且，随着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深入，对土地的长期投资能力增强，资本替代土地成为可能，土地供给条件和能力将改善。可见，现有土地资源养活中国2020年15亿人口不成问题。至于工业化、城市化所需要的土地资源数量肯定是可以满足的。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因土地供给问题而阻碍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工业化、城市化本身是一种集约利用土地的生产方式。中国过去的工业化、城市化已经占用了大量土地，今后通过农村工业集中发展和小城镇整合，配合土地整治，不必再多占用土地。从总体上看，按人均计算的自然资源，中国与世界水平相比是相当少的，但并不是最少的国家。更何况，中国外向化的发展战略将使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格局中，国内资源的余缺可以通过国际市场调剂。到21世纪，中国国内自然资源的多寡，不再是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不过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可能造成环境污染问题，与本国环境资源的自净能力有关。环境自净能力是不可能通过国际市场来进口的。因此，保护环境和建设环境应当成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3.2 战略可行性：国际经验考察
对国情的深刻分析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战略成功实施的关键，但我们不能背离世界一般性规律的指向，而要善于借鉴国际经验。以此推断，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战略是切实可行的。
1.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趋势看，战略中所提出的人均GNP增长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到2000年和2020年要使中国的人均GNP分别达到1200美元和4200美元，意味着要求前10年和后20年人均GNP年增长分别达到7%和6.5%，考虑进中国的人口增长因素，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要分别达到8.5%和7.5%左右。这个增长率似乎比较高，但实际上是能够做到的，世界上不乏这样的先例。日本1955～1975年2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超过8.5%，其中1961～1965年5年年均增长率为9.7%，1966～1970年5年年均增长率高达11.6%，韩国1953～198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1962～1985年年均增长8.7%⑧。更何况中国在1980～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8.9%的年增长速度，目前正处于新成长阶段的高速增长期。
表二：世界发展模型标准就业结构(%)人均GNP（1980年美元） 第一次产业
第二次产业
第三次产业
＜300
71.2
7.8
21.0
300
65.8
9.1
25.1
600
55.7
16.4
27.9
900
48.9
20.6
30.4
1200
43.8
23.5
32.7
1500
39.5
25.8
34.7
2400
30.0
30.3
39.6
3000
25.2
32.5
42.3
＞3000
15.9
36.8
47.3
资料来源：H·钱纳里、M·塞尔昆合著《发展的格局1950～1970》，1989年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原为1964年美元，这里按1：3换算成1980年美元
2.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产业结构变革和工业化的程度，要达到战略中所提出的有关数量指标难度不大。从表一中2000年三次产业产出结构预期状况与表二中900美元时标准结构的三次产业产出结构状况的比较中可知，对2000年产出结构变革的要求是留有余地的。从产出结构看，2000年第一次产业的份额与标准结构相比是一致的，10年只下降3个百分点。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采取缓慢的第一次产业份额下降的策略，体现了支持第一产业特别是农业发展的战略思想。第三次产业产出份额上升到35%，仍未达到标准结构的水平，是充分考虑到中国第三次产业落后的现实的。在大力发展第三次产业的进程中完全有条件高于这个份额。从就业结构看，与标准就业结构相比，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稍偏高，第三次产业稍偏低，也是从目前中国就业结构的现实考虑的，是完全可行的。同样的比较研究结果，也证实了2020年产业结构变革趋向的合理性。
3.战略中设定的人口城市化指标是留有较大的实现余地的。根据联合国对世界一百一十一个国家的实例调查，发现当地人均收入从250美元上升到1500美元，再上升到5000美元或者更多，城市化人口比例就从25%上升到大约50%，再上升到超过70%⑨，提出2000年和2020年人口城市化率分别达到35～45%和55～65%，与前者比较是偏低的。再用美国学者埃德温·米尔斯和查尔斯·贝克介绍的公式⑩计算我国2000年和2020年的城市化比重应达到的水平：其中：U[,t]为第七年的城市化百分点；Y[,t]为第七年人均GN[,p]/1000；A[,t]为第七年农业劳动力比重(%)。t的取值：(1)在计算2000年U[,t]时，1990年时为0，2000年时为1；(2)在计算2020年U[,t]时，2000年为0，2020年时为1。所有数字按表一给定数字计算。计算的结果是：2000年的城市化比重应为43.36%，2020年的城市化比重应为64.18%。与此对照，本战略中提出的城市化指标仍存然是偏低的。不难看出，中国城市化战略目标的实出存在着较宽的空余空间。
3.3 结语
实质性分析，实现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战略目标，所面临的难题不是来自人口、资本、土地、资源、环境、技术、交通、住宅、设施等方面的制约。无论是中国目前所具有的物质条件和资本存量，抑或是其所面临的国际大气候和世界技术进步条件，都充分说明中国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战略目标的条件是优越的。笔者看来，实现战略目的的深层次困难还是聚焦在体制、机制和效率三方面，因而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就取决于改革与发展两大跨世纪主题的协调与耦合。
注释：
①笔者认为，可将工业化、城市化划分为三阶段：以初级产品生产为主的乡村经济阶段，工业化、城市化相互调适阶段和结构高级化的发达经济阶段。
②详细论述参见张锐：《论人力资本与经济现代化》，载《人口学刊》1994年第6期。
③托达罗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页。
④邓英淘：《城市化与中国农村发展》，载《中国农村经济》，1993年第1期
⑤陈吉元等著：《中国农村的变革与发展——回顾与展望》，广东高教出版社，1992年版，第240页。
⑥参见孟昕等著：《结构变动：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1988年版，第313～315页。
⑦课题组：《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研究》载《管理世界》，1994年第4期。
⑧参见[美]基思·格里芬:《可供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
⑨参阅《世界经济发展报告(1992)》
⑩埃德温·米尔斯等著：《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学译丛》，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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