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的生命线——当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命线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当代世界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10；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0）05—0043—07
资本主义制度在20世纪进行了一系列的自我改革和调整。可是，它是靠什么来保证改革和调整的顺利进行和取得成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对这些问题人们不一定能回答清楚。而这些问题搞不清楚，就很难说我们对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繁荣发展的原因已经有了全面的认识，也很难说我们对在新世纪将要面临的挑战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
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思想政治教育吗？人们产生这样的疑问是毫不奇怪的。这是因为，首先，资本主义国家一向喜欢标榜自己是民主自由的国家，对外掩盖自己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事实，一些人也就以为在这些国家里没有什么人或机构来进行思想政治意识的灌输。同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途径上越来越多地采用了渗透式的、间接的、隐蔽化的形式，这也造成了我们认识上的困难。其次，我们对这些国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了解得很少，又受某些观念的束缚，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专利”，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或者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不使用“思想政治教育”这样一个统一的概念，就否定了它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事实。然而，只要我们不为名所囿，实事求是地做些研究，就会发现，这些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无名有实”，它们在五花八门的名称下（比如公民教育、法制教育、共同价值观教育、民族振兴教育、传统文化教育、宗教教育、道德教育、历史地理教育等）做了大量的实质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承认这一事实，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了解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一方面标榜绝对的民主自由，宣扬“趋同论”、“全球化”，攻击社会主义国家搞“极权”、“专制”，批判甚至禁止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观念；一方面又以更加自觉的姿态，以更大的投入，从社会的各个方面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大力宣传和捍卫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毫不放松对本国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其中的政治教育。
阶级性、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征之一。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属性不同，服务对象也不同。但是，作为人类阶级社会一项普遍存在的实践活动，它又有共同的、一般的规律，因为我们与其他国家处在相同的时代，面临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社会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内容、方法、原则、途径、组织管理等方面，完全可以也应该研究、借鉴别国的经验和成果。最近，江泽民总书记指示我们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和方法。开展对当代世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了解其历史、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可以加深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认识，使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理论概括，得以建立在更广泛、更丰富的多种类型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基础上，从而更深刻、更全面地反映其本质。同时，也有助于改善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工作。
一、当代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和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受到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的制约，具体说来，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二是各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三是当代科技革命的发展。通过分析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生活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五十多年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是二十年左右，各有不同的发展背景、主要内容和理论指导，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
第一个阶段，战后初期到50年代末。与战后经济恢复和东西方进行冷战的要求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首先是意识形态壁垒分明，反共和反美的声音都十分强硬。同时，这也是一个充满了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时代。美、英、法、苏等国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德、日则在战败国的废墟上准备重新崛起。
第二个阶段，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一阶段的前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堪称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并没有解决。从60年代初期起，民权运动、妇女运动风起云涌；到60年代末，更是掀起了席卷全球的“新左派”学生运动。这些运动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社会批判思潮为其思想支柱，标榜“反主流”，个性解放、性自由等思想以及颓废文化在社会上十分流行。而与此同时，教育中却存在着所谓“价值中立”的倾向。在青年学生“反叛传统”、“多元化”、“民主化”的强烈要求面前，老师们不愿也不敢进行传统价值观的灌输，放弃了对青年进行教育和指导的职责。政治风潮和教育界的软弱涣散引起了各国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纷纷采取措施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将学校德育放在首位。60年代末西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礼崩乐坏”、观念更新也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化”运动的兴起。社会问题的大量产生提出了一大批课题，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使得基础理论、调研报告、方法实验、实际工作等成果大量涌现，奠定了像“青年学”这样的综合性学科的基础。许多学科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被移植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来，研究人员也逐步职业化。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改革相配合，注意发挥其社会功能，把重点放在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
第三个阶段：80年代起到现在。经历了7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不景气后，8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开始有了转机。虽然社会危机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是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已经退潮，社会发展趋于平稳。这要归结于各国政府在采取各种经济、政治对策来调整社会矛盾的同时，也调整了文化教育政策。总的取向是“向传统回归”，社会风向不断向右转。社会流行的哲学文化思潮及思想文化氛围与教育目的逐渐接近一致。各国所提倡的“向传统复归”，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为了保证完成经济、政治上的“振兴”目标，面向21世纪，迎接新的挑战。美国从里根到克林顿，几届总统都在自己的就职演说中提出“振兴美国”的口号，表达对美国青年的信任和期望，号召他们为之奋斗甚至献身。重新提倡个人与社会并重的价值观念、倡导适应于资本主义需要的美德成了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甚至民族沙文主义）再次成为主旋律。在美国政府的引导下，当年参加学生造反运动的所谓“愤怒的一代”已经不再愤怒，他们从“体制外”走进了“体制内”，继续充当忠实的公民，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或社会精英，甚至有的成为现存体制的领导人，如克林顿。这一时期德国的青年研究，已经从50年代零星、分散的状态走向在国家的支持和指导下进行系统的研究，由专注政治问题走向多样化，眼界更开阔，课题更丰富，并且对政府的决策起到了参考作用。而在原苏东国家，自发生剧变后，对人民进行爱国、独立、民族存亡的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维护社会稳定，则是压倒一切的任务。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则在经济起飞、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后，着力克服“经济进步、道德沦丧”的“现代病”，大力抓好精神文明建设。
90年代末，世界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又开始了新的一轮调整。新加坡对儒家伦理教育进行了反思；英国则认为21世纪的竞争对于德育既是压力又是机遇。这次调整现在仍在进行中。
从各个国家不同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共同的特点。它们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甚至与我们头脑中原有的印象相反。例如，为了保证现代化的顺利进行，作为阶级统治的手段，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方面中，最突出、抓得最紧的是政治教育而不是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的成效也是最突出的。美国政府对待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及宗教教育的政策是不同的。总的来说对后二者的政策比较宽松，而在政治教育方面却采取了许多“硬性”的行政措施来保证其贯彻实行。比如，对学校教学计划中政治科目的规定，对教师、校长和督学按一定的政治—道德要求进行严格的筛选等。美国的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虽然都面临多元社会中教育与个人自由选择的矛盾，但是矛盾发生的层面不同。在道德教育中，这个矛盾发生在没有统一的道德标准、道德规范和教育目标上，所以只好各行其是。而在政治教育中，这个矛盾则是发生在教育方式和学生对教育方式的选择上，可称得上是不拘一格。至于政治教育的目标（培养美国忠诚的公民）则是确定不移的，其核心内容（共四个基本方面，即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优越性的教育、反共教育、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教育、国民精神的教育）长期以来保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在对公民进行政治观念的灌输方面，美国政府的导向之坚定、旗帜之鲜明、态度之一贯、力度之大、方位之全面、方法之灵活，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又如，这些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都十分注意联系社会现实，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上，是把解决为国家、为民族“服务”的问题摆在首位，其次才是帮助个体适应社会的“生存”问题。
对于80年代以来，当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总体上呈现出的特征和发展方向，我们将其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1.毫不减弱的“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的、阶级的、集团的利益对抗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不过在当代，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它的存在形式和内容上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有交流、渗透甚至某种融合，但其中的对抗不但始终没有停止过，而且范围还扩大了。意识形态的差异、分歧甚至对抗，必然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化”。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意识形态”在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丝毫没有被遗忘和淡化。美、英、法、德、日都在宣传资本主义如何优越，新加坡、韩国则一方面宣传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建国理念，一方面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袭。韩国还把“反共”与“防日”联系在一起，作为对本国国民的五大道德要求之一。在俄罗斯，叶利钦则毫不隐讳地宣称要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只要有思想政治教育，它的任务就是以不同的方式传播、灌输本阶级、本集团的意识形态，削弱乃至肃清敌对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换言之，就必定存在“意识形态化”，而且要一直“化”下去。
2.日益强化的政治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功能，简单地说就是凝聚人心、巩固政权、化解矛盾、稳定社会。这个功能，在当代世界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正在被有意识地加强，其主要的实现方式就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去论证现存国家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并起到“社会水泥”和“思想旗帜”的作用。正因为在现代错综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唯有爱国主义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找到在种种利益冲突中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某种共同点、结合点。所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就不约而同地成为当代世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我们看到，美国通过持久的爱国主义教育，在一代又一代的新老移民中形成了强烈的“美利坚民族”意识。新加坡通过“共同价值观”大讨论，使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凝聚成“新加坡人”。苏东剧变后，处于转型时期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在艰难地选择新的发展方向和道路的过程中，面对人民群众的困惑和迷惘，唯一没有争议而能够高举起来的旗帜就是爱国主义。而德国、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又总是掺杂着新法西斯主义的不和谐音，引起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担忧。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两德、南北越实现了统一，南北朝鲜开始了对话。
当代世界各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内容的具体化、策略的隐蔽化、方法的多样化、本质的功利化。其中，民族情感只是纽带，国家意识才是核心。这一点，在多民族国家中看得最清楚。值得注意的是，爱国主义教育不但要让人们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国家”是什么，还要采取适当的方式使之升华，“国家意识”才能清晰、鲜明地凸现出来。这方面，新加坡1981、1988年两次全国性的价值观大讨论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3.社会和个人并重的价值取向。在当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价值取向发生了有趣的变化。盛行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开始强调社会价值，而向来以集体主义为本位的东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也开始关注个人价值，使得社会和个人并重成为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核心。然而，经过20世纪60年代末的学生造反运动，过分张扬的自我和个性自由已经走向了反面，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破坏了工业社会经济生活的规则，从而爆发了一系列的经济、政治丑闻。个人主义招致了舆论的批评，甚至在80年代形成了一股批评浪潮，舆论强烈呼吁恢复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要求在教育改革中加强德育，在德育中又要求纠正过分强调个人和个性的方面。美国众多的教育改革文件都呼吁强化学生个人价值目标和学校价值目标上的社会共性取向。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看，西方各国广泛开展了志愿者活动。许多政党及其领袖，特别是鼓吹“第三条道路”的新一代政治家如英国的布莱尔、德国的施罗德，都极力提倡“集体精神”，并把它写进了各自的党纲。他们倡导的“集体精神”到底是什么，还有待研究。但是可以肯定，这是原来西方价值观中强调得不够的东西。当然，集体主义终归是不可能取代个人主义占据西方文化的核心地位的，但在社会导向上，已不再单纯鼓吹个人主义，而是把个人与社会两种价值取向并重了。
在具有儒家文化传统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却正好相反。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期间，其政府无一例外推行的都是类似新加坡的“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的价值观教育。但是在叩响了现代化的大门、迈进发达国家的门坎之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80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已经越来越多地要求尊重他们作为个人的存在价值。儒家传统文化中包含的集体本位价值观是否还足以应付现实生活的挑战，已经成了一个需要重新研究的问题。所以，在所谓“儒家文化圈”内，各国（地区）政府也开始积极地寻求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之间的平衡。
在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道德观等方面，都渗透着价值观。价值观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核心是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价值观教育促进广大群众对人生、社会、政治、道德等问题的思考，是其他国家一条成功的经验。可以预见，在21世纪，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并重仍然是一个基本导向。
4.不拘一格的形式和途径。综观世界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发现这里也涌动着改革的潮流。从教育的表层——形式和途径，到深层——教育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的形式变得多样化了，除了说理，还有大量的实践活动和环境熏陶的教育，更多地采用“渗透式”、“隐蔽式”的教育和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方案的可操作性。
5.方兴未艾的“学科化”运动。当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从70年代起，日益专业化、学科化。从事这项工作的专家日益增多，专业素质不断提高。主要的学科有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甚至医学、逻辑学等。不同学科有交叉、渗透，而在同一学科内部却出现了细分化倾向。比如，专门研究青少年政治观点如何形成的“政治社会化”理论，就是政治学与社会学交叉的结果。风靡世界的美国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论”，是学生发展理论中的一个分支，它表面上是一个伦理学课题，实际的基础却是心理学中的认知理论和心理测试理论及技术。这些学科的研究给予实践活动以有力的指导，大大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6.百花齐放的社会适应性。各国在适应本国国情和时代变化的过程中，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传统，呈现出既有民族特色又打上时代烙印的丰富多彩的面貌，表现出极强的社会适应性。比如，宗教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如何处理，英、德、法三国就很不相同。英国历史上道德教育大多由宗教教育承担，二战后宗教教育僵化保守，脱离实际，招致社会的批评和抵制，出现了“让道德教育来解决道德问题”的口号。1955年英国BBC广播电台开播的“非宗教道德教育讲座”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社会舆论强烈要求取消宗教教育。但是政府从英国的传统和现实考虑，坚持对宗教教育进行保护和支持，并指导宗教教育进行了世俗化改革，使之得以继续存在。而在德国，历史上宗教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就像“母子”，在现实中它们的关系又是“伙伴”，二者在教育的目标、内容、形式上互相渗透、紧密配合，能够形成合力。而法国作为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策源地，有悠久的公民教育传统，再加上法国的政治和宗教中都存在严重的宗派对立，所以它的道德教育并不特别倚重宗教，而是与公民教育一体化。
二、当代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世界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方面很多。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提高认识，牢固树立现代化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的观点。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也走过曲折的道路。由于不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而影响到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这样的教训在美、日、英、法等发达国家都有过。美国早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依赖宗教教育，由于政治原因宗教教育在公立学校被禁止；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后，引发了一场“重智育轻德育”的教育改革；60年代起“价值中立”主宰了大多数教师的态度。美国教育史上的这一连串事件导致美国的教育质量一步一步下降，学生道德状况及学校风纪严重恶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和关注。以至到了1983年，美国国家教育改革委员会提交的改革报告使用了《国家在危急中》这样的标题。美国政府认识到，必须下大力气抓好教育改革其中包括德育改革。这一决心得到了美国两党政治家、全美两个最大的教师协会以及家长和社会公众的广泛支持。布什和克林顿两位总统分别颁布了全美教育改革的重要文件——《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和《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前者提出的6 项“国家教育目标”中有3项与德育有关， 后者对前者的某些具体内容做了更详细的补充，还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措施。尽管现在美国的学校里还存在各种严重的道德问题甚至犯罪现象，但是，对于“德育必须加强”这一点，全国上下的认识和呼声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而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在“后发赶超型”的现代化过程中，由于能够自觉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保证作用，从而使现代化目标得以顺利实现。韩国学者认为，韩国现代化有三大法宝：一是建立强有力的权威主义政府，二是制定国家现代化战略，三是实行经济开发的五年计划。其中政府的强有力也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韩国政府为了排除阻碍经济增长的旧生活方式、旧价值观念，大声疾呼民族的觉醒，鞭挞民族的愚昧懒惰和无所作为，提出了“改造国民性以适应经济增长和国家现代化”的“第二经济理论”。社会安定也是韩国最核心的政治意识。针对频繁发生的学生运动，韩国政府通过控制社会集团的组织基础和学生的思想基础进行防范，以免酿成难以控制的局面。新加坡在70年代末开展过一次大规模的德育研讨，反思建国初期实行的“英才政策”。这一政策的指导思想是重在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在学生中极力灌输以技术能力为国服务的观念，在价值观上树立起重视物质利益和经济进步重要性的意识，而对道德水准的提高，只在口头上作了要求。由于过分偏重智育，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无论在心理上还是行动上都与政府的期望有相当的距离，在国家经济遇到暂时困难时，就有大批人才外流。反思、讨论的结果，促使政府重新制订了学校德育规划，认为应该从效忠国家、社会责任感和个人品格三方面对青少年进行全面的道德教育。
多个国家的经历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现代化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现代化的生命线。
2.政府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并承担主要责任。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如果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放任自流，社会就会动乱，青少年犯罪率就高，国家的经济、政治目标就难以实现；如果政府认真抓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就能保持稳定，青少年就能健康成长，国家经济、政治目标的实现就有保证。从国际形势来看，无论是在过去的冷战时期，还是在现在的多极化、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都要代表和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这一点要靠政府贯彻到思想政治教育中去。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政府主要应该承担四个方面的责任：一是确定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政策，要做到旗帜鲜明、坚定不移、一以贯之；二是要实行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三是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积极参与，抓好软、硬环境建设以及教师队伍和家长的教育培训；四是要进行制度文明的建设。
3.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社会的变化，主动进行改革。战后当代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表现在：在培养目标方面，由培养古典型绅士转变到塑造好公民，即由注重“文化化”转变到“社会化”再到“社会化”加“文化化”。在教育内容方面，出现了“世俗化”趋势，即更加贴近现实生活，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由单一的“教育”向“教育”和“服务”并重方向转变，为公民提供人生指南。教育的方针由“维持型”转变到“发展型”，即一方面推动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注重开发教育对象自我发展的可能性，着眼于品德素质和能力的培养。教育的范围由青少年阶段扩展到生命全过程即包括成人阶段在内。教育的方法、途径更加多样化、个体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都加强了国际化教育，培养国民的国际意识和参与国际活动的能力，以适应21世纪更加广泛和激烈的国际竞争。
4.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社会化。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思路指导下，许多国家非常注意动员社会力量的投入，开发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资源。欧洲议会下属的欧洲青年指导委员会的观点是：青年是一种“资源”而不是一个“问题”；青年政策的基点是“青年参与社会”。德国青年工作的原则是尽可能地将工作分散到基层。这在发达国家中很有代表性。思想政治教育所依托的社会力量和途径（除了学校和家庭）主要有：（1）社区和社会工作体系，志愿者服务主要在社区开展， 学生的志愿者活动与学校教育相衔接。1990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国家、社区服务信托法》，将其规范化。（2）社会中介组织和社团， 这是联系政府与社会个体成员的桥梁。政府对其管理的手段有法律、政策、经费、监理、培训、持证上岗等。（3）在美、法、 德等国还有“国家服务体系”中的民事服务部分，这是与爱心志愿服务相区别的一种对国家尽义务的形式。此外，还包括大众传媒、科研机构、企业文化、宗教活动、学生课外活动，等等。总之，各国社会力量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是很广泛的。
当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首先，在政治教育的定位问题上，各国都出现过偏差。政治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把它的重要性无限夸大，就会重蹈德国、日本等国在战前走向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覆辙；如果对它“弱化”、“淡化”，就会导致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的放松乃至失败。而政治教育能否准确定位，涉及一些更深层的认识问题。比如，如何看待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民族性、时代性和全人类性，以及它的功利性和超功利性。
其次，什么是真正的“文化道德危机”？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出现过所谓的“经济进步、道德沦丧”的现象。有人称之为“道德失范”甚至“道德危机”。其实“失范”并不等于“危机”。我们应当考虑原有的道德规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否仍然还具有历史合理性。真正的“危机”并不在于生了病，而在于诊断不清、开不出药方或者开错了药方。所以，端正我们的“危机观”比说出存在哪些危机更加重要。西方教育界在60年代学生造反运动后对“道德文化危机”提出了许多理论见解，比如“青春期危机论”、“代沟危机论”、“反文化危机论”、“父权衰落危机论”、“新社会化危机论”、“同一性混乱危机论”，等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转型期特有的观念冲突的实质和根源，富有启发意义，值得我们研究和进一步探讨。
再次，思想政治教育世俗化与超越性的矛盾。当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改革中普遍出现了“世俗化”的趋势，尽量贴近现实生活。这在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上是完全合理的，而在教育目标方面是否完全合理，仍值得探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推出的一本书的主题是“学会生存”；1989年召开的研讨21世纪教育的会议主题则是“学会关心”。这一变化已引起我国德育界的关注和讨论。
最后，如何认识西方国家普遍注重道德认知能力的培养这一现象。这一现象是在社会生活民主化浪潮势不可挡、社会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出现的。它企图超越具体的社会道德规范，只探索普遍性的道德教育形式、方法、途径和策略，注重道德认知、判断、推理能力的培养。这就是价值澄清理论、道德认知发展理论、道德符号理论等风靡世界的原因。这些理论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把道德教育的责任都推到受教育者身上，由他们在多元的社会背景下，在道德冲突的情境中自己去完成选择、判断，而完全忽略受教育者的年龄特征。这种脱离受教育者实际、只注重空洞的形式、回避教育的实质性内容的理论主张，实际上是道德相对主义。现在它在西方道德教育界占据上风，在我国也产生了一些影响，这是需要慎重对待的。
[收稿日期]200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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