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物价总水平的ARMA(p,q)模型及宏观调控重心的转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重心论文,物价论文,模型论文,水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九五”时期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抑制通胀。我国宏观经济1996年实现软着陆后，1997年又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宏观调控的方式与目标如何针对这一新的格局而调整，使对通胀的调控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已成为从理论和政策制订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另一方面，价格（通胀）模型是我国众多宏观计量经济模型中最为困难与薄弱的部分（乌家培，1996），其困难主要表现在：传统的乃至西方的通胀理论无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通胀作出准确的解释，导致理论对建模的指导作用还相对薄弱；我国1978-1995年物价总水平实质上是一条极差较大的折线，且高位上还有两处斜平台。因此，将影响价格总水平形成的主要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模拟这条折线在技术上具有较大的难度。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经典模型没有预测到始于70年代西方经济的衰退和随之而来的滞胀，其基本的原因在于经典模型技术几乎无法对转折点进行模拟与预测。而我国物价总水平所形成的折线具有多个转折点和高低的斜平台；数据资源的限制。在我国现有模型中，对价格总水平的数据处理多采用将现价转换成不变价，使其成为一条平缓上升的趋势线，但将影响价格总水平的主要变量（如货币、投资、消费）等作相应的处理，使之成为同口径，又受到数据资源的制约。
本项研究以物价总水平（度量通胀）作为内生变量，外生变量的设定基于理论与因果关系检验和统计口径的一致，选用货币、投资、消费和市场现金流通量等。内生扰动采用ARMA(p,q)设定，以求其具有更好的拟合效果和明确的经济意义。
二、模型设定与估计及其解释
从经济学理论及我国通胀形成和宏观调控通胀的实践来看，货币、投资、消费和市场现金流通量等变量对通胀的形成和涨落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果关系检验的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为回避上述变量在统计口径上与物价总水平的不一致，本项研究选用超经济增长的货币(SM[,2t])，总投资率(I[,t-1])，消费率(C[,t-1])和市场现金流通量的增长率(M[,0t])以及度量惯性的变量P[,t-1]作为解释变量。
一般的ARMA模型是指对变量本身的滞后有限阶或滑动平均作为解释变量。由于通胀的形成是多个变量共同作用所形成的结果，因此，出于明确的经济意义，本项研究所设定的模型包括上述外生变量，为求其有更好的拟合效果和合理的解释，在经过对扰动作AR或MA的多次重复试验之后，对内生扰动采用ARMA(p,q)设定。即
为了评价(3)式对数据的拟合情况，我们这里引入残差平方和SSE和回归平方和RSS。
不难看出，(3)式各参数估计值的经济意义合理，拟合优度较高，模型也能通过结构检验。
我们首先说明模型(3)式的学术意义。众所周知，使用时间序列数据和模型，一般对拐点的模拟是极为困难的。本世纪70年代，几乎以经典方法构造的时序模型都没有能预测到于70年代初由石油危机而诱发的经济衰退和随之而来的滞胀，也没有基于模型开出治理滞胀的有效药方，导致了对经典计量经济方法的深刻批判。因为上述预测失败实际上是没有准确预测到经济走势的拐点（即我们所说的尖点），故对经典模型的学术批判主要围绕经典时序模型来进行的。
(3)式基本准确拟合了所有的拐点和高位平台。因此，(3)式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拟合了真实折线的拐点和特征、模拟了物价频繁转折的走势，而且其实践意义在于能基本准确的度量各主要变量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故能基于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服务，这即是我们下述的内容。
从(3)式可以看出，从对价格总水平涨幅的“贡献”大小排序，我们有：
其三是消费对物价的影响。从整个样本间来考察，消费品市场从超需求转为供需基本平衡和买方市场，消费品市场所呈现的这种状态是否意味着消费需求对物价的影响已非常微弱呢？基于模型，总消费在样本期均值水平上每提高1个百分点，在其它变量不变时，亦可导致零售物价上升0.355个百分点。这一结论首先说明，样本期消费对通胀的推动作用是较为明显的。尽管目前消费品呈现买方市场格局，但改革开放以来，消费需求对物价上涨的促进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其次，潜在的消费需求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仍不容忽视。但新的消费热点和适应收入提高的消费层次尚未形成。另一方面，市场现金流通规模仍然对物价总水平有影响，但在模型所考虑的因素中这种作用是最弱的。因此，当前对物价总水平的宏观调控不宜以抑制消费需求为手段。
三、基于模型所提出的宏观调控对策建议
我们以下利用模型解释过去，基于此，提出未来短期和中期的宏观调控对策建议。为此，我们以差方形式表述(3)式。
利用(4)式可以较好的解释1995、1996年通胀的回落。
以下我们结合1996年的实际情况，依据模型(3)和(4)，对1997年宏观调控各变量的界限及对应的实现结果作下述测算，由于某些所需数据尚未公布，我们只能以当年1-9月份的数据予以推断。首先，根据1-9月份数据可推断，M[,0]增长7-8个百分点左右，这样，取△M[,0.97]=-4.6；就消费而言，1997年消费品“买方市场”的格局和物价回落的惯性，也将促进物价总水平回落，投资对物价的影响取决于1996年投资率下降1.6个百分点，即△I[,96]=-1.6，故除SM[,2]外，上述因素能使1997年物价回落的幅度为
0.178×(-8.77)+0.262×(-4.6)+0.355×(-1.6)+0.353×(-0.4)=-3.46
1997年对SM[,2]依然有所紧缩，但紧缩幅度较1996年小，根据1997年1-9月份数据推算，SM[,2]的增幅全年在4-5个百分点之间，若按4.5计算，此时△SM[,2]=-4.3(4.5-8.8)，它使通胀回落1.71(0.397×(-4.3)；这样，依据(2)式的计算结果，1997年通胀回落的幅度为
△P[,97]=-3.46+(-1.71)=-5.17
此时P[,97]=△P[,97]+P[,96]=6.1-5.17=0.93，1997年物价总水平的0.8%，模型所预测的误差为0.13个百分点。
综合上述模型对1995-1997年物价运行的解释，不难发现，模型(3)和(4)不仅能基本准确解释过去的结果，且更重要的是说明了这些结果是如何形成的。以上的分析说明，我国治理通胀已从过去严厉紧缩投资转变为适度紧缩超经济增长的货币为主，且紧缩逐年平稳衰减，而对消费则是择机引导。正是这种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才导致“软着陆”的实现和延续。这一方式对1998年的宏观调控仍具有直接的意义。
1998年宏观调控通胀的政策取向仍偏重于适度紧缩SM[,2]，这一政策建议基于1997年物价已回落在1个百分点以内，但经济增长为8.8%，因此，1998年投资应有所增长。连续几年的低价位和前两年利率下调对潜在消费需求的刺激效应很大程度将在1998年体现出来，使市场现金流通量将有所增长，估计净增长4-6个百分点，取△M[,0]=5.5，而投资与消费的数据取决于1997年的数据（尚未公布），大约为ΔI=1.5，ΔC=1.2，此外，为理顺价格关系将进行一定范围的价格调整，若能把握力度，使其促使物价总水平上涨不超过2个百分点，这些因素都将促进1998年的物价有所上扬，形成通胀回升的压力。因此，1998年仍将对SM[,2]有所紧缩，但其幅度比1997年要小，预计为2-3个百分点，取△SM[,2]=-2.5，若宏观调控力度按上述界限把握，依据(2)式计算的结果加上未被模型解释的因素（含前述价格调整），1998年物价总水平将在3-3.5个百分点之间。
进入“九五”后期，经过连续三年对SM[,2]的紧缩，使广义货币M[,2]的规模与经济增长基本适应，使得对SM[,2]的紧缩只能在0-2个百分点之间，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体现其连续性，坚决避免货币供给的大起大落。而投资和消费都有适度的增长，因此，宏观调控物价的重心应转向于理顺由结构调整所形成不合理的价格关系，促进各变量均衡增长，使经济以较高速度稳定增长的同时，物价总水平以较大幅度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且基本保持稳定。其初步的数量表述为：1999-2000年，物价总水平涨幅的均值为5个百分点左右，经济增长速度(GDP)为10个百分点左右，这样，整个“九五”期间，年均物价总水平涨幅为3.5-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速度约在9-10个百分点之间。
综上所述，依据模型(3)式和(4)式及其对应的分析，“九五”期间对物价宏观调控的目标：“九五”前3年，以紧缩超经济增长的货币为重心，使物价总水平逐步回落并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且经济增长保持较高速度。